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先生医学出身,旁及文史,此前曾有《近代印坛点将录》,《近代书林品藻录》为其新著。此书借用唐司空图《诗品》体例,亦分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品,每品遴选五人,将一百二十位书家归入其中。一条之下,有时又附录一位或数位或风格类似或有其他因缘的书家,所以实际品藻的书家约有二百余名。在所品藻的一百二十位主要书家里,出生最早者为俞樾(1821),最晚则为徐无闻(1931);辞世最早的是翁同龢(1904),最晚为康殷(1999),时间跨度近一百八十年左右,涵盖整个近现代。可以说,这是一部体例和风格都很别致的近现代书法史,也是一部见解独到的近现代文化史。此书不光以丰富书法文化知识让人获益,更能以崭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启发人的思致。
　　《近代书林品藻录》之洗练品第七“徐无闻”条,讲到成都“韩包子”招牌闹的笑话。“韩包子是成都著名的小吃店,1991年请书法家徐无闻先生撰写门联:‘韩包子无人不喜,非一般馅美汤鲜,知他怎做;成都味有此方全,直觉得香回口畅,赚我频来。’署款:‘一九九一年孟春,徐无闻撰并书。’这没有什么不妥。两年以后,徐无闻去世,新装修的店堂需要书写招牌,于是集对联中‘韩包子’三字为之———这也没有什么不妥。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下款居然照搬对联之‘徐无闻撰并书’。”在一篇题为《渐行渐远的文化》的短文中,王先生再次提到这段故事,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一些文化传统,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离我们远去”。精神品第十三“王国维”条,作者重提陈寅恪“殉中国文化”一说,接着发挥道,“陈谓‘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当时人多以为无根之语,危言耸听者。红羊劫后,直至今日,文化坏烂已到极处,纵天怜我中华,再降生才调如王、陈二先生者,恐亦不能兴灭继绝矣”。
　　白谦慎先生为《近代书林品藻录》作序,其中言及书法是一门“本土色彩最浓、和外来文化最不具备可比性的艺术”。这一点决定了书法家虽然同样面对“天翻地覆时代”,却无法像从事其他门类艺术的人一样,可以“从别国里窃得火来”〔1〕。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品类,至少从表面看,书法艺术几乎与西学无缘。一场“新文化运动”,与书法相关的文学,开辟了一个白话的时代,从此白话文取得了正统地位,传统的文言则迅速式微。自此以后,对白话文持拒绝态度的,大约只剩下书法与旧体诗词了。旧体诗词当然有它自己的理由,而书法所流露的气息,自然也为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所不喜,但不知何故,他们基本上对此存而不论。而自在生存的书法,也一直不肯以白话文为书写题材。此后近百年间,即使有人书写一点白话文(如韦斯琴),甚至在书法作品中使用一下标点符号(如吕叔湘),也总是有特殊的机缘,或偶尔为之,在书法领域,没有哪个人产生过这样的雄心:以白话书写来取代文言。所以即使经过了“文革”,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书法总体上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文言的世界。
　　上世纪六十年代,《简化字总表》公布,中国大陆实行汉字简化,并旧体诗词甚至有些古籍,也不得不以简体字排印。这时,只剩下书法依然是一个繁体字的世界,更为特别的是,中国书法至今仍然直行书写,拒绝“蟹行”。
　　书法是孤独的。书法已经与日益丰富复杂、发展变化着的中国近现代文化逐渐脱节。毫无疑问,在自己相对狭小但独特的世界里,书法同样需要实现自己的蜕变。但是显而易见,在这里,变化只能是内在的、深层的和精神上的,而较为外在的东西,却可能必须一仍其旧。所以,凡属于古老传统文化的东西,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早已风流云散,偶尔闪现一下,也让人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可笑;而在书法的小小世界中,却依然是必须的,重要的。这些东西林林总总,我们不妨概括地管它叫做斯文,或者就是王家葵先生所说的文化。
　　然而,即使在书法的小天地里,想保留住它,又谈何容易。
　　如今的书法展览,最耐人寻味的,往往是作品的行款。参展作品,书写内容比较整齐划一,那就是抄录古代诗文。所以,除了笔墨功夫,很难捕捉到作者的信息。落款则就不同了,虽三言五语,甚至三五字,那总是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作者肯于藏拙,像赵孟頫的某些作品,最后只书“子昂”了事,或者直接使用白话,说清楚说算,那倒没得说;要命的是,书写者总是摆脱不了书写内容文言气息的强大惯性,古诗文中酝酿着的韵律,美妙而醉人,如若截然斩断,以白话行款,总嫌生硬而唐突,所以,我们不能责怪今天的书家对传统文言的迷恋,落款时写上一句半句雅驯的文言,确是更为得体。这点事体,如果文言的时代,对于任何一个读书人,都是轻而易举,可今天的情况是,不开口时还好,一开口便错,露出外行的马脚。
　　书法的发展,最终是否允许白话行款,在一幅作品中,同时出现两个时代,一块是往昔,一块是今天:传达两种差异极大的文化气息,我不敢说。如果书写者选择以文言写行款,别的不说,如何写出所抄写诗文作者的名字,就有些讲究。在白话语境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大咧咧地对古人直呼其名,李白、杜甫,韩愈、孟郊,张口就是,如果到了文言语境之中,直呼其名就显得唐突孟浪,十分不妥。这本是一简单的文化常识,遵从起来也颇为不易。
　　启功论书,不主取法近人。如其《论书札记》:“作书勿学时人,尤勿看所学之人执笔挥洒。”又说:“学书所以宜临古碑帖,而不宜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2〕此对于初入此门的书法爱好者,可谓语重心长,堪称以金针度人。执笔濡墨,固宜弃近而取远,而书法史的研究,以及从书法的历史发展中,去探寻和领悟书法发展的脉络走向,从而考虑自己书写风格的去取趋避,则未必如此。上古的书迹资源,对于今天书法的发展,或许会有崭新的价值,古代书法的历史发展,古代书人的创造机缘,对今天的书法创造,也时有指导的意义,但远远不及近代以来的书法史、近代以来书家们在其时代环境下的探索和追求,更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和现实的启发性。
