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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是中国民族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之一。建国初期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工商界率先垂范，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沿着这条光明的道路一直走过来，并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他的一生充满神奇色彩，其中他和知人善任的开国元勋的深厚友谊最值得一书。毛泽东评价说，“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周恩来称他为红色资本家;陈毅为他助选上海市副市长;邓小平邀他出山办企业……
荣毅仁
毛泽东：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建国前夕，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念头，荣毅仁毅然决定留在上海，而没有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离开大陆。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工商业者未来的命运，荣毅仁还是有些忐忑不安。1950年春末夏初，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第一次近距离同毛泽东晤面笑谈。
当荣毅仁等来到时，毛泽东在门前热情迎接他们。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住了荣毅仁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周恩来在一旁打趣地说：“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荣毅仁直说：“哪里……哪里……”毛泽东看到荣毅仁这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微笑着又补充一句说：“你来了，很好。”
席间，毛泽东鼓励大家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的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感人肺腑，谆谆嘱咐与殷切期望兼有。荣毅仁听后感到像春风般温暖人心，并将毛泽东的话字字铭刻在了自己的心上。
虽然这次初会开国领袖拉近了彼此间心与心的距离，但这时的荣毅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识还较模糊，不免心存疑虑。
1955年底，毛泽东亲自来给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做思想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这年11月1日，荣毅仁赴京参加全国工商联召开的执委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会见了荣毅仁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鼓励他们安心生产。
毛泽东与大家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恳切谈心。毛泽东说：“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事业是很宽广的，并且将一天天发展。大家要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更好，这样才好睡觉。”他还借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的故事来形象生动地教育工商界，说：“渔夫萧恩立志插翅飞过江去，斩除恶霸头子吕子秋，报仇雪恨。他的女儿萧桂英，又想要跟着爹爹去杀家造反，又放心不下那一点儿‘私有财产’。船行在半江中，她还念念不忘：门还没有上锁呢！屋里还有不少家具呢！”毛泽东讲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闹革命么，还舍不得丢坛坛罐罐？对旧的东西，一定要舍得丢，不要舍不得！”时值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高潮前夕，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他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接着他又补充说：“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好了，将来一定可以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
荣毅仁在这次座谈会上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意味深长的讲话后，深受教育和鼓舞，也进一步坚定了对政府的支持。一回到上海他就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要把所得到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建设。”他还在大会上表示：“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荣毅仁虽然在这一时期明确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认识，但对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仍然是模糊的。他曾说过：“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可是后来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他自己又否定了这种任性之言。
在座谈会上，荣毅仁还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希望毛主席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参观他的申新九厂。 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果然到申新九厂来视察了。听到这个消息，荣毅仁激动地跑去厂门口迎接。下午4点半多钟，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汪东兴陪同下乘车来到厂里。毛主席刚下车，就看到了他，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荣毅仁万万没有想到，他在北京时对毛泽东讲的那句话，毛泽东竟记在心里了。毛泽东问荣毅仁：“公私合营后生产怎样？”荣毅仁说：“比以前好。”毛泽东又问：“跟国营企业比怎么样？”荣毅仁说：“那还差一点。”毛泽东接着问：“大概什么时候能赶上？”荣毅仁说：“总要二三年吧。”
毛泽东视察申新九厂
毛泽东没有坐下来休息，而是由荣毅仁等陪同径直向车间走去。申新九厂共有17个车间，毛泽东视察了7个。每到一个车间，毛泽东都要仔细询问车间工人的工作情况，还和他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但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工厂，这就是申新九厂。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很短的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面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之后，国家对资本家私股的赎买改为了定息制度，资本家的收入被限制在固定的股息上，同企业的利润多少不再发生联系，生产资料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企业的生产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这年，荣毅仁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6月30日，荣毅仁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问题。几天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又向毛泽东当面提问。当时，毛主席风趣地说：“你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12月10日开始，全国工商联在京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在12月5日、7日、8日，花3个晚上时间，分别找全国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各省工商界代表谈话，想听听这些私营企业老板的意见。这中间自然有荣毅仁。
8日晚，毛泽东为了不使这些资本家紧张，说话时语调缓慢，态度随和而亲切，他说：“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会上，这些民族资本家竞相就定息问题、给资本家安排工作问题、如何进行自我改造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毛泽东听后说：“赎买就真的赎买，不是欺骗的，对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要说服，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要虎头虎尾，不要虎头蛇尾。”
