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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学习是我们党一向的传统，毛泽东尤其重视在复杂形势下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1960年前后，全国陷入困难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巧合的是，他们的学习部分或全部发生在广东。
为什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一五计划基本上搬用了苏联经验，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暴露了苏联模式的不少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力图使中国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出现急于求成、违背规律的问题。1958年，党中央发动了“大跃进”，盲目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不尊重经济规律，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
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要认清规律，就需要理论尤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加以武装头脑，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大跃进”开始不久，在局部纠“左”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号召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把苏联好的经验拣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在这次会上，他正式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郑重要求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第二次提倡读政治经济学，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庐山会议初始，毛泽东拟定的议程有19项，第一项就是“读书”。不同的是，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了首选书目。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外，只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时，大多数同志已经读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到了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了。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早在1954年就出版了，195g年1月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19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20章起至第36章共17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总结。毛泽东自己说，过去看，不感兴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毛泽东之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多次号召各级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就是希望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以苏联的经济理论对照当时的实践，从中受到启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刘少奇在崖县首创政治经济学读书小组
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早就想对照“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钻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他太忙了，难以安安静静坐下来看点书。1959年11月，刘少奇肩周炎大发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安排他去海南岛疗养，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读书。11月2日至22日，借休养之机，刘少奇在广东崖县(现海南三亚市)组织了有王学文、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参加的读书小组，以大部分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新思想。
秋末冬初，崖县风光绮丽，气候宜人。刘少奇等人入住在风景如画的鹿回头招待所里，但刘少奇并无游兴。在20天的时间里，他以主要时间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和有关资料，并召集了九次学习讨论会。参加学习讨论会的，除两位专家外，还有林李明等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领导同志，以及王光美等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应邀参加了部分讨论。讨论的方法一般是先由两位专家讲解本章的要点以及他们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发言。
为了鼓励大家尤其秘书、警卫员、医生、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踊跃发言，刘少奇在第一次学习讨论会上强调：“对这次学习，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我们的讨论会采取座谈形式，谁有话就讲，会上可以展开辩论；第二，在我们的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有拘束：第三，这里学习所讲的话，不要到处去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自己的意见讲，错了自己负责：第四，有些内容比较难懂，同志们有看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请教老师(指王学文、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每次讨论，刘少奇总要带头发言，在他的启发和带动下，大家积极发言，讨论会开得非常热闹。
借指出教科书的缺点，刘少奇谈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许多不足之处，对照苏联经验大谈中国应该怎么做。他指出：
“整个来看，教科书还是一本好书，但有缺点。苏联的同志从自己的经验去看别国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该警惕。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结合中国尤其“大跃进”以来的实际，刘少奇谈了许多重要意见。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他认为：“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来看，不要把它当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立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他从如何调整生产关系、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理顺政治挂帅和经济核算的关系等方面提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1958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有矛盾。都是全民所有制，由谁来体现，用什么方法去执行，结果就大不相同，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加强经济核算工作，十分重要。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帐越算越细。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帐那是错误的，大帐小帐都要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但矛盾的斗争形式可以比较温和，也可以比较激烈。
海南读书会和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肯定了读书小组这种形式，和周恩来相继组织了读书小组。薛暮桥应邀把刘少奇在海南读书会上的发言归纳为18个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毛泽东在广州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4月，在第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正式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摆脱了繁重的国务活动之后，毛泽东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能腾出较多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前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细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在杭州，时间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4日。他建议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读书时，“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他自己就采用了这个办法，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书。
1960年1月27日毛泽东到广州，2月4日读书会恢复，2月9日读书会结束。为了照顾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和在杭州一样，读书会仍然安排在下午进行，一般从4时左右起到9时左右吃晚饭止。除去2月7日(星期日)休息，毛泽东实际在广州白云山读了5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具体内容是第34章至36章和结束语，每天大概读十几页。除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也参加了在广州的读书活动。读书会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田家英读，有时胡绳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泽东发议论，但他要求几个秀才都要讲讲话。