　　本书所及的一百多年,如白谦慎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是“极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其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称其天翻地覆的时代,实不为过”。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亘古以来雄居中土的天朝帝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致命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旋涡,挟坚甲利炮之势,前来“款关而求互市”,古老中国面临着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3〕。值此之时,政治上固然显存亡国灭种之危险,思想文化也无不面临巨大挑战,力求蜕变新生。正是在此艰难困苦的大背景下,经过众多书家的不懈努力,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向来步履惟艰一样,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可以说迄今未能寻觅到发展的坦途。近代以来人们所面临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在今天,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和面目存在着,近代书家苦苦思索、甚难解索的艺术课题,也大多悬而未决,所以,追寻前辈书家的艺术足迹,探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总结分析他们成功的经验,借鉴他们失败的教训,较之古代书法史的研究,对于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当代书法,意义应该是特别重大。
　　书法风格与一个时代的政教习俗密切相关。通览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隐约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面目。对于这一点,王家葵先生是确信的。自然品第十“张树侯”条,引张《书法真诠》中语,历数不同朝代的书法艺术,“商屡播迁,金文龟甲,迥然殊科;周重尊王,彝器所传,大都不远;秦以法治,小篆所遗,严整天似;汉法宽大,石刻所见,张驰任情;晋尚清淡,风韵独绝;唐始统一,慨归齐整;有宋以降,政尚因循,书崇殿体,沿及满清,六七百年,用作干禄之具,文无兴会可言矣”。所以研究一时代之书法,不可不研究那一时代的文化和历史。
　　毕竟此书不是单纯讨论近代历史的书,作者用来探讨近代历史的篇幅并不多,但透过作者的背景勾勒和“春秋笔法”,作者的是非好恶,还是清晰地表达出来。作者对激进派人物的观点,既持保留态度,而对守旧派的荒唐和悖谬,更是不留情面。精神品第十三“胡适”条正文开篇,就回答了有些人的质疑,为什么取胡适之而遗陈促甫,可谓义正而辞严。同品“周树人”条对迅翁则责以“翁对旧文化旧道德之扫荡固然不遗余力,却绝口不言德赛。如此一来,旧已去而新未立,邪见异端乘虚而入,毒害我中华。如今之文化没落,道德沦丧,翁于兹亦有责任焉”。虽末句或有责人过深之嫌,如前面的二句,则能言之成理,且道前人所未言。悲慨品十九“杨度”条正文,对杨度的评价,十分到位。“杨皙子虽主张变法强国,于西方宪政了解亦多,而对君主体制居然嗜痂成癖,此最不可解者”。又说:“一个人居然可以先后多次误于邪说异端,其识见之偏,举世恐无出其右者。”赏鉴其人书法之前,于此人之行事大端,已有所知会。实境品第十八“王同愈”条,对王同愈《栩缘随笔》论书文字的头巾气,反复致意。最后将此书仅有一条论政录出:“伤时之辈,但责望于政府之无状。夫政府岂异人任哉,使一读斯宾塞尔《群学肄言》,则民方自责之不暇,何暇吹求于政府哉。”然后评论道:“栩缘此论最为刻毒,而至今仍有同调者。磨兜坚,磨兜坚,吾三缄其口矣。”同品“陆润庠”条,对于这位同治甲戌科状元的品藻,也不忘其政治上的态度。“凤石于时局主张株守,仇视民权,持论颇与潮流反对”。又市评论道:“然其医术不足于起两宫之沉疴,经学未能济国家之危厄,非所学不精,旧学问无裨于新世界也。”此条解说又云:“清朝之灭亡,乃是由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促成,朝中一帮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用各种借口回避改良动议、拖延改良进程,也是原因之一。当政治制度朽坏至极,当局者不愿自上而下实施改变,则反对集团必然自下而上挑起这场改变。错过若干次机会以后,政府终于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尽管为时已晚,倘不是慈禧、光绪相继崩殂,或许也不失为苟延残喘的良药。”此虽是评论陆润庠政治立场的铺垫,但对于理解那一时代之精神苦痛,以及文化人见解与探索创造,均有大用处。
　　一般研究中国书法的人,往往或者具备中国文化的修养,而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或者满口西方文艺学名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无多。如上两类人学有偏嗜,讨论起书法问题,容易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而所见又不能不互有所失。这一现象不光今天如此,即如本书所讨论的近代书法看,往往亦是如此。旧派人物拒斥新学,新派人物则多不顾及书法。而王先生对所论及之百年书法,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细致的体味;而对百年书法所处之时代,作者亦有较深厚的修养和清明的识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往情深,却又不仅仅囿于传统文化,对世界大势普世价值了无知会者。超诣品第二十一评所列五人,“心思与大道相契,形迹与凡俗睽违”,正可移以评论本书作者。
　　
　　注释:
　　〔1〕《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2〕《启功论书札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3〕李鸿章:《李肃毅伯(鸿章)奏议》,章洪钧、吴汝纶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