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敬重、赞赏李银河先生的观念新颖、思想深刻、行文犀利。可读了她的文章《回归生活的原始状态》（《杂文月刊》2016年1月下）却颇感惊诧：她竟然鼓吹做生活的旁观者！
　　李文大意是：她极为赞赏回归到“沉思的、静谧的、内敛的”原始状态，“与外界的关系仅仅在于观察和欣赏”。她深受父亲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惨痛教训，“一直对看戏而不是入戏的人生态度心向往之”，“希望自己的人生不是那么辛苦地陷入社会的戏剧，而终身做一个观察者，与具体的事情保持一段距离”。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是个人的权利。李银河这样选择自有她自己的理解，也是她的自由。但不赞同她把这理念向芸芸众生广而告之。毕竟李银河博士是位杰出的公众人物，曾否考虑过它会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
　　关于“看戏”，李文进一步阐述：“看戏的态度并不是冷漠，而是興致勃勃地观察、欣赏，看人间这个大舞台上永远在演绎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只不过自己不愿登台表演，而是坐在台下饶有兴致地观看。费孝通有次讲，社会学要出故事，要观察社会舞台上各类人等的表演，这就把社会学家放在了一个看戏的位置。”
　　好爽快！原来李银河立誓做“旁观者”不仅是为了明哲保身，更是为了“兴致勃勃地欣赏”他人表演又确保不惹着自身安全——这不就是杭州人说的“城隍山上看火烧”：既热闹好看，又烧不着自己。哈哈！
　　她还引出费孝通“把社会学家放在了一个看戏的位置”的观点，来为自己做旁观者的支撑。但费孝通的意思十分明白：社会学家“看戏”不是目的，真正的意图是通过“看戏”达到如何更深入地研究社会问题，就是怎样“入戏”，而并非李银河所提倡的仅仅“兴致勃勃地”作壁上观！费孝通老师是位有社会责任心的学者，他自始至终是位“入戏”者。否则，1957年他不会去写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国“第二次解放”后不会去写那些真言实语。
　　李银河为了证明自己“旁观”的正确，又举出个“看戏的智慧选择”，说“当初蒋介石邀请钱锺书做联合国大使，他坚决地拒绝了，所以在后来他可以安然留在大陆……”云云。这真个是“摘要摘要摘其所要”！钱锺书“智慧”了一次，他能“智慧”地逃避“文革”之灾吗！
　　李文说，“看戏的态度并不是缺乏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只是人生的不同姿态和选择”。又举出了孙中山、汪精卫、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命运，说“并不是人人都适宜做他们”。此言实在不像具有深邃思想的李博士这样的学者说的！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没有孙中山、鲁迅、闻一多们，没有张治中、戴安澜们，没有赵一曼、杨靖宇们，没有蔡元培、陈寅恪、顾准们……中国历史就得改写！社会要知识精英、要忠魂将士干什么？让他们在国难当头、社会动荡之际排排坐在台下做“兴致勃勃”的观众？
　　任何人都是社会人。人人都逃不脱与社会的关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人的信条。妓女，该算是最遭人鄙夷的社会底层吧？南京大屠杀时，21名妓女挺身而出，替代良家妇女走向日军狼群去受罪，做出了“羊脂球”式的让难民们感激涕零的行动（何建明《南京大屠杀全纪实》P368）。抗战时，成都天涯石街5名妓女捐献12万巨款，支援艰难的抗日战争。当时成都70家银行，才捐出124万。妓女的慷慨胜过那些银行家（《随笔》2016年第1期P156）。捐款，该属于“入戏”而不是“看戏”吧？不知热衷于“看戏”的人对此有何感想。
　　单纯地“看戏”决计成不了社会学家。李银河夫君，当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杰出作家王小波，就是因为不“看戏”而“入戏”才成为了王小波。再说，又有谁能永恒平安地“城隍山上看火烧”？
　　李银河先生不会不知道铭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德国神学家、和平人士马丁·尼莫拉写的那则文字——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是神学家，与政治无关。李银河是社会学家，与政治密切相关。神学家尚且“看戏”不成，你社会学家能安然“看戏”吗？
　　还是听听伏契克发自内心的至理名言吧：
　　生活中是没有观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