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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岁的导演应该要起来了，变成像领导的人，带着整个电影往前走。我们呢，应该以更轻松的态度，偶尔做一部自己觉得好的、喜欢的东西。当然，我可能想太多了，拍电影就拍电影，想什么年纪不年纪的，不应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有这个念头出现”
自《相爱相亲》宣传期开始，张艾嘉就讲了许多话，讲电影、讲她的过去、讲对爱的看法，好像把一辈子的话都讲完了，但她还在拼命讲。她的声带因持续使用略显疲惫，嗓音也有些低沉。
“内地真大啊，你要引起注意，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就像丢了一块石头，连一个小涟漪都没有散出来。”她曾以为开始创作就可以少讲一点，没想到还是要继续。
从1972年入行到现在，张艾嘉已经踏入影视行业45年。那年她不到20岁，被妈妈带进照相馆，她别扭得不知如何是好。妈妈说：“你看你的样子，一辈子都当不了明星。”
这股别扭在踏进片场后改变了，看着前辈们表演，她深感自在。自在落到银幕上，她一哭，观众也跟着哭。“我不会假哭，蛮丑的，嘴巴肿了、眼睛也红了，可是（情感）是真的。我才发现演员的真心会投射出去。”自在了一段日子，她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从头学电影语言直到现在。许知远评价她，“从来没有被鲜明的符号化，是每个时代的介入者，但从来不是最中心的人物。”
执导《旧梦不须记》至今，36年过去了，张艾嘉第一次拍了大陆题材的电影《相爱相亲》，她将故事发生地选在郑州——一个飞速发展的二线城市。地名并未在片中出现，她相信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每个华人家庭当中。
母亲逝世，张艾嘉饰演的岳慧英觉得应该让父母合葬。多年前离世的父亲早已被送回老家安葬，老家尚有发妻。岳慧英找原配商量迁坟，遭到强烈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母亲离世的阴影尚未散去，迁坟又扰得她心烦意乱，偏偏还遇上女儿叛逆、丈夫不理解，生活状况百出她近乎狂躁地横冲直撞。在一系列冲突之后，这个家庭终于彼此谅解。
2017年10月1日，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公布提名名单，《相爱相亲》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7项大奖。
人物周刊：拍《相爱相亲》的出发点是什么？
张艾嘉：它就是普通家庭发生的一件事。迁坟，这么普通，却牵引到很多环节，带到爱的错误的表达方式，直到最后他们说：“我不太讲肉麻话，但是我要去做，我做到了。”这是吸引我的地方。现在人多数都长寿，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生孩子，年轻人对爱情彷徨、迷惘……各式各样的新名词、新问题出现了，这会激发我的好奇，探讨一个家庭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人物周刊：切口是家庭？
张艾嘉：主要在家庭。在快速发展的二线城市里，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烦恼与困扰。彼此有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呢？小孩有没有关注到父母、父母有没有知道小孩现在面临的环境……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件事情成为引爆点。引爆点是迁坟。女人面对想要迁坟的自私念头，认为自己做得对，认为这是爱，开始做这件事。这件事影响了其他人，每个人都开始思考这件事是对是错。每个人都执着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或是习惯拥有的东西、执着于那个念头时，就变成敌对的立场。
人物周刊：影片最终所有的敌对都消解了。
张艾嘉：都是放下，不放下就没有办法提起别的东西。姥姥放了，她得到的是另外一个家的温暖，多了一个孙女。我跟他（丈夫）和解，多了彼此的谅解。跟姥姥和解，多了一个家庭。
人物周刊：你之前讲到你相信人性，这里是人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吗？
张艾嘉：人性不要去限制，人性有太多无限的能力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们给自己太多包袱了。这么多资讯进来，每天活在别人的事情里，自己的事情都没好好解决。不能逃避自己的事情，要跟自己和解，把能力释放，才会发觉自己原来还能做挺多事，才发觉跟别人相处挺容易，没有那么难。
