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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国之间继续相互带有敌意或故意“制造敌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相互威胁”，再把环境问题这个人类“共同威胁”搁在一边不管，就难免将人类引向灾难。
1997年5月，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时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何方先生提出了一份题为《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的报告，该报告的“简写版”、题为《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的文章于1997年5月11日在《环球时报》发表，揭开了迄今长达11年的对日关系论争的序幕。
然而，经过数天的思索，我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写了“二论”、“三论”、“四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后没有杂志再敢用“对日关系新思维”做文章标题了。我在改换标题的情况下继续从“五论”写到 “九论”。2004年11月《日本侨报》社将“九论”汇集译成日文出版，题为《中国的“对日新思维”能实现吗?——提倡“对华新思维”》、《胡锦涛的对日政策》。这两本书，从翻译、校对到出版，都得到了被视为“亲中派”的日本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
自2002年以来，中日关系越来越不正常，两国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齐齐哈尔日军遗弃的化学毒气弹泄漏事件、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西北大学演剧事件等，2004年1月1日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3月中 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遭日方扣留后被释放；4月日本右翼政治团体的大型宣传车冲撞大阪总领事馆大门；8月亚洲杯足球赛期间北京等赛场发生了少数球迷针对日本的偏激行为等等。
日本媒体借机竭力宣扬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如何高涨，日本某些政治家还借机散布“中国风风险”，鼓动日本在华企业撤离中国；特别是那年5月下旬以来，日本媒体纷纷炒作中国在东海日方所称的“中间线”附近中国一侧开发海底天然气问题，引起日本国内群情激愤，称中国的开采行动“侵犯了日本的海洋权益”。在此背景下，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狂热叫嚷“捍卫国益”，大搞“爱国表演”；日本有代表性的右翼学者中西辉政等人则竭力煽动口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发出了“新日中战争已经开始”的叫嚣和欢呼。
这一系列现象使我感到日本右翼的險恶用心。我写了很多文章试图揭露日本右翼的阴谋，希望大家理性地对待日本，不宜搞什么“抵制日货运动”，要争取日本人民并团结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要防止我们同日本右翼势力的对立扩大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对抗。但是，在民族主义者高度情绪化的情况下，谁要提出“理性”这个词儿都会挨骂，
确实，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也曾经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我十分理解千千万万情绪激昂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倒行逆施之举的愤怒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但是，为什么我只要说几句不应该将“技术问题政治化”的话，就遭到如此激烈的批判和声讨呢?为什么一些正常的技术引进项目只要是来自日本，就会在一夜之间得到数以万计网民的签名反对、甚至出现只要京沪高速铁路引进日本的技术，“就要集体卧轨”、“宁肯骑着毛驴上北京”的议论呢?难道是我的脑子出了毛病，走到了爱国主义的对立面?
正值此时，某权威媒体以研究报告的形式连续4期刊载了我的《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缩写版。2004年10月下旬，已退休4年的我，受哈尔滨工业大学之邀，去那里担任该校“中日研究所所长”。在哈尔滨开会期间，我接到电话，要我去中南海开会。
进入会场，才知道是胡锦涛主席召集一次小型座谈会。我看与会者个个都身份不凡，暗嘱自己不要主动发言。没想到在第一位发言者讲完之后，胡主席就点了我的名：“冯昭奎，你讲讲吧。”按照会前有人特意给我打的招呼，我的发言用了40多分钟时间，比其他与会者发言时间多出一倍。
我理解这次会议是内部性质的，因此没有对外宣扬。但不久，我参加这次小型座谈会的消息就在国内一些日本研究者之间不胫而走。在对日关系问题上，胡主席重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事实被公诸国内外学界和媒体了。
中南海的会议促使我一鼓作气，于2005年7月在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关系问题报告》，于2007年3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关系报告》。这两本书都是与《日本学刊》副主编林昶合著的，其出版经过了难以想象的曲折艰苦。
环境问题成新纽带
2007年1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对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可续发展的重大威胁。由于日本与中国相距较近，来自中亚、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的沙尘暴经常影响到日本。我在名古屋看到，每当沙尘暴刮过来，日本人平时保持得干干净净的小汽车也变得蓬头垢面，车主们忙不迭地来到自动洗车站清洗自己的汽车。
当今的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长期累积的恶果之一。至今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数倍于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拥有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和经验，日本等发达国家能否积极向处于工业化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和经验，已成为人类能否拯救地球的一个关键课题。
在地球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紧迫的情形下，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在日益超越人类社会的、包括国际的和各国国内的矛盾而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中日两国关系再起波澜了。中日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苏联威胁，结成过战略纽带；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要保持长期稳定发展，亟须形成两国关系的新的战略纽带。
2008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中日签署了两国复交以来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确认中日“互不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共识。因为如果大国之间继续相互带有敌意或故意“制造敌人”，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相互威胁”，再把环境问题这个人类“共同威胁”搁在一边不管，就难免将人类引向灾难。
环境问题不仅会成力中日关系的“战略纽带”，也将成为中国发展同美、欧、俄、印以及同世界各国关系的“战略纽带”。但是，无论从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还是从相互接近的地理位置，以及沙尘暴、酸雨物质的跨国旅行等地区性环境问题来看，中日在环境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共同课题和共同语言；共同应对环境危机必将成为中日战略互惠的最重要纽带。
