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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寒夜》塑造了一个丰满复杂的新女性曾树生的形象，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她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曾树生有过挣扎，有过反抗，可最终仍冲不破这些矛盾冲突所交织成的围城。巴金通过曾树生这一形象集中反映了当时新女性所面对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寒夜》；新女性；生存困境
五四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女性形象，比如《伤逝》中的子君，《梦珂》中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女士等等。这些新女性“新”的表现之一就是她们改变了中国传统女性几千年的生活定式，纷纷与旧家庭决裂，从家庭出走，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追求。20世纪40年代，巴金在《寒夜》中也写了女主人公曾树生从家庭出走，最后又回归家庭的故事。但是，曾树生此时面对的生存状态更加复杂。巴金通过塑造曾树生这一形象，体现了当时的新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她们有过挣扎，有过反抗，可最终仍冲不破这些矛盾冲突所交织成的围城。巴金通过曾树生这一形象集中反映了当时新女性所面对的生存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寒夜》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四十年代的一位新女性，她在上海上的大学，学的是教育，接受的是西方新文化，是一位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从根本上说，五四新文化是一种以西方理性精神否定传统伦理学的启蒙话语，其所推崇的新道德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体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正义伦理。作为新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新女性认同正义伦理，肯定个人权利，追求恋爱自由。”[1]但是，人毕竟是环境的动物，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在传统中国长大的女性，在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的熏染下，肯定会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及性别隔离制度把妇女的角色定位在家庭内部，“家”成了女性全部的生活空间，家务成为女性的一生事业。[2]不仅如此，“三从四德”的封建礼规塑造了传统女性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礼教的训诫之下，女性以极端柔顺为生活标准。女子不必学怎样做人，只应学怎样为媳、为妻、为母。”[3]作为新女性的曾树生，接受了西方的新教育，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并且，从小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无疑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双重影响，因而自身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是曾树生自身的矛盾冲突。
婆婆和媳妇之间永不休止的争吵的根源在于两人所受的思想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曾树生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新文化的教育，它追求个人的权利和个性解放，肯定自我的价值和尊严。而汪文宣的母亲主要接受的是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旧式文化。西方新文化与传统旧式文化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两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隔膜和冲突。汪母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礼法和女性应重视家庭的观念。在汪母的眼中，只有请了媒人，举行了婚礼，才算是正式的结婚。相反，就是不道德的，不容于礼法。在文中汪母与媳妇争吵时多次提到媳妇不过是儿子的姘头，两人只是同居关系，并没有正式地结婚，还多次拿这两个字眼去讽刺媳妇。并且，在汪母看来，媳妇就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孝顺婆母，不应该讲究穿衣打扮，打扮得“妖形怪状”，在外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汪母实在看不惯儿媳的行为作风，总是想摆出婆婆的权威架子凌驾于媳妇之上，但她这种旧“家族长”式的权威则受到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曾树生的严峻挑战。[4]曾树生接受的是西方新式教育，受到西方新文化的影响，她认为自己有权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两人只要真心相爱，志同道合，就可以在一起，而不必拘泥于请媒人，办婚礼等仪式。并且，曾树生生性爱热闹，充满生命活力，喜欢过热情的生活，她认为女人有权在外自由工作和交友，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必局限在家中，做个贤妻良母，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而唯独没有自己。婆婆和媳妇之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体现在汪文宣病重，请大夫这件事情上的分歧上。汪母主张请中医，曾树生则相信西医。“中西医之争，冥冥暗合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争论的背后，彰显了汪母的中国文化情结，潜意识里暴露了她的自大自傲的心态。”[5]
