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读的是哲学，但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没去上课。一些必须出席的留学生交流会，我也从未去过。我甚至连麻烦同学帮忙签到都懒得做。终于，在毕业前一年，我们系一个教神学的犹太老头把我告到了校监那里。校监是一个跟老头子年龄相仿的老女人，她说听说我病得很重。是啊，我说。她怀疑的蓝灰色眼珠上下眨动着，一种期待我“坦白从宽”的眼神。我也注视着她。她说，你是不是嗑药了，或者酗酒？我非常严肃地说，我没有。我只是不想开会。她接着问，如果你不能说明你为什么总是旷课，我只能公事公办了。她的话带着明显的威胁语气。但我也知道，像她一个分管学生心理健康的校监是不能开除我的。于是我说，顺着她的“专业”说，我得了抑郁症。后来我还说了一些我的症状，我说我真的真的不能起床，我感到非常非常抱歉。直到我硕士转入临床心理学，考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我才知道重复是精神病人一个重要的无意识特征。他们会用绵延的、循环的话将他们锁在自己的世界里。
　　人很难管理自己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思維。心理医生要做的就是用一些模棱两可的玩意刺激他们将无意识的内驱力投射出来。所以新病人见我之前，都会被护士要求在一张纸上画下一棵树。“树木人格测试”，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投射测验。他画的是一棵幻想中的树。树干纤细如针，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叶子都在地面上，密密麻麻地覆盖满整个画面。地表的下面，还有盘根错节的块茎根部，生着瘤状的树结。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画时，我就知道他是个自我防御机制特别强的人。他不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但他最近确实感到自己在与太太相处的过程中失衡了。我建议他不如参加一下我们每周一次的集体治疗小组。有时，不敢跟家人说的话可以试着跟陌生人谈谈。
　　每周五，我们都会在翠贝卡一间画家工作室见面。那是一个约莫有五六百平方米的大平层，中间有几根墙皮已经开始剥落的立柱，四周环绕着灰色的落地玻璃窗。从这里能眺望到哈德逊河，也能看到高线公园和雀喜市场。前年，有家地产商在画室坐落的这幢大楼前面建了一个新地标，五十五层高，结果就把海景遮去了一大半。现在，海景只剩下一条缝了。我的病人之中，有一个对冲基金的老板对这事颇为恼火。他参加集体治疗的时候，总会抱怨这个新地标是如何挡住他公司的风水。我们就叫他A吧，出于我和病人签订的保密协议，我在这里不方便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A生意做得很大，尤其是在雷曼兄弟垮掉后的头几年，他们公司吃掉了雷曼在几家投行的业务。他长了一个肥大的东欧式鼻子，每每讲到动情处鼻翼的两侧就会剧烈地抽搐，尤其是在谈到钱的时候。他的问题是他不愿意给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花一毛钱。他结过三次婚，三次都让他的老婆们净身出户。为了能胜诉，他不惜重金请全美最好的离婚律师来打官司。单是咨询费这一项，都是按分钟收费的。坐在A右侧的是B，她的父母都是NASA的高级工程师。他们第一次把她送到我这儿时，用非常科学、严肃的口吻说道，他们的女儿这里可能有问题。“这里”，他们同时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不过在我看来，小B只是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她的心定不下来。一旦有新鲜事物靠近她，她就会本能地表现出亢奋的反应，这好像幼犬第一次进入狗乐园，她会靠近陌生的面孔一直嗅闻对方的味道。她用气味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对于讨厌的人，她会说，“我要用我的重力砸死你！”如果碰上喜欢的（这个概率微乎其微），她会说，“我要用我的重力带你去火星！”小C就曾经碰上过一次，他原本坐在小B右侧，但在小B总是用重力威胁他，强行吻他未果之后，他跟我请示能不能换到A左边。我说可以。小C是个郁郁寡欢的金发男孩，他被送到我这里来是因为他曾在学校一百周年的庆典上公然解开了自己的裤子。他不想上学了，当时他觉得这是他近十年中唯一的机会。可即便他这样做了，校长还是没有开除他。他回家之后被他父亲赏了十几个耳光。他父亲说，为了帮他保留学籍，不得不又给学校捐了五百万美元。他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非常淡定，就好像在讲别人家的事。我们几个人时常盯着小C纤长温柔的手指看，想不明白一身贵气的他是如何用这双手解开他裤子的前裆。
