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蒲松龄的小说、现当代影视作品之外，张世勤创造了一个新的“聂小倩”。生活在都市里的小倩，同样有着美好的爱情向往，同样在与“妖孽”作斗争。近年来，张世勤通过重新阐释《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找到了传统与现实对话的一条路径。
　　两个聂小倩：由鬼变人，由人变鬼
　　鬼灵精怪的女孩聂小倩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在这里，她遇见了打工青年宁采臣，两个人因一包咸菜肉丝相识，后来恋爱结婚。两人买了一套二手房，并将楼下小房租给了一个叫燕赤霞的民工。
　　沉浸在聊斋故事中的小倩，对美好生活抱有单纯的向往。后来她进入一家公司，负责财务工作；宁采臣在城郊租了20亩地，开始种菜。
　　三个人的命运朝着古典小说滑落。聂小倩因拒绝为腐败领导做假账，葬身火海。最终，警察在燕赤霞送给宁采臣的刀鞘里找到了公司所有不良账目的复印件，将当代社会的“妖孽”一网打尽。
　　宁采臣把爱妻的骨灰葬在自己工作的菜园里。小说最后写道：“虚构的故事中，宁采臣把聂小倩的骨灰葬完后，不是宁采臣和聂小倩的结束，恰恰是两人新生活的开始。”面对菜园一隅的小坟，他的小倩是否也会从后面情真意切地叫住他：“采臣，我们回家。”
　　以上是短篇小说《聂小倩》的主要内容，张世勤通过一篇奇妙的小说，向遥远而又亲切的蒲松龄致敬。
　　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往绣花针鼻儿穿线》中，他称蒲松龄是他身边的“明眼人”，帮他“把一根细细的五彩线很轻松地穿过了绣花针几近若无的针鼻儿”：一个朋友曾告诉他，自己家楼后建有一排储藏室，与后楼小院的院墙形成夹道。某天夜里，一男人躲在里面悄悄打不想为外人所知的电话。恰被在储藏室里的人听了个一清二楚。就是这样一个线索，经过作家的加工，成为现实中温暖残酷的故事，套上古典小说三位主人公的身世轮回，便具备了通古烁今的魅力。
　　近几年，张世勤创作出《聂小倩》《英雪》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充满着幽默，字里行间，常常让人会心一笑。即使寫底层、苦难、反腐等现实沉重题材，这一风格也很明显。
　　《聂小倩》获得第一届天风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并受到作家王跃文的高度赞扬：“一篇跟《聊斋志异》中名篇《聂小倩》同名的小说，二者人名、地名、故事和主题同构互文，虽大拙而见巧思。所不同者，聊斋中的聂小倩最终战胜恶鬼而得新生，而同名小说中的聂小倩却永远不能跟着丈夫宁采臣回家了。人间同鬼界哪里更残酷，现实同古往何者更惊悚！小说同构互文的讽喻效果震撼人心！”
　　“在蒲松龄那里，虽然过程诡谲、凶险，但结果却一片光明，而在张世勤那里，虽然过程轻松、谐趣，但结果却相当凄惨、悲凉。”青年评论家鲁太光指出，“即使是在都市中，即使都市中依然“妖孽”出没，危险重重，但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却没有退却，不仅如此，反而固守爱情，固守生活，固守理想。”
　　可以说，蒲松龄创造的“聂小倩”这一经典形象，经过李翰祥、徐克等香港电影人的不断演绎，如今又在文学界有了新的阐释。
　　“作家可以创造人物，却无法创造人物的命运”
　　《齐鲁周刊》：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将《聊斋志异》当做自己写作的源泉之一？这部作品有着怎样的现代性？
　　张世勤：《聊斋志异》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一部作品是不是名著，有几个基本指标：一是不管社会怎么变化，始终有人在读。二是从不过时，常读常新。三是内涵丰富，思想多元，各有各的解读，且似乎都能解释得通。
　　《聊斋志异》写鬼狐，志怪。无论写的是鬼性，狐性，总归还是人性。而人性是永恒的。它的创作手法其实很前卫，在同时代，剑走偏锋。对小说家而言，想象力很重要。《聊斋志异》中，比如《偷桃》一篇，其想象力已飞得很高很远。
　　《齐鲁周刊》：两篇《聂小倩》，因人物的重名和命运牵连而显得很有意思，如何理解两个女主人公的异同？
　　张世勤：作家很少会有《聂小倩》这种写法，直接把一个新文本窝进一个老故事里，不止主要人物，连次要人物也同名同姓，新旧之间，既隔离，又黏连，无法分开，却各自都是一个整体。
　　蒲松龄老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不会把鬼怪写得那么有情有义。而更大的可能是，他同样有感于现实中人性的病劣，所以借写鬼怪以抒怀。现实确实是很残酷的，人的病劣性有时并无底线。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小人并不会减少，坏人的破坏性仍然存在，人的道德水准也看不到有明显的提高。
　　我不认为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由鬼变成了人，就美好了，就获得真正自由了。我笔下的聂小倩由人变成了鬼，也是其命运的必然走势。作家可以创造人物，却无法创造人物的命运。
　　《齐鲁周刊》：文学的民间性很受关注。从蒲松龄时代到现在，这种民间性有何改变？如何传承？
　　张世勤：戏剧早于小说。戏剧的好处是，立在舞台上，不识字的人也可看可听，津津有味。过去的小说，有俗的，也有雅的，但没有人从理论上去刻意地分它，也许是缺少评论家评论的缘故，尤其是可能缺少学院派评论家。其实，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是雅的，其它三部明显都是俗的。但对待它们时，我们却没有俗和雅这个概念。
　　《聊斋志异》的民间性最为突出，说书人可以说，晚上每个家庭的大人老人都可以随便拉。有些甚至比《聊斋志异》中的篇章更精彩。文学真正成为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份难得的精神滋养。单从这方面说的话，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超越它。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文学，不是因为不真实，而是因为太真实，失去了读者。没有抓住民间性的核。
　　《齐鲁周刊》：除了《聊斋志异》，您对《红楼梦》的阐释更引人关注，这两部作品如何影响了您？
　　张世勤：四大名著，或一切古典名著，对我都有影响。当然比较明显的是《红楼梦》和《聊斋志异》。读《红楼梦》，受益是全方面的，最大的受益是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而《聊斋志异》主要是朴实的创作手法和想象力。《聊斋志异》的想象力与《西游记》的想象力又有明显不同。《西游记》囊括了神话、励志、成长、旅游、探险、民俗、民间外交、中国合伙人等，吴承恩能写出《西游记》，在我看来，伟大得一塌糊涂。
　　《齐鲁周刊》：重新续写《红楼梦》的当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续写？
　　张世勤：自《红楼梦》诞生以来，戏续之作不胜枚举，严肃正续的至今不超过20人。我也在数遍深读基础上，有所心得，试图再续，且列出了完整的回数。但我断言，所有对《红楼梦》的重续，都将是竹篮打水，只能是好玩，不会有多少现实意义。
　　一句话，我以为，红楼梦是不可续的。如果只保留前八十回，恰好完整。断臂维纳斯就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再给她安上那只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