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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自2001年第一个冬天，顾雏军主宰了科龙。2002、2003、2004，直到2005年秋天，顾雏军一直也无法摆脱那个紧随他的漫长冬天。一年有四季，有春夏秋冬，四年的冬天岁月，这就是曾经主宰拥有了财富，却始终无法摆脱资本冬天的顾雏军。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我们没有把握住；曾经的爱，四年已去；逝者流水，没有回还……
● 被誉为每一亿人才产生一位的“中国年度经济人物”——顾雏军是2003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真心英雄”出场顺序排第四位者。但2005年5月15日以来，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等管理着六家上市公司的当家人顾雏军在参加一个中国战略论坛时被中国记者们的反复提问所激怒，他终于忍耐不住沉默而富有哲理，却无不幽默地说：“媒体老是问一些不该问的东西，让我很难受。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我要是偷的、抢的，自然有人会来抓我。”到2005年7月末，顾雏军真的被抓，他终于践诺了自己一语成谶，义无反顾地把自己装进了铁笼里。
● 通过中国法律程序公开“抓捕”了这位数家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顾雏军，这已不仅仅是他违反中国国家《证券法》、《公司法》等所能调节和说明的一系列问题了，而是他触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那么，作为今天在中国资本股票市场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顾雏军之败之罪也必然引起世人的关注，本文就是探析顾氏作为一名企业法人、掌控着六家上市公司、数百亿财富、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他败在何处？罪又来自于何方？
最近，连续数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企业、中国著名企业“科龙”，叱咤在21世纪中国企业界、中国资本市场的领军人物顾雏军终于轰然倒塌。有一种在中国社会广泛而绝大多数人都能认可的说法是，说顾氏之败之罪源于“说不清楚钱是从何而来的”进而“顾氏根本没有钱来大收购”，最后“顾氏的钱是从上市公司里偷出来”。顾雏军也非常坦荡，在回答所有新闻媒体反复追问时就慷慨陈词：“你管我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顾氏犯了所有“市场经济”之源头大忌——透明度、阳光化、公众化。公开、公平、公正的最基本法则，长期被人们质疑的“著名企业” ，走过了初一，却永远也逃不过十五，顾氏是也！违背了市场经济最起码的游戏法则，他怎么能持续地玩下去呢？怎能不当然败下阵来？！又怎样不像华尔街曾经著名的“安然公司”、“世界通讯”等那样轰然倒塌、高管们被绳之以法？
不仅顾雏军讲不清楚“钱是哪来的”，中国失败的德隆唐万新、唐万年兄弟，也讲不清楚“钱是哪来的”。收购成风的“三九”掌舵人赵新先更讲不出“钱是哪来的”，却被当今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所有人都可以“算一算”而算个正着。顾雏军难道与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等这些失败的企业不都一样“纸里包不住火”的彻底败北？
“钱是从哪来的”，还让中国上市公司“银广厦”、“兰田”、“郑百文”、“亿安”、“安然公司”、“世界通信”们轰然倒塌。
有现代经济学家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国家、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经济制度，是不以人们、政府们、富豪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经济实践。看尽了中国企业界、资本市场那些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们玩资本游戏，而说不出来“钱是哪来的”，就纷纷倒下、走向企业永远不归路的现实教训。而海外大亨、美国华尔街在21世纪初那些玩资本游戏、同样说不出来“钱是哪来的”的企业、企业家们——安然(Enron)、世界通信(WorldGom)、环球电信(Global Grossing)、凯玛特(Kmart)、宝利来(Polaroid)、安达信(Arthur Andersen)、施乐(Xerox)、奎斯特(Qwest)、普罗威登金融公司、朗讯、华纳科、泰科、Sunbea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计有14家于21世纪初期败阵的华尔街大公司，其中安然、环球电讯、华纳科、凯玛特、Sunbeam、宝利来等六家公司申请破产）等等，不也必然玩死企业而方休？
从上世纪末至今，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把“上市”和操控“上市公司”当做“提款机”、“金桶”在使用，而今这种时代将一去不返。
凡此，在今日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不管是正统或是传统意义、有100年以上的市场经济历史的国家，或是刚刚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或是全球从根本上难治之症的“贪官腐败”），凡是说不出“钱是哪来的”，那就一定会有“鬼”，一定会积重难返，就注定难找到“进出”的回头之路！而华尔街企业的例子是最精彩的。据说不出“钱是从哪来的”、华尔街以上十数家“犯罪”企业所犯错误统计（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们同样犯有这样的灾难性错误）：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英属处女岛、英属开曼岛、英属维尔京、百慕大等地注册海外公司，其主要特点有，绝大多数免税，可发行无记名股票，单一股东，单个董事，不必提交审计账目，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只展开离岸交易买卖。而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HK8056）就属于这类上市企业，除了接受香港证券当局的监管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机构、财务可以管理它。