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人都包下来。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应该向工人说清楚。”他略作停顿，又说：“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问题，一个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的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可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自己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
荣毅仁听到毛泽东这些话，很有感触、颇受启发，觉得共产党的主席对自己如此勉励有加，寄予厚望，使他激动不已，也深感万分荣幸和肩上的担子很重。
到了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荣毅仁一直于上年就萌生而萦绕在脑际的那个提问做出了回答。荣毅仁和毛泽东还有多次的对话机会，每一次双方都是坦率地交换意见，让荣毅仁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气氛。许多年后，荣毅仁回忆道：“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以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陈毅：为“红色资本家”助选副市长
人民解放军接管大城市，是中共农村包围城市胜利的标志，也是一场新的考验与挑战。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节节推进、胜利在望。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胜利渡过长江后，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市进行城市攻坚战，解放军发动以消灭汤恩伯主力、解放大上海为目的的“上海战役”。5月27日，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彻底解放。
邓小平与荣毅仁
陈毅在率大军攻占上海时早已定下了严格的规矩。总前委制定的《入城守则》中，最重要有两条：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对不入民宅，有的干部想不通，问：“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陈毅坚持说：“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毛泽东看到情况报告，高兴地说了4个“很好”。
5月27日夜里，人民解放军三野主力九兵团第二十七军、二十三军及二十军攻入上海市城区却十万大军全部露宿街头的震动之举，使国内广大人民及海外各国对正确认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不能不刮目相看。与费正清齐名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谈及解放军睡南京路这张照片时说：“我认为这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
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时正准备从上海迁往香港，亲眼目睹大军睡马路，遂改变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上海解放后不久，荣毅仁在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首次见到了陈毅。陈毅朴素的着装、谦和的态度让他很是吃惊，他没有想到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不摆一点架子。
那次座谈会上，陈毅对党的经济政策做了说明，还鼓励荣毅仁他们尽快恢复生产，表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政府商量。陈毅的这番话让荣毅仁打消了疑虑，当天就吩咐工厂的职工开工生产。之后，荣毅仁一直想找机会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去他家吃饭，向党汇报他的思想情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又转告给陈毅。陈毅听到了很高兴，“这正是一个向工商界人士宣扬党的方针政策的好机会啊。” 1949年8月的一个夜晚，陈毅来到了荣毅仁家，仔细询问荣毅仁企业的生产情况，以及他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的意见。荣毅仁也如实回答，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大家坦诚地交换意见，气氛十分融洽。 时间转眼到了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上海市的所有工商业私人企业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其中，荣毅仁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十分痛快地交出了自己所辖的全部工商企业，成为闻名全国的“红色资本家”。
1957年初，上海市召开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前市长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为“资本家”荣毅仁助选上海市副市长而奔忙不已。
竞选宣传从来都是为本阶级政党代表或本人的当选而服务和开展的。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却能为自己的同盟者竞选，不能不令人称道。
在会议开幕时，陈毅专门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他身着一件便装，十分亲切地问候大家：“同志们，久违了，想念得很呀！”与会者对老市长报以热烈的掌声致敬。陈毅说明这次回上海的目的：“匆匆赶回来，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在上海人民心目中，这位元帅市长是非常受尊敬和爱戴的，人们认真地听他解释：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富，我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了。荣家这几年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了很大贡献，这次又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要率先创造經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十分必要，也正是时候。
陈毅还介绍了荣毅仁的简历、学识和品德，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陈毅最后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在他当上海市长的时候，一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上海，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交谈。两人谈话后，这位法国大资本家很开心，并对陈毅说：“如果法国共产党将来当政也采取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会第一个拥护！”陈毅感到很新鲜，便去问荣毅仁：“究竟谈了些啥子话让人家这么开心？”荣毅仁回答说：“不过就是些家常话，说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荣毅仁还对那位法国大资本家说：“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家纱厂。”陈毅讲到这里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为副市长该不该？”
陈毅的一席开心话使会场里响起一片欢声笑语，继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结果，在陈毅的大力举荐和支持下，众望所归地，荣毅仁顺利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对他和荣氏企业的充分肯定和信任。
周恩来：“文革”中尽力给予保护
周恩来对荣毅仁有着知遇之恩。1996年新年伊始，正是纪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的日子。荣毅仁在他的办公室满怀深情地说：“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从1949年解放到1959年，荣毅仁一直在上海工作。一次，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他，对他说：“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
原来，毛泽东要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邓小平推荐了两人，其中一位就是荣毅仁。张琴秋是奉周恩来之命来请荣毅仁的。荣毅仁领会这是党中央看重他，一口答应了。