　　最后说说他。他坐在C的左侧，我的右侧。每次轮到他说话，他都要反应一会儿。他说话不够利索，无论词句，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那些从不连读、吞音的英文单词就像跟他素来生疏似的，连起来听便有一分过分留心的费事与拘谨。他思考的时候会汗流浃背。即便我费力抬起一扇窗，让风朝着他吹进来，也无法缓解他发汗的情况。其他人说话时，他蹙眉专注地听，从不给出任何评价。他的存在又不是不重要，相反，A、B、C都很喜欢他。他们需要一个不说话的人，吸收掉他们的戾气、臆想和苦恼，同时又不必担心他会对外人讲。
　　有一次，我们的谈话主题是“我的第一次”。照例从A开始，依次是A、B、C，最后轮到他和我。那天很怪，正午的天空上还挂着昨夜的月亮。白色如蛋清一般。温暖的春日阳光、新鲜的空气和教堂街上的行人声通过开着的窗涌进了屋里。他们每个人都哭了，好像都跟这奇异的景象有关。A提到了他的初恋，他说他在当时女友的面前经常连一句话都说不明白，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因为他不过只是个来自密西西比乡下的穷小子，他害怕，不愿去谈这个，所以他们做爱的时候他格外想表现出色，他要让她一辈子都记得自己，他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发生什么，日子一天天过去，在秋天来临之前，他还是没有赚够带她去纽约的钱。“就是这样。”A说。在B看来，与其说A的初恋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不如说这是一个无能的故事。我们都笑了。B继续说，A的失败在于即便他换了三个老婆，但是照样还是没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恋爱方法，这样的A感到的抑郁不是抑郁，更不是爱情，不过是在生活中被消耗掉的时间。然而，当B讲到自己的恋爱模式时，她就不那么从容了。我能听见她的心跳。她说她的爱人跟这屋子里的人都不在同一个维度，她是依据科学来判断爱人的。她爱一个人就不在乎这个人的一切，管他是男是女，是人是鬼，爱了再说。她说这话时，身体前倾，用双手托住下巴，最后捂上眼睛。C始终不相信A和B，他觉得A是世俗的，B是自相矛盾的。例如B就无法解释强吻他的这件事。C觉得他们都是胆小鬼。勇敢的人从不谈自己的故事。C想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所以一旦有人说他淫荡，他就当面展示这种淫荡给他看。这种反抗比自怨自艾要强烈得多。他回想到自己九岁那年在家族聚会上露出自己的下体，他就觉得这才是瓦解封建大家庭的唯一方法。多么彻底！他道貌岸然的父，慈祥的父，顷刻之间发了疯，当众拽着他的领结往车库走。真是发疯般的愚蠢！噩梦般的荒唐！他之后又讲了一些父亲的情况，包括他儿时偶然看到父亲和情人在床上……他讲到这儿时开始吃放在地板中央的曲奇饼，他吃得很快。我知道我也许应该让我身边的最后一人说些什么了，小C看上去撑不住了。我身边的他，只是坐在原地，没有起身去拿饼干或者喝的。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个最后发言的人说点什么。这让他的脸涨得绯红。他不是没试过，他说，“我……我的太太……”他发现自己嗓音沉重，舌头僵直，他根本无法继续说下去。他没法控制他自己。这让我在那一刻意识到，他可能比他们都要严重。他的敏感和脆弱，令他无法将自己暴露在其他人面前。即便A、B、C跟他已经很熟了。那次谈话，他最后以一个拙劣的借口回避了。他抓起自己的外套，有点激动地告诉我们，他不会说英语。 　　隔了几天，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有话要跟我说。我让他跟我的秘书约一下时间。他用恳求的语气询问我能否在我诊所楼下的咖啡店碰面，他不想在问诊室里讲自己的事。我当时正拿着他之前画给我的那棵大树，端详着。挂断电话之后，我还在看。这是他第一次有了主动讲他内心感受的诉求，比别人的“第一次”都来得迟一点。
　　他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看不出他情绪上有丝毫的起伏。他的车停在路边，就在我的车前面，这种位置反而让我有种安全感。我希望我走在病人的身后，在他们即将倒下之前可以扶住他们。他向店员要了四个小勺，我们一人两个，一个吃蛋糕用，一个搅咖啡用。他的美式上了之后，又向店员要了一小罐鲜奶。用指头大小的铝壶装着的牛奶被摆到我们中间。我看到了他脸上的困惑，他在思考这壶里装的乳白色的液体到底是喝咖啡用的鲜奶还是普通牛奶。他喝了一口之后，开始讲他那天没讲的内容。