一、“能人”灾难——没有生态制衡
顾雏军领导下的“独立董事”、“会计审计”纷纷离主子而去，这暴露了“独裁”高管环境下的全部“命点”——这与上市公司的制衡机制完全相悖。而华尔街以上十几家失败公司也是第一明证：犯有这样完全一致错误的共有九家企业处于所犯错误而失败的概率第一位。
“一花独放”、 “独裁管理”式企业已经在美国华尔街走到了尽头，通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那场华尔街“新经济”的大洗礼，使“孤胆英雄”式企业再难在西方国家梅开二度。近年来，中国企业的“个人英雄”领袖却大兴其道、大放异彩，这值得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特别加以关注，是一个重要的不寻常信号。
企业和一个人犯了错误一样不要紧，关键是要能够认知和改正错误。但企业没有制衡，就没有机会发现和改正错误，这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最最不能够容忍的错误。没有发现和改正企业错误的机制，将没有未来，没有明天，没有希望，只有失败！
二、纸里包火——天才与灾难
顾雏军、 唐万新、 唐万年、 赵新先等就犯有这样的最严重错误——“打肿脸充胖子”。而在美国华尔街以上上市公司失败的十数家企业中，有八家犯有这样方向性的战略错误。宝利来和施乐在应对世界市场的变化时则反应迟钝，看不出正处在日落西山时的市场变化，当施乐总裁安妮·马尔卡希（Anne Mulcahy）站出来说穿真相时——她在之前告诉分析家们，施乐的“商业模式无法可持续发展”——施乐已经到了临近破产的边缘时才认识到。这是华尔街企业所犯“十大错误”中的第二多、有八家企业因之而一败涂地。
“三九”又何尝不是如此，赵氏收购有瘾成风，当赵新先发现“三九”过度收购、投资，再没有办法拿出那么多钱、难以出手时，“三九”已经到了破产边缘而苦苦挣扎，到2005年也没有缓过这口气也咽不下去这口气来？安然等之败，是华尔街的经典写照。
三、过度冒险——一时拥有是祸根
这是美国华尔街企业、企业家们所犯的第三大错误，其中有七家这样的企业有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失败。华尔街“环球电讯”企业，先是犯了“执行风险”，在给公司铺设光纤时——有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些事，而决策层认为：“也许吧——但失败者决不会是我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环球电讯”投资“铺设光纤”造成了重大决策错误。接着是“流动风险”——“环球电讯”最终被120亿美元的风险债务活活压死。
三九赵新先、顾雏军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众所周知，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等，几乎都是在被收购企业最低潮、价值最低时期收购了一些非常有前途的企业，而取得了初步的原始成功。因之他们就心血来潮，认为自己有大势力，被一时的小成功所麻痹。古西腊最伟大的哲人说：“上帝要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疯狂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盟主——希特勒不就是这样的一代举世狂徒？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当年之一代狂徒，在中国谁能抵？谁敢抵？
除顾雏军外，德隆与三九在当年不都上百家、数百家地收购企业？但顾氏收购的都是上市公司，是白花花、金灿灿的真金白银公司。真金白银，也无法阻挡顾氏、唐氏的企业帝国顷刻大垮塌。
四、董事会无能——短命企业的根
科龙、安然等企业，都是董事会“无能”而一败涂地的经典性企业。
也许，最无法解释的是，董事会为什么放弃企业的道德准则而乱行其事？安然董事会事后再一、再二地报告说，“在做出了可能导致很大风险的与企业利益相冲突的决定之后” “董事会特别委员会有责任密切关注随后发生的交易。但靠董事长把持的董事会已经无法做到，没有人真正负起这种董事、董事会应该尽到的责任了。”于是安然1 000多亿美元灾难就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科龙”集团总裁、顾氏企业系列排位于顾雏军之后的重要高管人物刘从梦，在顾氏7月29日被抓之后，旋即辞职，后又因无人主持局面而收回辞呈留守。9月17日，青岛海信集团以9亿人民币代价收购科龙正式实施，留守者刘从梦正式下课走人，广东“科龙”正式进入山东“海信”的新时代。
“三九”董事会形同虚设，没有任何人能制约和制衡赵新先当时的独权（因党、法人董事长、执行CEO等最高权力都由赵新先一人担任、说了算）；格林柯尔私家、顾雏军一手遮天的科龙及其他四家上市公司，根本就不给你说“钱是那来的”，但市场经济社会就要求你必须说清楚“钱是从哪来的”——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源头最根本的一个重要“阳光化”环节，是任何企业、企业家都面临的一道“必答题”，否则就当然要受到市场及游戏规则的公开谴责，若因“钱是从何而来”而长此受到“谴责”，上市公司的股票就很难有抬头的出头之日。据华尔街企业“十大错误”数据统计显示，因“董事会无能”而败北的企业占六家之多，居失败企业错误之第四位。
五、成功麻痹——企业长不大的根源
这是创业初期、中国新兴企业最喜欢犯的致命错误。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等，都犯有这样经典的企业错误。中国最高、最权威、最高级别的从党、政、军，再到知识界“智囊团”都光顾、专题研究过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等旗下企业，但这些企业家们只看莺歌燕舞，却没有任何以上企业、企业家倾听过攸关他们自己生死的危机报告。从华尔街以上数据由“被成功所麻痹”而失败的企业占五例。据二十几年中国企业研究，除了上市公司涉及犯罪之外，超过70%以上公司的失败，与“被成功所麻痹”有关。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都面临上市之际——刹那间有了“金钱财富”和“被成功所麻痹”的重大困扰。