人物周刊：最后片中的人都跟自己和解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算不算放弃了原来的坚持？
张艾嘉：我不觉得是放弃，放弃很消极。是明白了、悟到了。今天一个东西打破了，觉得很懊恼。其实该打破就打破，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说真的很有意义，那意义不在这个东西，而在给你的那个人和它曾经发生过的事。这个事是打不破的。姥姥爱当初嫁去的感觉，我对母亲的爱化成了骨灰和跟谁合葬的爱，其实包含了我的恐惧。明白之后，那些东西就只是象征。
人物周刊：你多次提到这个故事选取了大陆飞速发展中的二线城市，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这里，如果发生在台湾，难在哪里？
张艾嘉：我们有另外一些冲突，比如老兵。很多朋友跟我讲，家里原来还有哥哥姐姐，自己年纪很大才知道。这种冲突，我们在成长环境中能释怀和接受，当初父亲在大陆有个家，我们尊重那个家，会把老人接来相认，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
人物周刊：跟社会发展程度有关？
张艾嘉：对。我们现在的矛盾是孩子被保护得太好了，都是做父母的错。
人物周刊：你的孩子也是？
张艾嘉：我妈妈宠。隔代宠没有理由，是弥补性的宠。有时候我很生气。（带来的）影响是他们不知道、不理解的。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会变得很严厉。
人物周刊：什么事情？
张艾嘉：我妈妈很爱看那种婆婆妈妈的连续剧。我不太让小孩看这些，该睡觉睡觉。儿子跟我妈的房间在我房间后面，我房门一关，儿子就跳到她床上去看连续剧，两个人还讲什么大结局。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老人只是喜欢孩子跟她亲，她觉得这是跟她亲的一种方式，可是对我来讲是不好的习惯。我宁愿做恶人，我觉得那是规矩，那些事对孩子的将来影响不好。现在孩子大了，明白了。 人物周刊：你接触的我们这一辈年轻人，会觉得被保护得太好吗？
张艾嘉：你們都是独生子女，大家精力都放在你身上。不是说对错，而是环境不一样，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不明白有些行为对将来是好还是坏，很容易走偏掉。我现在跟孩子难得见面，但有时真的很难受，吃一餐饭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我就跟他们说，有一天你们抬头，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老了，或者说有一天你抬头，哦要死啦。那个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好多东西都因为这样不见了。
人物周刊：你在生活中是个能够敏锐感知情感方面细节的人吗？
张艾嘉：对。我看到的东西多少会影响我。我很感慨，很多时候父母为孩子的付出都是很细节的，孩子们看不到。电影里面有一场戏，我在等女儿回家，其实我在睡觉，一直留着灯，她回来了，我把灯关了。对很多人来讲那是过场戏，可以剪掉，但对我来说那是一场重要的戏，是要告诉孩子们，母亲虽然唠叨，但是女儿没回来，心就是放不下。
人物周刊：你在电影里面会放入个人经历吗？
张艾嘉：编剧时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感触、自己的情感。尤其是自编自导，或者是跟别人合作编剧的时候，怎么样都会有自己的感情。你用一个“我不要陷在里面，很矫情”的状态在创作。我希望自己经过那个矫情，跳出来看东西，比较轻描淡写，淡淡的，情绪很重，表达很轻，举重若轻。
人物周刊：我们发现电影里，关于大陆的细节很真实，比如办事部门踢皮球、办事效率低，还有电视节目揭人隐私等等。
张艾嘉：对，我有看那些节目。我们常常出外景，到哪都会看本地的节目。有时候很难过，很多节目都模仿国外，但国外一些好的部分没有好好用，取材都在消费家庭隐私，借此谈论家庭纠纷，目的性太强——希望得到收视率。我们常常觉得这件事是一份工作，工作是没错的，就一直延续下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是非观渐渐变得模糊，他们也成了受害者。就像电影里的电视台主管，她其实也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可是怎么办？节目要做下去，大家都以一种半麻木的心态在做这些事。