毛泽东的知识非常渊博，他在读书和谈话时往往旁征博引，涉及到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但中心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从留传下来的谈话记录看，毛泽东读教科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以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学者身份来读书，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思考中国应该怎样做；二是他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读书，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久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邓小平在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明确指出“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发达的阶段”。
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对“四个现代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向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当然，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不止是几个方面的任务，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现在已经定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商品和商品生产是被搞得最乱的领域之一，毛泽东对这方面的问题着力做了纠正。当时陈伯达极力主张废止商品流通，实行产品调拨，人民公社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研读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时，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活跃。他批评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他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指出，“在我国，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
除了以上三点，毛泽东还提出许多重要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些观点有局限性，有些则是完全正确的。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毛泽东当时的意见看作是他已做出了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他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一种思考，是他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的浪花。
以毛泽东的地位和声望，他亲自组织读书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力绝非其他读书小组可比拟的。他组织读书会的消息传开后，对推动全党学习政治经济学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读教科书的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他谈话中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
周恩来在从化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号召读政治经济学，周恩来很重视。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常深夜抽空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忙于事务，他无暇仔细研读。继刘少奇、毛泽东之后，周恩来终于在1960年二三月抽出时间在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用了近20天时间，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通读和研讨。
三个读书小组中，从化读书小组人数最多，规模最大。除了周恩来、邓颖超外，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南五省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王任重、韦国清、吴芝圃、张平化，中央几个部委的负责人余秋里、王鹤寿、吕正操、刘澜涛、彭涛、宋任穷、陈正人、顾作新、孔原等，共40人。从化读书小组注意吸收借鉴毛泽东、刘少奇两个读书小组的成果，参加毛泽东读书小组的胡绳应邀到从化作辅导，参加刘少奇读书小组的薛暮桥也应邀前来。胡绳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作了宣读，谈话记录后来又留在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对其作了详细的研究和思考。从化读书期间，周恩来在小组研讨会上共作了三次系统发言。
2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发言中主要阐述过渡时期问题。首先论述过渡的长期性，他说：
“中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他接着提出了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并将其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句话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最后提出了过渡时期的五条方针——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五大革命、四个现代化和三个差别的消灭，并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这五个方针都是关键性的。
2月25日，周恩来第二次发言，主要讲如何发挥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他指出：
“在生产关系革命，也就是经济革命的同时，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也就是通常说的思想意识的革命。思想意识的革命常常是居先的，只有思想先变革了，才能变革所有制。”但是，“思想认识又常常是落后于客观现实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思想意识的领先和落后两个侧面”。那么怎样发挥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呢?他强调应该“不断认识，学到老，做到 老”。这次发言中，周恩来直指时弊：“党的总路线，按比例、高速度怎么好，总还是会出点漏子。不要把话说满了，盲目自满了，就会失去警惕。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这充分反映了周恩来的勇气和政治责任感。
3月2日，在读书小组最后一次会上，周恩来作总结。先谈学习方法问题，强调学习是长期的，要分析这本书，对的要加以肯定、发展，错的要加以否定、批判。然后着重阐述如何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指出：
“中国是个大国，革命又在发展，必然生长出自己的理论家。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毛泽东思想是有他的根的，这个根当然首先是人民革命运动，理论基础还是马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当时，党内外有些人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这个标签。周恩来也反对这种提法，他强调：“毛泽东主义，最好不提。这不仅仅是个人谦虚问题。现在还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比较好。这一点很重要，希望大家采取谨慎的态度。”
周恩来的发言记录，经李富春、薛暮桥等人商议，于当年4月以“从化读书会学习笔记”形式印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等部委的读书小组和党组作为学习材料，对这些部委的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全党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自组织的三个读书小组各有特色，毛泽东读书小组读书时间最长、人数最少，成员大都是跟随他多年的秀才；刘少奇海南读书会学员成分最广泛，既有专家，又有身边普通工作人员；周恩来读书小组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成员多为国务院系统的各部委负责人。
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带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推动下，1960年全党掀起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例如，广东省委于1960年三四月间分期举办省委政治经济学学习班，教材主要是《毛泽东选集》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班的学员包括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各常委、各部委正副部长(书记)、各厅局党组书记、广州军区(在粤)党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各地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党委常委。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党内许多干部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全党的理论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受困于条件的限制和思想的局限，当时只想着从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良方，没想到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从一切可以借鉴的理论里学习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此观察，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大跃进”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但“大跃进”的结局却又使中国回归到苏联模式上来，这让人不得不扼腕叹息。
由于批判地学习，由于强调联系实际，领导同志们在学习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总结，产生了许多真知灼见，并由此而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和措施。读书活动中提出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观点，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他们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为今天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提供了借鉴经验。
