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将目前美元的特殊地位归结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政治霸权对国际金融领域甚至是其他国家经济的侵袭和渗透。事实上，美元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本位的没落以及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重建的国际货币秩序密不可分。
　　今年适逢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纪念，正是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绝佳时机。“二战”后期的国际金融秩序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萧条的洗礼已经濒临崩溃。英法德等战前经济大国遭到重创，而此时美国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于是在1944年7月由44个盟国派出700多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最终确定了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国间建立统一的固定汇率体系。
　　由于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大部分黄金储备，这一美元钉住黄金、其他货币钉住美元的安排在其后近30年的时间里得到发扬光大。战后伴随着美国扶持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对日本的贷款支持，欧洲和日本都将其货币汇率与美元正式挂钩，经济迅速复苏并长期高速发展。
　　在货币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一体系不仅避免了战前那种以邻为壑的汇率动荡，更为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树立了一个货币政策的严肃纪律，避免政府货币超发或发行不足。
　　但这一体系在1971年终于受到重创并逐渐土崩瓦解。由于美国通胀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挂钩，并在该年年底通过《史密森协定》，迫使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
　　其后的石油危机、卡特冲击和美元持续贬值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使高通胀这一幽灵一直在美国肆虐，直到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幅紧收银根。
　　当时很少有人会预测到十几年以后，经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亚洲又以新形式卷土重来。亚洲以中国为首的多个新兴经济体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被Dooley、Folkerts-Laudau、Garber三位经济学家称之为重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当然，关于一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动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宁愿压低汇率，实行外汇管制，使政府借钱给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以获得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作为美国在本国投资的资产抵押。
　　这种近乎阴谋论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首先，要想实现其理论所说的目标，不仅需要压低本币兑美元的汇率，更要压低本币兑其他货币的汇率（其他国家未必钉住美元）。其次，以中国为例，外商直接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里的比例很小，来自美国的投资就更小，恐怕不需要用汇率作为代价换取抵押。
　　最终这一理论的核心谬误在于不少经济学家宣扬一国政府只要通过外汇管制和压低名义汇率就能刺激出口、积累外汇资产，这来源于封闭经济模型中对汇率的原始崇拜。但是从开放经济体的角度来看，货币贬值虽然使短期内出口品价格下降有利出口，但也会刺激投资消费，促进进口，最终对贸易盈余的影响无法判断。
　　其他类似的学术观点也都是以汇率变动可以调节贸易平衡这种理论作为基础的，比如克鲁格曼一向坚持中国在蓄意压低汇率，补贴出口部门、压抑进口部门。其他版本稍微顾及中美等经济体长期的储蓄投资失衡，但也把板子打在中国身上，比如伯南克的储蓄贪婪论。
　　这些在不到十年前红极一时的理论如今几乎都难见其踪影了。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考验以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已经大大降低了对外的借债。而中国汇改并未大幅推高人民币汇价，其贸易盈余下降其实是储蓄率降低的结果。
　　放眼未来，美元本位造成不对称的国际金融秩序并间接出口美国货币政策到全球其他经济体，需要用新制度安排替代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虽然美元本位的形成具有一定历史偶然性，但更换它的成本也极其高昂。
　　打个比方来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举行派对，最好选择其中一種语言作为共同语言。这样避免将人们想表达的意思在各个不同语言中进行多次转化，节省翻译成本，只保留一种外语。
　　所以用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的提议，就像在谈兴正欢的派对上让大家从英文转向国际语（Interlingua）一样，很难受到推崇，也无法满足危机到来时刻的避险资产需求。
　　既然短期内无法改变美元的中心地位，当务之急是通过对话规范参与者的经济政策，避免对这一机制的滥用。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