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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原先的标题是《探望董鼎山》，开头这样写道：
最近常去探望九十三岁高龄的董鼎山先生。他最近的状况让我倍感忧虑。昨天美国《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来电话说，董先生在洗手间摔倒了，因股骨颈骨折被送进了医院。原本约好这个周末随刘倩，还有《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周励女士一起去陪董先生吃晚饭，现在只好调整计划，改为去医院看望他了。
刚写到这儿，“咣”地一下接到刘倩发来的短信：董先生几小时前去世。我一看短信顿时失去反应，不认识汉字了，什么意思，董先生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输入号码时错了几次，手在抖，心也在抖。可刘倩的抽泣向我证实了一切，董鼎山先生于2015年12月19日上午，在他入住的骨科康复中心，因心脏骤停逝世，享年九十三岁。我望着屏幕上刚刚开头的稿子发呆，莫非这是冥冥之中上天对我的暗示？或者说，如果我不开这个
头，一切都不会发生？董先生还会像往常一样给我开门，喊我名字，他喜欢叫我“陈九老弟”，从二十年前我们认识就这么叫。我一下麻木了，说不出话，连哭都不会，只有默默流泪，没有声音。
董先生啊！
自董先生夫人蓓琪2015年5月因骨癌去世后，他的情况一直不稳定，心情和身体都大不如前。那天我去看他，他对我说，陈九老弟啊，我整夜睡不着，很痛苦啊，满脑子都是蓓琪的影子，我觉得她肯定没走，一定跟我捉迷藏躲在什么地方了，我要把她找出来，找不出来我也不活了！他的表情真诚得让我紧张，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他与蓓琪五十多年相濡以沫形影不离，这我们都晓得。蓓琪是瑞典裔美国人，金发碧眼，身材苗条，当年无疑是颜值爆表的美女。我听董先生聊过当年追求蓓琪的情形，在纽约国际留学生俱乐部的舞会上与她邂逅，马上展开攻势。先请人家喝啤酒，再请跳舞。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妙时光哟，物质的潘多拉盒子尚未开启，人们沉浸在欧洲浪漫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典纯情，和战后理想主义的梦幻中。董先生每每说到这儿都热泪盈眶，他怀念自己的青春年华，那个美好的青春年华是与爱妻蓓琪一起走过，共同分享的。
最让董先生刻骨铭心的是蓓琪的善良忠厚，和完全可与东方式贤妻良母媲美的深情厚意，体贴入微。董先生这样说道：蓓琪在我眼中就是圣女，她的好心肠令我一想起就禁不住流泪。她经常从杂货店购买食品送给教堂的贫民食堂，也会将罐头或用旧的羊毛衫放在睡袋里、放在附近小公园的凳子上任穷人选用。一位九旬邻居老太太告诉我，蓓琪常带食物探望她，且有求必应。蓓琪去世前，许多不知名的邻居前来探望她，向她表示感谢和敬意，很多人我都没见过也不认识。董先生说，我两次携蓓琪回中国探亲，不懂英文的婶婶们都要拉着蓓琪的手同行，毫不掩饰对她的爱惜。一位叔母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和气善良的“外国女人”。她们惊异于外国女人也有如此温雅仁慈的气息，认为我娶洋女没错。我大哥和蓓琪告别时还激动得流下眼泪，我弟弟乐山夫妇成为她在北京的导游，称赞蓓琪不愧是中国人的贤妻，为我祝福。蓓琪为了让我吃上中餐，专门跑到唐人街的中餐馆，向大师傅学炒中国菜，宫爆鸡丁、芥蓝牛肉，做得有模有样，这是她的一片心啊。
深知董先生与蓓琪伉俪情深，此刻看到他在蓓琪去世后的痛苦心境，我非常震动，百感交集。我隐约听说，董先生甚至自杀过，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时蓓琪拖着弥留之身看望从死神手里夺回的董先生，两人紧紧相拥，不忍分别，让在场的医生护士们纷纷垂泪，连我写到这儿都热泪盈眶。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夫妻感情更珍贵的呢？这种深情厚意只属于好人、有良知的人、知恩图报的人，那必是全身心的倾注，不作他想的情感投入，正因为如此才永不疲惫，永远新鲜。夫妻恩爱的秘诀就在心灵，幸福只属于善良的性情中人，多少金钱都不换，多少缺点也不怕。
面对这种状态下的董先生，我和朋友们一度焦虑，该如何帮他走出丧妻之苦呢？而最终解救董先生的还是爱妻蓓琪。在董先生九十三岁生日过后，也就是2015年初春的一天，他为更多陪伴病中的蓓琪曾一度宣布封笔，结束他近八十年的写作生涯。他这篇宣言发表在美国《侨报周末》和上海《新民晚报》的专栏上，引起很大轰动。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董先生就在中国的《读书》杂志、《新民晚报》等诸多期刊上发表文章，近十年来又在美国《侨报周末》上开设专栏。在几十年的历史跨度中，他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华人社区赢得数不清的读者粉丝。很多人，包括我，是读着董先生的文章放眼看世界的。我们对他文章的期待不是尊重二字能说尽的，更像习惯和依赖，是我们审美需求的一部分。但他还是休笔了，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没发表过文字，直到蓓琪去世。蓓琪在弥留之际曾叮嘱董先生，你此生为写作而来，离开写作你就枯萎了，请答应我，我的爱人，坚持写下去，为那些期待你的人们。董先生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再度垂泪，他紧握蓓琪的手向她保证，我一定继续写下去。就在蓓琪去世后不久，董先生的专栏重新开放，他敏锐的哲思像往常一样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听董先生讲述这番话时，我不能不为蓓琪的大爱和睿智深深感动。她了解董先生，就像了解她的孩子。她对董先生的爱远远超越她的肉体，继续存活在董先生的生命里和文字中。
董鼎山1922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殷实的大家族。十四岁开始在宁波《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十七岁起为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撰稿。1945年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考入《申报》当记者，采写外交和政治新闻。当时在上海新雅酒店，董先生每天都和作家、记者、艺人交换信息和文稿。后加盟《东南日报》做新闻编辑，同时撰写小说散文，在文坛上渐渐成名。1947年董先生赴美，先后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在纽约他主持过《联合日报》国际版，并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的资深教授。旅美近七十年，董先生笔耕不辍。早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用英文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特写》、《星期六评论》、《图书馆月刊》、《美中评论》、《新亚洲评论》等报刊撰写评论文章。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一种把欧美现代思想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使命感燃起他重新用中文写作的热望。自1979年为《读书》杂志开设“纽约通讯”专栏始，他的文章在中国内地、港台和美加的中文报章上频繁出现，造成轰动中外的“董鼎山现象”。近四十年来，董先生出版了《天下真小》、《西窗漫记》、《书、人、事》、《留美三十年》、《西边拾叶》、《美国作家与作品》、《西窗拾叶》、《第三种读书》、《纽约文化扫描》、《董鼎山文集》（二册）、《自己的视角》、《纽约客闲话》、《美国梦的另一面》等书。正如蓓琪所说，他此生为写作而来，读书写作才是他典型的生活方式。 对董鼎山先生的评价已经很多。特别在他去世后这段时间，媒体和网上呈现大量文章怀念他，公认他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当之无愧的“美国文学大使”。董先生在几十年时间里，不遗余力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文学现状，几乎将美国作家和作品“一网打尽”，为中国广大读者和作家了解美国文学最新发展动态，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独特的贡献，无人出其右。