　　他说他跟许多中国人一样，都是奉父母之命结的婚。他们老家的习俗几十年都没改过。他娶他现在这个太太的时候也是八抬大轿娶进门来，轿夫鼓手成行而走。结婚那天烈日当空，花轿的彩穗在风中忽闪忽闪地动，村口站着的小孩都跟着轿子跑，说是掀帘子看新娘，其实是在挑那彩穗。敲锣的人走在最前，他骑在一头长得像极了骡子的黑马身上，他的太太紧随其后。他的目光时而落在看热闹的人身上，时而聚焦在那些上身只穿了个敞胸马褂的轿夫身上。他走到拐弯处回看新娘子，会先看到那些打赤膊的男人——他们的汗水晶莹，在艳阳下扭动着蒸腾起来，喜悦地化成了汽。这些事情全都粘在他的脑子里。他们结婚时不到二十岁。婚后，他一个人到苏州打拼，偶尔跟住在乡下的妻子打几通电话。他进了当地一家纺织厂，当了车间主任。再后来，这家工厂倒闭了，他就跟着老板去了上海。三十岁以前的生活，像极了梦游。他有过几个女人，都是不要紧的那种，消遣一刻，过了也就忘了。他身边的大老板越来越多，嫖的次数也愈发频繁。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平均算下来，一天都要两次。真是比吃饭还勤。他后来干脆连裤子都不脱了，进了屋，房门一插，就开始跟那些女人们聊天。他们躺在一张可以装得下湖泊山海的大床上，手脚相悖地岔开躺，同时看着天花板的玻璃。女人会对他这个恩客好奇，讲一些别的男人是怎么在她身上寻开心的，带点勾引还有点不甘心地打趣他。她会一直盯着天花板，讲述这面镜子是如何陪伴自己走了这些年。五年，三年，两年，一年，半年，三个月，五天……她们只说“性交易”而不说“性交”，因为性交这个词很危险，似乎离产生感情只有一步之遥了。他扯着裤腰带直到大堂里见了兄弟们才拉上拉链。他自觉跟这帮下流、随便、肮脏的嫖客们没有两样。他这么想的时候，就能理所应当地为他们刷卡买单了。他的太太估计是听说了一些他的事，有一阵子特意跑到上海来，在家变着花样地给他做饭。他知道，这是她在暗中窥伺。那个月，他派下属去招呼那些老板，陪着太太好好在上海转了转。她想看的，像是东方明珠和城隍庙，她想吃的，像是南翔小笼和黄鱼煨面，他都依她。她让他去看医生，为要孩子做准备，他也去了。她走之前大约觉得他没什么反常的地方，悬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
　　有种人从不提问，他只是陈述他的往事。岁月在他那里好像可有可无似的。这次两个多小时的对话，我只在活页笔记本上记下几个关键字：“传统婚姻”“嫖”“妻子”，临走前我又加上一个“孩子”。因为他忽然谈起他的现状，他说他太太等了十年的这个孩子终于来了。也许是这个孩子的到来，挽救了他们的婚姻。至少，不让他觉得，过去正在从他身上游离。他问我，周医生，你有孩子么？这是我认识他到现在，从他嘴里说出的唯一一个疑问句。可那声音斩钉截铁般冷漠，听上去丝毫不像个问句。我没有，我说。我拧了一下嘴巴，然后笑了两下。笑声结束后，我们陷入了沉默。也许是为了打破病人与医生之间不时会出现的那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他主动提出要离开，他给出的理由十分充分——他的太太来纽约了，他认真地看了一眼手表，大概这个时间就要到了。我的脸上露出端凝的表情，我还在辨析这话中的真假成分。职业病使然，我总希望病人跟我交待他们的实情，但又不希望他们过于直白诚恳。这一点大概与谈恋爱是一个样，过于容易的，反而就似有若无了。
　　从咖啡店出来的时候，街上还有太阳，混在美式榆树中间的大榆树，那些被纽约人戏称为“绞刑树”的大个子们，它们都斜斜卧在太阳的影子里。我一路从钱伯斯街走到了中央公园，我感觉自己走了一辈子，把这一辈子可能在曼哈顿遇见的榆树都看了一个遍。还有一些平时我从未注意过的，向来以为只生长在布鲁克林的柳树或者斯泰登岛上潮湿喜阴的棉白杨;还有北方林荫路车站人行道随风起舞的柏树，这些在曼哈顿各色街区的犄角旮旯里都能找得到;还有还有……翠柏、山毛榉、菩提树、加拿大枫树、法国梧桐……从隆冬的瞌睡中醒了过来，开始跃跃欲试地要加入街边踩着滑板的男孩，那些年轻嬉皮士们的对话中去。
　　我走得很快，红绿灯和迎面相向的人群都挡不住我。我的风衣撇在我的双臂之外，笔记本塞在屁股后面的口袋里。这种小本我已经用了差不多十年，家里书房摞着的就有一个成年男人那么高。刚开始时，我的病人只有华人。有段时间，我整夜在想他們的病例，人变得瘦骨嶙峋，白天听诊时还会猛出虚汗。第一个病人是张老先生，满族镶黄旗后裔，他父亲生他的时候家里有帽儿胡同和雨儿胡同上五处四合院。他来找我看病是他子女安排的。他们从布鲁克林中华超市门口的小广告上看到我的诊所信息。张老先生说，他1984年在布鲁克林67街购入的这套房产，门前有一棵大榆树。这棵榆树离他家房子太近，树干越来越往他屋里斜，年年到了春天抽芽时都要压坏他家房梁上的砖瓦。这修缮费可要五千大刀！尽管他一早为这屋子上了保险，但保险公司那帮家伙却因为那棵榆树是纽约市政府所有而推诿不赔。这棵树就这么搁着，到他见我的那天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他老了，树也越长越大。因为靠房子过近，树根已经蔓延到一楼窗户底下，拱起了窗外张老先生家的车道。入春后大风急雨，一个惊雷大作的晚上过后，大榆树的一个树杈被刮断，不偏不倚地砸在张老先生家屋顶上。砸出了一个大窟窿。在来我这里之前，他孩子先带着他去了一趟保险公司，为他自费两万刀修屋顶的事讨个公道。张老先生不太讲英语，派头和气势却一丝不少。他拄着一根文明杖，杖头是象牙镶玉造的。他双手撑在拐上，刚在我的诊室里坐下，就用拐指指我书桌上的电话。你，帮我给公园局那帮负责砍树的孙子去一个电话。我有点疑惑。他又催促了一遍。我打完之后告诉他，对方说要等六年零八个月后才轮到砍他门前这颗树。他底气十足地骂了一句，呵，我都未必能活到那会儿！ 　　最后那棵树是我出钱找伐木工砍掉的，我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老先生的一双儿女。