实际上，曾树生在与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婆婆交锋的时候，自身潜意识中也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这种传统文化的因子与曾树生所接受的西方新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集中体现在曾树生的“去”与“留”之间的矛盾纠结中。处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新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影响。中国的传统女性伦理道德要求女性遵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规矩和习惯牢牢地将女性限制在家的范围之内，女人生为女人，要结婚成家，结婚后，自己的一生都要为这个家操心，奉献出自己的一生，要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却惟独没有自己。而西方新文化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追求和价值，把“人”提高到非常高的地位，追求的是个性解放，追求个人的价值和幸福，摆脱家庭的束缚和限制。处于这两种文化影响下的曾树生无疑会处于矛盾、纠结、两难的处境中，这一点儿最集中地体现在曾树生“去”与“留”的问题抉择中。《寒夜》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曾树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和迟疑。曾树生作为一个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伦理道德影响下的女人，作为一个媳妇、妻子、母亲，对自己的家庭负有责任，是不能够扔下生病的丈夫、年幼的儿子、年老的婆婆而独自一人去兰州，把他们祖孙三人扔在重庆的，这样是有违传统道德的。但是，曾树生知道，她留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家中，是不会有幸福的。并且，婆婆恨她，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和平的相处，永远是争吵和仇视。这种生活她厌倦了，这种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为了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她要走，要逃离这个会埋葬自己的幸福、青春的家。这两种思想和想法不停地撕咬着她，使她处于两难的境地，在犹豫中彷徨。从表面上看，曾树生好像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女性，但如果我们从更深一层看，她也并没有真正的完全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仍然背负着传统文化的重负。[6]曾树生去兰州后，在给汪文宣的一封长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信中，曾树生写道“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曾经发愿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穷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他的母亲……”虽然，最终，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的信念战胜了对家庭的责任。“然而个人的逃离并不能带来救赎，虽离开了令人绝望的家庭，但心中却受着良心的谴责，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始终无法挣脱。在她的骨子里，一面‘热恋’着现代，一面又‘暗恋’着传统，她精神上虽追求着自由、理想，内心深处却仍以传统的道德准则衡量自己。”[7]曾树生在此抉择过程中的矛盾纠结心理深刻体现了她在传统与现代双重影响下的生存困境。 曾树生自身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体现在独立与依附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曾树生作为一个新女性，她追求的是自己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她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幸福的生活，摆脱男性的权威。但是，在她的潜意识中，也有着中国传统女人那种寻求男人的保护的心理。中国传统女性遵从的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她们在家相夫教子，没有收入，主要依靠丈夫或儿子生活。曾树生也有这种观念。她在写给汪文宣的长信中说道“但是你也要了解我的处境，一个女人也不免有软弱的时候。我实在为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弱点，我又找不到一个知己的朋友给我帮忙。”在她软弱的时候，她希望寻求到男性的支持和帮助，她多次抱怨汪文宣太软弱，太老好，实质上是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给自己以依靠。文中写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街上走过胜利大厦门前时，眼前还浮动着门前的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心中感到不平，觉得“她们都比我幸福”。这种不平的心理透露出曾树生对淑女贵妇们生活的向往和羡慕。在某种程度上说，曾树生选择跟陈主任去兰州，也有这种寻求男性保护思想的部分影响。这种寻求男性保护的思想与寻求自我独立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曾树生既想依靠陈主任，同时又没有答应嫁给陈主任的矛盾心理中。
二、物质与精神的冲突
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曾树生的天性中有着对舒适、精致生活的向往。她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长得年轻、漂亮，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在外交际，生性爱动、爱热闹。她追求的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活，她需要过的是热情的生活。在大川银行做行员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有钱有势的人，看到别人过的那种舒适的生活，让她心生羡慕之情。文中写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街上看到胜利大厦门前的淑女贵妇们时心中感到不平，这一点透露出曾树生对淑女贵妇们生活的羡慕，她羡慕他们过的那种舒适、精致、安逸的生活，她们不用像自己一样在外辛苦工作，维持生计。并且，银行的年轻有为、相貌英俊的陈主任主动追求曾树生，请她吃饭、跳舞、喝咖啡、逛街，这对曾树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面对陈主任的追求，曾树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想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丈夫。