对我本人来说，这些评价都不错，只是缺乏些情感色彩。历史是有情感的，当情感被抽空，历史也就被遗忘了。我开始读董先生的文章是在1979年，那时我在上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为知识界吹来一股春风，立刻成为莘莘学子的最爱。最吸引我的便是“纽约通讯”这个专栏，主笔的名字正是董鼎山。这个名字很容易记，鼎像一座钟，钟在山上，敲起来像一种召唤，肯定传得很远，从纽约传到北京。当时介绍海外现状的不止董鼎山一人，还有赵浩生、袁晓园等，但毫无疑问，影响力知名度最大的非董鼎山莫属。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会折射到每个中国人的思考中，特别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像等待雨水滋养的禾苗，他们思想活跃又比较单纯，想放眼看世界，对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信息格外敏感。《读书》杂志和董鼎山先生的“纽约通讯”专栏正在这时，踩着历史的节拍，出现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面前。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必须有思想解放阶段，就像“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同样需要思想准备阶段。董鼎山先生的文字在客观上使他成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者之一，他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介绍极大开阔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展了他们的思考，为他们后来承担改变中国的重任提供了动力，这些人至今仍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中国在那个历史时刻与董先生相遇，或许是一种偶然，但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董先生几十年逆旅生涯心系祖国思念故园，在深谙美国文化的同时，时刻关注中国的发展，丰富的知识阅历和对祖国的向往是他不负机遇的必然。庆幸《读书》遇到他，也感谢他选择了《读书》。
心诚则灵。定居纽约后，我遇到董先生，并与他成为忘年之交。
第一次遇到董先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会”的聚会上。关于这次活动我在《夏志清印象》中曾有记载，作家海鸥女士介绍我加入笔会，在那次聚会上我第一次面对夏志清先生、唐德刚先生和董鼎山先生。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笔会会长就是董先生。不过当时我心情有些紧张，又不愿打断他们几位名家的争论，他们凑到一起总爱争论些什么，手里举着酒杯，兴奋的神色像孩子一样，脸上的表情无比纯真。聆听他们交谈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哪还顾得上其他。
与董先生的全面接触始于不久后一次朗诵会。“北大笔会”会长姚学吾教授约我参加在曼哈顿东六十五街“华美协进社”的中秋诗会。他老说我的诗是“新新月派”，还说老新月派的徐志摩曾在华美协进社朗诵过诗歌，我应追随其足迹，也在那里朗诵才对，还特意嘱咐多选些抒情的、非政治的，因为听众哪儿来的都有，大陆港台的，新移民老移民，董鼎山先生也会参加呢。记得那是个阴天，华美协进社的会议厅亮起灯盏，棕色硬木墙板映着古典的黄色灯光，给人恍若隔世的错觉，仿佛徐志摩的身影，特别是他的圆眼镜，在灯光下闪烁着。我朗诵了三首诗，《拆秋千》、《女儿》和《纽约午后》。我很投入，我的诗都有韵脚，节奏感很强，非常适合朗诵。我是从喜欢朗诵到喜欢写诗的。《女儿》这首诗表达一个小女孩儿面对父母吵架的复杂心境，爱妈妈又舍不得爸爸，深夜起来拖着被子找爸爸，发现爸爸并未离家出走，她欣慰地在门口就睡着了。朗诵时，我看到有些听众擦眼睛的动作，还听到吸鼻子的声音。
结束时我正往外走，只听一句“陈九老弟”的呼唤，董先生已在我的身边。我顿感惊讶，完全想不到我仰慕已久的董鼎山先生竟会称我老弟，且不说年纪，就这份平易的亲切感已让我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董先生说他很喜欢我的朗诵，“你的口音是标准京片子，我很久没听到这么好的朗诵了，你的诗歌是真诗歌，不是矫揉造作的词汇堆积，我最不喜欢那些用词华丽内容空洞的诗歌散文了”。我被董先生说得不好意思，都开始语无伦次了。我告诉他我早知道董鼎山的大名，非常喜欢他在《读书》上的随笔，从未错过。他则鼓励我把诗歌收集起来出诗集。让我最难忘的是，董先生还说，如果出诗集，我愿意为你写序。真的？那时我在海内外华文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正琢磨是否出本诗集，一直没拿定主意。正是董先生的提议促成了我第一本诗集《偶然》的诞生。我至今仍保留着董先生那篇序言的手稿，是抄在一份稿纸上的钢笔字。他因不熟悉汉语拼音，始终不习惯用电脑打字，他一直坚持手写汉字直到去世。
此后我与董先生的交往渐渐频繁。我往往下午去看他，他与蓓琪午休起来，精力比较充沛。他家在曼哈顿东十九街与二大道交口处，楼下不远有个面包房。每次去我都先在那里买个黑森林蛋糕，那是蓓琪的最爱。我把蛋糕交给蓓琪，她煮好咖啡，再把切好的蛋糕和咖啡摆在我和董先生面前的茶几上。乳白色的茶具，巴洛克风格的花纹，斜阳穿过窗子照在古香古色的地毯上，那种安详是令人难忘的。我们一起度过不少这样的时光，听董先生娓娓而谈，天南地北无拘无束。我注意到他喜欢聊过去的事，比如说起他小时候七八岁第一次从宁波老家到上海，穿着棉布长衫，四下茫然的样子，他的笑声完全是有温度的、暖暖的，让你感到一个男人的似水柔肠。有人说怀旧是因为衰老，直到遇见董先生，我再不信这个谬论。好记性源于真诚的生活，只有投入真情实感记忆才经久不衰。那是人生的财富，滋养着善良的灵魂，只怕有些人想怀也怀不上，因为压根儿没有美好的情怀，怀什么呢？怀旧分明是一种特权，好人的特权。当董先生说起上海“孤岛天堂”期间，他在柯灵主持的副刊上发文章的岁月，嗓音明显带着弹性，目光放出灵火般的异彩。那是个国破山河在的悲怆年代，每个华夏子孙，尤其年轻人，都必须对命运作出抉择，是装聋作哑甘当顺民，或出卖良知借机而上，还是发出呐喊？赶上动荡岁月，谁也躲不过考验。董先生无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当时柯灵主持的副刊是沦陷区的一盏明灯，感召和鼓励着无数年轻人审视国家命运，投入到救国护种的洪流中，董先生的青春正是这样度过的。这与后来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颇为相似，也是历史的转折点，是故步自封走以往老路，还是放眼看世界，为中国融入世界找到发展的道路，对每个中国人同样是一种抉择。董先生那时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为时代变革施加了自身的影响，这不是偶然的，只能从他深刻的民族情怀中寻找答案。我们交谈时董先生每每感慨光阴飞逝，当年他来美本为短期考察，谁想竟“哗”地度过四十多年光景。他说“四十多年”时手在空中挥舞，仿佛要拽住时间。身处异乡时间的确过得快，我自己在美国也快三十年，“咣啷”就消失了，仿佛做了个梦就是一辈子。 最让我走近董先生的是那次同他饮酒。那是2002年冬末的一天，天空微微飘着雪花。我第一本诗集《偶然》刚出版，我和太太带着新书到他家表达谢意，董先生写的序言为该书增色不少。当他得知我太太是上海人，愉悦的神色溢于言表。他们开始用上海话交谈，伊伊侬侬，我虽然说不好但听得来，尽量参与其中。想不到的是，董先生的上海话竟有些迟钝了。我太太则揶揄我说，侬勿晓得，董先生讲的是老派上海话，侬懂啥啦？那个欢乐气氛哟，止不住漫出窗外。当然，还是黑森林蛋糕，还是蓓琪的咖啡，蓓琪弄好咖啡就躲开了，特意把交谈留给了上海方言。她的贤惠丝毫不比东方女性少，让我感动。
因是上海话起头儿，我们又随董先生回到往日的南京路大码头。两件事让我颇感意外。一是当年他工作的报社就在南京东路的新雅酒店。二是外滩的黄浦公园，因距新雅酒店不远，他常去那里边喝茶边写作，俯瞰整个黄浦江面。这真太巧了，我1982年在上海毕业实习时也住过新雅酒店，也总去黄浦公园的茶楼喝茶，构思论文，瞭望窗外的外白渡桥、俄国公使馆，还有远处海军码头的舰船。我喝的是一种“魁星茶”，几种绿茶混合而成，味道独特，五毛钱一壶，不打烊就能一直喝下去。董先生听后惊讶道，是，那能嘎巧的啦？我们感慨万分笑成一团，蓓琪都忍不住过来分享我们的欢笑，她会说，你们这么高兴，这么高兴啊（you are so happy， you are so happy）。雪日的黄昏很短暂，与交谈的热烈相反，光线渐渐暗下来。我们提出请董先生夫妇到楼下一家上海餐馆共进晚餐，来的路上我们就选定那里，干净，东西也不错。可蓓琪却说，我不去了，你们接着聊，多难得啊。董先生面露迟疑，蓓琪则劝他，你不是喜欢中餐吗，去吧，好好享受晚餐（enjoy your dinner please）。董先生欣然从命，欢欢喜喜跟我们下楼，那副轻松愉快的表情，浸透了蓓琪的一片深情。