说不出“钱是哪来的”，是中国企业长不大、中国股市近20年(自1986年第一只股票算起)来灾难的源头所在。顾雏军，只不过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数不清挪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在华尔街演绎了200年的一台老戏，是一个经典被抓住的“看不见的手”（见《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04》“尚福林序Ⅰ”作者：约翰·S.戈登、祁斌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 的私人企业。有数据显示：中国股市有500多家（见2005年8月11日新华社《嘹望东方周刊》第56页《假如顾雏军是国有老板》一文）国有大企业股东至今一直占用着几百亿上市公司的资金，但没有一家国有大企业因挪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被绳之以法，顾雏军若不是私人企业而是国有大公司也根本“不会被抓”！这，也许就是中国资本股票市场“稀泥糊不上墙”的灾难源头所在，是被200多年华尔街反复证明的重大灾难！
六、超越《证券法》、《公司法》
顾氏被抓，按中国的法律规定很有可能是触犯了《刑法》，否则不可能启动刑事司法机制，已经不是行政《证券法》、《公司法》所能调节的了。
据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顾雏军主要的收购出钱的行为有：
2001年底，顾氏为控股香港格林柯尔（HK08056），支出2.3亿元现金；
2001年10月，顾氏以3.48亿元收购科龙（SZ000921）；
2003年12月，顾以4.18亿元收购江苏亚星（SH600213）；
2004年4月，顾以1.14亿元收购襄阳轴承（SZ000678）。
2005年5月，以2.07亿元收购合肥美菱（SZ000521）；
2005年8月31日，还有顾氏掌控的科龙（SZ000921）发布虚假公报：2005年上半年亏损4.87亿元，2004年虚报利润1.12亿元（原公报亏是6 416万元，这就是说仅2004年、2005年科龙公司亏损就超过6亿元）。
2005年9月21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接获建行、交行、农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起诉超过四家格林柯尔系企业，案值达1.5582亿元。
2005年10月30日，科龙电器（000921.SZ）发布本年三季报，公司在1—9月份亏损13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为-96.15%。
在四年时间内，顾雏军总共直接花去人民币超过30多亿元之巨。这30多亿人民币从哪来的？按“市场经济”与全球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阳光化规则，顾氏必须有这30多亿元的出处交代；否则，就当然视为是“挪用上市公司”资本。按“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来理论，都必须要有股民与顾氏双方的论据和数据来加以印证支撑，特别是顾氏必须提供相关的论据、论证、论点的数据在哪里？“永远不要问我钱从哪里来？都是我自己的钱。”这不符合资本证券市场最起码的“阳光化”规则！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在股票资本市场问顾氏一个为什么？“钱是哪里来的”？且他必须回答。否则，华尔街的安然公司、世界通信等也不说出“钱是哪来的”，岂不永远都是瞒天过海、弥天大谎、弥盖天下？最后轰然倒塌？！
七、30亿的资本概念
30亿资本来源的中国股市借鉴：
据查：当年赵新先统帅的三九集团公司，总资产有148亿元，三九集团13年的经营业绩告诉我们，具有148亿人民币资产的三九企业集团，总共完成利润和税收是20.74亿人民币，每一年平均完成利润和税收为1.5954亿人民币，每年平均完成总额利润为3 969.231万元。而对庞大的三九集团的148亿总资产来讲，三九集团每年的税收、利润率只有近1%，而每年的总利润率连1‰都不到——这，就是作为中国著名、优秀企业、三九企业的管理的天机——资本和金钱来源。
当年中国深圳股市第一龙头“深发展”，2004年资产总额达到2 042.86亿元，而经营净总收入只有52.48亿元，（见《证券日报》2005年6月21日《深发展 目标锁定提高资本充足率》一文，作者吴海峰），总利润率5%左右。换句话说，若深发展获得30亿元的纯利润，也必须有1 000亿以上的运行资本一年才能够做到。
以中国最著名的跨国公司海尔集团为例，2003年总销售额为7 105 282万元，而利润总额只有273 503万元，总利润率为27%（海尔集团数据见中国企业信息交流中心2003年9月26日发布数据）。
20年来，中国股市最好的2003年度，所有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53%（见《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手册》）。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其他资本股票市场，30多亿元的直接现金流量，这绝不是个小数字。但，不管是谁、纵是中国《证券法》和《公司法》都不可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把顾氏装进“局子里”去，必须将中国《证券法》、《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严谨的挂钩，顾雏军才有被法律强制执行的可能。那么我们就来研究一下，顾氏有可能违反了中国《证券法》、《公司法》行政变量为《刑法》的过程。这里必须首先指出的是，违背国家《证券法》和《公司法》，一般是用不着公安司法机构介入的，但《刑诉法》通常界定的性质是：“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才定罪。”
八、对号《刑法》入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二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及“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名下，最有可能找到与顾氏对号入座的位子是，《刑法》第161条和159条的“公司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又名：财务会计报告欺诈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等。违反前款的要件是：指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和他人利益；必须是“故意，严重损害股东和他人利益才定罪”；违反后者所构成的要件是：指股东未向公司实际交付其认缴的出资而冒充已缴付出资，且虚构假出资的数额巨大的行为或虽按认缴的出资数额缴付了出资，但又采取非法手段“故意”抽逃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的行为，有控股其他公司“利用职权非法牟利”、侵害“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股东利益”。