我把这件事拍出来，没有恶意去批判什么，只是觉得大家都挺无奈的。很多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做些出位的事情，那些事情未必是最好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答案，我只能做我懂的事。
人物周刊：对于是非，你有一条严格的准绳吗？
张艾嘉：我有自己的尺度。我从小受的教育蛮传统，尊师重道、敬老尊贤……所有老的东西。虽然我到国外念书，但是回到做人的最基本的态度，那些东西很重要。你还没有潇洒到出世，也没有到什么都无所谓、看淡了的地步，还是得跟人相处，那做人的原则还是要清楚。
人物周刊：给人感觉你常常活跃在各种入世的环境里。
张艾嘉：越入世越想出世嘛。（笑）没有什么机会（出世）。我们到这个年纪常常希望安静下来。不是说到某个地方度假几天，那是很假象的出世。我希望心静下来，开始学习打坐，让脑子不要烦我的心。脑子最好安静一点，安静就是让自己不管在哪里都坦然、自在，安静坐在那20分钟都有帮助。好多年了。
人物周刊：什么事情会让你想要打坐？
张艾嘉：焦虑，自己的焦虑，不是别人的事。
人物周刊：这种焦虑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张艾嘉：不一定。有的时候是环境过于吵，有的时候是脑子里突然想到某个事情你还没有解决。脑子动得太厉害就会焦虑。包括创作，你觉得自己写了场戏还可以，但仔细想不对，怎么办呢？还没想出来的时候就焦虑。
人物周刊：《相爱相亲》里有这样的情况吗？
张艾嘉：有。最焦虑的一场就是我跟田导（田壮壮）在车里的那场戏。在排班的时候，他们说你拍这场，我说不要不要，移到后面。我知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想通，那场戏是我杀青前拍的最后一场戏。
人物周刊：哪里没想通？
张艾嘉：我很爱那场戏。那场戏应该非常亲密，要只能容纳两个人的环境。当初剧本里，他接她下课，黄昏的时候天快黑了。剧本里还写车窗倒映出大厦的灯。这些东西常常会让我出戏，转移到导演的身份，想画面要怎么拍。田导有那么长的对白，我有那样一个情绪要跟着下来，一定要两个人很集中。堵车，不要让车子在行动中，但堵车就要带到其他车子。田导很想好好说话，难道把车子停下来讲？挺矫情的。怎么想都觉得难拍。我也不想把机器架在外面。跟李屏宾开了几次会，决定还是在车里拍。车里只有一个位置——后面，所以就要用背来演这场戏。试了一次就拍，第一条完了，李屏宾说有了。我自己演的时候也觉得有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黄昏，天快黑了，赶快补拍田导的镜头，拍我的时候都没有光源了，硬拍了我一个反应。后来明白，我们能够在那场戏产生一种情感，是因为之前累积了东西。
人物周刊：《相爱相亲》片尾工作人员名单，有很多熟悉的名字。
张艾嘉：我选的很多人是《心动》、《念念》的工作人员，我不要人多，但是我要好的人，懂得这份感情，这样过程中大家才能够同心协力。制片组是贾樟柯导演的制片团队。我希望在现场我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比如，道具组小贾，你去怎么怎么，让那个人觉得他是重要的。既然叫《相爱相亲》，拍戏的时候就要有相爱相亲的感觉。拍这个戏简单平实，回到我拍文艺片的时候，集体做一件事的快乐。
人物周刊：现在拍戏跟以前拍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张艾嘉：现在拍戏每个部门得到的资源更多，编制大了很多。我得到的帮助、资讯多了更多。我喜欢跟不同的年轻人碰撞，也喜欢跟年轻导演合作，他们让我去客串，只要角色我觉得过瘾，或者对导演好奇，我就会去。我既是演员，也是一个旁观者。我很想看现在年轻人怎么拍戏，技术上的东西他们一定比我快。他们用什么器材、怎么去诠释一场戏，这些都会启发我。毕赣导演就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这样年轻，但是写的东西像诗一样，他希望自己的戏就像一首诗，整个走法很不一样。 人物周刊：哪里不一样？
张艾嘉：写诗需要精准。因为诗用词少，每个词都要非常真、非常美。
人物周刊：你执导电影的时候没有这么精准？
张艾嘉：我写东西，写完以后，希望你们把灵魂丢进来，人物才会立体。我在等待那一刹那的惊讶。那一时刻给我的氛围是怎样的，那个生活的气息在哪里，我在现场随时都在捕捉。
人物周刊：现在比较经典的影片越来越少了，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张艾嘉：我希望它是个过程。每个地方都有产业的转变，台湾也有。60、70年代，大家开始分类：艺术片、文艺片、商业片……分类可以，但不要拉那么远，中间真空就很糟糕。很幸运的，李安出现了，他把分类和距离结合得相当好。台湾电影有一个起伏，香港电影也是。大陆市场开放，很多人一下散掉了，大家被大市场吸引。香港电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一年三百多部戏跌到只有四十多部，蛮令人难受。经过一场洗礼，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现在有一些导演又回归香港，还有一些香港导演坚持留在香港，也起来了一批导演在关注香港题材。同时，因为香港这十年很多环境在改变，故事多了，真正可以拿出来探讨的东西多了，讲故事的电影多了，而不只是只有警察和黑社会。