我到的时候，灵柩已经盖上了，盖子上撒满了一簇簇的白花。我问张老先生的儿子这是什么花，看着可不像张老喜欢的“春风一夜庭前至”的槐花。他穿了一件黑西服，下边蹬了一条黑蓝色的休闲裤。他指了指他胸前的小白花，反问我说，这可是纽约，上哪儿去给老爷子弄槐花啊？人们陆续进来之前，我在最后一排找了一个座位。过了一会儿，一个瘦瘦高高的脸上惨白的没有一个凹角的中国男人接替牧师的位置，站到礼拜台上。他为我们作了一个简短的祷告，他用中文说了一些他所认识的张老先生，一个热情、局气、侠肝义胆的北京人。他原本打算强调一些张老的身份，但在张老生前都被老先生亲口给“毙”了。张老经常跟他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接着，他请求我们为逝去的张老先生作祷告。我闭上眼睛，试图唤起一些关于张老的回忆，但我那一刻脑子里只有树，成千上万棵结了花的榆树。以至于他坐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丝毫没注意。管风琴音乐响起来了。他向我递上了一张名片，他是这个墓园的老板。我给了他一张我的。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他开始定期到我的诊所来见我。
　　他刚开始来时，我还以为他是要卖一块墓地给我。但是几次交往下来，他这个人话说得又很节制，接人待物都很有礼数。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银戒指像是嵌在他身体上似的，与他那清清淡淡的五官眉眼一样，都是老实人的象征。他是我这里少有的老实人。我的病人里面，怪人倒是很多，他们的症状遍及人生的各个阶段，包括：小儿自闭症伴随的行为障碍、小儿多动症、青少年反叛行为或离家出走、成年人忧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老年人痴呆症、躯体综合征，还有酗酒、毒瘾、性瘾、网瘾、自杀这些被学界称为“人格缺陷疾病”的行为。当然，我不认为怪人就等同于有缺陷的人。藏在我们脸孔和声音背面的我们，有时远比我们希望别人认识的，或我们认识的自己要怪异得多。
　　最初的几个月，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张老先生。他谈起自己刚来纽约的时候如何受到张老的照顾，如果不是张老介绍了一间半地下的出租屋和一家中餐馆的工作，他可能早就饿死街头了。张老先生带他看画，下棋，提笼架鸟，把一对“灰芙蓉”当成艺术品来赏玩。老爷子这一生过得认真充实。如果非挑一处不是，那就是他对儿子过于放纵。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们都不喜欢张老那个自诩是地道纽约客的儿子。那人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对他们一个子儿也不掏。不知多少次，不同肤色的年轻女人追到家里，全是张老帮他打点善后的。张老的儿子总是一身酒气，没有一次穿戴整齐。拜客之后再回拜，这种事在那人身上是绝没有的。可惜了张老的一生，戎马倥偬，到头来免不了跟家人怄气，又是气恼又是为难，可又狠不下心来与他断了联系。他告诉我，那男人特意跟他换了一个小一号的墓穴，为的就是吃掉多出来的下葬钱。我说，张老的晚年，照理应当过两天舒坦日子，没想到命运偏不投其所好。可是，父子总归是父子。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停住了。往后，关于父子的话题，他一概不提。
　　我从不过问病人的私事。他再次出现在集体治疗小组时，嘴上多了两撇胡子，远远望上去，让人觉得更生疏些。这从A、B、C看他的眼神里也能瞥见，他们等着他先说，立耳去听去等他可能崩溃的情绪点。他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我问，周医生，您有孩子么？说这话时，他的表情阴郁。我忖度着回答什么才好的时候，A的发言一如既往地率先到来。从自夸开始，以自夸結束，A聊的所有内容都跟钱有关。这回，他引入了一个新的自夸句式，“我是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心胸坦荡的人。”这话引得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我们都知道，那些说自己心胸坦荡的人，其实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说漏了。B那天心情不是很好，她一直在找A的茬儿，几乎句句话中都带着钱。她反对利害关系，反对一个女人为了钱而嫁给一个男人。A的毛病除了爱钱之外，还听不得别人说他的不好。他瞪圆了眼睛，指着B的鼻子骂她是“一个赔钱的黄毛丫头”，他还说幸好她不是他的女儿，否则他一定亲手把她掐死。我忘了他们具体骂对方什么，我只记得在A开始骂NASA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集团时，B怒不可遏地抄起地板中央瓷盘里的牛角包向他的脸上砸去。