就在香港格林柯尔（HK08056）上市的第二年——2000年，该公司发表了令所有上市公司都震惊的年报：显示公司总收入3.64亿元人民币，是1998年上市前的3 300倍；利润则达到2.69亿元，纯利率约70%！一举成为香港创业版赢利第一大公司。顾氏制造、并有了格林柯尔的奇迹之后，科龙又成为下一个目标。资料已经显示，顾氏又连续三年制造了上市科龙电器的虚假报告，并侵占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挪用了上市公司的资本。
对30多亿元现金流量而言，这一，若不是“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损害股东利益”是根本无法得到30多亿现金的；这二，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也可以得到近30亿元现金。更重要的是，这必须是顾氏主观的“故意”，有故意“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行为，实施了故意“虚假出资”、故意“抽逃资金”的行为。来路不明的30多亿元，有可能是顾氏“虚假”或“抽逃”上市公司的资金所为。2005年8月31日，没有顾氏的科龙公司发布半年报，已经证实顾氏2004年度年报告是“虚假财务报告”——犯“财务会计报告欺诈罪”。而犯以上罪行，中国《刑法》列明的管辖为“公安”，顾氏正是于2005年7月30日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证券法》、《公司法》管辖，超越了市政府的行政处罚管辖。据查：因公司和法人违反国家《公司法》《证券法》而进入《刑法》犯罪条例的程序只不过区区数条（《刑法》中涉及《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而治罪罪名只有第161、162、159、160、179等条），顾氏就是触犯这几条《刑法》而进入刑事法律程序。
另外，香港新鸿基证券前经纪人宋秦于2005年初在香港对顾雏军提起诉讼，指控顾氏在2001年底曾经通过新鸿基证券自行买卖科龙股票，并通过宋秦邀请人撰写吹捧科龙的文章，以拉升科龙公司股票，宋秦称顾氏允诺其“公关费”1 053万港元，但这一诉讼尚在进行中未完结，其细节数据却来源确凿。若这一诉讼得到证实，那么顾氏还将面临中国《刑法》中的第164条的“商业行贿罪”。与“刑事犯罪”还有关的罪行可能是：第165条的“非法兼营罪”——顾氏操控其私人的格林柯尔公司以奇高价格买卖“顾氏制冷剂”给管下控股企业；第180条的“证券内幕交易罪”——与顾氏格林柯尔系的证券、产业等的寄生买卖关系；第182条的“操纵证券交易罪”——在香港花巨资炒作“科龙”、“格林柯尔”股票等等指控。
有著名经济学家论述说，顾氏被“抓”其主要祸根为顾氏是“民营企业”——“中国特色”，而在中国上市公司中，至今依然“有500多家大型国企”在大量占用、使用上市公司的金钱（见2005年8月11日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第56页《假如顾雏军是国有老板》一文），但至今没有一家国企老总因占用上市公司的钱而被“绳之以法”，这说明中国企业生存的“国民待遇”问题依然非常严峻，特别是私人企业的生存环境危机四伏。面对顾雏军被抓的事实，有人说“顾氏投错了胎，若是国有大企业老板谁敢去抓他？”“三九”当家人赵新先，不就占用上市公司近100亿数年？至今，却没有一位国有企业老板是因“挪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而被抓。
作为上市公司企业——著名的“科龙”公司没有败、不会败、也很难败，这就是股市资本市场的功能与活力和品牌的魅力了。“科龙”经资本市场收购或被变卖之后，将会以“恐龙”或“成龙”等其他名称而继续存在，但顾雏军作为企业领头人却很难再存在、很难再有回马枪可杀了，一如美国市场的“王安公司”。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之乱、“乱玩游戏”是中国社会难以法治、没有法制环境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股市近20年（自1986年中国发行第一只股票算起）至今长期稀泥糊不上墙、没有发挥中国经济——资本力量杠杆的根本所在。
据2005年9月10日新华网北京电称：9月9日，因7月29日涉嫌被关押在顺德看守所的顾雏军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使海信最终在众多角逐者中成功购得科龙。海信集团已经与广东科龙电器大股东顾雏军签订协议，出资9亿购买顾雏军名下26.43%的科龙股份，从而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科龙一次次地脱离了许铁峰、顾雏军等等之后，又继续如鱼得水地前行了。
将中国股市两大恶疾——“占用上市公司金钱”“财务会计报告欺诈”者“绳之以法”，中国股市就蔽清了几许，就有了前车可鉴，是否就能跟着中国经济一步一步地健康成长、前进了？挪占上市公司资本、做虚假财务、发虚假公报，在中国股市泛滥成灾、演绎了近20年，也是一些上市公司赖以生存、成为暴发户的“巫术”利器。而这次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顾雏军却因此身陷囹圄，从此能不能重新树立起中国资本股票市场的诚信——不挪占人家的金钱、不制造虚假财务、不发表虚假业绩公报？据华尔街350年《伟大的博弈》（见2005年1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约翰·S.戈登，祁斌翻译）一书显示，华尔街资本市场几乎很难找到在一定时期内、一直重复再犯资本市场的同样错误。进入2005年9月之后， 就在顾氏抽掏上市公司巨额财富、将被绳之以法、中国股市反复上演大公司乱拿上市公司资本泛滥成灾即将得到遏制之际，黑龙江的哈慈股份（SZ 60075）又被大公司掏空而“下市”，湖南上市著名企业“酒鬼酒”（00799SZ）当家人——刘虹也因说不出“钱去了哪里”，挟上市公司4.2亿人民币人间蒸发、逃之夭夭。中国股市近20年一直演绎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抽逃上市公司资本的神话还依然在不断上演……顾雏军的兴起与衰落，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经典范例，让我们看看中国与国际社会相悖的资本股票市场，企业的游戏怎么玩？财富的游戏又怎样玩？