大陆也是在快速发展的20年当中，从一个什么都不能接触的环境到开放。好莱坞电影向来有很强的侵略性，它们一下子就把大家苦闷的心填满了。影视产业发展，大家又非得用数字来统计戏剧卖钱还是不卖钱，这变成一个标准。这也是错误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大陆太大了，没有办法做一个评估标准。这都是过程。我相信现在观众也有一点疲倦，因为看多了，被骗多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我觉得观众有某种直觉，知道一个电影好不好。
人物周刊：你对电影市场是乐观的？
张艾嘉：我一向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我抱悲观态度也没什么好处。不然就很难往下走。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退休？
张艾嘉：以前一直没有，最近有一点。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年轻人？我们霸占几十年了，也做了蛮多事。今年刚好也是金马奖主席最后一年。这么巧，今年我也跟很多年轻导演合作，拍了他们的戏，帮好几个导演修改了剧本。从他们的创作中发现，这些人开始长大了、成熟了。30岁40岁的导演应该要起来了，变成像领导的人，带着整个电影往前走。我们呢，应该以更轻松的态度，偶尔做一部自己觉得好的、喜欢的东西。问题是有这样的投资者吗？有这样的環境给我们做这个事吗？如果真的有，那挺好的。如果没有，我们也不要硬要去找到投资者让人家去赔钱，到底电影还是个商品。当然，我可能想太多了，拍电影就拍电影，想什么年纪不年纪的，不应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有这个念头出现。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就忘了。
人物周刊：年纪会让你担心？
张艾嘉：我想人生总是这样，上坡，下坡，所有人都在这条道路上走，年纪、体力，一定是这样。可我不认为我的思想老了，我的思维从来没有真正老过。
自《相爱相亲》宣传期开始，张艾嘉就讲了许多话，讲电影、讲她的过去、讲对爱的看法，好像把一辈子的话都讲完了，但她还在拼命讲。她的声带因持续使用略显疲惫，嗓音也有些低沉。
“内地真大啊，你要引起注意，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就像丢了一块石头，连一个小涟漪都没有散出来。”她曾以为开始创作就可以少讲一点，没想到还是要继续。
从1972年入行到现在，张艾嘉已经踏入影视行业45年。那年她不到20岁，被妈妈带进照相馆，她别扭得不知如何是好。妈妈说：“你看你的样子，一辈子都当不了明星。”
这股别扭在踏进片场后改变了，看着前辈们表演，她深感自在。自在落到银幕上，她一哭，观众也跟着哭。“我不会假哭，蛮丑的，嘴巴肿了、眼睛也红了，可是（情感）是真的。我才发现演员的真心会投射出去。”自在了一段日子，她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从头学电影语言直到现在。许知远评价她，“从来没有被鲜明的符号化，是每个时代的介入者，但从来不是最中心的人物。”
执导《旧梦不须记》至今，36年过去了，张艾嘉第一次拍了大陆题材的电影《相爱相亲》，她将故事发生地选在郑州——一个飞速发展的二线城市。地名并未在片中出现，她相信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每个华人家庭当中。
母亲逝世，张艾嘉饰演的岳慧英觉得应该让父母合葬。多年前离世的父亲早已被送回老家安葬，老家尚有发妻。岳慧英找原配商量迁坟，遭到强烈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母亲离世的阴影尚未散去，迁坟又扰得她心烦意乱，偏偏还遇上女儿叛逆、丈夫不理解，生活状况百出她近乎狂躁地横冲直撞。在一系列冲突之后，这个家庭终于彼此谅解。
2017年10月1日，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公布提名名单，《相爱相亲》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7项大奖。
人性不要設限
人物周刊：拍《相爱相亲》的出发点是什么？
