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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会堂已经随着那个特殊年代的逝去而没落，这个见证了红火年代的建筑，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红火年代的建筑
浙江省金华市保留至今的农村大会堂大多是“同龄人”，如今差不多介于“不惑之年”和“知天命之年”之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农村正处于大集体时代，金华农村也不例外。那时候，农民吃的是大锅饭，一起上工，一起收工，晚上还经常一起开会、学习、观看演出。要开会就要有场所，当时的农村一穷二白，要找出一个能容纳所有村民的建筑实在不容易，只有少数村子有现成的厅堂、祠堂可以利用。于是，建一座大会堂就成为当时农村的“中心任务”。
建设大会堂，是如今很多七八十岁的农民脑海中一抹红色的记忆。虽然经济条件有限，但好在当时很多东西都不用花钱，建一座不那么讲究的大会堂难度不算大，人手更不是问题，发动全村所有劳力共建大会堂就像全村劳力一起下地干活儿一样，都是日常工作。那个年代，讲究愚公移山的精神，农村基本没有机械，造大会堂全都靠肩挑手提，独轮车运输。
大会堂建好后，最大的作用当然是开会。那时候的一大特点就是会多。白天下地干了一天的活儿，晚上还不能好好休息，要召集全体社员一起开会、学习。学习些什么？农业学大寨，学习、领会上级文件精神，学习毛泽东思想。虽然坐在台上的大队干部自己都搞不清楚学习的内容，但并不妨碍大家学得热火朝天。当然，也有开小差的村妇偷偷纳鞋底儿。
人多力量大。在那个干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年代，建一座大会堂的难度，并不在于人力，而在于经济条件。从现存的大会堂看，集体经济较宽裕的，建的大会堂就讲究，有用条石垒成的，气势恢弘；集体经济紧巴巴的，建的大会堂就将就，传统的土木结构，几十年风风雨雨下来已经破败。不过，不管讲究还是将就，这些大会堂都有一些共同点：都在村里最中心的地段，大门口往往都有一颗红五角星，大会堂的墙壁上往往都有口号，前面往往都有一个高高的主席台，既可以坐领导，也可以当舞台用……
年长一代村民对大会堂的记忆
每个人都有特别难忘的记忆。今年60岁的张加奎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他刚退伍回到农村那段。张加奎是浙江省东阳县南马区南马镇仁堂村人，20世纪70年代，张加奎退伍不久，就接到了村里的一个任务：到上海买一台大彩电回来。因为张加奎在外省当兵，算是见过世面，所以村里找上了他。时隔30多年后的今天，张加奎对彩电的价格记忆犹新、脱口而出：3180元。
3180元，在当年是一大笔钱，由此可以看出仁堂大队的经济实力。仁堂大队当时办有草席等小厂，集体经济在整个南马区都算好的。经济宽裕了，他们就想建一座大会堂。算起来，这是仁堂大队建的第二座大会堂了。
仁堂大队的一大特色就是广场上一字排开的三座大会堂，属于老中青三代结合。三座大会堂中的老大哥，建于1964年，正是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那一年；第二座建于1972年，当时的仁堂村叫五一合作社，在东阳可风光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东阳县学五一”；第三座大会堂就是现在的仁堂村综合楼，建于2004年。
因为年代久远，保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更多的是建第二座大会堂的记忆。今年61岁的陈思远当年是工地上的小工，什么杂活儿都要干。第二座大会堂建得相当讲究，整座房子由条石垒砌而成，房子的最上面是一座钟，象征着仁堂村的村民都是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钟的下面是一颗五角星以及“人民会堂”四个字；房子上雕刻着万年青、葵花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八个大字。63岁的陈树林当时是村里的团支书，他在一个木材加工厂上班，有空就给大会堂加工椽子。
张加奎退伍回乡时，第二座大会堂已经建成。他从义乌坐火车到了上海的宝山县，找到一个当兵的老乡，托了很多关系才买到一台29英寸的日立彩电。20世纪70年代，彩电可是个稀罕物，整个南马区只有3台。
每天天刚擦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就放满了条凳，不仅有本村的，还有邻村的，五六百人围成一堆看电视，来得晚一点就抢不到好位置，很多村民都是端着饭碗来看电视，到晚上十来点钟看完电视才回家洗碗，一走开位置就没了。后排的村民看不到画面就站在条凳上看，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听到声音，村里还买了两只大音箱连到电视机上。每次看电视，村民都要祈祷电视机不要出故障，因为电视机出了问题，只有拿到上海才能维修。还好当时的东西质量都很过硬，这台彩电用了10多年只坏过一次，也是张加奎送回上海维修的。
看完电视，张加奎要把电视机锁回电视机柜里，然后推回到大会堂。后来这台电视机放到老年协会继续使用，一直服役到七八年前被小偷偷走。
除了放电视，张加奎还参加了东阳电影公司的电影放映员培训。原来东阳电影公司、仁堂大队所在公社的放映队都会到仁堂大队放电影，后来感觉不过瘾的仁堂大队买了一台放映机，由张加奎负责放映，隔一天放一场。上午就在大会堂贴出电影海报，一到中午还用大队的高音喇叭广播当天的电影单。
