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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发布的一份全球城市GDP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牛津榜单”）指出，到2035年，全球城市实力排序将发生重大变化。亚洲尤其是中国城市，将成为世界经济新重心之一。
其中，上海将取代巴黎，上升5位成为全球第5大城市。北京紧跟其后，排行第6，而广州则将升至第8，位居全球“十大城市”之列。换句话说，18年之后，中国城市的排序依然是“北上广”。
截至2016年，上海GDP排名全球第10，北京位列第15，广州位列第22。为何在18年后，中国城市会发生如此大的排序跨越？ 未来，全球城市新竞争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样的“动能转换”？
目前而言，两个趋势必须注意：一是除了英美体系的城市之外，全球性的純金融性城市将出现长期增长的乏力；二是中国的大城市将从动能储备期进入释放期，它们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全球。
不过，任何关于数字和GDP排行榜都只是表象，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信号，但无法反映问题的本质。全球以及中国的城市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和动能转换，赢得这场新的竞争，不在于那些花里胡哨的创新口号，而在于实体经济动能的储备。广州，已经做好准备。
大国与大城
城市的崛起，背后很大程度是国家运势的一个折射。
在这份“牛津榜单”中，到2035年，即在未来18年的时间内，全球崛起的20大城市中，中美两国拥有的数量分别位居前二名。其中，9个来自美国，7个来自中国。另外，2个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各1个。未来，中美两国大城市在全球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将扮演越发关键的角色。全球经济的“双头驱动”，也将以城市的全球性角逐为表现方式之一。
在全球城市发展历史上，大城市的崛起不外乎来自于两种动力：一是母国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和国内经济的崛起，如法国巴黎、二战之前的柏林。巴黎的“母国市场”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法国本土，二是以巴黎为中心，曾经作为法国殖民地的北非法语区国家，巴黎是这个“法语经济区”事实上的资源配置中心，直到现在，持续百年。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法国是西欧中央集权色彩最浓厚的国家，国企发达、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这种政经格局必然强化了首都对资源的吸附，这也使得巴黎的城市实力得以凌驾于欧陆其他所有城市。
相比而言，二战之后的柏林则长期游离在全球顶级大城市的榜单之外。这一点，似乎和德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但这并非由于德国人“低调务实”、“不追求大城市，追求小而美”这一类可笑理由。深层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德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强于法国，首都对资源的积聚能力本就不强；二是作为战胜国的英美摧毁了德国“联邦集权”最后的制度基础，使得德国首都无论波恩时代，还是柏林时代，都完全丧失了对全国资源的吸附能力。
全球大城市崛起的第二种动力是全球化的演进，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日益平滑。在20世纪下半页，全球化让一些城市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的能力，尽管它们并不具备巨大母国市场的支撑，但经济依然得以腾飞。但必须注意，受惠于这种动力的城市，要么是城市国家，要么是立法权相对独立的城市。其中，以新加坡为代表。
除了区位优势之外，新加坡这类“国家城市”拥有着主权国家的独立的立法权，这是城市最大的竞争力。它使得城市可以拥有较大的在金融方面的政策自由度，可以在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制度等方面，设计出足以击垮竞争对手的“政策洼地”和“税收洼地”，吸附那些随时准备避险和套利的全球性资本。最终，这样的城市也成为了国际性金融中心。
不过，真正的超级城市则必须是以上两种动力的“合力”打造，最典型的是伦敦和纽约。百年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都是全球超级城市的双头巨星。其他各国的任何城市，暂时还难以望其项背。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二战结束，美国GDP在峰值之时，曾一度占全球的50%以上。之后，随着各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国经济自身增速的下滑，这一占比逐年下降。到2016年，这一比例为24.32%。但另一面，纽约在全球城市中的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背后原因并不复杂，一是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GDP这一指标不再能够完全衡量这个超级强权的真实实力。另外，伴随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一地位的不断夯实，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日益平滑，金融服务业成为了美国的支柱，纽约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地位进而被不断强化。
因此，完全可以说唯有两种动能的积聚并形成“合力”，才能产生真正的超一流国际性大城市，缺一不可。法国、德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或者说日本这样的“特殊国家”，显然很难产生这样的超一流城市。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会诞生这样的城市吗？
金融与实体