那晚我们聊得好尽兴，先叫了一支红酒，老板又送了一支红酒。早就知道董先生喜欢红酒，颇有酒量，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会”的聚会上就曾领教过。现在能单独与他共饮，机会难得。我们坐在最里面一张桌子，颇有雅座的味道，看杯中的琼浆一次次在灯光下闪着玛瑙色光泽，令人沉醉。董先生渐渐飘逸起来，说起他的青春年华，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爱情经历，他第一部小说与他爱情的渊源，和老友们劳燕分飞不知去处的落寞。说起在副刊发表爱国文章的激情，宪兵搜查时嘎嘎的皮靴声。说起故乡，老家的醉虾醉蟹必须是河里的，淡水的。还有后来的旅美生涯，如何在英文报章上寻找祖国的蛛丝马迹。他兴奋的神态像个小伙子，丝毫看不出年近八十的样子。我发现青春的奥秘是真情，只有用真情生活才能心地坦然，坦然的性情才是青春的本质。突然，董先生说，陈九老弟，你不是喜欢唱戏吗，听说和杨春霞还同过台，唱两句吧，我很想听啊。我环顾左右，客人不多，因为快打烊了。我问老板行吗？没想到他是个爽快汉子，唱啊，我也想听呀。那我来段《龙凤呈祥》如何？好，《龙凤呈祥》好！“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当然不能亮开嗓子大唱。老板送的那支红酒就是这时端上来的，喝吧，还有！我再没见过那么潇洒快乐的董先生，完全本色呈现。我唱时他还为我打拍子，在桌上敲击着，十分投入。他说陈九老弟啊，你脸都红啦。我也说，董先生，您看看自己，也红了呀。我们哈哈大笑，时光在几十年前的老上海与纽约间穿梭徘徊，眼前的情景仿佛变成发黄的照片，甚至可以听到汽笛离岸的鸣响，呜呜呜的，我们完全沉浸在往日时光里，享受着美妙的怀旧情结。这一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做梦都梦到董先生打拍子的样子，轻轻晃着头。那天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下面是一条灰裤子，董先生永远风度翩翩。男人的风采源于伟大的心灵。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联大”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纪念周恩来时说的。当时我不满二十岁，在寒风里聆听大喇叭播放各国政要纪念周总理的悼词，便牢牢记住了。此刻想起这句话，用在董先生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关于这次晚餐，我曾写过一首诗作为纪念：
街灯夜雪
与您小聚浅酌
原想您是
含蓄的学者
此时却感慨您的
坦诚性格
除学识之外
更有男人本色
年轻的血气
看尽了破碎山河
恨不能奔赴沙场
跃马扬戈
谁料渡过太平洋
本想几周，几个月
一下竟飞逝了
几十个春秋寒热
异国月光下
走过徘徊的身侧
歌特式窗前
流淌深情的思哲
故乡，始终是一个梦
挥之不去的梦
在心中潮起潮落
感叹您写下
如此之多的著作
大海般浩瀚的文字
凝聚成童心如火
您对我说
来，唱段京戏吧
你唱我来和
曲轻情重
雪冷心热
小馆子打烊时
老板却又将新酒
轻轻放上了桌
在与董鼎山先生二十来年的交往中，感触最深的何止是他的学问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贡献及历史地位，更是他的为人，善良真诚，朴实无华，甚至孩子般的天真。自美国《侨报周末》2007年开设“纽约客闲话”栏目起，董先生和我均为该栏目的专栏作者，他的专栏叫“随感录”，我的叫“浅酒微醺”。董先生利用这个专栏，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对美国文学界重要事件展开评论，并向中文读者介绍美国文化现状，格外引人瞩目。而我则用一贯的幽默风格，对国内和海外华人界发生的新鲜事发表看法。此前我从未写过专栏，心里没底，为此特意向董先生请教过。他的态度简单明朗，一句话将我的犹豫扫荡一空。他说，陈九你就按平时说话的口气写，像跟我聊天这样写，千万不要追求华丽辞藻，别想太多。后来证明董先生这些听似简单的忠告并不简单，而是基于对我个性了解的建言，对我克服心结，形成自己的文字风格很有启发。不仅如此，我的专栏文章几乎每篇董先生都看，还多次来电话谈他的感受。比如对随笔《打哪儿冒出的兰博基尼》，他问我兰博基尼是什么车。还说他在密苏里读书时买过一辆福田牌轿车，那是他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车，毕业后来纽约发展一直住曼哈顿，因停车不便就再没买过车。还有一次对《追求名牌还是毁灭名牌》一文问道，什么是奥特莱斯？我说就是OUTLETS。哦，是OUTLETS呀，那应注明英文，否则读者会糊涂，还说他和蓓琪只去过一次OUTLETS，是陪国内的朋友，其实曼哈顿的名牌店经常有样品展售（sample sale），价格比奥特莱斯还便宜呢。 董先生再次为我的新书写序是2014年4月，三联出版社欲出版我的随笔集《纽约第三只眼》，其中收录了我在“纽约客闲话”栏目上的部分文章。我曾犹豫要不要开口请董先生为该书写序，因为当时他的生活正进入一个艰难时期，蓓琪被诊断出骨癌，因年纪偏大不宜手术，只能采取化疗缓解病情，她的状况时好时坏，让董先生忧心如焚。那天下午我去看他们，蓓琪居然还为我做了咖啡，她瘦得很厉害，往日仪态已改变很多。我和董先生轻轻地谈话，说着说着说到这本书上。我当然希望董先生写序，这些随笔短章承载着他多少关注，还有谁能代替他呢？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可以，没问题，你选几篇比较精彩的给我，我尽快写给你。可不幸的是，两天后我接到董先生电话，他竟在洗手间跌倒了，磕破了头。那段时间我每天给他打电话，问他情况，让他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序言的事就放下吧，不要再写了。没想到的是，一周后再去看望他时，他竟将几页手写的文稿交到我手上，并略显歉意地说，我手有些抖，记忆力也差了，如果有错别字你帮我改过来。我顿时语塞，看着这些涂改过的钢笔字不知说什么好。董先生书写的习惯还是从右至左，从上到下竖排的传统风格。我特意找出他十几年前为我诗集写的序言原稿，对比之下，那时的字体清秀爽快，而此刻已今非昔比，字里行间充满岁月的烙印。但即使一切都在改变，唯有董先生那颗真诚善良的灵魂始终如一，永远不变。
我不拟过多描述与董先生在公开场合的交往，尽管这种机会很多。比如2001年“东方文学奖”颁奖典礼，2002年华美协进社主办的“董鼎山八十寿辰”纪念活动，2003年燕京论坛的座谈会，2004年华美协进社举办的“漫谈董鼎山”研讨会，2005年人文协会主办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诗歌朗诵会”，2010年华文作家协会为他举办的八十八岁“米寿”祝寿活动等，还有海外华文作家笔会每月一次的聚会，这些因涉及诸多名家的共享，像王蒙、夏志清、唐德刚、郑愁予、哈金等，应择文另叙。但有件事令我难忘，就是2014年《侨报》作家俱乐部为他颁发“终身成就奖”的典礼，那是董先生去世前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他在获奖感言中提到了与弟弟乐山的误会，用“情何以堪”描述自己遗憾的心情，让我非常感动。董先生已去世了，我可以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表达我的感受。他对手足兄弟一片深情从未更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
在与董先生二十年交往中，我私下多次听他谈起与弟弟董乐山的感情，深感董先生心底非常看重同袍亲泽。他是个重感情的性情中人，对朋友如此，对兄弟姐妹更如此。每当说起那时追求光明进步，与弟弟妹妹一起，毅然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奔走呼号，他脸上洋溢出满足的神情。我记得那是个明媚的下午，他的身影被阳光映得闪亮，在我眼前熠熠生辉。我被他的激情感染着，脑海里映出青春灿烂的董氏兄弟走在上海街头的情景。还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二人又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乐山大量翻译西方著作，鼎山则开专栏直接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欧美文学现状，他们再次像年轻时一样，面对祖国作出相同的选择。人们老说董氏兄弟都不简单，为何？非凡的人生源于面对历史的共同抉择，人生只有壮丽过才永远不会庸俗，这种深刻的豪迈感与血乳交融的亲情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董先生即便与弟弟有争论也很正常，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毫不奇怪。让他放不下的是，本想像往常一样，有机会向弟弟解释清楚，他们毕竟生活在海内外不同环境里，同样问题只因角度不同，结论的表述就可能不一样，所谓争论大都是误解，只要有机会说清楚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愿望却因弟弟乐山的突逝而无法实现，董先生失去了最终解释的机会。这才是董先生深感遗憾的原因。很明显，如果他心里没有对弟弟乐山的深情厚意，又何至于在自己获得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提到弟弟呢？