我们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家应该是心灵的港湾，是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曾树生害怕回到自己那个寒冷的、没有温暖的家。丈夫善良、懦弱而又患病，在家中并不怎么和她讲话。夫妻之间本来是志同道合的精神伴侣，但是逐渐缺乏感情交流，彼此之间并不能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造成彼此的隔阂。在家中婆媳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婆婆经常和她争吵，“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她说媳妇只是儿子的姘头，骂媳妇比娼妓还不如，不守妇道，交男朋友。看不惯媳妇的做派，“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在丈夫生病的时候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不懂做太太的规矩。她看不起媳妇的工作，说她是做“花瓶”的，比当老妈子还下贱。婆媳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中，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曾树生与儿子汪小宣的关系也很淡薄。在丈夫汪文宣看来“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这对母子彼此并不关心对方，对儿子来说，这个妈妈不重要，对母亲曾树生来说，这个儿子老成、冷静，不活泼，不招人喜欢，也不可能阻止自己去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在这个家中“不知道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忍不住这寂寞，这冷淡”。“永远是灰黄的灯管（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在这样的家庭中，她感受不到一点儿温暖，她不愿意在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她要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求自由和幸福。
由此曾树生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中，在大川银行上班，有机会接触到有钱人的那种生活，自然心生羡慕之情，再加上陈主任的主动追求，这使得曾树生面对的物质的诱惑更大。同时，作为精神的皈依之所的家并没有给她以温暖，夫妻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丈夫患病，“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婆媳之间永远是无休止的争吵，让她厌倦，“永远得不到结果”，“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母子之间并不亲近，儿子也不关心她，不像一些小孩那样依恋妈妈。这种冷漠、缺乏温暖的家庭氛围使得曾树生想逃离出去，同时她也面临着外界物质方面的巨大诱惑，由此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两难生存困境中。
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树生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在读大学期间，和丈夫汪文宣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理想是毕业后办教育，办家庭化、乡村化的学堂。但是，抗战使他们的理想破灭。抗战爆发，上海失守，一家人从上海搬家到战时的大后方重庆。全国都在抗战，人们此时根本就无心于教育事业，一切社会资源首先服从于抗战的需要，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办教育的理想因而缺乏社会的土壤。同时，战时的大后方物资紧缺，物价飞涨，面对生存，夫妻二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不得不放弃崇高的理想，跌进平庸的世俗生活，不得不去找工作，寻求谋生之道。曾树生去大川银行做行员，汪文宣去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出版公司做校对，辛苦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严酷的生存压力压抑了曾树生的理想，在文中她向汪文宣抱怨道“我一个学教育的，到银行去做一个小职员，被人欺负”。作为一个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大学生的曾树生，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小职员，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由此陷入对现实的失望中。当知道日军没有打到贵州时，曾树生高兴地说道等抗战胜利后，就去办教育，说明她心中并没有放弃自己当初的梦想。理想和现实的剧烈反差，使曾树生的灵魂在麻木无聊的生活中得不到安宁，转而，将理想转移到儿子身上，花钱、托关系让儿子小宣上贵族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为儿子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在曾树生的心中，办教育才是她的理想，现在这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只是她的谋生之道，她并不喜欢自己这个“花瓶”式的工作，觉得这份工作并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为了家庭责任，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这份工作，对工作的不满，体现了她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纠结。为了谋生，现实压倒理想。曾树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选择，体现了当时的新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冲突。
巴金在《寒夜》中塑造的曾树生这位新女性，她一方面受到了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等西方新思想的影响，追寻着女性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家庭中，婆媳矛盾、夫妻冲突、母子关系不融洽使得她的心灵得不到慰藉，也面临着外界的物质的诱惑。同时，抗战爆发后，重庆大后方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她放弃了理想的追寻，跌进世俗的深渊。由此，曾树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三重生存困境。曾树生所面临的这三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新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2010（5）：206-224.
[2][3]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本内涵[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3）：43-46，69.