张艾嘉：它就是普通家庭发生的一件事。迁坟，这么普通，却牵引到很多环节，带到爱的错误的表达方式，直到最后他们说：“我不太讲肉麻话，但是我要去做，我做到了。”这是吸引我的地方。现在人多数都长寿，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生孩子，年轻人对爱情彷徨、迷惘……各式各样的新名词、新问题出现了，这会激发我的好奇，探讨一个家庭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人物周刊：切口是家庭？
张艾嘉：主要在家庭。在快速发展的二线城市里，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烦恼与困扰。彼此有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呢？小孩有没有关注到父母、父母有没有知道小孩现在面临的环境……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件事情成为引爆点。引爆点是迁坟。女人面对想要迁坟的自私念头，认为自己做得对，认为这是爱，开始做这件事。这件事影响了其他人，每个人都开始思考这件事是对是错。每个人都执着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或是习惯拥有的东西、执着于那个念头时，就变成敌对的立场。
人物周刊：影片最终所有的敌对都消解了。
张艾嘉：都是放下，不放下就没有办法提起别的东西。姥姥放了，她得到的是另外一个家的温暖，多了一个孙女。我跟他（丈夫）和解，多了彼此的谅解。跟姥姥和解，多了一个家庭。
人物周刊：你之前讲到你相信人性，这里是人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吗？
张艾嘉：人性不要去限制，人性有太多无限的能力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们给自己太多包袱了。这么多资讯进来，每天活在别人的事情里，自己的事情都没好好解决。不能逃避自己的事情，要跟自己和解，把能力释放，才会发觉自己原来还能做挺多事，才发觉跟别人相处挺容易，没有那么难。
人物周刊：最后片中的人都跟自己和解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算不算放弃了原来的坚持？
张艾嘉：我不觉得是放弃，放弃很消极。是明白了、悟到了。今天一个东西打破了，觉得很懊恼。其实该打破就打破，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说真的很有意义，那意义不在这个东西，而在给你的那个人和它曾经发生过的事。这个事是打不破的。姥姥爱当初嫁去的感觉，我对母亲的爱化成了骨灰和跟谁合葬的爱，其实包含了我的恐惧。明白之后，那些东西就只是象征。
情绪很重，表达很轻
人物周刊：你多次提到这个故事选取了大陆飞速发展中的二线城市，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这里，如果发生在台湾，难在哪里？
张艾嘉：我们有另外一些冲突，比如老兵。很多朋友跟我讲，家里原来还有哥哥姐姐，自己年纪很大才知道。这种冲突，我们在成长环境中能释怀和接受，当初父亲在大陆有个家，我们尊重那个家，会把老人接来相认，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
人物周刊：跟社会发展程度有关？
张艾嘉：对。我们现在的矛盾是孩子被保护得太好了，都是做父母的错。
人物周刊：你的孩子也是？
张艾嘉：我妈妈宠。隔代宠没有理由，是弥补性的宠。有时候我很生气。（带来的）影响是他们不知道、不理解的。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会变得很严厉。
人物周刊：什么事情？
张艾嘉：我妈妈很爱看那种婆婆妈妈的连续剧。我不太让小孩看这些，该睡觉睡觉。儿子跟我妈的房间在我房间后面，我房门一关，儿子就跳到她床上去看连续剧，两个人还讲什么大结局。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老人只是喜欢孩子跟她亲，她觉得这是跟她亲的一种方式，可是对我来讲是不好的习惯。我宁愿做恶人，我觉得那是规矩，那些事对孩子的将来影响不好。现在孩子大了，明白了。 人物周刊：你接触的我们这一辈年轻人，会觉得被保护得太好吗？
张艾嘉：你們都是独生子女，大家精力都放在你身上。不是说对错，而是环境不一样，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不明白有些行为对将来是好还是坏，很容易走偏掉。我现在跟孩子难得见面，但有时真的很难受，吃一餐饭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我就跟他们说，有一天你们抬头，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老了，或者说有一天你抬头，哦要死啦。那个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好多东西都因为这样不见了。
