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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电影演员韩非诞辰一百周年。
也许是他生前一贯淡泊名利,低调行事,也许是34年前才66岁的他就早早告别了银幕、离开了我们,流逝的岁月渐渐淹没了我们的记忆,他和那远去的笑声似乎已经被淡忘。但是历史不会忘记,曾经沐浴过他笑声的观众不会忘记——这位中国喜剧电影表演的翘楚,以他丰富的阅历、精湛的演技和丰硕的艺术成就,成为历史的印记而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艺术的画廊中,他的音容笑貌深埋于观众的心灵深处。
从1939年初涉艺坛到1985年因病离世,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他跋涉舞台银幕,辗转香港上海,拍摄了近五十部影片,观众耳熟能详的《一板之隔》《太太万岁》《斩断魔爪》《聂耳》《女理发师》《魔术师奇遇》《乔老爷上轿》《儿子、孙子和种子》《他俩和她俩》等优秀影片,都留下了他精心塑造的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形象。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他对喜剧表演的探究、开拓和摸索,形成了含而不露、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让你捧腹开怀的独树一帜的喜剧风格。他不做作,不随意,不摆硬噱头,牢牢把握生活真谛,紧扣住人物性格,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捕捉笑料,开掘细节,恰到好处地赋予他所饰演的那些所谓丑角的“小人物”“边缘人”以更丰富的色彩和更强的艺术穿透力,激起观众更多的同情和喜爱。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业内公认的喜剧大师,在银幕上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能戳中你的笑点;可是生活中,他平实低调、矜持谦逊,作风严谨,举止儒雅,脸上始终挂着真诚的微笑。他演了一辈子的戏,始终怀有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对同侪的敬重之情,淡泊名利,注重德行,默默坚守着自己做人从艺的规矩和底线。他一辈子为观众送去笑声,依然一身正气,没有一丁点油腔滑调和矫揉造作。他的品行德操,在上影乃至整个电影界都有口皆碑。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多次与韩非老师接触,感同身受,为他的气质和风骨所折服,记忆犹新的事很多,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37年前与他同去考察深圳在沙头角留下的一组镜头。
那是1982年的春天,为了亲身感受和体验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深圳特区的发展和变化,上影厂组织了一批创作人员前往考察。当得知韩非老师与我们结伴同行时,我喜出望外。考察团中他最年长,名气最响,我则是最年轻的,刚进电影圈没几年。然而,在长达半个月的零距离接触中,我们很投缘,很亲密,竟然有点忘年交的感觉。到了广东,我们更体验到他的知名度。因为他曾在香港长城影业拍过许多影片,许多当地人都通过电视看过他的表演。无论他走到哪,只要一露面,观众就呼喊着他的名字蜂拥而上,和他握手、拍照、签名,应接不暇。我们怕他受不了,帮着解围;可他总是乐乐呵呵地满足大伙的要求。和他相处,不必小心翼翼,更不用躬身迎奉。他就像邻家大爷,没有半点大明星的架子和派头,说话慢声细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和大家同吃同住同行,从未提一丁点特殊的要求。作为长者前辈,他对我呵护有加,关怀备至,经常叮嘱这关照那,晚上一有空闲他就给我讲影坛的趣闻轶事和自己的一些经历。让我愕然并生敬意的是,这位擅长喜剧表演的老艺术家在银幕上眉目传喜,伶牙俐齿,诙谐幽默,可在生活中却不善言辞,有时甚至结结巴巴,憨厚得过于矜持,朴实得近乎木讷。他的谦恭,他的慈祥,就像朴朴实实的隔壁爷叔。
那年头,国门虽然渐渐打开,但真正能跨出去的人极少。因此,深圳沙头角这个与香港接壤的小镇,就成了人们窥探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窗口。大凡到深圳来的人都会专程赶到小镇转上半天。其实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南国小镇,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也没有宽敞平坦的马路,唯有那条两米宽的中英街,紧紧地联系着两个世界,一抬腿就跨过历史的一个台阶。人们可以越过地界,在沿街密布的金银首饰店、电器店、食品店、杂货店,用港币适量地选购一些海关允许携带的诸如电动剃须刀、蛋仔面、力士香皂、味素等日用品。我们自然也不例外。那天,当我们坐车驶进沙头角后,大家都特别兴奋,没等向导把注意事项说完,一帮人就迫不及待地下了车,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没有急于下车,因为我兜里没有港币。