他们吵得正凶，C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在C将手垂到裤裆前面时，A和B都停下来盯着他看，没有了声音。C瞄了一眼我，又瞅瞅我身边一直沉默不语的他。接着，C开始向他发问，用速度极快的夹着纽约口音的俚语说，“老兄，你对女性还有欲望吗？你是不是时常感到，曾经折磨过你的似火激情已被岁月消磨光了？说来也怪，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城市对离群索居者向来冷漠，让你一个人在暮色苍茫的春日夜晚，害羞地穿上你的平角内裤，出门走进暮色，你会远离城市，会吧，然后在新泽西乡间的一条只有这么大（他在我们中间转了一个圈，用两条细长的胳膊比划着大小）的田间小径上，痛苦地看着篱笆墙外一对正在田里偷欢的男女。”我身边的他轻声骂了一句，接着大笑起来。我们那天就这样聊到下午六点。C邀请我们几个到他长岛家中的湖畔小屋钓鳟鱼，我们却分别以不同的理由婉拒了他的提议——A说他要加班，B说她约好了跟女朋友逛街，我身边的他说他要带老婆做孕检，我说我周末打算陪我未婚妻去罗德岛探望她的父母，她是一个皮肤科医生。我说完后，我们就散了。他一声不响地站在楼门口等我。他手里拿着一支烟，距离我只有几尺远，那眼神像是已经洞察到我说的话是假的。我又何尝不知道，我们四个中只有他说了真话。
　　纽约有一阵兴起“瑜伽热”，我在集体治疗小组里也尝试着让他们做些简单的瑜伽体式。一种最基本的双人瑜伽，需要两个人一组背对背，互勾双手，吐气时一边向下背起另一个人，吸气时换成另一个人吐气，如此循环做十几组。我们在分组时耽误了快一个小时，因为所有人都想跟他一组。按他们的说法，A、B、C彼此之间都存在致命的分歧，但唯独我身边沉默寡言的他是安全的。那天，他看上去气色不太好，好像熬了一个通宵，但他仍然配合这几个家伙，分别跟他们互挽手臂互相背起，放下，吐气，吸气。他们平静下来之后，我们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谈。每个人都说了一个他们现阶段最恐惧的东西。B先说了她的情况。她最近发现爸妈开始给她放AV电影，无论是客厅的电视、起居室的电影投影屏幕，或者几个浴室的iPad，点开的都是男人扒掉女人衣服的片段。太恶心了，她说。然而，令她真正担忧的是她父母下一步的举动。她爸爸昨晚吃饭的时候提起了“计算机之父”图灵，还提到1970年新奥尔良同性恋电击治疗的方法。她查了一下，具体的过程是——那些电极穿过“病人”的头颅，伴随着“异性性行为”的电影。我会跟你爸妈好好聊一下的，我说。想不到现在还有人把同性恋看成是“激素异常”的表现，男同性恋就是雄性激素不足，女同性恋就是雄性激素过多，这太可笑了。我想不到这话出自我身边的他。他继续说着，语气中带着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尽管他的眼底有两大片暗褐色的阴影，皲裂的上嘴唇的黑色唇须密布在他的两撇胡子上。在他之后，C短暂地提了一下暴露狂在美国法律中的种种禁令，谈到了现在整个曼哈顿只剩下地铁这一处可以暴露身体，他的家族成员因他“有伤风化”而把他剔除出遗产继承名单，可他有伤谁的风化了？如果他都不再是家族一员，那么谁还在乎？他问完这两个问题后，折回到B的同性恋治疗法上面。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地下天鹅绒乐队主唱Lou Reed在1966年朋克口述历史中说道——“它的效果就是你失去记忆，变成植物人一般。”A警惕着望着他们，缓缓地道，我对同性恋和亚文化完全不了解，但我必须承认，电击肯定是不对的。任何人都不能以“治疗”为名来伤害患者。B纠正了他说，她不是患者。你们都不是患者，我说。我们五个围坐在一个A新买来的茶几上，上面摆了几瓶C家自酿的白葡萄酒。从我身后落地窗照进来的阳光渐渐充满了整个房间。其他人走后，我跟他一起清理了茶几上的垃圾，一些果壳和酒渍。我们一起搭电梯下楼的时候，他冲我咧嘴说道，我们今天怎么就说到这个话题上来了呢？出了电梯，他向我挥手道别的时候，身边站着一个手里抱着一大束橙黄色雏菊的方脸女人。他碰了碰她的后背，略带生硬的。他们一起向我笑着挥手道别。 　　几天后的中午，我推开诊所大门的时候，我的秘书告诉我有一位中国太太在我的办公室里等我。她正坐在专为病人设计的摇椅上，仰头盯着墙壁上那些奖状和照片，我走进来站在她身边时没说一句话，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收回目光后我只说了句“你好”。