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中国内地在短期之内还难以产生纽约、伦敦式“金融驱动”的超一流城市。尽管中国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赶上了纽约和伦敦，但城市实力的真实差距，显然无法用房价来填平。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备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并且有着跨国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线枢纽城市。这样的城市为实体经济服务，它不推高资产价格，也不单纯地吸附资源，而是营造合理的营商成本，最终成为一个位于中心的枢纽，为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显然，这才是大国大城的“最理想版本”。
近两百年来，美国的经济爆发，很大程度就是这种“实体导向”的枢纽城市的崛起历史。美国城市的崛起顺序，和白人在北美大陆由东向西的殖民拓展路线完全是同步的。从东北部的纽约、波士顿，到中部是芝加哥，然后是西海岸的旧金山。在美国经济的每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些城市都扮演了关键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且，其城市崛起也遵循这样的顺序：先有实体，后有金融。
芝加哥是全球期货业的中心，而这一地位既有赖于芝加哥的区位优势，更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推动。在19世纪，芝加哥地区逐渐成为了美国中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特别是美国农业、工业大宗商品现货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后来，金融家才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对冲风险的期货交易。 同样，中国城市的崛起也全部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在“牛津榜单”中，2035年的全球GDP前十大城市中，将有4个来自中国，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进入全球前20的中国城市还有深圳、重庆、苏州。
可以看出，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实体经济重镇，而这种排序也有着很强的“去金融”色彩。比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深圳排在了广州和天津之后，而重庆和苏州这样的非一线城市，也最终得以和深圳一样位于10位至20位的区间。为什么？重庆和苏州的“潜力”，很大程度在于实体产业的后劲。
此前，《南风窗》曾报道，仅在2016年，重庆便生产了各类智能终端（笔记本、手机和平板等）3.8亿台。其中，光笔记本电脑就达到了5800万台，占全球产量的1/3，已经成为了全球笔电硬件生产第一城。此外，重庆还是中国唯一位于西部的直辖市，这种“政治地位”的优势，也意味着大量资源的倾斜。当然，更意味着“潜力”。
苏州的地位也非常特殊。目前，这座城市已经是长三角地区在上海以外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通过“苏州模式”，大量台资和外资制造业企业积聚于此，形成了难以撼动的产业集群和生态圈。未来，随着上海营商成本（比如地租）的走高，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化，上海将对本就拥有较好产业基础的苏州形成前所未有的产业外溢效应。
此外，天津之所以能够进入“全球前十”，则被解读为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带来的产业转移。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城市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城市自身，还受制于外力作用。
在原有的中国一线城市中，上海和广州的“跨越”受到的关注最多。上海超越巴黎并不意外。从20世纪开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仅以外资为例，目前上海已成为快消、医药、信息等领域跨国企业最集中的中国城市。而本世纪以来，上海在产业迭代上也下足了功夫。比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民用大飞机产业就将整机制造放在了上海。
上海，一座从不缺乏关注和喝彩的魅力城市。相比之下，低调、务实的广州则下定决心，必须用自身的努力和革新来赢得未来。
储备与释放
除了“牛津榜单”之外，今年11月，美国数据平台视觉资本（Visual Capitalist）也用图表形式说明了全球经济新版图。目前，中国已有35个城市达到了“富可敌国”水平。
早在2015年，包括北上广、深圳、天津以及苏州等在内的35个中国城市GDP已分别相当于35个国家的GDP。比如，上海GDP和菲律宾相当，北京和阿联酋不分上下，而作为“第三城”的广州，其GDP则相当于欧洲的瑞士。
近30年以来，广州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第三城”。但对现在的广州来说，“第三城”和GDP数字已成为过去，它对自己的发展路径正在变得越发笃定。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正在进行自己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在宏观层面，广州正着力推进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打造国际航运、航空和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既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合理的营商成本，也强化自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对资源进一步积聚和分发的能力。通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广州构建起了新一輪发展的科学框架和颇具全球视野的大格局。
在产业层面，广州既“补短板”，更面向未来。传统的汽车、日化等产业一直都是广州的强项，但全齐产业变革的趋势告诉广州，IT、生物制药和人工智能这样的产业更关乎一座城市的长久未来。于是，广州果断实施了产业调整的战略，这是广州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产业革新。
