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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者用“自由”来形容自己眼下的生活，那是一种不需要打卡上下班，也不用担心被拖欠工款的安全感。“这种自由感对他们而言是真实的、愉快的，为了这份自由，他们甘愿忍受歧视和污名。”
自从2019年7月上海开始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行强制垃圾分类起，丢弃垃圾不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了。与此同时，关于拾荒者和收废品者的讨论也随之回到了人们的日常谈论里。很多人会这样问：拾荒者的生存方式和垃圾分类冲突吗？他们在如今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里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大家的记忆里，拾荒者会提着编织袋，挨个垃圾桶翻找着塑料瓶，甚至会上前询问路人手里的塑料瓶是否需要丢弃;在更久远的学生时代，积攒了几个学期的旧书和作业本总能从拾荒者的磅秤上换点零花钱。然而，走在如今上海城市中心的街道，不少八九十年代修建的老旧公房小区封闭的院门上仍然挂着“拾荒者不得入内”的牌子，背着编织袋和磅秤行走的人消失无踪，一声声沉稳有力的回收旧家电、旧家具的呼喊声也几乎在此处销声匿迹。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拾荒者的生存空间转移到了城市更加边缘的地带，城乡接合部的大片空地为垃圾和废品堆积、分拣提供着所需的特定空间，垃圾场几乎以围城之势散布在城市四周。长久以来，拾荒者、捡破烂儿的、收废品的人带着被严重污名化的社会身份在此生活，这个群体十分封闭，长期承受着歧视让他们对外部世界相当警惕。
这个现象非常古怪：垃圾制造者和拾荒者，这两种与垃圾联系最密切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落差感。仅仅是因为垃圾肮脏恶臭，毫无一用，生活在城市中制造垃圾的人就急迫地要跟垃圾划清界限，甚至要和拾捡它们的人划清界限;而埋头苦干的拾荒者们，靠拾捡垃圾在城市中谋求一点边缘生存空间，也令城市更干净整洁，却成为了和城市的光鲜亮丽最不沾边的人。
有很多关于拾荒者的社会研究和媒体报道都带着优越性和同情的眼光，从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描述他们的困苦艰辛，但外界其实走得还不够近，对于拾荒者的想象也过于片面简单——“他们以孤单的姿态出现在城市中，收垃圾、捡破烂儿，没有家庭，没有生活，没有历史。”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张劼颖这样总结着。
一层厚厚的“墙”存在着。想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到墙的那一头去，是十分艰难的。张劼颖在对垃圾场经济、社群和城市空间进行研究时，曾与聚居于北京六环冷水村的拾荒者们一起徒手翻垃圾，这才渐渐让他们放下心理戒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学院学生黄益彪为了写出《都市拾荒者的生存状况研究》，不仅和贵阳的拾荒者同吃同住30天，还要靠故意在麻将桌上输钱来套近乎。
墙内有墙内的生态，聚居者的拾荒事业往往是在“老乡帮带”下进行的。张劼颖在《废品生活》中记录了冷水村的现状，这里以拾荒为生的人大多来自四川巴中、仪陇，许多人举家几代搬迁至此。冷水村不仅是工作地点，也是成了生活空间，从北京市中心运来的垃圾堆积成山，而有的人在这里继承上一辈的事业、有的人在垃圾山上抚养孩子，早晨院子里摆起早市卖低端日用品，晚上他们会聚在一起打牌，垃圾山围出的范围里是他们开辟出的新家园。
让张劼颖十分惊讶的是，这个“大院”里的拾荒者们都用“自由”来形容自己眼下的生活，那是一种不需要打卡上下班，也不用担心被拖欠工款的安全感。“捡垃圾更像是老家的农业劳动，辛苦而繁重，但可以自由支配。这种自由感对他们而言是真实的、愉快的，为了这份自由，他们甘愿忍受歧视和污名。”听完拾荒多年的程大叔的故事，张劼颖记录着。
黄益彪的研究对象曾告诉过他，“出来打工的人在自己有了孩子后最好的‘打工’就是拾荒。”冷水村的小朋友大熊就是在垃圾山上长大的，如果母亲可以在院子里一边干活儿一边照顾他，他就可以不用成为留守儿童。这份自由，也赋予了亲子之间更加紧密的情感维系。
张劼颖的田野研究表明，2008年，生活在北京六环的拾荒者每月劳动所得少则两三千，多则五六千，这在当时已不算收入微薄;黄益彪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有些人选择成为拾荒者是因为这一行收入不低。但是哪怕城市里的生活现状再艰苦，绝大多数拾荒者还是會把钱都投入到在山清水秀的老家建房子上，他们并不打算在“以尊严换自由”的城市里长久地生活，藏起在城市里当拾荒者的事实，他们的经济条件足以在老家重获尊严。