[4][5]苏树杰.陷入三重困境中的曾树生[J].安徽文学，2007（11）：14.
[6]马怀强.《寒夜》人物的性格缺陷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3）：71-73.
[7]尚刘曦.围困的城堡，围不住的心——浅析《寒夜》中曾树生出走的原因[J].文学界，2010（5）：78-79.
关键词：《寒夜》；新女性；生存困境
五四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女性形象，比如《伤逝》中的子君，《梦珂》中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女士等等。这些新女性“新”的表现之一就是她们改变了中国传统女性几千年的生活定式，纷纷与旧家庭决裂，从家庭出走，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追求。20世纪40年代，巴金在《寒夜》中也写了女主人公曾树生从家庭出走，最后又回归家庭的故事。但是，曾树生此时面对的生存状态更加复杂。巴金通过塑造曾树生这一形象，体现了当时的新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她们有过挣扎，有过反抗，可最终仍冲不破这些矛盾冲突所交织成的围城。巴金通过曾树生这一形象集中反映了当时新女性所面对的生存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寒夜》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四十年代的一位新女性，她在上海上的大学，学的是教育，接受的是西方新文化，是一位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从根本上说，五四新文化是一种以西方理性精神否定传统伦理学的启蒙话语，其所推崇的新道德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体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正义伦理。作为新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新女性认同正义伦理，肯定个人权利，追求恋爱自由。”[1]但是，人毕竟是环境的动物，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在传统中国长大的女性，在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的熏染下，肯定会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及性别隔离制度把妇女的角色定位在家庭内部，“家”成了女性全部的生活空间，家务成为女性的一生事业。[2]不仅如此，“三从四德”的封建礼规塑造了传统女性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礼教的训诫之下，女性以极端柔顺为生活标准。女子不必学怎样做人，只应学怎样为媳、为妻、为母。”[3]作为新女性的曾树生，接受了西方的新教育，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并且，从小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无疑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双重影响，因而自身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是曾树生自身的矛盾冲突。
婆婆和媳妇之间永不休止的争吵的根源在于两人所受的思想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曾树生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新文化的教育，它追求个人的权利和个性解放，肯定自我的价值和尊严。而汪文宣的母亲主要接受的是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旧式文化。西方新文化与传统旧式文化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两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隔膜和冲突。汪母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礼法和女性应重视家庭的观念。在汪母的眼中，只有请了媒人，举行了婚礼，才算是正式的结婚。相反，就是不道德的，不容于礼法。在文中汪母与媳妇争吵时多次提到媳妇不过是儿子的姘头，两人只是同居关系，并没有正式地结婚，还多次拿这两个字眼去讽刺媳妇。并且，在汪母看来，媳妇就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孝顺婆母，不应该讲究穿衣打扮，打扮得“妖形怪状”，在外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汪母实在看不惯儿媳的行为作风，总是想摆出婆婆的权威架子凌驾于媳妇之上，但她这种旧“家族长”式的权威则受到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曾树生的严峻挑战。[4]曾树生接受的是西方新式教育，受到西方新文化的影响，她认为自己有权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两人只要真心相爱，志同道合，就可以在一起，而不必拘泥于请媒人，办婚礼等仪式。并且，曾树生生性爱热闹，充满生命活力，喜欢过热情的生活，她认为女人有权在外自由工作和交友，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必局限在家中，做个贤妻良母，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而唯独没有自己。婆婆和媳妇之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体现在汪文宣病重，请大夫这件事情上的分歧上。汪母主张请中医，曾树生则相信西医。“中西医之争，冥冥暗合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争论的背后，彰显了汪母的中国文化情结，潜意识里暴露了她的自大自傲的心态。”[5]
