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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现代登山运动，地点是在苏联。那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可他们没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鉴于中苏之间特殊的友邻关系，苏联提议，两国共同组队攀登珠峰。在苏联的帮助下，1956年中国有了登山队。
意外变化苏联人撤退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这样的反问缘于尼泊尔人的率先登顶。1953年5月29日，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印度人一度叫嚣，中国人从来没有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攀登珠峰陡然间成了一项庄严的政治使命。
按照中苏双方约定，两国于1958年选拔队员训练队伍，1959年正式攀登。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展开，可是，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
三次行军损失惨重
虽然面对诸多困难，但1960年3月，200多人的队伍还是集结于珠峰大本营。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登山队计划步步为营逐渐适应，分4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6400米。完成既定任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营地。
按照计划，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然而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3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时全队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另外还有两名队员牺牲。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此时入选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队员还包括刘连满和贡布。
临危受命冲刺登顶
第四次行军是从5月17日开始的。6天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4名突击队员到达8500米突击营地，屈银华亦率运输队员随后赶到。
5月24日上午9点多，4名突击队员向顶峰进发。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只能赶紧让运输队员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临危受命担任突击组组长。
中午12点多，4人来到“第二台阶”，这是一个高约30米的天险，平均坡度在80度左右。他们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6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
最后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上保险绳，并利用保险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3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
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在海拔8700米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晚，3人决定摸黑前进。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找不到路线，只能用手摸索着往上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3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从8700米到登顶，上升100多米花了10多个小时。
登顶时间为5月25日凌晨4点20分，环顾四周，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无路可走，他们这才确信已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摘自《生活日报》2012.5.29)B⑦
意外变化苏联人撤退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这样的反问缘于尼泊尔人的率先登顶。1953年5月29日，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印度人一度叫嚣，中国人从来没有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攀登珠峰陡然间成了一项庄严的政治使命。
按照中苏双方约定，两国于1958年选拔队员训练队伍，1959年正式攀登。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展开，可是，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
三次行军损失惨重
虽然面对诸多困难，但1960年3月，200多人的队伍还是集结于珠峰大本营。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登山队计划步步为营逐渐适应，分4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6400米。完成既定任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营地。
按照计划，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然而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3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时全队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另外还有两名队员牺牲。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此时入选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队员还包括刘连满和贡布。
临危受命冲刺登顶
第四次行军是从5月17日开始的。6天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4名突击队员到达8500米突击营地，屈银华亦率运输队员随后赶到。
5月24日上午9点多，4名突击队员向顶峰进发。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只能赶紧让运输队员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临危受命担任突击组组长。
中午12点多，4人来到“第二台阶”，这是一个高约30米的天险，平均坡度在80度左右。他们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6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
最后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上保险绳，并利用保险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3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
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在海拔8700米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晚，3人决定摸黑前进。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找不到路线，只能用手摸索着往上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3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从8700米到登顶，上升100多米花了10多个小时。
登顶时间为5月25日凌晨4点20分，环顾四周，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无路可走，他们这才确信已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摘自《生活日报》2012.5.29)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