拾荒者遭到的社会排斥也正好和“不体面、没尊严”的负面意义有关，墙的一侧主观地感受着拾荒者的“脏乱差”和“不体面”，墙的另一侧也因为尊严受到损害而一直逃避着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劼颖和黄益彪能够跨越那道墙也正是因为他们短暂地成为了拾荒者。如果要想剥除拾荒的负面意义，或许要从将它变成普遍化行为开始。
在当今的环保风向之下，尤其是以上海、北京为首的城市先后开始了强制垃圾分类，其实“拾荒”的行为也正在逐渐转变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环保方式。
如果仔细对比过上海和丹麦的垃圾门类，就不难发现，仅“可回收垃圾”一个类别就对应着丹麦纸张、塑料、玻璃、电子、金属等不同的分类类别。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上海实行垃圾分类的一年里，日均可回收垃圾的重量达到了6813.7吨，其中废弃的钢铁、玻璃和易拉罐都达到了100%的回收再利用率，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废纸和废塑料瓶转化成了二级原料或再生纸。
这些都是拾荒者的功劳，他们是深谙垃圾分类之道的人，他们将粗略分类的可回收垃圾进行了精细化程度更高的再次分类，也提高了回收利用的效率。
2018年，在上海街头曾经出现过一群这样的拾荒者：穿着运动服，提着塑料袋，一边慢跑一边捡起沿途的垃圾。此后这个名为“plogging”的活动也在其他城市的街头出现过，它来源于瑞典语中的plocka upp（拾捡）和英语jogging（慢跑）的结合，将瑞典人热衷的城市慢跑和环保精神融合为一，也由此衍生出在步行中和登山中拾捡垃圾的活动，一时之间占领了Instagrams等社交平台。发布穿着舒适的运动服，手拿塑料袋捡垃圾的自拍照片也一度成为了一种年轻化的流行趋势。
尽管我们会继续在“丢弃是为了消费”的“后现代文化形式”和消费主义浪潮之中生活，但环保类型的公益活动也开始逐渐丰富多彩起来。无论是垃圾分类、“拾荒”的去污名化还是让环保拾荒成为一种新风尚都是一条漫漫长路。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始于足下的第一步，是从“楼梯”上下来，然后走近拾荒者，成为拾荒者。
自从2019年7月上海开始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行强制垃圾分类起，丢弃垃圾不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了。与此同时，关于拾荒者和收废品者的讨论也随之回到了人们的日常谈论里。很多人会这样问：拾荒者的生存方式和垃圾分类冲突吗？他们在如今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里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大家的记忆里，拾荒者会提着编织袋，挨个垃圾桶翻找着塑料瓶，甚至会上前询问路人手里的塑料瓶是否需要丢弃;在更久远的学生时代，积攒了几个学期的旧书和作业本总能从拾荒者的磅秤上换点零花钱。然而，走在如今上海城市中心的街道，不少八九十年代修建的老旧公房小区封闭的院门上仍然挂着“拾荒者不得入内”的牌子，背着编织袋和磅秤行走的人消失无踪，一声声沉稳有力的回收旧家电、旧家具的呼喊声也几乎在此处销声匿迹。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拾荒者的生存空间转移到了城市更加边缘的地带，城乡接合部的大片空地为垃圾和废品堆积、分拣提供着所需的特定空间，垃圾场几乎以围城之势散布在城市四周。长久以来，拾荒者、捡破烂儿的、收废品的人带着被严重污名化的社会身份在此生活，这个群体十分封闭，长期承受着歧视让他们对外部世界相当警惕。
这个现象非常古怪：垃圾制造者和拾荒者，这两种与垃圾联系最密切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落差感。仅仅是因为垃圾肮脏恶臭，毫无一用，生活在城市中制造垃圾的人就急迫地要跟垃圾划清界限，甚至要和拾捡它们的人划清界限;而埋头苦干的拾荒者们，靠拾捡垃圾在城市中谋求一点边缘生存空间，也令城市更干净整洁，却成为了和城市的光鲜亮丽最不沾边的人。
有很多关于拾荒者的社会研究和媒体报道都带着优越性和同情的眼光，从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描述他们的困苦艰辛，但外界其实走得还不够近，对于拾荒者的想象也过于片面简单——“他们以孤单的姿态出现在城市中，收垃圾、捡破烂儿，没有家庭，没有生活，没有历史。”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张劼颖这样总结着。