● 自2001年第一个冬天，顾雏军主宰了科龙。2002、2003、2004，直到2005年秋天，顾雏军一直也无法摆脱那个紧随他的漫长冬天。一年有四季，有春夏秋冬，四年的冬天岁月，这就是曾经主宰拥有了财富，却始终无法摆脱资本冬天的顾雏军。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我们没有把握住；曾经的爱，四年已去；逝者流水，没有回还……
● 被誉为每一亿人才产生一位的“中国年度经济人物”——顾雏军是2003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真心英雄”出场顺序排第四位者。但2005年5月15日以来，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等管理着六家上市公司的当家人顾雏军在参加一个中国战略论坛时被中国记者们的反复提问所激怒，他终于忍耐不住沉默而富有哲理，却无不幽默地说：“媒体老是问一些不该问的东西，让我很难受。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我要是偷的、抢的，自然有人会来抓我。”到2005年7月末，顾雏军真的被抓，他终于践诺了自己一语成谶，义无反顾地把自己装进了铁笼里。
● 通过中国法律程序公开“抓捕”了这位数家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顾雏军，这已不仅仅是他违反中国国家《证券法》、《公司法》等所能调节和说明的一系列问题了，而是他触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那么，作为今天在中国资本股票市场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顾雏军之败之罪也必然引起世人的关注，本文就是探析顾氏作为一名企业法人、掌控着六家上市公司、数百亿财富、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他败在何处？罪又来自于何方？
最近，连续数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企业、中国著名企业“科龙”，叱咤在21世纪中国企业界、中国资本市场的领军人物顾雏军终于轰然倒塌。有一种在中国社会广泛而绝大多数人都能认可的说法是，说顾氏之败之罪源于“说不清楚钱是从何而来的”进而“顾氏根本没有钱来大收购”，最后“顾氏的钱是从上市公司里偷出来”。顾雏军也非常坦荡，在回答所有新闻媒体反复追问时就慷慨陈词：“你管我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顾氏犯了所有“市场经济”之源头大忌——透明度、阳光化、公众化。公开、公平、公正的最基本法则，长期被人们质疑的“著名企业” ，走过了初一，却永远也逃不过十五，顾氏是也！违背了市场经济最起码的游戏法则，他怎么能持续地玩下去呢？怎能不当然败下阵来？！又怎样不像华尔街曾经著名的“安然公司”、“世界通讯”等那样轰然倒塌、高管们被绳之以法？
不仅顾雏军讲不清楚“钱是哪来的”，中国失败的德隆唐万新、唐万年兄弟，也讲不清楚“钱是哪来的”。收购成风的“三九”掌舵人赵新先更讲不出“钱是哪来的”，却被当今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所有人都可以“算一算”而算个正着。顾雏军难道与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等这些失败的企业不都一样“纸里包不住火”的彻底败北？
“钱是从哪来的”，还让中国上市公司“银广厦”、“兰田”、“郑百文”、“亿安”、“安然公司”、“世界通信”们轰然倒塌。
有现代经济学家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国家、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经济制度，是不以人们、政府们、富豪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经济实践。看尽了中国企业界、资本市场那些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们玩资本游戏，而说不出来“钱是哪来的”，就纷纷倒下、走向企业永远不归路的现实教训。而海外大亨、美国华尔街在21世纪初那些玩资本游戏、同样说不出来“钱是哪来的”的企业、企业家们——安然(Enron)、世界通信(WorldGom)、环球电信(Global Grossing)、凯玛特(Kmart)、宝利来(Polaroid)、安达信(Arthur Andersen)、施乐(Xerox)、奎斯特(Qwest)、普罗威登金融公司、朗讯、华纳科、泰科、Sunbea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计有14家于21世纪初期败阵的华尔街大公司，其中安然、环球电讯、华纳科、凯玛特、Sunbeam、宝利来等六家公司申请破产）等等，不也必然玩死企业而方休？
从上世纪末至今，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把“上市”和操控“上市公司”当做“提款机”、“金桶”在使用，而今这种时代将一去不返。
凡此，在今日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不管是正统或是传统意义、有100年以上的市场经济历史的国家，或是刚刚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或是全球从根本上难治之症的“贪官腐败”），凡是说不出“钱是哪来的”，那就一定会有“鬼”，一定会积重难返，就注定难找到“进出”的回头之路！而华尔街企业的例子是最精彩的。据说不出“钱是从哪来的”、华尔街以上十数家“犯罪”企业所犯错误统计（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们同样犯有这样的灾难性错误）：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英属处女岛、英属开曼岛、英属维尔京、百慕大等地注册海外公司，其主要特点有，绝大多数免税，可发行无记名股票，单一股东，单个董事，不必提交审计账目，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只展开离岸交易买卖。而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HK8056）就属于这类上市企业，除了接受香港证券当局的监管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机构、财务可以管理它。
