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作为第71个国家级网加入互联网。如今，只要有一台微机，一部调制解调器和一部国内直拨电话就能够很方便地享受到互联网的资源。网络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神奇作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其中。截至去年底，我国共有网民5.64亿人，手机网民4.2亿人。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网络的承受能力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而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利用其平台大、传播快、公开广、成本低、受众多的优势，易于形成舆论热点，成为当前权利监督权力的一种新的重要形式，也成为现行权利监督制约权力体制明显不足的有力补充。作为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强大监督作用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2009年《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
　　网络反腐，即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权力行为的监督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惩治腐败的一种新方式。就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而言，没有网络技术，民意表达缺平台、少渠道；没有便捷及时广泛的民意表达，执政能力难有改进的压力和提高的动力；没有执政者为民、务实、清廉的理念和追求，民意表达会熟视无睹，网络技术会束之高阁。
　　通过对网络技术、民意表达、执政能力的有机整合，网络反腐在形成明确概念的同时，聚集了巨大的社会力量，从而逐步推动阳光下“扁平社会”的建立和精英化执政团队的建设。

民众的“伟力”

　　今年1月22日，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两个多月的习近平，第六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反腐败，他指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十八大后，中央最高层对腐败形势有四个“前所未有”，认识的清醒前所未有，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前所未有，采取的行动也是前所未有的。
　　十八大后的一系列反腐动作的相继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均能明显地感觉到，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提速。而这一提速，又最集中地表现于网络反腐。4年前，南京的“名烟局长”周久耕，因被网民曝光，从蹿红网络到被免职用了15天。而今年因色诱而被拍不雅照的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从被网络曝光到被免职，只用了63个小时，创下了迄今为止最快的网络反腐纪录。1月17日，衣俊卿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这是网络反腐中第一位被免职的省部级官员。自去年开始，从“表哥”杨达才，到“房叔”蔡彬等事件使网络反腐风生水起，异军突起。
　　在新一届党中央、中央纪委的“四个前所未有”下，传统的纸媒与新兴的网媒，有组织的媒体与无组织的自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个多维度、多立面网络，正自发或群发地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检查、权力公开、财产曝光。
　　21世纪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特征，在使“人人握有麦克风，个个都有电视台，家家都能办报办刊”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同时，也几乎实现近70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的那句名言，“只要人人都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
　　其实，早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明确为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但是，15年来，前4句话有不同程度的落实，唯独最后一句“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却始终接不了地气，没有得到落实。
　　当年，共产党打天下时，深知“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而，敢于发动群众，善于组织群众，勇于引导群众，以“兵民是胜利之本”，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天下。而在开展这场有硝烟的反腐之战时，尽管在纸上、嘴上、墙上都强调要“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但是，在行动中、实际中、过程中，群众想参与缺平台，想支持少渠道。群众本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和反腐败的主力军，却不得不冷落为旁观者。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仅仅依靠反腐败专门机关和职能部门的孤军作战、单打独斗，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多停留在治标层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常常难以巩固；所取得的各种“小胜”，均无法积累为“大胜”。30多年的反腐，不但滋生蔓延、易发多发的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反腐任务“依然艰巨”，而且还“越演越烈”，干部群众也越来越不满意。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通过对10219名网友的在线即时调查显示，59.9%的受访者表示，将来如果发现腐败现象，会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反腐斗争中。
　　民众作为反腐的主力军，其作用不容忽视。而作为反腐主力军的民众，为何对官方已有的举报渠道，缺少应有的热情，而对网络反腐却情有独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未来的转向

　　我国的网络反腐承担了现阶段它本身不应承担的过多责任。目前全世界各国的网络反腐都没有中国火爆。网络反腐的火爆高潮，是因为其它反映腐败问题的渠道或者不畅、或者受阻、甚至或许早已缺失。于是，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说明我们的其它反腐渠道已有相当问题或者已严重带病工作。
　　网络反腐的井喷现象，说明斗争的压力大；反腐斗争的压力大，说明民意表达的渠道少；民意表达的渠道少，或印证权力结构、监督体制有病不管用，或折射出对民意管制太多道不通。中医有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表现于网络上的反腐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实是民众运用网络，开展的网络公开、网络监督、网络问政。这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
　　为了拓宽反腐言路，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发出两个重要信号：一是新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大后召开的首个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鼓励大家敞开讲，说真话，“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更何况大家提的各种意见？”二是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南海迎新春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网络反腐的火爆高潮，是因为其它反映腐败问题的渠道或者不畅、或者受阻、甚至或许早已缺失。于是，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说明我们的其它反腐渠道已有相当问题或者已严重带病工作。

　　在中央的号召下，今年的网络反腐，可能会出现“五大转向”：一是在主体上，将由人自为战，转向群（体）自为战、团（体）自为战；二是在客体上，将由基层腐败官员，转向中高级腐败官员；三是在层次上，将由一眼就能看见的浅层腐败，转向几眼才能发现的深层腐败；四是在类型上，将由权钱一次性简单交易，转向权色、权权等多次、复杂甚至“无痕”交易；五是在方式上，将由自发式反腐，转向自主式反腐。
　　目前网络反腐的出现和走强，既是对反腐败“专门机构”孤军作战的及时补课，也是对广大民众袖手旁观的努力纠偏，还是对多年来反腐形势与任务的“两个依然”的反弹井喷。
　　当然，凡是有利必有弊。网络反腐对一些执政能力不强甚至低下的党委政府来说，其弊有二：一是社会管理上，容易出现无序；二是党政公信力上，容易出现下降。
　　目前体制下，面对不少网络聚焦腐败官员的“揭而不露”、“反而不倒”、“高调处理、低调处罚”等现象，应该尽快理顺网上和网下联动追踪、管理惩处机制。
　　从方便控制和易于管理的角度来看，以权力为载体的反腐方式，最方便管理和控制；以运动为载体则次之；到以网络为载体就更差。但是，如果从上述三种载体的承载量和民意体现的充分性角度来看，却成明显的反比。半个多世纪前，邓小平指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为什么现在没有报刊反腐、电台电视反腐？于是，不易被管理控制却方便民意表达体现的网络，便充当了广大民众反腐的新载体。
　　因此，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在网络反腐这个问题上要认真思考：是为眼前短暂的时空控制，而牺牲长远的根本利益；还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反思不足，深化改革，提高执政能力？对网络反腐的看法和做法，同样事关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基于对网络反腐的理性思考，似可得出结论：当前井喷式网络反腐，是一种非常态化现象。当各种反腐渠道均能及时有效表达民意之日，也是网络反腐回归常态之时。对待网络反腐，要疏导不要阻扰，正在井喷的东西你硬去强制性堵塞，肯定容易出问题；要回应不要回避，你一回避就被动，之后再发布的信息即使是真实的，都可能因关键时刻的失语闭声，而失去话语权，丢掉受众；要引导不要强求领导，因为人人都是麦克风的网络上，网民们往往不以谁的权力大小为评判，只以谁讲的及时性、真实性、有理性的程度为标准。
　　各级党委政府只要积极主动地从提高执政能力上入手，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反腐，网络反腐肯定利大于弊。当其他表达反腐民意的渠道逐渐恢复正常以后，网络反腐也会回归其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