一层厚厚的“墙”存在着。想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到墙的那一头去，是十分艰难的。张劼颖在对垃圾场经济、社群和城市空间进行研究时，曾与聚居于北京六环冷水村的拾荒者们一起徒手翻垃圾，这才渐渐让他们放下心理戒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学院学生黄益彪为了写出《都市拾荒者的生存状况研究》，不仅和贵阳的拾荒者同吃同住30天，还要靠故意在麻将桌上输钱来套近乎。
墙内有墙内的生态，聚居者的拾荒事业往往是在“老乡帮带”下进行的。张劼颖在《废品生活》中记录了冷水村的现状，这里以拾荒为生的人大多来自四川巴中、仪陇，许多人举家几代搬迁至此。冷水村不仅是工作地点，也是成了生活空间，从北京市中心运来的垃圾堆积成山，而有的人在这里继承上一辈的事业、有的人在垃圾山上抚养孩子，早晨院子里摆起早市卖低端日用品，晚上他们会聚在一起打牌，垃圾山围出的范围里是他们开辟出的新家园。
让张劼颖十分惊讶的是，这个“大院”里的拾荒者们都用“自由”来形容自己眼下的生活，那是一种不需要打卡上下班，也不用担心被拖欠工款的安全感。“捡垃圾更像是老家的农业劳动，辛苦而繁重，但可以自由支配。这种自由感对他们而言是真实的、愉快的，为了这份自由，他们甘愿忍受歧视和污名。”听完拾荒多年的程大叔的故事，张劼颖记录着。
黄益彪的研究对象曾告诉过他，“出来打工的人在自己有了孩子后最好的‘打工’就是拾荒。”冷水村的小朋友大熊就是在垃圾山上长大的，如果母亲可以在院子里一边干活儿一边照顾他，他就可以不用成为留守儿童。这份自由，也赋予了亲子之间更加紧密的情感维系。
张劼颖的田野研究表明，2008年，生活在北京六环的拾荒者每月劳动所得少则两三千，多则五六千，这在当时已不算收入微薄;黄益彪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有些人选择成为拾荒者是因为这一行收入不低。但是哪怕城市里的生活现状再艰苦，绝大多数拾荒者还是會把钱都投入到在山清水秀的老家建房子上，他们并不打算在“以尊严换自由”的城市里长久地生活，藏起在城市里当拾荒者的事实，他们的经济条件足以在老家重获尊严。
拾荒者遭到的社会排斥也正好和“不体面、没尊严”的负面意义有关，墙的一侧主观地感受着拾荒者的“脏乱差”和“不体面”，墙的另一侧也因为尊严受到损害而一直逃避着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劼颖和黄益彪能够跨越那道墙也正是因为他们短暂地成为了拾荒者。如果要想剥除拾荒的负面意义，或许要从将它变成普遍化行为开始。
在当今的环保风向之下，尤其是以上海、北京为首的城市先后开始了强制垃圾分类，其实“拾荒”的行为也正在逐渐转变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环保方式。
如果仔细对比过上海和丹麦的垃圾门类，就不难发现，仅“可回收垃圾”一个类别就对应着丹麦纸张、塑料、玻璃、电子、金属等不同的分类类别。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上海实行垃圾分类的一年里，日均可回收垃圾的重量达到了6813.7吨，其中废弃的钢铁、玻璃和易拉罐都达到了100%的回收再利用率，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废纸和废塑料瓶转化成了二级原料或再生纸。
这些都是拾荒者的功劳，他们是深谙垃圾分类之道的人，他们将粗略分类的可回收垃圾进行了精细化程度更高的再次分类，也提高了回收利用的效率。
2018年，在上海街头曾经出现过一群这样的拾荒者：穿着运动服，提着塑料袋，一边慢跑一边捡起沿途的垃圾。此后这个名为“plogging”的活动也在其他城市的街头出现过，它来源于瑞典语中的plocka upp（拾捡）和英语jogging（慢跑）的结合，将瑞典人热衷的城市慢跑和环保精神融合为一，也由此衍生出在步行中和登山中拾捡垃圾的活动，一时之间占领了Instagrams等社交平台。发布穿着舒适的运动服，手拿塑料袋捡垃圾的自拍照片也一度成为了一种年轻化的流行趋势。
尽管我们会继续在“丢弃是为了消费”的“后现代文化形式”和消费主义浪潮之中生活，但环保类型的公益活动也开始逐渐丰富多彩起来。无论是垃圾分类、“拾荒”的去污名化还是让环保拾荒成为一种新风尚都是一条漫漫长路。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始于足下的第一步，是从“楼梯”上下来，然后走近拾荒者，成为拾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