韩非也没下车,他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吭,脸色沉沉的,少有的严肃。“他怎么了?病了?”未等我开口询问,他像突然发现什么似的,冲着我问道:“你怎么不去转转买点啥?”我移开目光,望着窗外,随口说了声:“没什么好转的,坐着陪陪你。”韩非直起身子,眼睛注视着我:“是不是没带港币?”我被他一语道破,有点羞涩,支支吾吾地:“不,不……”韩非起身,二话没说,随手从口袋里摸出皮夹子,抽出一张百元美元,硬塞在我手里说:“难得来一次,去,用美元换成港币,给你爱人买点儿啥。”我无法推诿,说了一句,“好吧,就算我借你的,回上海还你”,接着又反问了他一句:“韩老师,你怎么不去?”他望了我一眼,摇了摇头,“我不想去”。“去嘛去嘛,一起去。”我不由分说,凭着这些日子积下的交情,硬是将他拉下了车。我挽着他的胳膊,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來到了中英街旁。一路上他并不言语,似乎一切都不在他眼里。想想也是,当时的沙头角中英街,除了一些门面狭隘、装潢简单的商铺店面,确实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的繁华。然而,当横卧在路中央的那块界碑跃入我们眼帘时,韩非老师突然收住了脚步,我怎么拉怎么说他都不动。我不明就里,一头雾水,对这位慈眉善目的邻家大爷突然不合群的做法感到纳闷。也许他真的很累,不想走了,我暗自思忖。他呢,不停地催促我“去吧,去吧。别走得太远”,转身离去了。我不便强求,只能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我在小街转了半个小时,买了些味素、香皂等日用品,又回到了车上。车上空荡荡的,唯有他默默地坐着。看到我后,他倾了倾身子,关切地问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钱用完了?”我告诉他,想买的都买了,钱没用完。他笑笑,“其实,确实也没什么非买不可的”。在回宾馆的路上,我忍不住又问他为什么不愿去小街转转,他先是不吭声,再问,他说,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告诉你。明摆着,这里有故事。
从深圳回沪后不久,我去了坐落在巨鹿路一幢老式公寓里的韩非的家。此行,一是还他美元,二是想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一提还他美元,他一口拒绝,尤其是听到我是按黑市汇率还他的钱,他更是不愿。两个人推来搡去,折腾了半天。最后,违拗不过,双方让步,钱一定得还,但是按银行的汇率兑算,结果我少花了一百多元人民币。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五十四元五角。说到深圳沙头角的事,我刚提了个头,没容韩非开口,他夫人、著名演员李婉青就抢着告诉我原委。原来,韩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去了香港,他加盟长城影业公司,担纲主演了许多进步电影,很快就深受观众喜爱。作为一名爱国尚艺、追求进步的电影演员,尽管身处殖民社会,但他搁置自己的家国情怀,更没有拍卖自己的良知真情,拍戏之余他积极从事进步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向往,韩非和刘琼等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满怀热情组织和参与各项爱国活动,惹恼了港英当局,他们不断使用恫吓、威胁等卑劣手段打击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当一切都无法奏效后,当局黔驴技穷,无端地将他们驱逐出境。怀着悲愤和无奈,韩非和刘琼等通过罗湖桥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上海,投身于祖国的电影事业。从那时起,韩非发誓,只要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他绝不在香港留下一个足印。
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韩非伫立中英街街头不越雷池半步的原因所在,明白了彼时彼地这位邻家大爷的情感涌动和内心独白,明白了什么叫爱国,什么叫骨气,什么叫真正的艺术家。一股崇敬之情在我心头油然而起。我久久地注视着韩非,想从他的表情里寻找答案。他似乎很平静,只有双眉紧蹙着。少顷,他站了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回头对我说了一句“香港迟早一定会回归!”声音不大,但我感觉到它的分量很重很沉。
1997年,香港终于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遗憾的是韩非老师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就作古了。他没有能亲眼目睹扭转乾坤的历史一幕,更没有堂堂正正重回香港再游故地,这是一件十分伤感的事。我曾经想过,如果他还健在,我一定陪伴他到沙头角走一遍,到香港转一圈,让他亲眼看看五星红旗正高高飘扬在这块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上。在纪念老人家诞辰百年的今天,我想应该将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的喜讯作为一份礼物,让他在冥冥之中和我一起庆贺,一起欢笑。