一、“能人”灾难——没有生态制衡
顾雏军领导下的“独立董事”、“会计审计”纷纷离主子而去，这暴露了“独裁”高管环境下的全部“命点”——这与上市公司的制衡机制完全相悖。而华尔街以上十几家失败公司也是第一明证：犯有这样完全一致错误的共有九家企业处于所犯错误而失败的概率第一位。
“一花独放”、 “独裁管理”式企业已经在美国华尔街走到了尽头，通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那场华尔街“新经济”的大洗礼，使“孤胆英雄”式企业再难在西方国家梅开二度。近年来，中国企业的“个人英雄”领袖却大兴其道、大放异彩，这值得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特别加以关注，是一个重要的不寻常信号。
企业和一个人犯了错误一样不要紧，关键是要能够认知和改正错误。但企业没有制衡，就没有机会发现和改正错误，这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最最不能够容忍的错误。没有发现和改正企业错误的机制，将没有未来，没有明天，没有希望，只有失败！
二、纸里包火——天才与灾难
顾雏军、 唐万新、 唐万年、 赵新先等就犯有这样的最严重错误——“打肿脸充胖子”。而在美国华尔街以上上市公司失败的十数家企业中，有八家犯有这样方向性的战略错误。宝利来和施乐在应对世界市场的变化时则反应迟钝，看不出正处在日落西山时的市场变化，当施乐总裁安妮·马尔卡希（Anne Mulcahy）站出来说穿真相时——她在之前告诉分析家们，施乐的“商业模式无法可持续发展”——施乐已经到了临近破产的边缘时才认识到。这是华尔街企业所犯“十大错误”中的第二多、有八家企业因之而一败涂地。
“三九”又何尝不是如此，赵氏收购有瘾成风，当赵新先发现“三九”过度收购、投资，再没有办法拿出那么多钱、难以出手时，“三九”已经到了破产边缘而苦苦挣扎，到2005年也没有缓过这口气也咽不下去这口气来？安然等之败，是华尔街的经典写照。
三、过度冒险——一时拥有是祸根
这是美国华尔街企业、企业家们所犯的第三大错误，其中有七家这样的企业有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失败。华尔街“环球电讯”企业，先是犯了“执行风险”，在给公司铺设光纤时——有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些事，而决策层认为：“也许吧——但失败者决不会是我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环球电讯”投资“铺设光纤”造成了重大决策错误。接着是“流动风险”——“环球电讯”最终被120亿美元的风险债务活活压死。
三九赵新先、顾雏军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众所周知，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等，几乎都是在被收购企业最低潮、价值最低时期收购了一些非常有前途的企业，而取得了初步的原始成功。因之他们就心血来潮，认为自己有大势力，被一时的小成功所麻痹。古西腊最伟大的哲人说：“上帝要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疯狂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盟主——希特勒不就是这样的一代举世狂徒？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当年之一代狂徒，在中国谁能抵？谁敢抵？
除顾雏军外，德隆与三九在当年不都上百家、数百家地收购企业？但顾氏收购的都是上市公司，是白花花、金灿灿的真金白银公司。真金白银，也无法阻挡顾氏、唐氏的企业帝国顷刻大垮塌。
四、董事会无能——短命企业的根
科龙、安然等企业，都是董事会“无能”而一败涂地的经典性企业。
也许，最无法解释的是，董事会为什么放弃企业的道德准则而乱行其事？安然董事会事后再一、再二地报告说，“在做出了可能导致很大风险的与企业利益相冲突的决定之后” “董事会特别委员会有责任密切关注随后发生的交易。但靠董事长把持的董事会已经无法做到，没有人真正负起这种董事、董事会应该尽到的责任了。”于是安然1 000多亿美元灾难就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科龙”集团总裁、顾氏企业系列排位于顾雏军之后的重要高管人物刘从梦，在顾氏7月29日被抓之后，旋即辞职，后又因无人主持局面而收回辞呈留守。9月17日，青岛海信集团以9亿人民币代价收购科龙正式实施，留守者刘从梦正式下课走人，广东“科龙”正式进入山东“海信”的新时代。
“三九”董事会形同虚设，没有任何人能制约和制衡赵新先当时的独权（因党、法人董事长、执行CEO等最高权力都由赵新先一人担任、说了算）；格林柯尔私家、顾雏军一手遮天的科龙及其他四家上市公司，根本就不给你说“钱是那来的”，但市场经济社会就要求你必须说清楚“钱是从哪来的”——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源头最根本的一个重要“阳光化”环节，是任何企业、企业家都面临的一道“必答题”，否则就当然要受到市场及游戏规则的公开谴责，若因“钱是从何而来”而长此受到“谴责”，上市公司的股票就很难有抬头的出头之日。据华尔街企业“十大错误”数据统计显示，因“董事会无能”而败北的企业占六家之多，居失败企业错误之第四位。
五、成功麻痹——企业长不大的根源
这是创业初期、中国新兴企业最喜欢犯的致命错误。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等，都犯有这样经典的企业错误。中国最高、最权威、最高级别的从党、政、军，再到知识界“智囊团”都光顾、专题研究过顾雏军、唐万新、唐万年、赵新先等等旗下企业，但这些企业家们只看莺歌燕舞，却没有任何以上企业、企业家倾听过攸关他们自己生死的危机报告。从华尔街以上数据由“被成功所麻痹”而失败的企业占五例。据二十几年中国企业研究，除了上市公司涉及犯罪之外，超过70%以上公司的失败，与“被成功所麻痹”有关。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都面临上市之际——刹那间有了“金钱财富”和“被成功所麻痹”的重大困扰。