　　她是他的太太。她穿了一件米黄色新衬衣，窄边灯笼袖口，有着雏菊凋谢之后花色褪下去的光泽。她在开口说话之前，先从鸵鸟皮的手包里掏出了一叠美元。那些美元中间用一根牛皮筋绑着，闻上去好像新印出来没多久。她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张白纸，那是秘书给每个新患者的“见面礼”，照例我们会让每个病人都在这张纸上画一棵树。现实中，或幻想中的树。她用戴着婚戒的无名指关节轻敲着她的嘴唇，她鸟喙似的小高鼻梁上起了一些褶皱。我看得出，她正在思考如何开口。我在见到她急出了汗时，主动问起她到美国之后生活适不适应。她说她这个人嘴笨，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我大概有了一个感觉，她是为了她先生的事来的。于是我便同她讲，他先生的心理状况比去年他刚来的时候稳定了许多，她和孩子的陪伴只会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好。她笑了，那是一种既清澈又模糊的笑，嘴角结结实实地扬起。这种笑在城市里难得一见。她说他们结婚前两个人都没见过面，只有家里的长辈过去在一个生产队里搭过活。她结婚那天，喝了一口老黄酒，晕晕乎乎就上了轿子。她知道自己没什么头脑，在公司的事上帮不上他。但她一直以来都想把事情做对做好，不想让他有一丝的不安。甚至她在听说他在上海有了其他女人时，心里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甘心成全他们，或者叫她伏低做小也不是不可以。我告诉她夫妻之间讲求的是平等。她锁着眉，这时她似乎已经意识不到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了。她说的都是他的事。她眼看他一个人白手起家，把生意从苏州做到上海，现在又到了美国，工厂开了几十家，中国和美国房产的照片加起来，足够做几十个相册。这十年来，自从送走了他的父亲，他们就给家里上上下下十几口人都上了最贵的保险。他待她，待她的父母都是再好不过的。他在外辛苦奔波，回家从没有跟她红过一次脸。他父亲心梗走后，他母亲一直因为他们没有孩子而为难她。还是他，一次次帮她挡了回去。他们俩哪里都好，就是太好了所以才会闹成今天这样。我见她呼吸开始有些急促，指着她身旁那张白纸说，不如先画一棵树吧。她摇摇头，这时她的眼里已经噙着泪。她看得出，这次她来美国他并不高兴。他嘴上不说，但是早已显出了疲乏。他们分房睡的前一晚，她试图碰他的胳膊，却被他拒绝了。她还是碰到了他的肘部，她说那感觉就像是在摸一尊冰冷的大理石塑像。到了早上，他们坐在客厅吃早饭的时候，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给她倒水，夹菜。接着，她眯细了眼睛，试图在向我提问的时候显得不那么严肃。她的语气特别恳切，她想要从我这里打听，她的丈夫在纽约是不是有了外遇？如果有，请我一定要如实告诉她，她可以面对。我一时答不上来。她又旁敲侧击地跟我透露了一些她丈夫最近的反常举动，比如：半夜对着窗外发呆，吃饭吃到一半接到一通电话就撇下她去了公司，还有他在假日说好带她去郊游结果却去了墓园……我打断了她，去墓园是为了看望一位张老先生，他是我们共同的好友。可她明显不相信我说的话，她的眼神飘忽不定。她就是知道他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他的步伐日渐沉重，话越说越少，后来干脆整日不说上半句。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刨根问底时人会陷入一种不自觉的疯狂，这种疯狂正拽着她，消耗着她。她最后说就算没有性生活，她需要的，就算是一次争吵也好啊。她希望他能跟她聊点什么。那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她一下子像是噎住了气，在眼泪夺眶而出之前，我答应她，我会留意他。但我也告诉她，我认识的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到了新的一周，集体治疗小组照常碰面的时候，他没有来。A在分享他这周的新发现时提到了我楼下的教堂街是一条神街，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二十刀的纸钞，对着太阳来回抖搂着这张钱，他说他决定从今往后走路时眼睛盯着地面。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又将捡到更大面值的钞票。快说完时，A忽然提到了缺席小组活动的他，A说他在教堂街和墨雷街交界处的咖啡馆碰到了他。A当时正从窗外经过，他说我们的朋友看上去正在热恋。接下去的时间里，我的笔记本上什么都没记下。我只记得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我身后的窗户关上了一扇。关窗户的时候，窗帘被风吹得飘了起来，我费了些劲儿去把它拽回来。我尽量没有向楼下张望，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瞥见了街对面咖啡店的外墙以及墙边上的那些开得正艳的红色杜鹃花，一棵大榆树夹在他们中间。我似乎能想象得到，他湿濡的脸在情人面前充满活力地晃动，他捧着情人呼呼的鼻息，他们难掩兴奋地徹夜长谈。作为朋友，我希望他一切都好。但作为医生，假如他真的碰上什么麻烦，我并不想知道。
　　一个月后，他出现了。他独自一人拎着一瓶超市卖的那种廉价波本酒站在我公寓的门口。我开门时正端着一杯咖啡，不断有热气从杯口往上冒，然后糊在我的眼镜上。他看起来很不好，情绪低落极了，原本六英尺高的大个子好像突然缩了水，蜷在一个衣衫褴褛的空壳之中。他坐下之后只碰了客厅桌上的烟灰缸。他在抽烟，一根接着一根。总是嘴里叼着的还没抽完就把烟摁灭，立刻点上一根新的。他一直站着抽烟。直到我安排他在客厅的沙发上暂住三天，他才说了声“谢谢”，然后他说他睡地板就可以。
