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埃及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主要拿埃及政府在民主问题上“不达标”做文章。面对美国的压力，埃及政府作了一些善意的回应。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发生恶性连环爆炸事件后五天的７月２８日，随着穆巴拉克宣布参加大选谋求第四次连任，埃及总统选举的序幕已拉开。而继阿富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大选先后得到美国首肯后，华盛顿又把眼睛移到了即将于９月７日举行的埃及总统选举上。
　　
　　美国说他专权、栽脏、不公平
　　
　　穆巴拉克自１９８１年已执政了２４年。在这２４年间，穆巴拉克领导埃及人民稳定了前总统萨达特遇刺后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改善了因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而被其他阿拉伯国家孤立的不利地位，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１９９１年中东和平起步后，埃及又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之间进行斡旋，终于促成双方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去年，穆巴拉克总统又调整了工作班子，组成“经济内阁”，通过减税、实行埃镑汇率浮动等措施，吸引了不少外商到埃及投资。治理埃及这样一个地域百万平方公里、人口７７００多万的大国，穆巴拉克的政绩在国内外是有目共睹的。
　　穆巴拉克对美国一贯奉行友好政策。自１９７９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美国每年都向埃及提供近２０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在美国政府的“外援榜”上，埃及仅次于以色列排名第二。但２００３年埃及不赞成布什政府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对埃及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主要拿埃及政府在民主问题上“不达标”做文章：第一，由于萨达特总统是被穆斯林兄弟会刺杀身亡的，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后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这一法令至今未撤消。美国认为这是穆巴拉克专权。第二，穆巴拉克前四次当选总统都是由埃及议会先提名和通过候选人，再由全体公民投票选举总统，所以每次都是一个候选人高票当选。美国认为此乃不公平竞争。第三，埃及反对派“明天党”的领导人艾曼尼·努尔因在政党登记过程中犯欺诈罪入狱，美国声称这是７７岁的穆巴拉克总统为了排斥４０岁的努尔而对后者实施的栽赃陷害。２００５年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对中东进行穿梭访问时，更以努尔被拘为由，单方面临时取消了原定对埃及的访问。
　　面对美国的压力，埃及政府作出了一些善意的回应。经穆巴拉克总统建议，埃及议会通过决议，同意在总统选举中实行多位合法候选人的竞选。埃及警方还释放了努尔，法院也在候选人登记前宣布把对努尔案的审判推迟到９月２５日进行。换言之，如果埃及选举委员会认定努尔是合法候选人，他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和穆巴拉克等候选人一决高下。
　　
　　穆巴拉克还想再干第五任
　　
　　７月２８日，穆巴拉克宣布他将第五次参加六年任期的总统职位角逐。同日，努尔也向埃及选举委员会递交了参选文件。当日递交参选文件的还有其他三个党派提名的候选人和六位独立候选人。
　　埃及总统大选引起了西方国家许多媒体的高度关注。努尔的妻子（也是他的发言人）对记者说，努尔未必能获胜，原因是他入过狱，所以在竞选过程中，７０％的精力要花在为自己做无罪辩解上。但也有别的媒体说，努尔这次提出的竞选口号是“２４个月代替２４年”，就是说假如他当选为新总统，将只干两年，主要的任务是制订一部新的、“民主”的总统选举法，然后立即根据新选举法选举新总统。西方媒体说，这个口号将很有号召力。但问题是，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努尔能否在此次竞选中如愿以偿。
　　
　　努尔命定要失败？
　　
　　美国为干预他国内部事务，炮制出了堂而皇之的“理论”——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根据这一模式，西方的民主理念要渗透到第三世界国家，有赖于以下三个要素：
　　首先是国内结构。按照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最简单的划分，国内结构分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主导型”和弱国家—强社会的“社会主导型”。在前一种结构中，西方势力会遇到抵抗，而在后一种结构中则比较容易得手。
　　其次是“沟通行为体”，也就是说，西方观念若是要想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作为中介的“沟通行为体”。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移民都划入了可能的“沟通行为体”范畴，并认为只要其“可以自由进入一国的内部政治经济体系……使国内决策权威出现分散及被分享”，就可以产生重大影响。
　　再次是国际力量被内部化的过程，即外部规范的合法性在国内政界得到理解和支持，直到逐步上升到立法层次的议程中。
　　那么，我们不妨用“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来看看努尔和他的“明天党”到底能对即将到来的埃及总统选举有多大影响。
　　埃及显然是彻底的“国家主导型”国内结构。２０多年来，穆巴拉克领导的民族民主党一直控制着国家议会的多数席位。而且埃及政府的确已经实行了２４年的紧急状态法，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连美国也不能妄言要埃及政府撤消这一法令。７月２３日，埃及西奈半岛上的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连续发生恐怖主义爆炸袭击，８０多名外国游客和埃及居民丧生，数百人受伤。美国指责穆巴拉克总统专权，但在此时此刻又不能让穆巴拉克总统些许放权，而努尔的命运不也就因此确定下来了吗。
　　从很多标准看，努尔和他所领导的“明天党”的确可以被西方学者划入“沟通行为体”的范畴，但其能否分享埃及国内的决策权却值得大加怀疑。努尔本人也的确曾进入过埃及国家立法机构。十几年前，毕业于大学法律系的努尔因办报得名而参加了在野的埃及新华夫脱党，并于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０年两次当选该党的国会议员。但是２００１年努尔因党内分歧而被开除出党，不得不另立山头。就目前的情况看，努尔和他的“明天党”只在开罗的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埃及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却在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的牢牢控制之下。努尔想以充当西方势力渗透“中介”的身份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将会非常艰难。
　　至于西方民主制度能否在埃及“内部化”、本土化的问题，埃及人民在历史上并非没有经验和教训可言。１９２２年，在埃及人民长期反抗的压力下，实行殖民统治的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保护国制度，承认埃及独立。１９２３年，埃及仿照西方模式制订新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建立了两院制的议会。然而，西方议会制度并没有给埃及人民带来真正的独立、自由和繁荣。英国军队继续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并且控制着埃及的国防权；埃及君主仍然享有巨大的封建特权，有权任命首相、解散议会和批准法律，结果导致专制独裁、腐败成风。只有到了纳赛尔将军在１９５２年发动“七二三革命”后建立共和国，埃及的国内政治生活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埃及人民在西方民主制度的诱惑面前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少年，努尔“２４个月代替２４年”的口号和制订新总统选举法的建议也未必奏效。
　　不难看出，就是按照西方学者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努尔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想战胜穆巴拉克，的确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