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并将其作为战略基点。与2008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十大举措累计4万亿投资安排不同的是，此次要求“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这表明，中央将在调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扩大内需，首先要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有能力消费。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985年到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2.9倍扩大到8.9倍，且有扩大趋势。从国际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看，据新华网转载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基尼系数为0.16，2010年已达到0.48，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收入差距拉大，意味着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总体快于低收入群体。具体表现在：一是私家收入增速赶不上公家收入增速。虽然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和转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但也导致民间消费力提振困难。在促进社会公平基础上，更多“藏富于民”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可行路径。二是农民收入增速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获益相对较少，8亿人口的农村市场难以真正启动，工业化快速推进所带来的庞大产能只能在国外消化。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50%，国际市场波动极易对我国产生较大影响。三是中低收入增速赶不上高收入增速。有报道称，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最低收入组收入是1985年的12倍，中等收入组是21倍，但最高收入组涨到37倍。
　　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也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支持经济薄弱环节发展。当前，重点是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它们是吸纳就业主力军，是经济发展基础之一。针对贷款难、租金高、用人贵、税费重、利润薄等问题，加大财政扶持补贴力度，如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租金补偿、费用减免等；注重减税减负，通过上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开展增值税扩围试点、个人所得税减免等，切实降低中小微型企业税负。建议人大科学系统地研究中小微型企业减税减负方案，加强法律“顶层设计”和相关监督。
　　第二，提高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启动内需市场的关键是农村市场，提高农民收入是重要途径。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沿海反哺内地。稳定农产品生产，缩小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剪刀差，加大农业补贴，让农民务农不吃亏。大力鼓励农村经济发展，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推动更多农村企业发展壮大，培养一批农民企业家，带动一大批农民致富。稳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针对当前农村年轻劳动力大批进城务工的趋势，以“政府养老”观念代替农村传统的“以儿养老”观念，实现“老无所忧”。建议人大在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农产品补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加强立法研究，从法律层面确立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
　　第三，增强社会保障水平，多种措施提高中等收入者收入。国际經验表明，成熟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橄榄形”的，这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提高中等收入者收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举措。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还没有真正壮大起来。要不断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有效缓解中等收入者在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支出压力。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推动房价回归至均衡合理水平，缓解中等收入者住房支出压力。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特别是要培育一批农民中等收入者，推动社会阶层向“橄榄形”迈进。建议人大加快工资法立法步伐，围绕工会和工资分配机制等开展相关立法和监督工作，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展。
　　内需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需求，以内需为发展主动力、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最具可持续性的模式，是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模式。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仅有助于转变我国长期以来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助于以此为导向，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降低基尼系数，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