在北京饭店，荣毅仁去理发时恰巧碰见了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来啦，很好！欢迎你到北京工作。”他生怕荣毅仁初到北京生活不习惯，特地关照道：“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说：“谢谢总理关心，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老牌资产阶级”的荣毅仁自然逃不脱厄运。那时荣毅仁既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又是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1966年夏，社会上的红卫兵先后来到荣家“造反”，他们在荣家安营扎寨，又批又斗。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毒打得昏死过去，几年都起不了床。在生死存亡关头，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指示纺织工业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荣氏夫妇。纺织部马上研究对策，由当时的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连夜派出了部里的红卫兵赶至荣家，他们对外来的红卫兵说：“你们不要管了，都退出荣家，由我们来处理。”就这样，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巧妙地把荣氏夫妇保护了起来。杨鉴清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96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召开，荣毅仁作为筹委参加了大会。会上，荣毅仁见到了邓颖超。邓颖超关切地问：“鉴清怎么样？”接着又说：“总理不是已让人带口信给你了吗？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因为带口信的人并没有把话带到，荣毅仁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听到总理的声音。这声音，像茫茫黑夜中的明灯，灼热沙漠中的甘泉，荣毅仁一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话能比周恩来的话更感人肺腑的呢？还有什么恩情能比周恩来的恩情更令人没齿难忘的呢？周恩来生怕口信带不到，又特地请邓颖超亲自对自己再讲一遍。当时他自己的处境也难，又日理万机，为国家操碎了心，竟还如此细心周到地想着自己，荣毅仁感奋莫名，声音有点发颤地对邓颖超说：“请您报告总理和毛主席，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我跟党是跟定了的。”
第二年，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蒋光鼐病故。在6月12日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恩来见到荣毅仁，默默地握住他的手，荣毅仁低垂双眼，把两只手都搭上，周恩来又把另一只手搭上，四只手足足握了好几分钟，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荣毅仁从周恩来的双手中，感到了温暖，感到了力量！
北京北太平庄有家小理发店，就设在当时荣毅仁住所附近，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经常光顾。1971年的一天，荣毅仁正在等候理发，忽然有人火急火燎地前来找他，说是周总理请他立即去参加一个会。荣毅仁有点摸不着头脑，赶忙起身跟着走了。
原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会，传达九一三事件情况。他虽点名要荣毅仁参加，可有人就是不肯通知。到快开会时，周恩来没见到荣毅仁，就查问这件事，坚持一定要荣毅仁来参加。到荣毅仁赶到会场时，会已开始了。周恩来见荣毅仁来了，点点头，让他坐下。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第一次在周恩来主持的高层次会议上亮相。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表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这无疑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场合对荣毅仁作了一个不是鉴定的鉴定。
邓小平：三次点将荣毅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邓小平推荐荣毅仁当部长。这是第一次点将。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荣毅仁和邓小平的交往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如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交往那么多，然而，邓小平对荣毅仁也是非常了解的：荣毅仁在上海解放时坚持留下来不走;听党的话克服难关，让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各厂的纱锭飞转起来支援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时积极捐献飞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首户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这些，邓小平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荣毅仁的为人、胆略、才干等深为钦佩与欣慰。
有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择几位党外人士担当新中国某些部门的部长，并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欣然奉命挑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最后，邓小平胸有成竹地向毛泽东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荣毅仁。后来（即1959年），荣毅仁果然当上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这件过去一直不为人知的事实，说明邓小平和中共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知人善任，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荣毅仁的最早的也是第一次的点将。
1978年，邓小平又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为第二次点将。
政治生活的风风雨雨，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邓小平的最终复出，时间跨度20多年，邓小平尽管同荣毅仁直接交往不多，可是，他们的心自始至终是息息相通的。
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驱散了满天的乌云，神州大地又焕发出春天般的勃然生机。
多少个日日夜夜，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运筹帷幄，共商振兴中华大计。他们认为，要振兴中华，就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因循守旧转向锐意改革。这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有经验、有才干的人请出来，让他们去探索，去试验，去开创新天地。
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耿耿爱国忠心和他能够起到特殊作用的价值，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拂去蒙在荣毅仁身上不应有的尘埃，让他显露出明珠的光辉。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好好发挥他应有的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时为1978年。这是邓小平对荣毅仁的第二次点将，对荣毅仁大胆重用。这一作为，无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多年对荣毅仁的高度信任和极大厚爱。
因为，不仅荣毅仁报国之心可鉴，荣家有办实业的传统，又有海外众多亲朋好友的便利条件，荣氏家族有400多亲属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少在国外工商界、科技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这种过去被视为政治疑点的“海外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却被邓小平睿智地用来作为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奇特通道。邓小平的确是慧眼识英才。
对于这份殊荣，荣毅仁感激在心，感慨万千。“不甘伏枥添砖瓦”，1978年2月荣毅仁抒写的这首七律，最能够代表他对党中央的敬仰和他当时的激动心情。这首诗有感而发，情真意切：
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
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浪全凭舵手功。
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
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
1979年，邓小平亲自点将请荣毅仁出山，激励支持他创办我国著名的对外开放窗口——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这是第三次点将。