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大会堂里的电影放映频率越来越低，从两天一次到一月一次，最后，放映机终于被锁进设备箱。笔者去采访时，张加奎要来大会堂的钥匙，摸黑走上布满蛛网、咯吱作响的楼板，放置放映机的箱子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但一打开，里面还是光洁如新，10多年没摆弄过放映机的张加奎操作起放映机来还是有板有眼、干净利索。
和电影放映机有着同样命运的是大会堂。如今的仁堂大会堂里面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大门一年难得开一回。
年轻一代心中的大会堂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大会堂是他们儿时玩游戏、捉迷藏的绝佳场所，当然也有比较特殊的记忆。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沙畈乡乌云村的大会堂在众多大会堂中应该算是“小弟弟”，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笔者对它的印象就是看电影、做戏的地方。当然，那时候才三四岁，电影都看不懂，更别提佶屈聱牙的婺剧了。但这并不妨碍对乌云大会堂的好印象，因为每到有电影和戏剧的时候，就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香瓜子。卖瓜子的用一张纸卷成一个圆锥状，一角钱就是一包，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舍不得吃，连瓜子壳都要吮吸回味半天。
如果说乌云大会堂的回忆是美好的话，那山脚大会堂留给笔者的记忆就是恐怖。
到沙畈乡山脚村大会堂看电影时，比到乌云看电影已经大了不少，自己爬窗钻洞，就为了逃几角钱的电影票。山脚大会堂靠近门口部分分为上下两层，农村有个习俗，不少老人喜欢把棺材（俗称“寿屋”）放在大会堂的楼上。那一年大会堂播放《画皮》，笔者当时还小，大部分时间是从指缝中偷偷瞄一眼或者躲在大人背后不时看一眼又被吓得闭上眼睛。正当电影放到最恐怖的情节，哗啦一声，木制的整个二楼都塌了下来。正被电影折磨得心惊胆战的观众立马炸了窝，回头看看二楼的棺材和灰尘弥漫、乱成一团的倒塌现场，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处乱跑。而这个事故也随后被附会成各种故事。
大会堂已经随着那个年代的逝去而没落，大多闲置，或者成为堆放东西的仓库，只有少部分质量较好的大会堂，成为避灾点，继续发挥余热。这正好见证了红火年代的建筑，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红火年代的建筑
浙江省金华市保留至今的农村大会堂大多是“同龄人”，如今差不多介于“不惑之年”和“知天命之年”之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农村正处于大集体时代，金华农村也不例外。那时候，农民吃的是大锅饭，一起上工，一起收工，晚上还经常一起开会、学习、观看演出。要开会就要有场所，当时的农村一穷二白，要找出一个能容纳所有村民的建筑实在不容易，只有少数村子有现成的厅堂、祠堂可以利用。于是，建一座大会堂就成为当时农村的“中心任务”。
建设大会堂，是如今很多七八十岁的农民脑海中一抹红色的记忆。虽然经济条件有限，但好在当时很多东西都不用花钱，建一座不那么讲究的大会堂难度不算大，人手更不是问题，发动全村所有劳力共建大会堂就像全村劳力一起下地干活儿一样，都是日常工作。那个年代，讲究愚公移山的精神，农村基本没有机械，造大会堂全都靠肩挑手提，独轮车运输。
大会堂建好后，最大的作用当然是开会。那时候的一大特点就是会多。白天下地干了一天的活儿，晚上还不能好好休息，要召集全体社员一起开会、学习。学习些什么？农业学大寨，学习、领会上级文件精神，学习毛泽东思想。虽然坐在台上的大队干部自己都搞不清楚学习的内容，但并不妨碍大家学得热火朝天。当然，也有开小差的村妇偷偷纳鞋底儿。
人多力量大。在那个干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年代，建一座大会堂的难度，并不在于人力，而在于经济条件。从现存的大会堂看，集体经济较宽裕的，建的大会堂就讲究，有用条石垒成的，气势恢弘；集体经济紧巴巴的，建的大会堂就将就，传统的土木结构，几十年风风雨雨下来已经破败。不过，不管讲究还是将就，这些大会堂都有一些共同点：都在村里最中心的地段，大门口往往都有一颗红五角星，大会堂的墙壁上往往都有口号，前面往往都有一个高高的主席台，既可以坐领导，也可以当舞台用……
年长一代村民对大会堂的记忆
每个人都有特别难忘的记忆。今年60岁的张加奎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他刚退伍回到农村那段。张加奎是浙江省东阳县南马区南马镇仁堂村人，20世纪70年代，张加奎退伍不久，就接到了村里的一个任务：到上海买一台大彩电回来。因为张加奎在外省当兵，算是见过世面，所以村里找上了他。时隔30多年后的今天，张加奎对彩电的价格记忆犹新、脱口而出：3180元。
3180元，在当年是一大笔钱，由此可以看出仁堂大队的经济实力。仁堂大队当时办有草席等小厂，集体经济在整个南马区都算好的。经济宽裕了，他们就想建一座大会堂。算起来，这是仁堂大队建的第二座大会堂了。