富士康增城“第10.5代线8K显示器”、思科智慧城、GE生物产业园区的崛起便是广州产业自我革新的典型案例。仅以富士康项目为例，这一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吸引的最大单笔投资。同时，也是近30年以来，郭台铭在大陆的最大投资。
富士康的到来让显示产业的集群效应开始显现。2017年12月下旬，媒体从相关渠道获悉，LG Display（下称“LGD”）在中国市场投建OLED面板工厂的计划获批，落户广州。此前有消息称，该项目迟迟未能动工，原因之一是目前全球能生产大尺寸OLED面板的企业仅LGD一家，基于技术保密等原因，该计划一直未能获得韩国政府批准。
据报道，该工厂是LGD首次在韩国本土以外国家设立OLED大面板合资工厂，这一合资工厂将落户广州开发区，总投资额为450亿元。建成后，该项目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OLED大面板合资工厂 。
富士康项目和LGD工厂只是开始，通过产业战略的创新实践，广州的方向更加明确和坚定。2017年3月，广州宣布推进“IAB”计划，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物制药（Biopharmaceutical）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打造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最终推动广州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科技创新枢纽和超级国际大都市。
实际上，在中国的城市经济版图中，广州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正位于中国最大的生产性地带—珠三角的核心位置，也一直都是中国最具包容性的一线城市。当然，也是最低调、最温和、最对外来者充满善意的一线城市。
现在，这座城市深知它自己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在某些一线城市营商成本节节走高，脱实向虚趋势难以遏制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必须要有一座超级大城作为资源的配置中心，服务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大业。这样的城市，应该是一座枢纽型的服务型城市，而非依靠资产泡沫吸附周边资源的吸附型大城。
城市未来，更系于国运。在上世纪中叶，中国的GDP在全球的占比为4%。201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接近1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理所当然诞生更多的超级国际性大城。在这个意义上讲，“牛津榜单”既基于现实，也指向未来。
在富士康增城项目的动工仪式上，全球代工业“第一人”郭台铭曾对广州的公共服务质量大加赞赏。从广州与富士康达成合作意向，到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仅用了50天；从签约到注册实体公司仅用了19天，而从注册项目公司到动工则仅用了31天。
郭台铭富有深意地说，“在这么快的时间，所有手续都已办好。此前多年都不敢来穗投资，是因为我自己一直没准备好，但今天我准备好了，广州也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面对牛津榜单“全球第八”的期待，广州的准备是什么？很简单：储备动能，终将释放。
其中，上海将取代巴黎，上升5位成为全球第5大城市。北京紧跟其后，排行第6，而广州则将升至第8，位居全球“十大城市”之列。换句话说，18年之后，中国城市的排序依然是“北上广”。
截至2016年，上海GDP排名全球第10，北京位列第15，广州位列第22。为何在18年后，中国城市会发生如此大的排序跨越？ 未来，全球城市新竞争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样的“动能转换”？
目前而言，两个趋势必须注意：一是除了英美体系的城市之外，全球性的純金融性城市将出现长期增长的乏力；二是中国的大城市将从动能储备期进入释放期，它们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全球。
不过，任何关于数字和GDP排行榜都只是表象，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信号，但无法反映问题的本质。全球以及中国的城市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和动能转换，赢得这场新的竞争，不在于那些花里胡哨的创新口号，而在于实体经济动能的储备。广州，已经做好准备。
大国与大城
城市的崛起，背后很大程度是国家运势的一个折射。
在这份“牛津榜单”中，到2035年，即在未来18年的时间内，全球崛起的20大城市中，中美两国拥有的数量分别位居前二名。其中，9个来自美国，7个来自中国。另外，2个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各1个。未来，中美两国大城市在全球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将扮演越发关键的角色。全球经济的“双头驱动”，也将以城市的全球性角逐为表现方式之一。
在全球城市发展历史上，大城市的崛起不外乎来自于两种动力：一是母国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和国内经济的崛起，如法国巴黎、二战之前的柏林。巴黎的“母国市场”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法国本土，二是以巴黎为中心，曾经作为法国殖民地的北非法语区国家，巴黎是这个“法语经济区”事实上的资源配置中心，直到现在，持续百年。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法国是西欧中央集权色彩最浓厚的国家，国企发达、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这种政经格局必然强化了首都对资源的吸附，这也使得巴黎的城市实力得以凌驾于欧陆其他所有城市。
相比而言，二战之后的柏林则长期游离在全球顶级大城市的榜单之外。这一点，似乎和德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但这并非由于德国人“低调务实”、“不追求大城市，追求小而美”这一类可笑理由。深层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德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强于法国，首都对资源的积聚能力本就不强；二是作为战胜国的英美摧毁了德国“联邦集权”最后的制度基础，使得德国首都无论波恩时代，还是柏林时代，都完全丧失了对全国资源的吸附能力。