中国只有加强同日本的交流，才可能对坚持尊重历史事实的日本教育界大部分人起到支持作用，对日本国民正确认识历史起到促进作用。
(责编 谢奕秋)
1997年5月，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时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何方先生提出了一份题为《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的报告，该报告的“简写版”、题为《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的文章于1997年5月11日在《环球时报》发表，揭开了迄今长达11年的对日关系论争的序幕。
然而，经过数天的思索，我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写了“二论”、“三论”、“四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后没有杂志再敢用“对日关系新思维”做文章标题了。我在改换标题的情况下继续从“五论”写到 “九论”。2004年11月《日本侨报》社将“九论”汇集译成日文出版，题为《中国的“对日新思维”能实现吗?——提倡“对华新思维”》、《胡锦涛的对日政策》。这两本书，从翻译、校对到出版，都得到了被视为“亲中派”的日本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
自2002年以来，中日关系越来越不正常，两国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齐齐哈尔日军遗弃的化学毒气弹泄漏事件、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西北大学演剧事件等，2004年1月1日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3月中 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遭日方扣留后被释放；4月日本右翼政治团体的大型宣传车冲撞大阪总领事馆大门；8月亚洲杯足球赛期间北京等赛场发生了少数球迷针对日本的偏激行为等等。
日本媒体借机竭力宣扬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如何高涨，日本某些政治家还借机散布“中国风风险”，鼓动日本在华企业撤离中国；特别是那年5月下旬以来，日本媒体纷纷炒作中国在东海日方所称的“中间线”附近中国一侧开发海底天然气问题，引起日本国内群情激愤，称中国的开采行动“侵犯了日本的海洋权益”。在此背景下，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狂热叫嚷“捍卫国益”，大搞“爱国表演”；日本有代表性的右翼学者中西辉政等人则竭力煽动口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发出了“新日中战争已经开始”的叫嚣和欢呼。
这一系列现象使我感到日本右翼的險恶用心。我写了很多文章试图揭露日本右翼的阴谋，希望大家理性地对待日本，不宜搞什么“抵制日货运动”，要争取日本人民并团结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要防止我们同日本右翼势力的对立扩大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对抗。但是，在民族主义者高度情绪化的情况下，谁要提出“理性”这个词儿都会挨骂，
确实，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也曾经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我十分理解千千万万情绪激昂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倒行逆施之举的愤怒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但是，为什么我只要说几句不应该将“技术问题政治化”的话，就遭到如此激烈的批判和声讨呢?为什么一些正常的技术引进项目只要是来自日本，就会在一夜之间得到数以万计网民的签名反对、甚至出现只要京沪高速铁路引进日本的技术，“就要集体卧轨”、“宁肯骑着毛驴上北京”的议论呢?难道是我的脑子出了毛病，走到了爱国主义的对立面?
正值此时，某权威媒体以研究报告的形式连续4期刊载了我的《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缩写版。2004年10月下旬，已退休4年的我，受哈尔滨工业大学之邀，去那里担任该校“中日研究所所长”。在哈尔滨开会期间，我接到电话，要我去中南海开会。
进入会场，才知道是胡锦涛主席召集一次小型座谈会。我看与会者个个都身份不凡，暗嘱自己不要主动发言。没想到在第一位发言者讲完之后，胡主席就点了我的名：“冯昭奎，你讲讲吧。”按照会前有人特意给我打的招呼，我的发言用了40多分钟时间，比其他与会者发言时间多出一倍。
我理解这次会议是内部性质的，因此没有对外宣扬。但不久，我参加这次小型座谈会的消息就在国内一些日本研究者之间不胫而走。在对日关系问题上，胡主席重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事实被公诸国内外学界和媒体了。
中南海的会议促使我一鼓作气，于2005年7月在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关系问题报告》，于2007年3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关系报告》。这两本书都是与《日本学刊》副主编林昶合著的，其出版经过了难以想象的曲折艰苦。
环境问题成新纽带
2007年1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对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可续发展的重大威胁。由于日本与中国相距较近，来自中亚、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的沙尘暴经常影响到日本。我在名古屋看到，每当沙尘暴刮过来，日本人平时保持得干干净净的小汽车也变得蓬头垢面，车主们忙不迭地来到自动洗车站清洗自己的汽车。
当今的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长期累积的恶果之一。至今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数倍于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拥有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和经验，日本等发达国家能否积极向处于工业化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和经验，已成为人类能否拯救地球的一个关键课题。
在地球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紧迫的情形下，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在日益超越人类社会的、包括国际的和各国国内的矛盾而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中日两国关系再起波澜了。中日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苏联威胁，结成过战略纽带；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要保持长期稳定发展，亟须形成两国关系的新的战略纽带。
2008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中日签署了两国复交以来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确认中日“互不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共识。因为如果大国之间继续相互带有敌意或故意“制造敌人”，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相互威胁”，再把环境问题这个人类“共同威胁”搁在一边不管，就难免将人类引向灾难。
环境问题不仅会成力中日关系的“战略纽带”，也将成为中国发展同美、欧、俄、印以及同世界各国关系的“战略纽带”。但是，无论从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还是从相互接近的地理位置，以及沙尘暴、酸雨物质的跨国旅行等地区性环境问题来看，中日在环境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共同课题和共同语言；共同应对环境危机必将成为中日战略互惠的最重要纽带。
中国只有加强同日本的交流，才可能对坚持尊重历史事实的日本教育界大部分人起到支持作用，对日本国民正确认识历史起到促进作用。
(责编 谢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