凡定居海外，并住过足够长时间的华人，比如我自己，在纽约生活了三十年，非常理解董先生的遗憾心情。所谓分歧啊不同啊，其实没那么严重。我们与国内同胞生活的环境不同，对事物的侧重肯定也不同，这非常自然，也是经常发生的。我本人就有与董先生类似的经历。比如对国内某些问题，像欠薪或野蛮拆迁，我实难接受，认为这是地动天摇的大事，薪水都敢欠，人家住在屋里就敢扒房子，这在美国是联邦重罪，要进监狱的！可我在国内的同学就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虚张声势，什么叫地动天摇，想造反吗？中国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他们从过去几十元一个月的死工资，变成起码几套房子的拥有者，甚至更多，你地动天摇什么意思，想动人家奶酪吗？想让他们重返贫穷吗？人家当然反对你。可这等于他们觉得欠薪和野蛮拆迁合理吗？完全不是。本质上他们跟我没区别，同样对此非常愤怒，深表不平。只是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表解决问题，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当前中国国情，与美国很不一样。毫无必要对此过度解读，董氏兄弟如果有什么争论，不过如此而已。
蓓琪病逝是在2015年5月8日。当时我正在北京探望年迈的父母。当我得知了这个噩耗，心中既有对蓓琪的怀念，更有对董先生的担忧。回纽约不久，我马上约作家周励和《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到他家探望。董先生一开门我就感到极大的不同。屋里显得幽暗凌乱，很多书本斜躺在书架和桌子上，如果蓓琪还在，这是不可想像的。董先生的脸上充满悲伤，提起蓓琪老泪纵横，我从来没见过他哭泣，面对这位九旬老人的泪水我无言以对，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他与蓓琪相濡以沫五十多年，蓓琪的去世给他带来如此大的打击，已到生死之地步，这让我不免慌乱。我本想安慰他，希望董先生好好活下去，继续把他的哲思文采展现给世间，可看着他望不到底的悲伤，我哑口无言。
此后几乎每天我都给董先生打电话，隔三岔五就去看他。那次作家五月，一位浪迹天涯的“游吟诗人”，难得从缅甸赶回来看望董先生，也邀我陪她同往。那是2015年9月一个周六。去前我还电话董先生，要不要从Pete’s Tavern带个三明治给他，董先生很喜欢那家的三明治。董先生家位于曼哈顿最悠久的社区之一，附近有不少纽约地标式的餐馆酒吧。这家Pete’s Tavern算是最古老的，建于1864年，与董先生家一街之隔。著名小说家欧·亨利曾经是它的常客，这家餐馆至今仍保留着欧·亨利坐过的位子，据说他就在这里完成他的名作《麦琪的礼物》。我们推开董先生家的门，那张沧桑的面孔再度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突然发现董先生的书架已空荡荡，忙问他那些书呢？他不无感慨地说，陈九老弟啊，我在处理所有东西，这些书都是中文的，我女儿碧雅也没兴趣，我准备把它们都捐出去或送给朋友。董先生的话让我顿感沉重，这分明是料理后事啊，深深的悲伤不禁漫过心头。人难道都有这一天吗？无论怎样潇洒过辉煌过，走向终结的背影都是苍凉的。在这间客厅里，曾掠过多少文人雅士的身影，董乐山，冯亦代，黄宗英，谢晋，陈翰伯……我根本数不过来，他们高谈阔论伴着朗朗笑声，透过窗棂飞入历史的篇章，为一个深情的时代纵情歌唱。还有我自己，多少次在这里聆听董先生的纵横才思，品尝过蓓琪的咖啡，甚至用过他们的洗手间，这一切都让我倍感亲切，贴着我的面颊缓缓蠕动，直到漫及全身。而此刻啊，面对空空的客厅，我仿佛听到钟声已经敲响，董鼎山先生的那个时代，或者说海外文人的“名士时代”，包括夏志清、唐德刚等，正悄悄落幕，历史此刻像一本硬皮的精装书，已翻到最后一页，带着厚重的质感，在慢慢合上。 那天，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董先生的卧房。在与董先生二十年交往中他从未让我进过他的卧房。他对我和五月说，来，跟我来，我有东西给你们。我们犹疑着跟在他身后，那是间怎样杂乱无章的卧房啊！我的目光顷刻定格，眼前就像一幅油画，诉说着董先生的心境和生命状态。他颤巍巍举起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他母亲和他三岁时的合影，也就是说，这张照片整整九十年了。他对我们说，这是我母亲，我快要见到她了。他的语气十分平静，充满深情，甚至可以感到天真的孩子味道。人无论多老，只要说起母亲就立刻返老还童，母亲是生命的源泉。我们静静伴着董先生，只见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交给五月，说这是送给她的礼物。又从抽屉取出一只精美的盒子，是福建名茶大红袍，递到我手上说，陈九老弟，留个纪念吧。我们都很惶恐，不知该感谢还是安慰他。我们在董先生的卧室里合影留念，背景是凌乱的书架，凌乱的床铺，凌乱的时光。
后来我又多次看望董先生，有时是与朋友同行，比如《侨报》社长游江、女作家周励，还有与董先生合作多年的《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这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我们都对董先生的状况放心不下，格外关注。那天刘倩突然来电话，说董先生在洗手间又摔倒了，股骨颈骨折被送进医院。本来说好周末陪董先生吃饭的，现在只好调整计划，改为去医院看望他了。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准备去医院的前一天上午，在骨科康复中心的病床上，我们敬爱的董鼎山先生，安静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生命，与这个纷纭莫测的世界挥手告别了。听到消息，我悲痛之余猛然意识到，自蓓琪去世，董先生其实一直生活在“准备”状态，他的灵魂早随爱妻而去了。蓓琪肯定看他没人照顾，太过孤单，于心不忍才接他驾鹤西去的，在那里，蓓琪会像往日一样呵护他。基于蓓琪的临终嘱咐，董先生承诺把在《侨报周末》的专栏继续写下去。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逝世前几天，他还向总编刘倩发出最后一期稿件。刘倩在董先生去世前一天收到稿件，并于他逝世当天刊登在董先生的专栏上，紧接着便传来他去世的消息，一切恍若音乐般合拍。董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大调协奏曲，激昂奔涌，深情潇洒。他从十四岁开始发表文章，一直写到生命最后一分钟。我坚信这是个奇迹，九十三岁写字或许不稀奇，但把高寿、死亡、写文章、发表文章配合得旋律般完美，唯董鼎山独有。如果岁月是五线谱，他的文字便是音符，随着岁月跳动伸展，一路向前流水般畅响，带着正直善良和真诚的本性，感染着人们，影响着时代。此刻，曲终人散大幕低垂，我有幸遇到并伴随董先生走过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年，看星辰陨落，一片空荡荡……
我与董先生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他骨折入院的前一天下午。他打到我办公室，我们像往常一样聊天。我刚在《侨报周末》发表了《与吴天明导演在纽约拍戏》，于是我们谈到电影，董先生还回忆他与著名导演谢晋的交往，说到高兴处他像孩子一样哈哈大笑，朗朗笑声纯净得恍若天籁，让我联想到他那颗纯粹的心灵。因为转天他就骨折入院，我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留给人间最后的畅笑，透过那扇熟悉的窗棂飞向蓝天，化入空中。董先生的家离我办公室不远，地铁三站地。不管那扇窗户今后属于谁，我依然会打此走过，回味与他一起度过的难忘时光。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门卫大哥，黑森林蛋糕店的女侍，还有街角公交站等车的人们。只是少了您，董鼎山先生。