说不出“钱是哪来的”，是中国企业长不大、中国股市近20年(自1986年第一只股票算起)来灾难的源头所在。顾雏军，只不过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数不清挪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在华尔街演绎了200年的一台老戏，是一个经典被抓住的“看不见的手”（见《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04》“尚福林序Ⅰ”作者：约翰·S.戈登、祁斌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 的私人企业。有数据显示：中国股市有500多家（见2005年8月11日新华社《嘹望东方周刊》第56页《假如顾雏军是国有老板》一文）国有大企业股东至今一直占用着几百亿上市公司的资金，但没有一家国有大企业因挪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被绳之以法，顾雏军若不是私人企业而是国有大公司也根本“不会被抓”！这，也许就是中国资本股票市场“稀泥糊不上墙”的灾难源头所在，是被200多年华尔街反复证明的重大灾难！
六、超越《证券法》、《公司法》
顾氏被抓，按中国的法律规定很有可能是触犯了《刑法》，否则不可能启动刑事司法机制，已经不是行政《证券法》、《公司法》所能调节的了。
据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顾雏军主要的收购出钱的行为有：
2001年底，顾氏为控股香港格林柯尔（HK08056），支出2.3亿元现金；
2001年10月，顾氏以3.48亿元收购科龙（SZ000921）；
2003年12月，顾以4.18亿元收购江苏亚星（SH600213）；
2004年4月，顾以1.14亿元收购襄阳轴承（SZ000678）。
2005年5月，以2.07亿元收购合肥美菱（SZ000521）；
2005年8月31日，还有顾氏掌控的科龙（SZ000921）发布虚假公报：2005年上半年亏损4.87亿元，2004年虚报利润1.12亿元（原公报亏是6 416万元，这就是说仅2004年、2005年科龙公司亏损就超过6亿元）。
2005年9月21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接获建行、交行、农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起诉超过四家格林柯尔系企业，案值达1.5582亿元。
2005年10月30日，科龙电器（000921.SZ）发布本年三季报，公司在1—9月份亏损13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为-96.15%。
在四年时间内，顾雏军总共直接花去人民币超过30多亿元之巨。这30多亿人民币从哪来的？按“市场经济”与全球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阳光化规则，顾氏必须有这30多亿元的出处交代；否则，就当然视为是“挪用上市公司”资本。按“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来理论，都必须要有股民与顾氏双方的论据和数据来加以印证支撑，特别是顾氏必须提供相关的论据、论证、论点的数据在哪里？“永远不要问我钱从哪里来？都是我自己的钱。”这不符合资本证券市场最起码的“阳光化”规则！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在股票资本市场问顾氏一个为什么？“钱是哪里来的”？且他必须回答。否则，华尔街的安然公司、世界通信等也不说出“钱是哪来的”，岂不永远都是瞒天过海、弥天大谎、弥盖天下？最后轰然倒塌？！
七、30亿的资本概念
30亿资本来源的中国股市借鉴：
据查：当年赵新先统帅的三九集团公司，总资产有148亿元，三九集团13年的经营业绩告诉我们，具有148亿人民币资产的三九企业集团，总共完成利润和税收是20.74亿人民币，每一年平均完成利润和税收为1.5954亿人民币，每年平均完成总额利润为3 969.231万元。而对庞大的三九集团的148亿总资产来讲，三九集团每年的税收、利润率只有近1%，而每年的总利润率连1‰都不到——这，就是作为中国著名、优秀企业、三九企业的管理的天机——资本和金钱来源。
当年中国深圳股市第一龙头“深发展”，2004年资产总额达到2 042.86亿元，而经营净总收入只有52.48亿元，（见《证券日报》2005年6月21日《深发展 目标锁定提高资本充足率》一文，作者吴海峰），总利润率5%左右。换句话说，若深发展获得30亿元的纯利润，也必须有1 000亿以上的运行资本一年才能够做到。
以中国最著名的跨国公司海尔集团为例，2003年总销售额为7 105 282万元，而利润总额只有273 503万元，总利润率为27%（海尔集团数据见中国企业信息交流中心2003年9月26日发布数据）。
20年来，中国股市最好的2003年度，所有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53%（见《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手册》）。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其他资本股票市场，30多亿元的直接现金流量，这绝不是个小数字。但，不管是谁、纵是中国《证券法》和《公司法》都不可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把顾氏装进“局子里”去，必须将中国《证券法》、《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严谨的挂钩，顾雏军才有被法律强制执行的可能。那么我们就来研究一下，顾氏有可能违反了中国《证券法》、《公司法》行政变量为《刑法》的过程。这里必须首先指出的是，违背国家《证券法》和《公司法》，一般是用不着公安司法机构介入的，但《刑诉法》通常界定的性质是：“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才定罪。”
八、对号《刑法》入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二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及“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名下，最有可能找到与顾氏对号入座的位子是，《刑法》第161条和159条的“公司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又名：财务会计报告欺诈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等。违反前款的要件是：指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和他人利益；必须是“故意，严重损害股东和他人利益才定罪”；违反后者所构成的要件是：指股东未向公司实际交付其认缴的出资而冒充已缴付出资，且虚构假出资的数额巨大的行为或虽按认缴的出资数额缴付了出资，但又采取非法手段“故意”抽逃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的行为，有控股其他公司“利用职权非法牟利”、侵害“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股东利益”。