为什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一五计划基本上搬用了苏联经验，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暴露了苏联模式的不少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力图使中国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出现急于求成、违背规律的问题。1958年，党中央发动了“大跃进”，盲目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不尊重经济规律，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
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要认清规律，就需要理论尤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加以武装头脑，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大跃进”开始不久，在局部纠“左”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号召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把苏联好的经验拣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在这次会上，他正式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郑重要求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第二次提倡读政治经济学，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庐山会议初始，毛泽东拟定的议程有19项，第一项就是“读书”。不同的是，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了首选书目。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外，只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时，大多数同志已经读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到了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了。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早在1954年就出版了，195g年1月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19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20章起至第36章共17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总结。毛泽东自己说，过去看，不感兴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毛泽东之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多次号召各级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就是希望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以苏联的经济理论对照当时的实践，从中受到启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刘少奇在崖县首创政治经济学读书小组
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早就想对照“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钻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他太忙了，难以安安静静坐下来看点书。1959年11月，刘少奇肩周炎大发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安排他去海南岛疗养，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读书。11月2日至22日，借休养之机，刘少奇在广东崖县(现海南三亚市)组织了有王学文、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参加的读书小组，以大部分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新思想。
秋末冬初，崖县风光绮丽，气候宜人。刘少奇等人入住在风景如画的鹿回头招待所里，但刘少奇并无游兴。在20天的时间里，他以主要时间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和有关资料，并召集了九次学习讨论会。参加学习讨论会的，除两位专家外，还有林李明等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领导同志，以及王光美等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应邀参加了部分讨论。讨论的方法一般是先由两位专家讲解本章的要点以及他们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发言。
为了鼓励大家尤其秘书、警卫员、医生、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踊跃发言，刘少奇在第一次学习讨论会上强调：“对这次学习，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我们的讨论会采取座谈形式，谁有话就讲，会上可以展开辩论；第二，在我们的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有拘束：第三，这里学习所讲的话，不要到处去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自己的意见讲，错了自己负责：第四，有些内容比较难懂，同志们有看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请教老师(指王学文、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每次讨论，刘少奇总要带头发言，在他的启发和带动下，大家积极发言，讨论会开得非常热闹。
借指出教科书的缺点，刘少奇谈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许多不足之处，对照苏联经验大谈中国应该怎么做。他指出：
“整个来看，教科书还是一本好书，但有缺点。苏联的同志从自己的经验去看别国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该警惕。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结合中国尤其“大跃进”以来的实际，刘少奇谈了许多重要意见。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他认为：“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来看，不要把它当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立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他从如何调整生产关系、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理顺政治挂帅和经济核算的关系等方面提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1958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有矛盾。都是全民所有制，由谁来体现，用什么方法去执行，结果就大不相同，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加强经济核算工作，十分重要。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帐越算越细。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帐那是错误的，大帐小帐都要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但矛盾的斗争形式可以比较温和，也可以比较激烈。
海南读书会和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肯定了读书小组这种形式，和周恩来相继组织了读书小组。薛暮桥应邀把刘少奇在海南读书会上的发言归纳为18个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毛泽东在广州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4月，在第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正式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摆脱了繁重的国务活动之后，毛泽东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能腾出较多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前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细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在杭州，时间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4日。他建议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读书时，“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他自己就采用了这个办法，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书。
1960年1月27日毛泽东到广州，2月4日读书会恢复，2月9日读书会结束。为了照顾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和在杭州一样，读书会仍然安排在下午进行，一般从4时左右起到9时左右吃晚饭止。除去2月7日(星期日)休息，毛泽东实际在广州白云山读了5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具体内容是第34章至36章和结束语，每天大概读十几页。除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也参加了在广州的读书活动。读书会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田家英读，有时胡绳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泽东发议论，但他要求几个秀才都要讲讲话。