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转折点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刚刚结束，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为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而奋斗。尤其是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起来。这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准备举行会议。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列了一个名单，共有五人，他们是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会议前两天，这五位知名人士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见见他们，想就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发挥原工商业者作用问题征询意见。正是这个座谈会上，邓小平对荣毅仁第三次点将。邓小平知人善任、博采众长的战略家眼光再次集中体现出来。
1979年1月17日上午，邓小平准时来了。他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一一握手。随同邓小平一起來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总理谷牧和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
等会场一安静下来，邓小平就神态庄重地微笑着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介绍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情况之后，邓小平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看着几位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国内著名实业家，开宗明义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余人了解情况。工商界领袖人物之一的胡厥文首先踊跃发言。他说：“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也没有摘掉，统战部干部不敢做工作，资本家的帽子也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谈到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大有潜力可挖。胡子昂告诉邓小平，在刚结束的民主建国会和平共处全国工商联会议上，他说过，“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邓小平微笑着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快一点，又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邓小平接着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五老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也相继简要谈了各自的想法。
听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邓小平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
略作停顿，邓小平加重语气，总结说：“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谈到具体工作，荣毅仁坦率陈述己见，他说：“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够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会低，生产就不会搞好。”荣毅仁提出在吸引外资方面需要一个部门协调，避免多头对外。
荣毅仁环顾一下会场，接着说：“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
荣毅仁的这番话深思熟虑，头头是道，极其具体而有针对性。切中了事情的要害。在场的人听得不由地都频频点头。
荣毅仁把他的看法一股脑儿全部倒了出来，不吐不为快。他还继续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待荣毅仁一讲完，邓小平马上表态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邓小平沉吟一下，接下来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邓小平睿智清晰的头脑一道一道地为大家算起经济帐来，使大家听得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这时，谷牧插话说：“可能还要多一些。”
邓小平接着说：“到那时，在偿还能力这个问题上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座谈会在融洽、亲切的气氛中继续进行着。主人和客人各抒己见，谈论得十分热烈。荣毅仁熟谙市场经济规律，对西方生意经了如指掌，众多亲友又在海外经营企业，所以他在引进外资方面可以说具有独特的才能和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一点。
邓小平看着荣毅仁抽口烟，接着刚才荣毅仁的具体询问，直截了当地点起了“将”：“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要得不？”
还未等荣毅仁开口，邓小平就又以极其信任的口吻补充说道：“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在拨乱反正刚刚开始的当时，邓小平的这番话犹如空谷足音，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振奋。
邓小平如此委以重任，使荣毅仁十分激动。他想国家正处于中兴之日，此时不出力，更待何日？他当场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不应被视作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
“哦……”邓小平沉思片刻，用赞赏的语气对荣毅仁说：“你这个见解很好，很重要。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嘛！”
荣毅仁怀着崇敬的心情，说：“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使我的思想为之一新。只是我考虑得还不成熟，具体方案还有待我仔细想好了……”
邓小平点头称赞：“好嘛，好嘛。”
荣毅仁又表示愿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唯我是问。”
邓小平哈哈笑着风趣地说：“立军令状是我们的事，我当你们的后勤部长好喽！”
鄧小平言谈中透出的巨大信任和希望，使在座的荣毅仁等原工商业领导人感到了知遇的荣幸，他们表示：士为知己者用，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献出全部身心。
不知不觉已是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事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意义不一般便宴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有邓小平撑腰，荣毅仁信心十足，决心“今后十年一定要当它二十年用”。于是就抓紧起草筹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报告。很快，荣毅仁的方案报告递送到了中南海。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认为方案既大胆又有开创性，符合国情，并且切实可行，都当即批示同意，并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紧接着，荣毅仁受命“组阁”，在北京成立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不过，对于由荣毅仁出面筹备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并不是没有人反对。但邓小平大力为他排除干扰，提供工作条件。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荣毅仁筹办公司的进展情况。当年纪念“七一”大会开会前，在休息室邓小平见到荣毅仁时关切地问道：“公司筹办得如何了？”荣毅仁作了汇报。邓小平听了点点头，并对荣毅仁信任万分、信心百倍地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全权负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以后有几次碰见时，邓小平又关切地问起相关的情况。他深知，一个党外人士办这样全新的公司，没有实权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尚方宝剑”。可见，邓小平对荣毅仁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与尊重，鼓励他放开手脚大干就是了。
10月4日，在邓小平全力支持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亲任董事长。
1984年，邓小平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代表时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国门开放之初，荣毅仁率领中信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筚路缕蓝，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中信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创造了许多个令人叹服的“第一”：第一个在国外发行债券，第一个经营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第一个自办银行和收购香港银行，第一个搞房地产商品化，第一个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在我国发射等重大项目……