全球大城市崛起的第二种动力是全球化的演进，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日益平滑。在20世纪下半页，全球化让一些城市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的能力，尽管它们并不具备巨大母国市场的支撑，但经济依然得以腾飞。但必须注意，受惠于这种动力的城市，要么是城市国家，要么是立法权相对独立的城市。其中，以新加坡为代表。
除了区位优势之外，新加坡这类“国家城市”拥有着主权国家的独立的立法权，这是城市最大的竞争力。它使得城市可以拥有较大的在金融方面的政策自由度，可以在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制度等方面，设计出足以击垮竞争对手的“政策洼地”和“税收洼地”，吸附那些随时准备避险和套利的全球性资本。最终，这样的城市也成为了国际性金融中心。
不过，真正的超级城市则必须是以上两种动力的“合力”打造，最典型的是伦敦和纽约。百年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都是全球超级城市的双头巨星。其他各国的任何城市，暂时还难以望其项背。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二战结束，美国GDP在峰值之时，曾一度占全球的50%以上。之后，随着各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国经济自身增速的下滑，这一占比逐年下降。到2016年，这一比例为24.32%。但另一面，纽约在全球城市中的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背后原因并不复杂，一是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GDP这一指标不再能够完全衡量这个超级强权的真实实力。另外，伴随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一地位的不断夯实，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日益平滑，金融服务业成为了美国的支柱，纽约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地位进而被不断强化。
因此，完全可以说唯有两种动能的积聚并形成“合力”，才能产生真正的超一流国际性大城市，缺一不可。法国、德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或者说日本这样的“特殊国家”，显然很难产生这样的超一流城市。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会诞生这样的城市吗？
金融与实体
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中国内地在短期之内还难以产生纽约、伦敦式“金融驱动”的超一流城市。尽管中国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赶上了纽约和伦敦，但城市实力的真实差距，显然无法用房价来填平。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备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并且有着跨国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线枢纽城市。这样的城市为实体经济服务，它不推高资产价格，也不单纯地吸附资源，而是营造合理的营商成本，最终成为一个位于中心的枢纽，为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显然，这才是大国大城的“最理想版本”。
近两百年来，美国的经济爆发，很大程度就是这种“实体导向”的枢纽城市的崛起历史。美国城市的崛起顺序，和白人在北美大陆由东向西的殖民拓展路线完全是同步的。从东北部的纽约、波士顿，到中部是芝加哥，然后是西海岸的旧金山。在美国经济的每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些城市都扮演了关键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且，其城市崛起也遵循这样的顺序：先有实体，后有金融。
芝加哥是全球期货业的中心，而这一地位既有赖于芝加哥的区位优势，更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推动。在19世纪，芝加哥地区逐渐成为了美国中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特别是美国农业、工业大宗商品现货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后来，金融家才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对冲风险的期货交易。 同样，中国城市的崛起也全部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在“牛津榜单”中，2035年的全球GDP前十大城市中，将有4个来自中国，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进入全球前20的中国城市还有深圳、重庆、苏州。
可以看出，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实体经济重镇，而这种排序也有着很强的“去金融”色彩。比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深圳排在了广州和天津之后，而重庆和苏州这样的非一线城市，也最终得以和深圳一样位于10位至20位的区间。为什么？重庆和苏州的“潜力”，很大程度在于实体产业的后劲。
此前，《南风窗》曾报道，仅在2016年，重庆便生产了各类智能终端（笔记本、手机和平板等）3.8亿台。其中，光笔记本电脑就达到了5800万台，占全球产量的1/3，已经成为了全球笔电硬件生产第一城。此外，重庆还是中国唯一位于西部的直辖市，这种“政治地位”的优势，也意味着大量资源的倾斜。当然，更意味着“潜力”。
苏州的地位也非常特殊。目前，这座城市已经是长三角地区在上海以外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通过“苏州模式”，大量台资和外资制造业企业积聚于此，形成了难以撼动的产业集群和生态圈。未来，随着上海营商成本（比如地租）的走高，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化，上海将对本就拥有较好产业基础的苏州形成前所未有的产业外溢效应。