人物周刊：你在生活中是个能够敏锐感知情感方面细节的人吗？
张艾嘉：对。我看到的东西多少会影响我。我很感慨，很多时候父母为孩子的付出都是很细节的，孩子们看不到。电影里面有一场戏，我在等女儿回家，其实我在睡觉，一直留着灯，她回来了，我把灯关了。对很多人来讲那是过场戏，可以剪掉，但对我来说那是一场重要的戏，是要告诉孩子们，母亲虽然唠叨，但是女儿没回来，心就是放不下。
人物周刊：你在电影里面会放入个人经历吗？
张艾嘉：编剧时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感触、自己的情感。尤其是自编自导，或者是跟别人合作编剧的时候，怎么样都会有自己的感情。你用一个“我不要陷在里面，很矫情”的状态在创作。我希望自己经过那个矫情，跳出来看东西，比较轻描淡写，淡淡的，情绪很重，表达很轻，举重若轻。
越入世越想出世
人物周刊：我们发现电影里，关于大陆的细节很真实，比如办事部门踢皮球、办事效率低，还有电视节目揭人隐私等等。
张艾嘉：对，我有看那些节目。我们常常出外景，到哪都会看本地的节目。有时候很难过，很多节目都模仿国外，但国外一些好的部分没有好好用，取材都在消费家庭隐私，借此谈论家庭纠纷，目的性太强——希望得到收视率。我们常常觉得这件事是一份工作，工作是没错的，就一直延续下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是非观渐渐变得模糊，他们也成了受害者。就像电影里的电视台主管，她其实也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可是怎么办？节目要做下去，大家都以一种半麻木的心态在做这些事。
我把这件事拍出来，没有恶意去批判什么，只是觉得大家都挺无奈的。很多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做些出位的事情，那些事情未必是最好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答案，我只能做我懂的事。
人物周刊：对于是非，你有一条严格的准绳吗？
张艾嘉：我有自己的尺度。我从小受的教育蛮传统，尊师重道、敬老尊贤……所有老的东西。虽然我到国外念书，但是回到做人的最基本的态度，那些东西很重要。你还没有潇洒到出世，也没有到什么都无所谓、看淡了的地步，还是得跟人相处，那做人的原则还是要清楚。
人物周刊：给人感觉你常常活跃在各种入世的环境里。
张艾嘉：越入世越想出世嘛。（笑）没有什么机会（出世）。我们到这个年纪常常希望安静下来。不是说到某个地方度假几天，那是很假象的出世。我希望心静下来，开始学习打坐，让脑子不要烦我的心。脑子最好安静一点，安静就是让自己不管在哪里都坦然、自在，安静坐在那20分钟都有帮助。好多年了。
人物周刊：什么事情会让你想要打坐？
张艾嘉：焦虑，自己的焦虑，不是别人的事。
人物周刊：这种焦虑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张艾嘉：不一定。有的时候是环境过于吵，有的时候是脑子里突然想到某个事情你还没有解决。脑子动得太厉害就会焦虑。包括创作，你觉得自己写了场戏还可以，但仔细想不对，怎么办呢？还没想出来的时候就焦虑。
人物周刊：《相爱相亲》里有这样的情况吗？
张艾嘉：有。最焦虑的一场就是我跟田导（田壮壮）在车里的那场戏。在排班的时候，他们说你拍这场，我说不要不要，移到后面。我知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想通，那场戏是我杀青前拍的最后一场戏。
人物周刊：哪里没想通？
张艾嘉：我很爱那场戏。那场戏应该非常亲密，要只能容纳两个人的环境。当初剧本里，他接她下课，黄昏的时候天快黑了。剧本里还写车窗倒映出大厦的灯。这些东西常常会让我出戏，转移到导演的身份，想画面要怎么拍。田导有那么长的对白，我有那样一个情绪要跟着下来，一定要两个人很集中。堵车，不要让车子在行动中，但堵车就要带到其他车子。田导很想好好说话，难道把车子停下来讲？挺矫情的。怎么想都觉得难拍。我也不想把机器架在外面。跟李屏宾开了几次会，决定还是在车里拍。车里只有一个位置——后面，所以就要用背来演这场戏。试了一次就拍，第一条完了，李屏宾说有了。我自己演的时候也觉得有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黄昏，天快黑了，赶快补拍田导的镜头，拍我的时候都没有光源了，硬拍了我一个反应。后来明白，我们能够在那场戏产生一种情感，是因为之前累积了东西。
我在等待一刹那的惊讶
人物周刊：《相爱相亲》片尾工作人员名单，有很多熟悉的名字。