也许是他生前一贯淡泊名利,低调行事,也许是34年前才66岁的他就早早告别了银幕、离开了我们,流逝的岁月渐渐淹没了我们的记忆,他和那远去的笑声似乎已经被淡忘。但是历史不会忘记,曾经沐浴过他笑声的观众不会忘记——这位中国喜剧电影表演的翘楚,以他丰富的阅历、精湛的演技和丰硕的艺术成就,成为历史的印记而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艺术的画廊中,他的音容笑貌深埋于观众的心灵深处。
从1939年初涉艺坛到1985年因病离世,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他跋涉舞台银幕,辗转香港上海,拍摄了近五十部影片,观众耳熟能详的《一板之隔》《太太万岁》《斩断魔爪》《聂耳》《女理发师》《魔术师奇遇》《乔老爷上轿》《儿子、孙子和种子》《他俩和她俩》等优秀影片,都留下了他精心塑造的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形象。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他对喜剧表演的探究、开拓和摸索,形成了含而不露、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让你捧腹开怀的独树一帜的喜剧风格。他不做作,不随意,不摆硬噱头,牢牢把握生活真谛,紧扣住人物性格,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捕捉笑料,开掘细节,恰到好处地赋予他所饰演的那些所谓丑角的“小人物”“边缘人”以更丰富的色彩和更强的艺术穿透力,激起观众更多的同情和喜爱。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业内公认的喜剧大师,在银幕上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能戳中你的笑点;可是生活中,他平实低调、矜持谦逊,作风严谨,举止儒雅,脸上始终挂着真诚的微笑。他演了一辈子的戏,始终怀有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对同侪的敬重之情,淡泊名利,注重德行,默默坚守着自己做人从艺的规矩和底线。他一辈子为观众送去笑声,依然一身正气,没有一丁点油腔滑调和矫揉造作。他的品行德操,在上影乃至整个电影界都有口皆碑。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多次与韩非老师接触,感同身受,为他的气质和风骨所折服,记忆犹新的事很多,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37年前与他同去考察深圳在沙头角留下的一组镜头。
那是1982年的春天,为了亲身感受和体验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深圳特区的发展和变化,上影厂组织了一批创作人员前往考察。当得知韩非老师与我们结伴同行时,我喜出望外。考察团中他最年长,名气最响,我则是最年轻的,刚进电影圈没几年。然而,在长达半个月的零距离接触中,我们很投缘,很亲密,竟然有点忘年交的感觉。到了广东,我们更体验到他的知名度。因为他曾在香港长城影业拍过许多影片,许多当地人都通过电视看过他的表演。无论他走到哪,只要一露面,观众就呼喊着他的名字蜂拥而上,和他握手、拍照、签名,应接不暇。我们怕他受不了,帮着解围;可他总是乐乐呵呵地满足大伙的要求。和他相处,不必小心翼翼,更不用躬身迎奉。他就像邻家大爷,没有半点大明星的架子和派头,说话慢声细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和大家同吃同住同行,从未提一丁点特殊的要求。作为长者前辈,他对我呵护有加,关怀备至,经常叮嘱这关照那,晚上一有空闲他就给我讲影坛的趣闻轶事和自己的一些经历。让我愕然并生敬意的是,这位擅长喜剧表演的老艺术家在银幕上眉目传喜,伶牙俐齿,诙谐幽默,可在生活中却不善言辞,有时甚至结结巴巴,憨厚得过于矜持,朴实得近乎木讷。他的谦恭,他的慈祥,就像朴朴实实的隔壁爷叔。
那年头,国门虽然渐渐打开,但真正能跨出去的人极少。因此,深圳沙头角这个与香港接壤的小镇,就成了人们窥探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窗口。大凡到深圳来的人都会专程赶到小镇转上半天。其实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南国小镇,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也没有宽敞平坦的马路,唯有那条两米宽的中英街,紧紧地联系着两个世界,一抬腿就跨过历史的一个台阶。人们可以越过地界,在沿街密布的金银首饰店、电器店、食品店、杂货店,用港币适量地选购一些海关允许携带的诸如电动剃须刀、蛋仔面、力士香皂、味素等日用品。我们自然也不例外。那天,当我们坐车驶进沙头角后,大家都特别兴奋,没等向导把注意事项说完,一帮人就迫不及待地下了车,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没有急于下车,因为我兜里没有港币。韩非也没下车,他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吭,脸色沉沉的,少有的严肃。“他怎么了?病了?”