就在香港格林柯尔（HK08056）上市的第二年——2000年，该公司发表了令所有上市公司都震惊的年报：显示公司总收入3.64亿元人民币，是1998年上市前的3 300倍；利润则达到2.69亿元，纯利率约70%！一举成为香港创业版赢利第一大公司。顾氏制造、并有了格林柯尔的奇迹之后，科龙又成为下一个目标。资料已经显示，顾氏又连续三年制造了上市科龙电器的虚假报告，并侵占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挪用了上市公司的资本。
对30多亿元现金流量而言，这一，若不是“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损害股东利益”是根本无法得到30多亿现金的；这二，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也可以得到近30亿元现金。更重要的是，这必须是顾氏主观的“故意”，有故意“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行为，实施了故意“虚假出资”、故意“抽逃资金”的行为。来路不明的30多亿元，有可能是顾氏“虚假”或“抽逃”上市公司的资金所为。2005年8月31日，没有顾氏的科龙公司发布半年报，已经证实顾氏2004年度年报告是“虚假财务报告”——犯“财务会计报告欺诈罪”。而犯以上罪行，中国《刑法》列明的管辖为“公安”，顾氏正是于2005年7月30日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证券法》、《公司法》管辖，超越了市政府的行政处罚管辖。据查：因公司和法人违反国家《公司法》《证券法》而进入《刑法》犯罪条例的程序只不过区区数条（《刑法》中涉及《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而治罪罪名只有第161、162、159、160、179等条），顾氏就是触犯这几条《刑法》而进入刑事法律程序。
另外，香港新鸿基证券前经纪人宋秦于2005年初在香港对顾雏军提起诉讼，指控顾氏在2001年底曾经通过新鸿基证券自行买卖科龙股票，并通过宋秦邀请人撰写吹捧科龙的文章，以拉升科龙公司股票，宋秦称顾氏允诺其“公关费”1 053万港元，但这一诉讼尚在进行中未完结，其细节数据却来源确凿。若这一诉讼得到证实，那么顾氏还将面临中国《刑法》中的第164条的“商业行贿罪”。与“刑事犯罪”还有关的罪行可能是：第165条的“非法兼营罪”——顾氏操控其私人的格林柯尔公司以奇高价格买卖“顾氏制冷剂”给管下控股企业；第180条的“证券内幕交易罪”——与顾氏格林柯尔系的证券、产业等的寄生买卖关系；第182条的“操纵证券交易罪”——在香港花巨资炒作“科龙”、“格林柯尔”股票等等指控。
有著名经济学家论述说，顾氏被“抓”其主要祸根为顾氏是“民营企业”——“中国特色”，而在中国上市公司中，至今依然“有500多家大型国企”在大量占用、使用上市公司的金钱（见2005年8月11日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第56页《假如顾雏军是国有老板》一文），但至今没有一家国企老总因占用上市公司的钱而被“绳之以法”，这说明中国企业生存的“国民待遇”问题依然非常严峻，特别是私人企业的生存环境危机四伏。面对顾雏军被抓的事实，有人说“顾氏投错了胎，若是国有大企业老板谁敢去抓他？”“三九”当家人赵新先，不就占用上市公司近100亿数年？至今，却没有一位国有企业老板是因“挪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而被抓。
作为上市公司企业——著名的“科龙”公司没有败、不会败、也很难败，这就是股市资本市场的功能与活力和品牌的魅力了。“科龙”经资本市场收购或被变卖之后，将会以“恐龙”或“成龙”等其他名称而继续存在，但顾雏军作为企业领头人却很难再存在、很难再有回马枪可杀了，一如美国市场的“王安公司”。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之乱、“乱玩游戏”是中国社会难以法治、没有法制环境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股市近20年（自1986年中国发行第一只股票算起）至今长期稀泥糊不上墙、没有发挥中国经济——资本力量杠杆的根本所在。
据2005年9月10日新华网北京电称：9月9日，因7月29日涉嫌被关押在顺德看守所的顾雏军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使海信最终在众多角逐者中成功购得科龙。海信集团已经与广东科龙电器大股东顾雏军签订协议，出资9亿购买顾雏军名下26.43%的科龙股份，从而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科龙一次次地脱离了许铁峰、顾雏军等等之后，又继续如鱼得水地前行了。
将中国股市两大恶疾——“占用上市公司金钱”“财务会计报告欺诈”者“绳之以法”，中国股市就蔽清了几许，就有了前车可鉴，是否就能跟着中国经济一步一步地健康成长、前进了？挪占上市公司资本、做虚假财务、发虚假公报，在中国股市泛滥成灾、演绎了近20年，也是一些上市公司赖以生存、成为暴发户的“巫术”利器。而这次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顾雏军却因此身陷囹圄，从此能不能重新树立起中国资本股票市场的诚信——不挪占人家的金钱、不制造虚假财务、不发表虚假业绩公报？据华尔街350年《伟大的博弈》（见2005年1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约翰·S.戈登，祁斌翻译）一书显示，华尔街资本市场几乎很难找到在一定时期内、一直重复再犯资本市场的同样错误。进入2005年9月之后， 就在顾氏抽掏上市公司巨额财富、将被绳之以法、中国股市反复上演大公司乱拿上市公司资本泛滥成灾即将得到遏制之际，黑龙江的哈慈股份（SZ 60075）又被大公司掏空而“下市”，湖南上市著名企业“酒鬼酒”（00799SZ）当家人——刘虹也因说不出“钱去了哪里”，挟上市公司4.2亿人民币人间蒸发、逃之夭夭。中国股市近20年一直演绎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抽逃上市公司资本的神话还依然在不断上演……顾雏军的兴起与衰落，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经典范例，让我们看看中国与国际社会相悖的资本股票市场，企业的游戏怎么玩？财富的游戏又怎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