张艾嘉：我选的很多人是《心动》、《念念》的工作人员，我不要人多，但是我要好的人，懂得这份感情，这样过程中大家才能够同心协力。制片组是贾樟柯导演的制片团队。我希望在现场我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比如，道具组小贾，你去怎么怎么，让那个人觉得他是重要的。既然叫《相爱相亲》，拍戏的时候就要有相爱相亲的感觉。拍这个戏简单平实，回到我拍文艺片的时候，集体做一件事的快乐。
人物周刊：现在拍戏跟以前拍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张艾嘉：现在拍戏每个部门得到的资源更多，编制大了很多。我得到的帮助、资讯多了更多。我喜欢跟不同的年轻人碰撞，也喜欢跟年轻导演合作，他们让我去客串，只要角色我觉得过瘾，或者对导演好奇，我就会去。我既是演员，也是一个旁观者。我很想看现在年轻人怎么拍戏，技术上的东西他们一定比我快。他们用什么器材、怎么去诠释一场戏，这些都会启发我。毕赣导演就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这样年轻，但是写的东西像诗一样，他希望自己的戏就像一首诗，整个走法很不一样。 人物周刊：哪里不一样？
张艾嘉：写诗需要精准。因为诗用词少，每个词都要非常真、非常美。
人物周刊：你执导电影的时候没有这么精准？
张艾嘉：我写东西，写完以后，希望你们把灵魂丢进来，人物才会立体。我在等待那一刹那的惊讶。那一时刻给我的氛围是怎样的，那个生活的气息在哪里，我在现场随时都在捕捉。
人物周刊：现在比较经典的影片越来越少了，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张艾嘉：我希望它是个过程。每个地方都有产业的转变，台湾也有。60、70年代，大家开始分类：艺术片、文艺片、商业片……分类可以，但不要拉那么远，中间真空就很糟糕。很幸运的，李安出现了，他把分类和距离结合得相当好。台湾电影有一个起伏，香港电影也是。大陆市场开放，很多人一下散掉了，大家被大市场吸引。香港电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一年三百多部戏跌到只有四十多部，蛮令人难受。经过一场洗礼，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现在有一些导演又回归香港，还有一些香港导演坚持留在香港，也起来了一批导演在关注香港题材。同时，因为香港这十年很多环境在改变，故事多了，真正可以拿出来探讨的东西多了，讲故事的电影多了，而不只是只有警察和黑社会。
大陆也是在快速发展的20年当中，从一个什么都不能接触的环境到开放。好莱坞电影向来有很强的侵略性，它们一下子就把大家苦闷的心填满了。影视产业发展，大家又非得用数字来统计戏剧卖钱还是不卖钱，这变成一个标准。这也是错误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大陆太大了，没有办法做一个评估标准。这都是过程。我相信现在观众也有一点疲倦，因为看多了，被骗多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我觉得观众有某种直觉，知道一个电影好不好。
人物周刊：你对电影市场是乐观的？
张艾嘉：我一向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我抱悲观态度也没什么好处。不然就很难往下走。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退休？
张艾嘉：以前一直没有，最近有一点。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年轻人？我们霸占几十年了，也做了蛮多事。今年刚好也是金马奖主席最后一年。这么巧，今年我也跟很多年轻导演合作，拍了他们的戏，帮好几个导演修改了剧本。从他们的创作中发现，这些人开始长大了、成熟了。30岁40岁的导演应该要起来了，变成像领导的人，带着整个电影往前走。我们呢，应该以更轻松的态度，偶尔做一部自己觉得好的、喜欢的东西。问题是有这样的投资者吗？有这样的環境给我们做这个事吗？如果真的有，那挺好的。如果没有，我们也不要硬要去找到投资者让人家去赔钱，到底电影还是个商品。当然，我可能想太多了，拍电影就拍电影，想什么年纪不年纪的，不应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有这个念头出现。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就忘了。
人物周刊：年纪会让你担心？
张艾嘉：我想人生总是这样，上坡，下坡，所有人都在这条道路上走，年纪、体力，一定是这样。可我不认为我的思想老了，我的思维从来没有真正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