最近常去探望九十三岁高龄的董鼎山先生。他最近的状况让我倍感忧虑。昨天美国《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来电话说，董先生在洗手间摔倒了，因股骨颈骨折被送进了医院。原本约好这个周末随刘倩，还有《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周励女士一起去陪董先生吃晚饭，现在只好调整计划，改为去医院看望他了。
刚写到这儿，“咣”地一下接到刘倩发来的短信：董先生几小时前去世。我一看短信顿时失去反应，不认识汉字了，什么意思，董先生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输入号码时错了几次，手在抖，心也在抖。可刘倩的抽泣向我证实了一切，董鼎山先生于2015年12月19日上午，在他入住的骨科康复中心，因心脏骤停逝世，享年九十三岁。我望着屏幕上刚刚开头的稿子发呆，莫非这是冥冥之中上天对我的暗示？或者说，如果我不开这个
头，一切都不会发生？董先生还会像往常一样给我开门，喊我名字，他喜欢叫我“陈九老弟”，从二十年前我们认识就这么叫。我一下麻木了，说不出话，连哭都不会，只有默默流泪，没有声音。
董先生啊！
自董先生夫人蓓琪2015年5月因骨癌去世后，他的情况一直不稳定，心情和身体都大不如前。那天我去看他，他对我说，陈九老弟啊，我整夜睡不着，很痛苦啊，满脑子都是蓓琪的影子，我觉得她肯定没走，一定跟我捉迷藏躲在什么地方了，我要把她找出来，找不出来我也不活了！他的表情真诚得让我紧张，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他与蓓琪五十多年相濡以沫形影不离，这我们都晓得。蓓琪是瑞典裔美国人，金发碧眼，身材苗条，当年无疑是颜值爆表的美女。我听董先生聊过当年追求蓓琪的情形，在纽约国际留学生俱乐部的舞会上与她邂逅，马上展开攻势。先请人家喝啤酒，再请跳舞。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妙时光哟，物质的潘多拉盒子尚未开启，人们沉浸在欧洲浪漫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典纯情，和战后理想主义的梦幻中。董先生每每说到这儿都热泪盈眶，他怀念自己的青春年华，那个美好的青春年华是与爱妻蓓琪一起走过，共同分享的。
最让董先生刻骨铭心的是蓓琪的善良忠厚，和完全可与东方式贤妻良母媲美的深情厚意，体贴入微。董先生这样说道：蓓琪在我眼中就是圣女，她的好心肠令我一想起就禁不住流泪。她经常从杂货店购买食品送给教堂的贫民食堂，也会将罐头或用旧的羊毛衫放在睡袋里、放在附近小公园的凳子上任穷人选用。一位九旬邻居老太太告诉我，蓓琪常带食物探望她，且有求必应。蓓琪去世前，许多不知名的邻居前来探望她，向她表示感谢和敬意，很多人我都没见过也不认识。董先生说，我两次携蓓琪回中国探亲，不懂英文的婶婶们都要拉着蓓琪的手同行，毫不掩饰对她的爱惜。一位叔母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和气善良的“外国女人”。她们惊异于外国女人也有如此温雅仁慈的气息，认为我娶洋女没错。我大哥和蓓琪告别时还激动得流下眼泪，我弟弟乐山夫妇成为她在北京的导游，称赞蓓琪不愧是中国人的贤妻，为我祝福。蓓琪为了让我吃上中餐，专门跑到唐人街的中餐馆，向大师傅学炒中国菜，宫爆鸡丁、芥蓝牛肉，做得有模有样，这是她的一片心啊。
深知董先生与蓓琪伉俪情深，此刻看到他在蓓琪去世后的痛苦心境，我非常震动，百感交集。我隐约听说，董先生甚至自杀过，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时蓓琪拖着弥留之身看望从死神手里夺回的董先生，两人紧紧相拥，不忍分别，让在场的医生护士们纷纷垂泪，连我写到这儿都热泪盈眶。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夫妻感情更珍贵的呢？这种深情厚意只属于好人、有良知的人、知恩图报的人，那必是全身心的倾注，不作他想的情感投入，正因为如此才永不疲惫，永远新鲜。夫妻恩爱的秘诀就在心灵，幸福只属于善良的性情中人，多少金钱都不换，多少缺点也不怕。
面对这种状态下的董先生，我和朋友们一度焦虑，该如何帮他走出丧妻之苦呢？而最终解救董先生的还是爱妻蓓琪。在董先生九十三岁生日过后，也就是2015年初春的一天，他为更多陪伴病中的蓓琪曾一度宣布封笔，结束他近八十年的写作生涯。他这篇宣言发表在美国《侨报周末》和上海《新民晚报》的专栏上，引起很大轰动。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董先生就在中国的《读书》杂志、《新民晚报》等诸多期刊上发表文章，近十年来又在美国《侨报周末》上开设专栏。在几十年的历史跨度中，他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华人社区赢得数不清的读者粉丝。很多人，包括我，是读着董先生的文章放眼看世界的。我们对他文章的期待不是尊重二字能说尽的，更像习惯和依赖，是我们审美需求的一部分。但他还是休笔了，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没发表过文字，直到蓓琪去世。蓓琪在弥留之际曾叮嘱董先生，你此生为写作而来，离开写作你就枯萎了，请答应我，我的爱人，坚持写下去，为那些期待你的人们。董先生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再度垂泪，他紧握蓓琪的手向她保证，我一定继续写下去。就在蓓琪去世后不久，董先生的专栏重新开放，他敏锐的哲思像往常一样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听董先生讲述这番话时，我不能不为蓓琪的大爱和睿智深深感动。她了解董先生，就像了解她的孩子。她对董先生的爱远远超越她的肉体，继续存活在董先生的生命里和文字中。
董鼎山1922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殷实的大家族。十四岁开始在宁波《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十七岁起为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撰稿。1945年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考入《申报》当记者，采写外交和政治新闻。当时在上海新雅酒店，董先生每天都和作家、记者、艺人交换信息和文稿。后加盟《东南日报》做新闻编辑，同时撰写小说散文，在文坛上渐渐成名。1947年董先生赴美，先后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在纽约他主持过《联合日报》国际版，并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的资深教授。旅美近七十年，董先生笔耕不辍。早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用英文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特写》、《星期六评论》、《图书馆月刊》、《美中评论》、《新亚洲评论》等报刊撰写评论文章。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一种把欧美现代思想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使命感燃起他重新用中文写作的热望。自1979年为《读书》杂志开设“纽约通讯”专栏始，他的文章在中国内地、港台和美加的中文报章上频繁出现，造成轰动中外的“董鼎山现象”。近四十年来，董先生出版了《天下真小》、《西窗漫记》、《书、人、事》、《留美三十年》、《西边拾叶》、《美国作家与作品》、《西窗拾叶》、《第三种读书》、《纽约文化扫描》、《董鼎山文集》（二册）、《自己的视角》、《纽约客闲话》、《美国梦的另一面》等书。正如蓓琪所说，他此生为写作而来，读书写作才是他典型的生活方式。 对董鼎山先生的评价已经很多。特别在他去世后这段时间，媒体和网上呈现大量文章怀念他，公认他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当之无愧的“美国文学大使”。董先生在几十年时间里，不遗余力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文学现状，几乎将美国作家和作品“一网打尽”，为中国广大读者和作家了解美国文学最新发展动态，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独特的贡献，无人出其右。对我本人来说，这些评价都不错，只是缺乏些情感色彩。历史是有情感的，当情感被抽空，历史也就被遗忘了。