此外，天津之所以能够进入“全球前十”，则被解读为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带来的产业转移。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城市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城市自身，还受制于外力作用。
在原有的中国一线城市中，上海和广州的“跨越”受到的关注最多。上海超越巴黎并不意外。从20世纪开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仅以外资为例，目前上海已成为快消、医药、信息等领域跨国企业最集中的中国城市。而本世纪以来，上海在产业迭代上也下足了功夫。比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民用大飞机产业就将整机制造放在了上海。
上海，一座从不缺乏关注和喝彩的魅力城市。相比之下，低调、务实的广州则下定决心，必须用自身的努力和革新来赢得未来。
储备与释放
除了“牛津榜单”之外，今年11月，美国数据平台视觉资本（Visual Capitalist）也用图表形式说明了全球经济新版图。目前，中国已有35个城市达到了“富可敌国”水平。
早在2015年，包括北上广、深圳、天津以及苏州等在内的35个中国城市GDP已分别相当于35个国家的GDP。比如，上海GDP和菲律宾相当，北京和阿联酋不分上下，而作为“第三城”的广州，其GDP则相当于欧洲的瑞士。
近30年以来，广州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第三城”。但对现在的广州来说，“第三城”和GDP数字已成为过去，它对自己的发展路径正在变得越发笃定。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正在进行自己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在宏观层面，广州正着力推进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打造国际航运、航空和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既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合理的营商成本，也强化自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对资源进一步积聚和分发的能力。通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广州构建起了新一輪发展的科学框架和颇具全球视野的大格局。
在产业层面，广州既“补短板”，更面向未来。传统的汽车、日化等产业一直都是广州的强项，但全齐产业变革的趋势告诉广州，IT、生物制药和人工智能这样的产业更关乎一座城市的长久未来。于是，广州果断实施了产业调整的战略，这是广州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产业革新。
富士康增城“第10.5代线8K显示器”、思科智慧城、GE生物产业园区的崛起便是广州产业自我革新的典型案例。仅以富士康项目为例，这一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吸引的最大单笔投资。同时，也是近30年以来，郭台铭在大陆的最大投资。
富士康的到来让显示产业的集群效应开始显现。2017年12月下旬，媒体从相关渠道获悉，LG Display（下称“LGD”）在中国市场投建OLED面板工厂的计划获批，落户广州。此前有消息称，该项目迟迟未能动工，原因之一是目前全球能生产大尺寸OLED面板的企业仅LGD一家，基于技术保密等原因，该计划一直未能获得韩国政府批准。
据报道，该工厂是LGD首次在韩国本土以外国家设立OLED大面板合资工厂，这一合资工厂将落户广州开发区，总投资额为450亿元。建成后，该项目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OLED大面板合资工厂 。
富士康项目和LGD工厂只是开始，通过产业战略的创新实践，广州的方向更加明确和坚定。2017年3月，广州宣布推进“IAB”计划，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物制药（Biopharmaceutical）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打造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最终推动广州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科技创新枢纽和超级国际大都市。
实际上，在中国的城市经济版图中，广州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正位于中国最大的生产性地带—珠三角的核心位置，也一直都是中国最具包容性的一线城市。当然，也是最低调、最温和、最对外来者充满善意的一线城市。
现在，这座城市深知它自己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在某些一线城市营商成本节节走高，脱实向虚趋势难以遏制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必须要有一座超级大城作为资源的配置中心，服务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大业。这样的城市，应该是一座枢纽型的服务型城市，而非依靠资产泡沫吸附周边资源的吸附型大城。
城市未来，更系于国运。在上世纪中叶，中国的GDP在全球的占比为4%。201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接近1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理所当然诞生更多的超级国际性大城。在这个意义上讲，“牛津榜单”既基于现实，也指向未来。
在富士康增城项目的动工仪式上，全球代工业“第一人”郭台铭曾对广州的公共服务质量大加赞赏。从广州与富士康达成合作意向，到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仅用了50天；从签约到注册实体公司仅用了19天，而从注册项目公司到动工则仅用了31天。
郭台铭富有深意地说，“在这么快的时间，所有手续都已办好。此前多年都不敢来穗投资，是因为我自己一直没准备好，但今天我准备好了，广州也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面对牛津榜单“全球第八”的期待，广州的准备是什么？很简单：储备动能，终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