实际上，曾树生在与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婆婆交锋的时候，自身潜意识中也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这种传统文化的因子与曾树生所接受的西方新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集中体现在曾树生的“去”与“留”之间的矛盾纠结中。处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新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影响。中国的传统女性伦理道德要求女性遵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规矩和习惯牢牢地将女性限制在家的范围之内，女人生为女人，要结婚成家，结婚后，自己的一生都要为这个家操心，奉献出自己的一生，要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却惟独没有自己。而西方新文化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追求和价值，把“人”提高到非常高的地位，追求的是个性解放，追求个人的价值和幸福，摆脱家庭的束缚和限制。处于这两种文化影响下的曾树生无疑会处于矛盾、纠结、两难的处境中，这一点儿最集中地体现在曾树生“去”与“留”的问题抉择中。《寒夜》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曾树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和迟疑。曾树生作为一个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伦理道德影响下的女人，作为一个媳妇、妻子、母亲，对自己的家庭负有责任，是不能够扔下生病的丈夫、年幼的儿子、年老的婆婆而独自一人去兰州，把他们祖孙三人扔在重庆的，这样是有违传统道德的。但是，曾树生知道，她留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家中，是不会有幸福的。并且，婆婆恨她，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和平的相处，永远是争吵和仇视。这种生活她厌倦了，这种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为了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她要走，要逃离这个会埋葬自己的幸福、青春的家。这两种思想和想法不停地撕咬着她，使她处于两难的境地，在犹豫中彷徨。从表面上看，曾树生好像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女性，但如果我们从更深一层看，她也并没有真正的完全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仍然背负着传统文化的重负。[6]曾树生去兰州后，在给汪文宣的一封长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信中，曾树生写道“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曾经发愿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穷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他的母亲……”虽然，最终，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的信念战胜了对家庭的责任。“然而个人的逃离并不能带来救赎，虽离开了令人绝望的家庭，但心中却受着良心的谴责，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始终无法挣脱。在她的骨子里，一面‘热恋’着现代，一面又‘暗恋’着传统，她精神上虽追求着自由、理想，内心深处却仍以传统的道德准则衡量自己。”[7]曾树生在此抉择过程中的矛盾纠结心理深刻体现了她在传统与现代双重影响下的生存困境。 曾树生自身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体现在独立与依附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曾树生作为一个新女性，她追求的是自己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她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幸福的生活，摆脱男性的权威。但是，在她的潜意识中，也有着中国传统女人那种寻求男人的保护的心理。中国传统女性遵从的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她们在家相夫教子，没有收入，主要依靠丈夫或儿子生活。曾树生也有这种观念。她在写给汪文宣的长信中说道“但是你也要了解我的处境，一个女人也不免有软弱的时候。我实在为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弱点，我又找不到一个知己的朋友给我帮忙。”在她软弱的时候，她希望寻求到男性的支持和帮助，她多次抱怨汪文宣太软弱，太老好，实质上是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给自己以依靠。文中写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街上走过胜利大厦门前时，眼前还浮动着门前的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心中感到不平，觉得“她们都比我幸福”。这种不平的心理透露出曾树生对淑女贵妇们生活的向往和羡慕。在某种程度上说，曾树生选择跟陈主任去兰州，也有这种寻求男性保护思想的部分影响。这种寻求男性保护的思想与寻求自我独立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曾树生既想依靠陈主任，同时又没有答应嫁给陈主任的矛盾心理中。
二、物质与精神的冲突
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曾树生的天性中有着对舒适、精致生活的向往。她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长得年轻、漂亮，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在外交际，生性爱动、爱热闹。她追求的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活，她需要过的是热情的生活。在大川银行做行员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有钱有势的人，看到别人过的那种舒适的生活，让她心生羡慕之情。文中写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街上看到胜利大厦门前的淑女贵妇们时心中感到不平，这一点透露出曾树生对淑女贵妇们生活的羡慕，她羡慕他们过的那种舒适、精致、安逸的生活，她们不用像自己一样在外辛苦工作，维持生计。并且，银行的年轻有为、相貌英俊的陈主任主动追求曾树生，请她吃饭、跳舞、喝咖啡、逛街，这对曾树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面对陈主任的追求，曾树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想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丈夫。