未等我开口询问,他像突然发现什么似的,冲着我问道:“你怎么不去转转买点啥?”我移开目光,望着窗外,随口说了声:“没什么好转的,坐着陪陪你。”韩非直起身子,眼睛注视着我:“是不是没带港币?”我被他一语道破,有点羞涩,支支吾吾地:“不,不……”韩非起身,二话没说,随手从口袋里摸出皮夹子,抽出一张百元美元,硬塞在我手里说:“难得来一次,去,用美元换成港币,给你爱人买点儿啥。”我无法推诿,说了一句,“好吧,就算我借你的,回上海还你”,接着又反问了他一句:“韩老师,你怎么不去?”他望了我一眼,摇了摇头,“我不想去”。“去嘛去嘛,一起去。”我不由分说,凭着这些日子积下的交情,硬是将他拉下了车。我挽着他的胳膊,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來到了中英街旁。一路上他并不言语,似乎一切都不在他眼里。想想也是,当时的沙头角中英街,除了一些门面狭隘、装潢简单的商铺店面,确实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的繁华。然而,当横卧在路中央的那块界碑跃入我们眼帘时,韩非老师突然收住了脚步,我怎么拉怎么说他都不动。我不明就里,一头雾水,对这位慈眉善目的邻家大爷突然不合群的做法感到纳闷。也许他真的很累,不想走了,我暗自思忖。他呢,不停地催促我“去吧,去吧。别走得太远”,转身离去了。我不便强求,只能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我在小街转了半个小时,买了些味素、香皂等日用品,又回到了车上。车上空荡荡的,唯有他默默地坐着。看到我后,他倾了倾身子,关切地问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钱用完了?”我告诉他,想买的都买了,钱没用完。他笑笑,“其实,确实也没什么非买不可的”。在回宾馆的路上,我忍不住又问他为什么不愿去小街转转,他先是不吭声,再问,他说,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告诉你。明摆着,这里有故事。
从深圳回沪后不久,我去了坐落在巨鹿路一幢老式公寓里的韩非的家。此行,一是还他美元,二是想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一提还他美元,他一口拒绝,尤其是听到我是按黑市汇率还他的钱,他更是不愿。两个人推来搡去,折腾了半天。最后,违拗不过,双方让步,钱一定得还,但是按银行的汇率兑算,结果我少花了一百多元人民币。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五十四元五角。说到深圳沙头角的事,我刚提了个头,没容韩非开口,他夫人、著名演员李婉青就抢着告诉我原委。原来,韩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去了香港,他加盟长城影业公司,担纲主演了许多进步电影,很快就深受观众喜爱。作为一名爱国尚艺、追求进步的电影演员,尽管身处殖民社会,但他搁置自己的家国情怀,更没有拍卖自己的良知真情,拍戏之余他积极从事进步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向往,韩非和刘琼等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满怀热情组织和参与各项爱国活动,惹恼了港英当局,他们不断使用恫吓、威胁等卑劣手段打击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当一切都无法奏效后,当局黔驴技穷,无端地将他们驱逐出境。怀着悲愤和无奈,韩非和刘琼等通过罗湖桥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上海,投身于祖国的电影事业。从那时起,韩非发誓,只要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他绝不在香港留下一个足印。
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韩非伫立中英街街头不越雷池半步的原因所在,明白了彼时彼地这位邻家大爷的情感涌动和内心独白,明白了什么叫爱国,什么叫骨气,什么叫真正的艺术家。一股崇敬之情在我心头油然而起。我久久地注视着韩非,想从他的表情里寻找答案。他似乎很平静,只有双眉紧蹙着。少顷,他站了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回头对我说了一句“香港迟早一定会回归!”声音不大,但我感觉到它的分量很重很沉。
1997年,香港终于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遗憾的是韩非老师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就作古了。他没有能亲眼目睹扭转乾坤的历史一幕,更没有堂堂正正重回香港再游故地,这是一件十分伤感的事。我曾经想过,如果他还健在,我一定陪伴他到沙头角走一遍,到香港转一圈,让他亲眼看看五星红旗正高高飘扬在这块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上。在纪念老人家诞辰百年的今天,我想应该将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的喜讯作为一份礼物,让他在冥冥之中和我一起庆贺,一起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