毛泽东：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建国前夕，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念头，荣毅仁毅然决定留在上海，而没有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离开大陆。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工商业者未来的命运，荣毅仁还是有些忐忑不安。1950年春末夏初，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第一次近距离同毛泽东晤面笑谈。
当荣毅仁等来到时，毛泽东在门前热情迎接他们。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住了荣毅仁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周恩来在一旁打趣地说：“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荣毅仁直说：“哪里……哪里……”毛泽东看到荣毅仁这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微笑着又补充一句说：“你来了，很好。”
席间，毛泽东鼓励大家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的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感人肺腑，谆谆嘱咐与殷切期望兼有。荣毅仁听后感到像春风般温暖人心，并将毛泽东的话字字铭刻在了自己的心上。
虽然这次初会开国领袖拉近了彼此间心与心的距离，但这时的荣毅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识还较模糊，不免心存疑虑。
1955年底，毛泽东亲自来给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做思想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这年11月1日，荣毅仁赴京参加全国工商联召开的执委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会见了荣毅仁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鼓励他们安心生产。
毛泽东与大家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恳切谈心。毛泽东说：“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事业是很宽广的，并且将一天天发展。大家要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更好，这样才好睡觉。”他还借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的故事来形象生动地教育工商界，说：“渔夫萧恩立志插翅飞过江去，斩除恶霸头子吕子秋，报仇雪恨。他的女儿萧桂英，又想要跟着爹爹去杀家造反，又放心不下那一点儿‘私有财产’。船行在半江中，她还念念不忘：门还没有上锁呢！屋里还有不少家具呢！”毛泽东讲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闹革命么，还舍不得丢坛坛罐罐？对旧的东西，一定要舍得丢，不要舍不得！”时值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高潮前夕，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他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接着他又补充说：“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好了，将来一定可以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
荣毅仁在这次座谈会上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意味深长的讲话后，深受教育和鼓舞，也进一步坚定了对政府的支持。一回到上海他就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要把所得到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建设。”他还在大会上表示：“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荣毅仁虽然在这一时期明确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认识，但对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仍然是模糊的。他曾说过：“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可是后来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他自己又否定了这种任性之言。
在座谈会上，荣毅仁还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希望毛主席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参观他的申新九厂。 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果然到申新九厂来视察了。听到这个消息，荣毅仁激动地跑去厂门口迎接。下午4点半多钟，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汪东兴陪同下乘车来到厂里。毛主席刚下车，就看到了他，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荣毅仁万万没有想到，他在北京时对毛泽东讲的那句话，毛泽东竟记在心里了。毛泽东问荣毅仁：“公私合营后生产怎样？”荣毅仁说：“比以前好。”毛泽东又问：“跟国营企业比怎么样？”荣毅仁说：“那还差一点。”毛泽东接着问：“大概什么时候能赶上？”荣毅仁说：“总要二三年吧。”
毛泽东没有坐下来休息，而是由荣毅仁等陪同径直向车间走去。申新九厂共有17个车间，毛泽东视察了7个。每到一个车间，毛泽东都要仔细询问车间工人的工作情况，还和他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但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工厂，这就是申新九厂。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很短的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面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之后，国家对资本家私股的赎买改为了定息制度，资本家的收入被限制在固定的股息上，同企业的利润多少不再发生联系，生产资料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企业的生产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这年，荣毅仁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6月30日，荣毅仁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问题。几天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又向毛泽东当面提问。当时，毛主席风趣地说：“你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12月10日开始，全国工商联在京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在12月5日、7日、8日，花3个晚上时间，分别找全国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各省工商界代表谈话，想听听这些私营企业老板的意见。这中间自然有荣毅仁。
8日晚，毛泽东为了不使这些资本家紧张，说话时语调缓慢，态度随和而亲切，他说：“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会上，这些民族资本家竞相就定息问题、给资本家安排工作问题、如何进行自我改造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毛泽东听后说：“赎买就真的赎买，不是欺骗的，对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要说服，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要虎头虎尾，不要虎头蛇尾。”
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人都包下来。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应该向工人说清楚。”他略作停顿，又说：“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问题，一个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的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可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自己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