　　接下来的几天，我照常去上班。他偶尔出去散步，我告诉他出了公寓楼一直往南走，跨过罗宾逊公园大道就是森林公园。纽约的地名都很实在，森林小丘建造之初也是因为靠近森林公园所以才取的这个名。我知道我住的这栋公寓再高档也不过是中产的水平。住在我们这儿的人，无论是独立屋还是公寓，通通都挂着杏白色的百叶窗，各家院子屋外都围着铁栅栏。只有树可以穿墙而入，春秋不改，树叶远远地飘落到潮湿的人行道上，再随着车轮的裹挟去到更远的陌生地方。他喜欢这种安静，让他暂时忘了曼哈顿的事。
　　周末的时候，我们租了两辆自行车，从森林小丘出发，一直骑到森林公园里去。一路上葱茏的树影在我们头顶晃来晃去，我骑在他前面扭过头来向他喊道，看到没有，就这条路，到了秋天渐渐变成黄、橘、红的世界，到了那时便是……万木护车将红绕，千色推窗送秋来！偶尔刮起一阵疾风，一个同样踩着单车的过路人被这风吹得四扭八歪，赶忙握紧车把。更多穿着紧身衣的专业骑手从他身边呼啸而过，最终他们的背影在这路上都朦朦胧胧地消失不见。那些树影还在我们的头上，随着正午的日光变换出更多不规则的形状，先是一片片云，后来变成一条龙，最后又回到了树叶，树影集结成了一片巨大的树叶。一条条，一寸寸，都是活的。我们实在骑不动的时候，才停了下来。我们在公园低洼处一块水塘前席地而坐。他用双手环抱住大腿，慢慢讲起他的太太。某天下午，她在翠贝卡画室楼下跟你打过招呼，还记得吗？我说我当然记得，她看上去是个彬彬有礼的女人。他同意我的看法，忍不住枚举了几件她的好处。在他口中，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却是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在种种地方都依着他、顾虑着他。他说不上自己觉得她哪里不好，但他在上海的独居日子中某一天竟起了要同她离婚的念头。他只是不快乐，尽管他不确定离了婚是否就能让自己快乐。就在他返乡办手续的前一晚，他的父亲没打一声招呼就独自跑来上海找他。他至今还能想起他父亲推开房门，撞见他和他的情人在床上的情景，所有人的窘迫和尴尬都聚焦在他父亲又干又热的皱巴巴嘴唇上。他等着父亲声嘶力竭地骂他，骂醒他。可他却亲眼看见父亲倒在门口，他笨手笨脚地试图拉起父亲，但却在一片盲目慌乱之中让泪水先淹没了眼眶。救护车赶到之前，他父亲的眼里已经失去了色彩。他愣在原地，还以为这是一个呜呜咽咽的梦。他垂下目光，摇了摇头，像是不忍再去回想。池塘里的水草随着忽起的一阵风，层层叠叠地摇动。我抬眼往上望去，看到水塘边大榆树的树梢，那些被日光映得斑驳陆离的树影又出现了，向一片苍翠的远方漫去。 　　回程的路上不巧赶上逆风，我们的衬衫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我再次回头看看他。他的双肘死死抵住车把，他在风中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小忙。我正过头来，不再左顾右盼，只盯着前面的路骑。在我们穿过一片来途不曾留意的小森林时，我答应他，我说好。
　　他的电话是凌晨两点打来的。我在第三声铃声后按开了通话键。我听到对方正在抽烟，不知为何，我很清楚来电的人就是他。接着，在我摸黑走到客厅之前，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周医生，你上次答应我的事还算数吗？”我撇了一眼客厅墙上的钟表，三点一刻，我尽量不暴露自己被半夜吵醒的不满，我劝他最好先去睡觉，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明天中午在诊所面谈。他在那头静默了一会儿，那种静比抽噎呜咽要更加悲伤。然后他说，他恐怕不行，他只能趁现在他太太睡着了给我打这通电话。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盒牛奶，尽量收起自己的惺忪恼怒，我把牛奶倒到杯子里后，端着牛奶在客厅的沙发上重重坐下。我以为他会讲很久，像是我的一些病人那样把他的一生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听。我背靠沙发，将一个垫子挪到我的腰后，又往后躺了躺。我明明准备好了听他说话，可他却用一句话讲完了他的所有。他不是要讲他的身世，他需要我帮他找一个女朋友。他又说，不需要一个真的女友，花钱雇一个人就行了，按诊所秘书的工资付给她。我揉揉眼睛说，那可要一个月五千刀。他说，没关系，这钱他出得起，请我一直雇到他太太临盆那个月。挂上电话后，我的那杯牛奶还没有喝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职业不过是一出独角戏，自以为与病人走得很近，到头来反倒让自己变得像个病人。我经手过的病例，清早起床还笑语盈盈，下午就在华尔街某个大厦顶层跳楼自杀的，也不是没有。但我认识了他以后，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念头——人生这条路需要一个人走，走得离你身边的人越近，越是想要结伴同行，就越走不到尽头。