仁堂大队的一大特色就是广场上一字排开的三座大会堂，属于老中青三代结合。三座大会堂中的老大哥，建于1964年，正是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那一年；第二座建于1972年，当时的仁堂村叫五一合作社，在东阳可风光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东阳县学五一”；第三座大会堂就是现在的仁堂村综合楼，建于2004年。
因为年代久远，保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更多的是建第二座大会堂的记忆。今年61岁的陈思远当年是工地上的小工，什么杂活儿都要干。第二座大会堂建得相当讲究，整座房子由条石垒砌而成，房子的最上面是一座钟，象征着仁堂村的村民都是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钟的下面是一颗五角星以及“人民会堂”四个字；房子上雕刻着万年青、葵花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八个大字。63岁的陈树林当时是村里的团支书，他在一个木材加工厂上班，有空就给大会堂加工椽子。
张加奎退伍回乡时，第二座大会堂已经建成。他从义乌坐火车到了上海的宝山县，找到一个当兵的老乡，托了很多关系才买到一台29英寸的日立彩电。20世纪70年代，彩电可是个稀罕物，整个南马区只有3台。
每天天刚擦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就放满了条凳，不仅有本村的，还有邻村的，五六百人围成一堆看电视，来得晚一点就抢不到好位置，很多村民都是端着饭碗来看电视，到晚上十来点钟看完电视才回家洗碗，一走开位置就没了。后排的村民看不到画面就站在条凳上看，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听到声音，村里还买了两只大音箱连到电视机上。每次看电视，村民都要祈祷电视机不要出故障，因为电视机出了问题，只有拿到上海才能维修。还好当时的东西质量都很过硬，这台彩电用了10多年只坏过一次，也是张加奎送回上海维修的。
看完电视，张加奎要把电视机锁回电视机柜里，然后推回到大会堂。后来这台电视机放到老年协会继续使用，一直服役到七八年前被小偷偷走。
除了放电视，张加奎还参加了东阳电影公司的电影放映员培训。原来东阳电影公司、仁堂大队所在公社的放映队都会到仁堂大队放电影，后来感觉不过瘾的仁堂大队买了一台放映机，由张加奎负责放映，隔一天放一场。上午就在大会堂贴出电影海报，一到中午还用大队的高音喇叭广播当天的电影单。
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大会堂里的电影放映频率越来越低，从两天一次到一月一次，最后，放映机终于被锁进设备箱。笔者去采访时，张加奎要来大会堂的钥匙，摸黑走上布满蛛网、咯吱作响的楼板，放置放映机的箱子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但一打开，里面还是光洁如新，10多年没摆弄过放映机的张加奎操作起放映机来还是有板有眼、干净利索。
和电影放映机有着同样命运的是大会堂。如今的仁堂大会堂里面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大门一年难得开一回。
年轻一代心中的大会堂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大会堂是他们儿时玩游戏、捉迷藏的绝佳场所，当然也有比较特殊的记忆。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沙畈乡乌云村的大会堂在众多大会堂中应该算是“小弟弟”，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笔者对它的印象就是看电影、做戏的地方。当然，那时候才三四岁，电影都看不懂，更别提佶屈聱牙的婺剧了。但这并不妨碍对乌云大会堂的好印象，因为每到有电影和戏剧的时候，就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香瓜子。卖瓜子的用一张纸卷成一个圆锥状，一角钱就是一包，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舍不得吃，连瓜子壳都要吮吸回味半天。
如果说乌云大会堂的回忆是美好的话，那山脚大会堂留给笔者的记忆就是恐怖。
到沙畈乡山脚村大会堂看电影时，比到乌云看电影已经大了不少，自己爬窗钻洞，就为了逃几角钱的电影票。山脚大会堂靠近门口部分分为上下两层，农村有个习俗，不少老人喜欢把棺材（俗称“寿屋”）放在大会堂的楼上。那一年大会堂播放《画皮》，笔者当时还小，大部分时间是从指缝中偷偷瞄一眼或者躲在大人背后不时看一眼又被吓得闭上眼睛。正当电影放到最恐怖的情节，哗啦一声，木制的整个二楼都塌了下来。正被电影折磨得心惊胆战的观众立马炸了窝，回头看看二楼的棺材和灰尘弥漫、乱成一团的倒塌现场，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处乱跑。而这个事故也随后被附会成各种故事。
大会堂已经随着那个年代的逝去而没落，大多闲置，或者成为堆放东西的仓库，只有少部分质量较好的大会堂，成为避灾点，继续发挥余热。这正好见证了红火年代的建筑，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