我们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家应该是心灵的港湾，是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曾树生害怕回到自己那个寒冷的、没有温暖的家。丈夫善良、懦弱而又患病，在家中并不怎么和她讲话。夫妻之间本来是志同道合的精神伴侣，但是逐渐缺乏感情交流，彼此之间并不能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造成彼此的隔阂。在家中婆媳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婆婆经常和她争吵，“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她说媳妇只是儿子的姘头，骂媳妇比娼妓还不如，不守妇道，交男朋友。看不惯媳妇的做派，“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在丈夫生病的时候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不懂做太太的规矩。她看不起媳妇的工作，说她是做“花瓶”的，比当老妈子还下贱。婆媳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中，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曾树生与儿子汪小宣的关系也很淡薄。在丈夫汪文宣看来“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这对母子彼此并不关心对方，对儿子来说，这个妈妈不重要，对母亲曾树生来说，这个儿子老成、冷静，不活泼，不招人喜欢，也不可能阻止自己去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在这个家中“不知道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忍不住这寂寞，这冷淡”。“永远是灰黄的灯管（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在这样的家庭中，她感受不到一点儿温暖，她不愿意在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她要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求自由和幸福。
由此曾树生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中，在大川银行上班，有机会接触到有钱人的那种生活，自然心生羡慕之情，再加上陈主任的主动追求，这使得曾树生面对的物质的诱惑更大。同时，作为精神的皈依之所的家并没有给她以温暖，夫妻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丈夫患病，“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婆媳之间永远是无休止的争吵，让她厌倦，“永远得不到结果”，“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母子之间并不亲近，儿子也不关心她，不像一些小孩那样依恋妈妈。这种冷漠、缺乏温暖的家庭氛围使得曾树生想逃离出去，同时她也面临着外界物质方面的巨大诱惑，由此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两难生存困境中。
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树生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在读大学期间，和丈夫汪文宣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理想是毕业后办教育，办家庭化、乡村化的学堂。但是，抗战使他们的理想破灭。抗战爆发，上海失守，一家人从上海搬家到战时的大后方重庆。全国都在抗战，人们此时根本就无心于教育事业，一切社会资源首先服从于抗战的需要，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办教育的理想因而缺乏社会的土壤。同时，战时的大后方物资紧缺，物价飞涨，面对生存，夫妻二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不得不放弃崇高的理想，跌进平庸的世俗生活，不得不去找工作，寻求谋生之道。曾树生去大川银行做行员，汪文宣去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出版公司做校对，辛苦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严酷的生存压力压抑了曾树生的理想，在文中她向汪文宣抱怨道“我一个学教育的，到银行去做一个小职员，被人欺负”。作为一个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大学生的曾树生，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小职员，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由此陷入对现实的失望中。当知道日军没有打到贵州时，曾树生高兴地说道等抗战胜利后，就去办教育，说明她心中并没有放弃自己当初的梦想。理想和现实的剧烈反差，使曾树生的灵魂在麻木无聊的生活中得不到安宁，转而，将理想转移到儿子身上，花钱、托关系让儿子小宣上贵族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为儿子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在曾树生的心中，办教育才是她的理想，现在这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只是她的谋生之道，她并不喜欢自己这个“花瓶”式的工作，觉得这份工作并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为了家庭责任，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这份工作，对工作的不满，体现了她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纠结。为了谋生，现实压倒理想。曾树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选择，体现了当时的新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冲突。
巴金在《寒夜》中塑造的曾树生这位新女性，她一方面受到了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等西方新思想的影响，追寻着女性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家庭中，婆媳矛盾、夫妻冲突、母子关系不融洽使得她的心灵得不到慰藉，也面临着外界的物质的诱惑。同时，抗战爆发后，重庆大后方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她放弃了理想的追寻，跌进世俗的深渊。由此，曾树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三重生存困境。曾树生所面临的这三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新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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