我开始读董先生的文章是在1979年，那时我在上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为知识界吹来一股春风，立刻成为莘莘学子的最爱。最吸引我的便是“纽约通讯”这个专栏，主笔的名字正是董鼎山。这个名字很容易记，鼎像一座钟，钟在山上，敲起来像一种召唤，肯定传得很远，从纽约传到北京。当时介绍海外现状的不止董鼎山一人，还有赵浩生、袁晓园等，但毫无疑问，影响力知名度最大的非董鼎山莫属。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会折射到每个中国人的思考中，特别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像等待雨水滋养的禾苗，他们思想活跃又比较单纯，想放眼看世界，对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信息格外敏感。《读书》杂志和董鼎山先生的“纽约通讯”专栏正在这时，踩着历史的节拍，出现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面前。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必须有思想解放阶段，就像“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同样需要思想准备阶段。董鼎山先生的文字在客观上使他成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者之一，他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介绍极大开阔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展了他们的思考，为他们后来承担改变中国的重任提供了动力，这些人至今仍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中国在那个历史时刻与董先生相遇，或许是一种偶然，但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董先生几十年逆旅生涯心系祖国思念故园，在深谙美国文化的同时，时刻关注中国的发展，丰富的知识阅历和对祖国的向往是他不负机遇的必然。庆幸《读书》遇到他，也感谢他选择了《读书》。
心诚则灵。定居纽约后，我遇到董先生，并与他成为忘年之交。
第一次遇到董先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会”的聚会上。关于这次活动我在《夏志清印象》中曾有记载，作家海鸥女士介绍我加入笔会，在那次聚会上我第一次面对夏志清先生、唐德刚先生和董鼎山先生。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笔会会长就是董先生。不过当时我心情有些紧张，又不愿打断他们几位名家的争论，他们凑到一起总爱争论些什么，手里举着酒杯，兴奋的神色像孩子一样，脸上的表情无比纯真。聆听他们交谈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哪还顾得上其他。
与董先生的全面接触始于不久后一次朗诵会。“北大笔会”会长姚学吾教授约我参加在曼哈顿东六十五街“华美协进社”的中秋诗会。他老说我的诗是“新新月派”，还说老新月派的徐志摩曾在华美协进社朗诵过诗歌，我应追随其足迹，也在那里朗诵才对，还特意嘱咐多选些抒情的、非政治的，因为听众哪儿来的都有，大陆港台的，新移民老移民，董鼎山先生也会参加呢。记得那是个阴天，华美协进社的会议厅亮起灯盏，棕色硬木墙板映着古典的黄色灯光，给人恍若隔世的错觉，仿佛徐志摩的身影，特别是他的圆眼镜，在灯光下闪烁着。我朗诵了三首诗，《拆秋千》、《女儿》和《纽约午后》。我很投入，我的诗都有韵脚，节奏感很强，非常适合朗诵。我是从喜欢朗诵到喜欢写诗的。《女儿》这首诗表达一个小女孩儿面对父母吵架的复杂心境，爱妈妈又舍不得爸爸，深夜起来拖着被子找爸爸，发现爸爸并未离家出走，她欣慰地在门口就睡着了。朗诵时，我看到有些听众擦眼睛的动作，还听到吸鼻子的声音。
结束时我正往外走，只听一句“陈九老弟”的呼唤，董先生已在我的身边。我顿感惊讶，完全想不到我仰慕已久的董鼎山先生竟会称我老弟，且不说年纪，就这份平易的亲切感已让我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董先生说他很喜欢我的朗诵，“你的口音是标准京片子，我很久没听到这么好的朗诵了，你的诗歌是真诗歌，不是矫揉造作的词汇堆积，我最不喜欢那些用词华丽内容空洞的诗歌散文了”。我被董先生说得不好意思，都开始语无伦次了。我告诉他我早知道董鼎山的大名，非常喜欢他在《读书》上的随笔，从未错过。他则鼓励我把诗歌收集起来出诗集。让我最难忘的是，董先生还说，如果出诗集，我愿意为你写序。真的？那时我在海内外华文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正琢磨是否出本诗集，一直没拿定主意。正是董先生的提议促成了我第一本诗集《偶然》的诞生。我至今仍保留着董先生那篇序言的手稿，是抄在一份稿纸上的钢笔字。他因不熟悉汉语拼音，始终不习惯用电脑打字，他一直坚持手写汉字直到去世。
此后我与董先生的交往渐渐频繁。我往往下午去看他，他与蓓琪午休起来，精力比较充沛。他家在曼哈顿东十九街与二大道交口处，楼下不远有个面包房。每次去我都先在那里买个黑森林蛋糕，那是蓓琪的最爱。我把蛋糕交给蓓琪，她煮好咖啡，再把切好的蛋糕和咖啡摆在我和董先生面前的茶几上。乳白色的茶具，巴洛克风格的花纹，斜阳穿过窗子照在古香古色的地毯上，那种安详是令人难忘的。我们一起度过不少这样的时光，听董先生娓娓而谈，天南地北无拘无束。我注意到他喜欢聊过去的事，比如说起他小时候七八岁第一次从宁波老家到上海，穿着棉布长衫，四下茫然的样子，他的笑声完全是有温度的、暖暖的，让你感到一个男人的似水柔肠。有人说怀旧是因为衰老，直到遇见董先生，我再不信这个谬论。好记性源于真诚的生活，只有投入真情实感记忆才经久不衰。那是人生的财富，滋养着善良的灵魂，只怕有些人想怀也怀不上，因为压根儿没有美好的情怀，怀什么呢？怀旧分明是一种特权，好人的特权。当董先生说起上海“孤岛天堂”期间，他在柯灵主持的副刊上发文章的岁月，嗓音明显带着弹性，目光放出灵火般的异彩。那是个国破山河在的悲怆年代，每个华夏子孙，尤其年轻人，都必须对命运作出抉择，是装聋作哑甘当顺民，或出卖良知借机而上，还是发出呐喊？赶上动荡岁月，谁也躲不过考验。董先生无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当时柯灵主持的副刊是沦陷区的一盏明灯，感召和鼓励着无数年轻人审视国家命运，投入到救国护种的洪流中，董先生的青春正是这样度过的。这与后来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颇为相似，也是历史的转折点，是故步自封走以往老路，还是放眼看世界，为中国融入世界找到发展的道路，对每个中国人同样是一种抉择。董先生那时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为时代变革施加了自身的影响，这不是偶然的，只能从他深刻的民族情怀中寻找答案。我们交谈时董先生每每感慨光阴飞逝，当年他来美本为短期考察，谁想竟“哗”地度过四十多年光景。他说“四十多年”时手在空中挥舞，仿佛要拽住时间。身处异乡时间的确过得快，我自己在美国也快三十年，“咣啷”就消失了，仿佛做了个梦就是一辈子。 最让我走近董先生的是那次同他饮酒。那是2002年冬末的一天，天空微微飘着雪花。我第一本诗集《偶然》刚出版，我和太太带着新书到他家表达谢意，董先生写的序言为该书增色不少。当他得知我太太是上海人，愉悦的神色溢于言表。他们开始用上海话交谈，伊伊侬侬，我虽然说不好但听得来，尽量参与其中。想不到的是，董先生的上海话竟有些迟钝了。我太太则揶揄我说，侬勿晓得，董先生讲的是老派上海话，侬懂啥啦？那个欢乐气氛哟，止不住漫出窗外。当然，还是黑森林蛋糕，还是蓓琪的咖啡，蓓琪弄好咖啡就躲开了，特意把交谈留给了上海方言。她的贤惠丝毫不比东方女性少，让我感动。
因是上海话起头儿，我们又随董先生回到往日的南京路大码头。两件事让我颇感意外。一是当年他工作的报社就在南京东路的新雅酒店。二是外滩的黄浦公园，因距新雅酒店不远，他常去那里边喝茶边写作，俯瞰整个黄浦江面。这真太巧了，我1982年在上海毕业实习时也住过新雅酒店，也总去黄浦公园的茶楼喝茶，构思论文，瞭望窗外的外白渡桥、俄国公使馆，还有远处海军码头的舰船。我喝的是一种“魁星茶”，几种绿茶混合而成，味道独特，五毛钱一壶，不打烊就能一直喝下去。董先生听后惊讶道，是，那能嘎巧的啦？我们感慨万分笑成一团，蓓琪都忍不住过来分享我们的欢笑，她会说，你们这么高兴，这么高兴啊（you are so happy， you are so happy）。雪日的黄昏很短暂，与交谈的热烈相反，光线渐渐暗下来。我们提出请董先生夫妇到楼下一家上海餐馆共进晚餐，来的路上我们就选定那里，干净，东西也不错。可蓓琪却说，我不去了，你们接着聊，多难得啊。董先生面露迟疑，蓓琪则劝他，你不是喜欢中餐吗，去吧，好好享受晚餐（enjoy your dinner please）。董先生欣然从命，欢欢喜喜跟我们下楼，那副轻松愉快的表情，浸透了蓓琪的一片深情。