荣毅仁听到毛泽东这些话，很有感触、颇受启发，觉得共产党的主席对自己如此勉励有加，寄予厚望，使他激动不已，也深感万分荣幸和肩上的担子很重。
到了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荣毅仁一直于上年就萌生而萦绕在脑际的那个提问做出了回答。荣毅仁和毛泽东还有多次的对话机会，每一次双方都是坦率地交换意见，让荣毅仁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气氛。许多年后，荣毅仁回忆道：“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以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陈毅：为“红色资本家”助选副市长
人民解放军接管大城市，是中共农村包围城市胜利的标志，也是一场新的考验与挑战。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节节推进、胜利在望。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胜利渡过长江后，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市进行城市攻坚战，解放军发动以消灭汤恩伯主力、解放大上海为目的的“上海战役”。5月27日，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彻底解放。
陈毅在率大军攻占上海时早已定下了严格的规矩。总前委制定的《入城守则》中，最重要有两条：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对不入民宅，有的干部想不通，问：“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陈毅坚持说：“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毛泽东看到情况报告，高兴地说了4个“很好”。
5月27日夜里，人民解放军三野主力九兵团第二十七军、二十三军及二十军攻入上海市城区却十万大军全部露宿街头的震动之举，使国内广大人民及海外各国对正确认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不能不刮目相看。与费正清齐名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谈及解放军睡南京路这张照片时说：“我认为这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
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时正准备从上海迁往香港，亲眼目睹大军睡马路，遂改变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上海解放后不久，荣毅仁在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首次见到了陈毅。陈毅朴素的着装、谦和的态度让他很是吃惊，他没有想到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不摆一点架子。
那次座谈会上，陈毅对党的经济政策做了说明，还鼓励荣毅仁他们尽快恢复生产，表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政府商量。陈毅的这番话让荣毅仁打消了疑虑，当天就吩咐工厂的职工开工生产。之后，荣毅仁一直想找机会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去他家吃饭，向党汇报他的思想情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又转告给陈毅。陈毅听到了很高兴，“这正是一个向工商界人士宣扬党的方针政策的好机会啊。” 1949年8月的一个夜晚，陈毅来到了荣毅仁家，仔细询问荣毅仁企业的生产情况，以及他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的意见。荣毅仁也如实回答，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大家坦诚地交换意见，气氛十分融洽。 时间转眼到了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上海市的所有工商业私人企业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其中，荣毅仁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十分痛快地交出了自己所辖的全部工商企业，成为闻名全国的“红色资本家”。
1957年初，上海市召开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前市长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为“资本家”荣毅仁助选上海市副市长而奔忙不已。
竞选宣传从来都是为本阶级政党代表或本人的当选而服务和开展的。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却能为自己的同盟者竞选，不能不令人称道。
在会议开幕时，陈毅专门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他身着一件便装，十分亲切地问候大家：“同志们，久违了，想念得很呀！”与会者对老市长报以热烈的掌声致敬。陈毅说明这次回上海的目的：“匆匆赶回来，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在上海人民心目中，这位元帅市长是非常受尊敬和爱戴的，人们认真地听他解释：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富，我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了。荣家这几年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了很大贡献，这次又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要率先创造經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十分必要，也正是时候。
陈毅还介绍了荣毅仁的简历、学识和品德，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陈毅最后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在他当上海市长的时候，一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上海，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交谈。两人谈话后，这位法国大资本家很开心，并对陈毅说：“如果法国共产党将来当政也采取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会第一个拥护！”陈毅感到很新鲜，便去问荣毅仁：“究竟谈了些啥子话让人家这么开心？”荣毅仁回答说：“不过就是些家常话，说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荣毅仁还对那位法国大资本家说：“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家纱厂。”陈毅讲到这里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为副市长该不该？”
陈毅的一席开心话使会场里响起一片欢声笑语，继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结果，在陈毅的大力举荐和支持下，众望所归地，荣毅仁顺利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对他和荣氏企业的充分肯定和信任。
周恩来：“文革”中尽力给予保护
周恩来对荣毅仁有着知遇之恩。1996年新年伊始，正是纪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的日子。荣毅仁在他的办公室满怀深情地说：“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从1949年解放到1959年，荣毅仁一直在上海工作。一次，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他，对他说：“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
原来，毛泽东要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邓小平推荐了两人，其中一位就是荣毅仁。张琴秋是奉周恩来之命来请荣毅仁的。荣毅仁领会这是党中央看重他，一口答应了。