毛泽东的知识非常渊博，他在读书和谈话时往往旁征博引，涉及到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但中心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从留传下来的谈话记录看，毛泽东读教科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以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学者身份来读书，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思考中国应该怎样做；二是他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读书，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久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邓小平在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明确指出“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发达的阶段”。
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对“四个现代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向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当然，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不止是几个方面的任务，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现在已经定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商品和商品生产是被搞得最乱的领域之一，毛泽东对这方面的问题着力做了纠正。当时陈伯达极力主张废止商品流通，实行产品调拨，人民公社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研读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时，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活跃。他批评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他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指出，“在我国，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
除了以上三点，毛泽东还提出许多重要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些观点有局限性，有些则是完全正确的。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毛泽东当时的意见看作是他已做出了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他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一种思考，是他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的浪花。
以毛泽东的地位和声望，他亲自组织读书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力绝非其他读书小组可比拟的。他组织读书会的消息传开后，对推动全党学习政治经济学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读教科书的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他谈话中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
周恩来在从化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号召读政治经济学，周恩来很重视。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常深夜抽空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忙于事务，他无暇仔细研读。继刘少奇、毛泽东之后，周恩来终于在1960年二三月抽出时间在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用了近20天时间，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通读和研讨。
三个读书小组中，从化读书小组人数最多，规模最大。除了周恩来、邓颖超外，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南五省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王任重、韦国清、吴芝圃、张平化，中央几个部委的负责人余秋里、王鹤寿、吕正操、刘澜涛、彭涛、宋任穷、陈正人、顾作新、孔原等，共40人。从化读书小组注意吸收借鉴毛泽东、刘少奇两个读书小组的成果，参加毛泽东读书小组的胡绳应邀到从化作辅导，参加刘少奇读书小组的薛暮桥也应邀前来。胡绳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作了宣读，谈话记录后来又留在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对其作了详细的研究和思考。从化读书期间，周恩来在小组研讨会上共作了三次系统发言。
2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发言中主要阐述过渡时期问题。首先论述过渡的长期性，他说：
“中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他接着提出了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并将其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句话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最后提出了过渡时期的五条方针——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五大革命、四个现代化和三个差别的消灭，并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这五个方针都是关键性的。
2月25日，周恩来第二次发言，主要讲如何发挥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他指出：
“在生产关系革命，也就是经济革命的同时，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也就是通常说的思想意识的革命。思想意识的革命常常是居先的，只有思想先变革了，才能变革所有制。”但是，“思想认识又常常是落后于客观现实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思想意识的领先和落后两个侧面”。那么怎样发挥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呢?他强调应该“不断认识，学到老，做到 老”。这次发言中，周恩来直指时弊：“党的总路线，按比例、高速度怎么好，总还是会出点漏子。不要把话说满了，盲目自满了，就会失去警惕。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这充分反映了周恩来的勇气和政治责任感。
3月2日，在读书小组最后一次会上，周恩来作总结。先谈学习方法问题，强调学习是长期的，要分析这本书，对的要加以肯定、发展，错的要加以否定、批判。然后着重阐述如何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指出：
“中国是个大国，革命又在发展，必然生长出自己的理论家。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毛泽东思想是有他的根的，这个根当然首先是人民革命运动，理论基础还是马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当时，党内外有些人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这个标签。周恩来也反对这种提法，他强调：“毛泽东主义，最好不提。这不仅仅是个人谦虚问题。现在还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比较好。这一点很重要，希望大家采取谨慎的态度。”
周恩来的发言记录，经李富春、薛暮桥等人商议，于当年4月以“从化读书会学习笔记”形式印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等部委的读书小组和党组作为学习材料，对这些部委的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全党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自组织的三个读书小组各有特色，毛泽东读书小组读书时间最长、人数最少，成员大都是跟随他多年的秀才；刘少奇海南读书会学员成分最广泛，既有专家，又有身边普通工作人员；周恩来读书小组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成员多为国务院系统的各部委负责人。
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带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推动下，1960年全党掀起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例如，广东省委于1960年三四月间分期举办省委政治经济学学习班，教材主要是《毛泽东选集》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班的学员包括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各常委、各部委正副部长(书记)、各厅局党组书记、广州军区(在粤)党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各地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党委常委。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党内许多干部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全党的理论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受困于条件的限制和思想的局限，当时只想着从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良方，没想到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从一切可以借鉴的理论里学习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此观察，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大跃进”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但“大跃进”的结局却又使中国回归到苏联模式上来，这让人不得不扼腕叹息。
由于批判地学习，由于强调联系实际，领导同志们在学习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总结，产生了许多真知灼见，并由此而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和措施。读书活动中提出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观点，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他们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为今天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提供了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