那晚我们聊得好尽兴，先叫了一支红酒，老板又送了一支红酒。早就知道董先生喜欢红酒，颇有酒量，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会”的聚会上就曾领教过。现在能单独与他共饮，机会难得。我们坐在最里面一张桌子，颇有雅座的味道，看杯中的琼浆一次次在灯光下闪着玛瑙色光泽，令人沉醉。董先生渐渐飘逸起来，说起他的青春年华，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爱情经历，他第一部小说与他爱情的渊源，和老友们劳燕分飞不知去处的落寞。说起在副刊发表爱国文章的激情，宪兵搜查时嘎嘎的皮靴声。说起故乡，老家的醉虾醉蟹必须是河里的，淡水的。还有后来的旅美生涯，如何在英文报章上寻找祖国的蛛丝马迹。他兴奋的神态像个小伙子，丝毫看不出年近八十的样子。我发现青春的奥秘是真情，只有用真情生活才能心地坦然，坦然的性情才是青春的本质。突然，董先生说，陈九老弟，你不是喜欢唱戏吗，听说和杨春霞还同过台，唱两句吧，我很想听啊。我环顾左右，客人不多，因为快打烊了。我问老板行吗？没想到他是个爽快汉子，唱啊，我也想听呀。那我来段《龙凤呈祥》如何？好，《龙凤呈祥》好！“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当然不能亮开嗓子大唱。老板送的那支红酒就是这时端上来的，喝吧，还有！我再没见过那么潇洒快乐的董先生，完全本色呈现。我唱时他还为我打拍子，在桌上敲击着，十分投入。他说陈九老弟啊，你脸都红啦。我也说，董先生，您看看自己，也红了呀。我们哈哈大笑，时光在几十年前的老上海与纽约间穿梭徘徊，眼前的情景仿佛变成发黄的照片，甚至可以听到汽笛离岸的鸣响，呜呜呜的，我们完全沉浸在往日时光里，享受着美妙的怀旧情结。这一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做梦都梦到董先生打拍子的样子，轻轻晃着头。那天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下面是一条灰裤子，董先生永远风度翩翩。男人的风采源于伟大的心灵。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联大”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纪念周恩来时说的。当时我不满二十岁，在寒风里聆听大喇叭播放各国政要纪念周总理的悼词，便牢牢记住了。此刻想起这句话，用在董先生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关于这次晚餐，我曾写过一首诗作为纪念：
街灯夜雪
与您小聚浅酌
原想您是
含蓄的学者
此时却感慨您的
坦诚性格
除学识之外
更有男人本色
年轻的血气
看尽了破碎山河
恨不能奔赴沙场
跃马扬戈
谁料渡过太平洋
本想几周，几个月
一下竟飞逝了
几十个春秋寒热
异国月光下
走过徘徊的身侧
歌特式窗前
流淌深情的思哲
故乡，始终是一个梦
挥之不去的梦
在心中潮起潮落
感叹您写下
如此之多的著作
大海般浩瀚的文字
凝聚成童心如火
您对我说
来，唱段京戏吧
你唱我来和
曲轻情重
雪冷心热
小馆子打烊时
老板却又将新酒
轻轻放上了桌
在与董鼎山先生二十来年的交往中，感触最深的何止是他的学问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贡献及历史地位，更是他的为人，善良真诚，朴实无华，甚至孩子般的天真。自美国《侨报周末》2007年开设“纽约客闲话”栏目起，董先生和我均为该栏目的专栏作者，他的专栏叫“随感录”，我的叫“浅酒微醺”。董先生利用这个专栏，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对美国文学界重要事件展开评论，并向中文读者介绍美国文化现状，格外引人瞩目。而我则用一贯的幽默风格，对国内和海外华人界发生的新鲜事发表看法。此前我从未写过专栏，心里没底，为此特意向董先生请教过。他的态度简单明朗，一句话将我的犹豫扫荡一空。他说，陈九你就按平时说话的口气写，像跟我聊天这样写，千万不要追求华丽辞藻，别想太多。后来证明董先生这些听似简单的忠告并不简单，而是基于对我个性了解的建言，对我克服心结，形成自己的文字风格很有启发。不仅如此，我的专栏文章几乎每篇董先生都看，还多次来电话谈他的感受。比如对随笔《打哪儿冒出的兰博基尼》，他问我兰博基尼是什么车。还说他在密苏里读书时买过一辆福田牌轿车，那是他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车，毕业后来纽约发展一直住曼哈顿，因停车不便就再没买过车。还有一次对《追求名牌还是毁灭名牌》一文问道，什么是奥特莱斯？我说就是OUTLETS。哦，是OUTLETS呀，那应注明英文，否则读者会糊涂，还说他和蓓琪只去过一次OUTLETS，是陪国内的朋友，其实曼哈顿的名牌店经常有样品展售（sample sale），价格比奥特莱斯还便宜呢。 董先生再次为我的新书写序是2014年4月，三联出版社欲出版我的随笔集《纽约第三只眼》，其中收录了我在“纽约客闲话”栏目上的部分文章。我曾犹豫要不要开口请董先生为该书写序，因为当时他的生活正进入一个艰难时期，蓓琪被诊断出骨癌，因年纪偏大不宜手术，只能采取化疗缓解病情，她的状况时好时坏，让董先生忧心如焚。那天下午我去看他们，蓓琪居然还为我做了咖啡，她瘦得很厉害，往日仪态已改变很多。我和董先生轻轻地谈话，说着说着说到这本书上。我当然希望董先生写序，这些随笔短章承载着他多少关注，还有谁能代替他呢？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可以，没问题，你选几篇比较精彩的给我，我尽快写给你。可不幸的是，两天后我接到董先生电话，他竟在洗手间跌倒了，磕破了头。那段时间我每天给他打电话，问他情况，让他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序言的事就放下吧，不要再写了。没想到的是，一周后再去看望他时，他竟将几页手写的文稿交到我手上，并略显歉意地说，我手有些抖，记忆力也差了，如果有错别字你帮我改过来。我顿时语塞，看着这些涂改过的钢笔字不知说什么好。董先生书写的习惯还是从右至左，从上到下竖排的传统风格。我特意找出他十几年前为我诗集写的序言原稿，对比之下，那时的字体清秀爽快，而此刻已今非昔比，字里行间充满岁月的烙印。但即使一切都在改变，唯有董先生那颗真诚善良的灵魂始终如一，永远不变。
我不拟过多描述与董先生在公开场合的交往，尽管这种机会很多。比如2001年“东方文学奖”颁奖典礼，2002年华美协进社主办的“董鼎山八十寿辰”纪念活动，2003年燕京论坛的座谈会，2004年华美协进社举办的“漫谈董鼎山”研讨会，2005年人文协会主办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诗歌朗诵会”，2010年华文作家协会为他举办的八十八岁“米寿”祝寿活动等，还有海外华文作家笔会每月一次的聚会，这些因涉及诸多名家的共享，像王蒙、夏志清、唐德刚、郑愁予、哈金等，应择文另叙。但有件事令我难忘，就是2014年《侨报》作家俱乐部为他颁发“终身成就奖”的典礼，那是董先生去世前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他在获奖感言中提到了与弟弟乐山的误会，用“情何以堪”描述自己遗憾的心情，让我非常感动。董先生已去世了，我可以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表达我的感受。他对手足兄弟一片深情从未更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
在与董先生二十年交往中，我私下多次听他谈起与弟弟董乐山的感情，深感董先生心底非常看重同袍亲泽。他是个重感情的性情中人，对朋友如此，对兄弟姐妹更如此。每当说起那时追求光明进步，与弟弟妹妹一起，毅然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奔走呼号，他脸上洋溢出满足的神情。我记得那是个明媚的下午，他的身影被阳光映得闪亮，在我眼前熠熠生辉。我被他的激情感染着，脑海里映出青春灿烂的董氏兄弟走在上海街头的情景。还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二人又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乐山大量翻译西方著作，鼎山则开专栏直接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欧美文学现状，他们再次像年轻时一样，面对祖国作出相同的选择。人们老说董氏兄弟都不简单，为何？非凡的人生源于面对历史的共同抉择，人生只有壮丽过才永远不会庸俗，这种深刻的豪迈感与血乳交融的亲情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董先生即便与弟弟有争论也很正常，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毫不奇怪。让他放不下的是，本想像往常一样，有机会向弟弟解释清楚，他们毕竟生活在海内外不同环境里，同样问题只因角度不同，结论的表述就可能不一样，所谓争论大都是误解，只要有机会说清楚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愿望却因弟弟乐山的突逝而无法实现，董先生失去了最终解释的机会。这才是董先生深感遗憾的原因。很明显，如果他心里没有对弟弟乐山的深情厚意，又何至于在自己获得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提到弟弟呢？