在北京饭店，荣毅仁去理发时恰巧碰见了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来啦，很好！欢迎你到北京工作。”他生怕荣毅仁初到北京生活不习惯，特地关照道：“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说：“谢谢总理关心，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老牌资产阶级”的荣毅仁自然逃不脱厄运。那时荣毅仁既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又是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1966年夏，社会上的红卫兵先后来到荣家“造反”，他们在荣家安营扎寨，又批又斗。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毒打得昏死过去，几年都起不了床。在生死存亡关头，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指示纺织工业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荣氏夫妇。纺织部马上研究对策，由当时的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连夜派出了部里的红卫兵赶至荣家，他们对外来的红卫兵说：“你们不要管了，都退出荣家，由我们来处理。”就这样，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巧妙地把荣氏夫妇保护了起来。杨鉴清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96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召开，荣毅仁作为筹委参加了大会。会上，荣毅仁见到了邓颖超。邓颖超关切地问：“鉴清怎么样？”接着又说：“总理不是已让人带口信给你了吗？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因为带口信的人并没有把话带到，荣毅仁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听到总理的声音。这声音，像茫茫黑夜中的明灯，灼热沙漠中的甘泉，荣毅仁一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话能比周恩来的话更感人肺腑的呢？还有什么恩情能比周恩来的恩情更令人没齿难忘的呢？周恩来生怕口信带不到，又特地请邓颖超亲自对自己再讲一遍。当时他自己的处境也难，又日理万机，为国家操碎了心，竟还如此细心周到地想着自己，荣毅仁感奋莫名，声音有点发颤地对邓颖超说：“请您报告总理和毛主席，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我跟党是跟定了的。”
第二年，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蒋光鼐病故。在6月12日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恩来见到荣毅仁，默默地握住他的手，荣毅仁低垂双眼，把两只手都搭上，周恩来又把另一只手搭上，四只手足足握了好几分钟，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荣毅仁从周恩来的双手中，感到了温暖，感到了力量！
北京北太平庄有家小理发店，就设在当时荣毅仁住所附近，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经常光顾。1971年的一天，荣毅仁正在等候理发，忽然有人火急火燎地前来找他，说是周总理请他立即去参加一个会。荣毅仁有点摸不着头脑，赶忙起身跟着走了。
原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会，传达九一三事件情况。他虽点名要荣毅仁参加，可有人就是不肯通知。到快开会时，周恩来没见到荣毅仁，就查问这件事，坚持一定要荣毅仁来参加。到荣毅仁赶到会场时，会已开始了。周恩来见荣毅仁来了，点点头，让他坐下。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第一次在周恩来主持的高层次会议上亮相。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表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这无疑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场合对荣毅仁作了一个不是鉴定的鉴定。
邓小平：三次点将荣毅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邓小平推荐荣毅仁当部长。这是第一次点将。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荣毅仁和邓小平的交往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如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交往那么多，然而，邓小平对荣毅仁也是非常了解的：荣毅仁在上海解放时坚持留下来不走;听党的话克服难关，让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各厂的纱锭飞转起来支援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时积极捐献飞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首户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这些，邓小平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荣毅仁的为人、胆略、才干等深为钦佩与欣慰。
有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择几位党外人士担当新中国某些部门的部长，并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欣然奉命挑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最后，邓小平胸有成竹地向毛泽东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荣毅仁。后来（即1959年），荣毅仁果然当上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这件过去一直不为人知的事实，说明邓小平和中共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知人善任，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荣毅仁的最早的也是第一次的点将。
1978年，邓小平又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为第二次点将。
政治生活的风风雨雨，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邓小平的最终复出，时间跨度20多年，邓小平尽管同荣毅仁直接交往不多，可是，他们的心自始至终是息息相通的。
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驱散了满天的乌云，神州大地又焕发出春天般的勃然生机。
多少个日日夜夜，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运筹帷幄，共商振兴中华大计。他们认为，要振兴中华，就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因循守旧转向锐意改革。这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有经验、有才干的人请出来，让他们去探索，去试验，去开创新天地。
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耿耿爱国忠心和他能够起到特殊作用的价值，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拂去蒙在荣毅仁身上不应有的尘埃，让他显露出明珠的光辉。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好好发挥他应有的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时为1978年。这是邓小平对荣毅仁的第二次点将，对荣毅仁大胆重用。这一作为，无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多年对荣毅仁的高度信任和极大厚爱。
因为，不仅荣毅仁报国之心可鉴，荣家有办实业的传统，又有海外众多亲朋好友的便利条件，荣氏家族有400多亲属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少在国外工商界、科技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这种过去被视为政治疑点的“海外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却被邓小平睿智地用来作为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奇特通道。邓小平的确是慧眼识英才。
对于这份殊荣，荣毅仁感激在心，感慨万千。“不甘伏枥添砖瓦”，1978年2月荣毅仁抒写的这首七律，最能够代表他对党中央的敬仰和他当时的激动心情。这首诗有感而发，情真意切：
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
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浪全凭舵手功。
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
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
1979年，邓小平亲自点将请荣毅仁出山，激励支持他创办我国著名的对外开放窗口——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这是第三次点将。
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转折点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刚刚结束，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为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而奋斗。尤其是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起来。这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准备举行会议。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列了一个名单，共有五人，他们是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会议前两天，这五位知名人士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见见他们，想就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发挥原工商业者作用问题征询意见。正是这个座谈会上，邓小平对荣毅仁第三次点将。邓小平知人善任、博采众长的战略家眼光再次集中体现出来。