　　我回到床上以后，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试图回想在电话铃响起前，我究竟在做一个怎样的梦。但很快，我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做梦了。这跟小时候那个多梦、喜欢说梦话、偶尔还在梦中磨牙的小男孩，已经判若两人了。我那时还常常跟自己聊天对话。这种情况在我被父母送到美国的寄宿学校以后意外地加重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整夜地读书，看哲学书，看心理学书，竭力想要修正自己身上不对劲儿的地方。同学们白天读书的时候，我在睡觉。我的生活与他们的，总是日夜颠倒。我突然十分清晰地回想起了我的父亲是如何像丢掉一个包袱一样将我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他永远都在跟他的生意伙伴聊生意。他转头离开我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下，他不想再跟我闲聊一句。后来这一切都在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哲学系之后变得模糊不清，仿佛记忆中这些过往都不曾发生一样。自此我不再在睡梦中一边哭嚎，一边把被子蹬掉，我不再做那些荒诞无常、激烈异常的梦，我不做任何梦了。
　　这样又过了两个星期，他还是没来参加集体治疗。我主动打过去找他，电话那头却是忙音。我发现我只能等他来联络我，就像雨天中等待天晴的大榆树，湿淋淋的雨点打到我的头顶、我的肩膀、我的四周，我任凭它落下，没有丝毫办法。榆树叶的影子像一个个黑色的小灵魂，杂乱交错地藏在每一盏街灯的灯柱脚下。还是在教堂街和墨雷街的拐角，一棵大榆树下，我遇上了雨中迎面走来的他们。他的太太先看到我的，她的手臂紧紧箍着他。然后他轻咳了一声，带着点羞愧地向我挥挥手。我们大概只聊了三句话。他提起电话的事，他说真不好意思，他太太的肚子一天天大了，他决定把手上的一切都放一放。说这话时，他看了一眼她的肚子，她的两只手在这目光的注视下反而将他勒得更紧。我知道，她从来都不喜欢我。然后，他说他不再去集体治疗小组了，让我替他向A、B、C问好。真可惜，我说，C上周还说我们应该在夏天来临前一起去他那儿钓鱼。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接着从兜里掏出他的手机。这倒是提醒他，有些事要跟下属交代。他亲了亲太太的额头，把冲我说的话照说了一遍。她淡淡地一笑，背着手跟着我往咖啡店走去。我们从教堂街的入口进店。镶着银把手的小铁门打开，又砰一声关上了。我让她先点，我站在她身后为她买单。就在等咖啡的这几分钟里，我发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直接就是按照他刚刚给我的眼神发的，只有我明白他在想什么。取咖啡的时候，我看见他依旧一个人站在树下佯装跟谁打着电话。没过多久，一个梳着大马尾、穿一身碧绿色雪花呢长衫的白人女孩走到他的面前。我还知道那个女孩笑起来，嘴角有一颗红豆似的美人痣。因为我在跟她签雇佣合同的时候，把她整张脸都端详得清清楚楚。他现在站在那女孩面前，怔怔地看着她，手中的电话已经放了下来。正当这时，他的太太四面望望，像是在找咖啡店的出口。我故意走到她前面，引导她往朝着墨雷街对开的那扇门走去。我始终帮她举着咖啡。她忽然对我说，这么多年过去，她已经很了解他了，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爱，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是没有感情的一种情感满足。她说，真羡慕我这样独身的人。我们一起朝着街的拐角走去。走出几步后，一辆四座小轿车挨着人行道停了下来。车里的司机摇下了窗，向我们问询中央公园怎么走。我告诉他三条不同的路，最快、最便宜和最能欣赏这繁花之季的三条路，他谢过我之后并没有回答他将要选哪一条。
　　我们四个相遇的瞬间，我找来的那个女孩正要去摸他的肩膀。她已经进入了“女朋友”的角色。可不知怎的，我竟然把手中的咖啡转身交给了孕妇。我大步流星地走到他俩跟前，咯咯笑着，笑得跟个白痴一样。接着，我快速挡在他的身前，女孩的手就这样落在了我的胸口。他的太太在这时慢慢靠近，诧异地望着我們仨，那表情仿佛正睹见我们在这棵树下发梦。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新女友，并小声提醒她，搂紧我。她真的很听话，不仅照做，而且如藤条紧紧缠绕住一棵死树那样勒住我的脖子。这是我的女朋友，我又说了一遍。
　　我的脚底正下方是一个下水道盖子，隐隐约约有白烟从井盖的四周冒出来。咕嘟咕嘟的白烟，听起来真像个活的东西。这对夫妇还站在我们对面，直愣愣地盯着我看。他们分开站着，像是矗立在一个被人洗劫一空的山谷，没有回声，连喘息都没有一下。我身边的女孩挑起她弯弯的眉毛，拉起我向他们的反方向走。离开了那棵树的树影，好像我就不再在他的世界里了。深秋以后，我听说他们得了一个男孩。只不过，教堂街上的树叶全掉光了。入夜了，拄拐的流浪汉发出的磬声分外清晰。世界随着这声音一道暗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