凡定居海外，并住过足够长时间的华人，比如我自己，在纽约生活了三十年，非常理解董先生的遗憾心情。所谓分歧啊不同啊，其实没那么严重。我们与国内同胞生活的环境不同，对事物的侧重肯定也不同，这非常自然，也是经常发生的。我本人就有与董先生类似的经历。比如对国内某些问题，像欠薪或野蛮拆迁，我实难接受，认为这是地动天摇的大事，薪水都敢欠，人家住在屋里就敢扒房子，这在美国是联邦重罪，要进监狱的！可我在国内的同学就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虚张声势，什么叫地动天摇，想造反吗？中国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他们从过去几十元一个月的死工资，变成起码几套房子的拥有者，甚至更多，你地动天摇什么意思，想动人家奶酪吗？想让他们重返贫穷吗？人家当然反对你。可这等于他们觉得欠薪和野蛮拆迁合理吗？完全不是。本质上他们跟我没区别，同样对此非常愤怒，深表不平。只是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表解决问题，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当前中国国情，与美国很不一样。毫无必要对此过度解读，董氏兄弟如果有什么争论，不过如此而已。
蓓琪病逝是在2015年5月8日。当时我正在北京探望年迈的父母。当我得知了这个噩耗，心中既有对蓓琪的怀念，更有对董先生的担忧。回纽约不久，我马上约作家周励和《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到他家探望。董先生一开门我就感到极大的不同。屋里显得幽暗凌乱，很多书本斜躺在书架和桌子上，如果蓓琪还在，这是不可想像的。董先生的脸上充满悲伤，提起蓓琪老泪纵横，我从来没见过他哭泣，面对这位九旬老人的泪水我无言以对，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他与蓓琪相濡以沫五十多年，蓓琪的去世给他带来如此大的打击，已到生死之地步，这让我不免慌乱。我本想安慰他，希望董先生好好活下去，继续把他的哲思文采展现给世间，可看着他望不到底的悲伤，我哑口无言。
此后几乎每天我都给董先生打电话，隔三岔五就去看他。那次作家五月，一位浪迹天涯的“游吟诗人”，难得从缅甸赶回来看望董先生，也邀我陪她同往。那是2015年9月一个周六。去前我还电话董先生，要不要从Pete’s Tavern带个三明治给他，董先生很喜欢那家的三明治。董先生家位于曼哈顿最悠久的社区之一，附近有不少纽约地标式的餐馆酒吧。这家Pete’s Tavern算是最古老的，建于1864年，与董先生家一街之隔。著名小说家欧·亨利曾经是它的常客，这家餐馆至今仍保留着欧·亨利坐过的位子，据说他就在这里完成他的名作《麦琪的礼物》。我们推开董先生家的门，那张沧桑的面孔再度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突然发现董先生的书架已空荡荡，忙问他那些书呢？他不无感慨地说，陈九老弟啊，我在处理所有东西，这些书都是中文的，我女儿碧雅也没兴趣，我准备把它们都捐出去或送给朋友。董先生的话让我顿感沉重，这分明是料理后事啊，深深的悲伤不禁漫过心头。人难道都有这一天吗？无论怎样潇洒过辉煌过，走向终结的背影都是苍凉的。在这间客厅里，曾掠过多少文人雅士的身影，董乐山，冯亦代，黄宗英，谢晋，陈翰伯……我根本数不过来，他们高谈阔论伴着朗朗笑声，透过窗棂飞入历史的篇章，为一个深情的时代纵情歌唱。还有我自己，多少次在这里聆听董先生的纵横才思，品尝过蓓琪的咖啡，甚至用过他们的洗手间，这一切都让我倍感亲切，贴着我的面颊缓缓蠕动，直到漫及全身。而此刻啊，面对空空的客厅，我仿佛听到钟声已经敲响，董鼎山先生的那个时代，或者说海外文人的“名士时代”，包括夏志清、唐德刚等，正悄悄落幕，历史此刻像一本硬皮的精装书，已翻到最后一页，带着厚重的质感，在慢慢合上。 那天，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董先生的卧房。在与董先生二十年交往中他从未让我进过他的卧房。他对我和五月说，来，跟我来，我有东西给你们。我们犹疑着跟在他身后，那是间怎样杂乱无章的卧房啊！我的目光顷刻定格，眼前就像一幅油画，诉说着董先生的心境和生命状态。他颤巍巍举起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他母亲和他三岁时的合影，也就是说，这张照片整整九十年了。他对我们说，这是我母亲，我快要见到她了。他的语气十分平静，充满深情，甚至可以感到天真的孩子味道。人无论多老，只要说起母亲就立刻返老还童，母亲是生命的源泉。我们静静伴着董先生，只见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交给五月，说这是送给她的礼物。又从抽屉取出一只精美的盒子，是福建名茶大红袍，递到我手上说，陈九老弟，留个纪念吧。我们都很惶恐，不知该感谢还是安慰他。我们在董先生的卧室里合影留念，背景是凌乱的书架，凌乱的床铺，凌乱的时光。
后来我又多次看望董先生，有时是与朋友同行，比如《侨报》社长游江、女作家周励，还有与董先生合作多年的《侨报周末》总编刘倩女士。这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我们都对董先生的状况放心不下，格外关注。那天刘倩突然来电话，说董先生在洗手间又摔倒了，股骨颈骨折被送进医院。本来说好周末陪董先生吃饭的，现在只好调整计划，改为去医院看望他了。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准备去医院的前一天上午，在骨科康复中心的病床上，我们敬爱的董鼎山先生，安静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生命，与这个纷纭莫测的世界挥手告别了。听到消息，我悲痛之余猛然意识到，自蓓琪去世，董先生其实一直生活在“准备”状态，他的灵魂早随爱妻而去了。蓓琪肯定看他没人照顾，太过孤单，于心不忍才接他驾鹤西去的，在那里，蓓琪会像往日一样呵护他。基于蓓琪的临终嘱咐，董先生承诺把在《侨报周末》的专栏继续写下去。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逝世前几天，他还向总编刘倩发出最后一期稿件。刘倩在董先生去世前一天收到稿件，并于他逝世当天刊登在董先生的专栏上，紧接着便传来他去世的消息，一切恍若音乐般合拍。董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大调协奏曲，激昂奔涌，深情潇洒。他从十四岁开始发表文章，一直写到生命最后一分钟。我坚信这是个奇迹，九十三岁写字或许不稀奇，但把高寿、死亡、写文章、发表文章配合得旋律般完美，唯董鼎山独有。如果岁月是五线谱，他的文字便是音符，随着岁月跳动伸展，一路向前流水般畅响，带着正直善良和真诚的本性，感染着人们，影响着时代。此刻，曲终人散大幕低垂，我有幸遇到并伴随董先生走过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年，看星辰陨落，一片空荡荡……
我与董先生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他骨折入院的前一天下午。他打到我办公室，我们像往常一样聊天。我刚在《侨报周末》发表了《与吴天明导演在纽约拍戏》，于是我们谈到电影，董先生还回忆他与著名导演谢晋的交往，说到高兴处他像孩子一样哈哈大笑，朗朗笑声纯净得恍若天籁，让我联想到他那颗纯粹的心灵。因为转天他就骨折入院，我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留给人间最后的畅笑，透过那扇熟悉的窗棂飞向蓝天，化入空中。董先生的家离我办公室不远，地铁三站地。不管那扇窗户今后属于谁，我依然会打此走过，回味与他一起度过的难忘时光。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门卫大哥，黑森林蛋糕店的女侍，还有街角公交站等车的人们。只是少了您，董鼎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