1979年1月17日上午，邓小平准时来了。他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一一握手。随同邓小平一起來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总理谷牧和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
等会场一安静下来，邓小平就神态庄重地微笑着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介绍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情况之后，邓小平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看着几位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国内著名实业家，开宗明义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余人了解情况。工商界领袖人物之一的胡厥文首先踊跃发言。他说：“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也没有摘掉，统战部干部不敢做工作，资本家的帽子也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谈到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大有潜力可挖。胡子昂告诉邓小平，在刚结束的民主建国会和平共处全国工商联会议上，他说过，“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邓小平微笑着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快一点，又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邓小平接着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五老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也相继简要谈了各自的想法。
听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邓小平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
略作停顿，邓小平加重语气，总结说：“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谈到具体工作，荣毅仁坦率陈述己见，他说：“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够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会低，生产就不会搞好。”荣毅仁提出在吸引外资方面需要一个部门协调，避免多头对外。
荣毅仁环顾一下会场，接着说：“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
荣毅仁的这番话深思熟虑，头头是道，极其具体而有针对性。切中了事情的要害。在场的人听得不由地都频频点头。
荣毅仁把他的看法一股脑儿全部倒了出来，不吐不为快。他还继续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待荣毅仁一讲完，邓小平马上表态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邓小平沉吟一下，接下来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邓小平睿智清晰的头脑一道一道地为大家算起经济帐来，使大家听得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这时，谷牧插话说：“可能还要多一些。”
邓小平接着说：“到那时，在偿还能力这个问题上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座谈会在融洽、亲切的气氛中继续进行着。主人和客人各抒己见，谈论得十分热烈。荣毅仁熟谙市场经济规律，对西方生意经了如指掌，众多亲友又在海外经营企业，所以他在引进外资方面可以说具有独特的才能和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一点。
邓小平看着荣毅仁抽口烟，接着刚才荣毅仁的具体询问，直截了当地点起了“将”：“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要得不？”
还未等荣毅仁开口，邓小平就又以极其信任的口吻补充说道：“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在拨乱反正刚刚开始的当时，邓小平的这番话犹如空谷足音，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振奋。
邓小平如此委以重任，使荣毅仁十分激动。他想国家正处于中兴之日，此时不出力，更待何日？他当场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不应被视作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
“哦……”邓小平沉思片刻，用赞赏的语气对荣毅仁说：“你这个见解很好，很重要。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嘛！”
荣毅仁怀着崇敬的心情，说：“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使我的思想为之一新。只是我考虑得还不成熟，具体方案还有待我仔细想好了……”
邓小平点头称赞：“好嘛，好嘛。”
荣毅仁又表示愿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唯我是问。”
邓小平哈哈笑着风趣地说：“立军令状是我们的事，我当你们的后勤部长好喽！”
鄧小平言谈中透出的巨大信任和希望，使在座的荣毅仁等原工商业领导人感到了知遇的荣幸，他们表示：士为知己者用，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献出全部身心。
不知不觉已是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事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意义不一般便宴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有邓小平撑腰，荣毅仁信心十足，决心“今后十年一定要当它二十年用”。于是就抓紧起草筹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报告。很快，荣毅仁的方案报告递送到了中南海。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认为方案既大胆又有开创性，符合国情，并且切实可行，都当即批示同意，并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紧接着，荣毅仁受命“组阁”，在北京成立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不过，对于由荣毅仁出面筹备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并不是没有人反对。但邓小平大力为他排除干扰，提供工作条件。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荣毅仁筹办公司的进展情况。当年纪念“七一”大会开会前，在休息室邓小平见到荣毅仁时关切地问道：“公司筹办得如何了？”荣毅仁作了汇报。邓小平听了点点头，并对荣毅仁信任万分、信心百倍地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全权负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以后有几次碰见时，邓小平又关切地问起相关的情况。他深知，一个党外人士办这样全新的公司，没有实权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尚方宝剑”。可见，邓小平对荣毅仁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与尊重，鼓励他放开手脚大干就是了。
10月4日，在邓小平全力支持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亲任董事长。
1984年，邓小平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代表时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国门开放之初，荣毅仁率领中信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筚路缕蓝，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中信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创造了许多个令人叹服的“第一”：第一个在国外发行债券，第一个经营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第一个自办银行和收购香港银行，第一个搞房地产商品化，第一个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在我国发射等重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