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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蒋励是一名无国界医生，因为一段工作视频，她意外成为了“网红”。虽然备受关注，但蒋励并不认为自己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她说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恰恰是自己。因为，她找回了作为一名医者救死扶伤的初心。
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
2009年，蒋励从北大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入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为妇产科医生。那时，她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未婚夫，他也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
刚刚考入医学院的时候，蒋励和同学们曾在老师的见证下庄严宣誓：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作带给蒋励的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她总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这种不够，并不是说工作量不够大或者工作起来不够努力，而是说她能发挥的能量不够大。医院的环境非常好，病人们享受着丰富的医疗资源。“他们周围环绕着许多优秀的医生，多我一个或者少我一个都没有太大的影响。”蒋励说。
蒋励的未婚夫也是一位医疗工作者，两人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他们一致认为，一个好医生应当致力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给资源匮乏的地区带去希望。两人甚至约定，有机会去偏远地区开一间小诊所，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
早在读书时，蒋励就听说过“无国界医生”这个职业，虽然心向往之，但却一直觉得该职业距离自己非常遥远。参加工作后，蒋励发现自己的师姐兼上司屠铮竟然是内地首位参与无国界海外救援项目的医生。蒋励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正值屠铮参加完项目回国。从屠铮那里，蒋励听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灵魂也为之震颤。
几年过去了，蒋励已经成为产科的主治医生，专业技能也日臻纯熟，她感觉自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于是申请加入无国界医疗组织。2013年，她辞去工作，如愿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
赴香港参加培训后，蒋励很快接到一项任务——前往阿富汗霍斯特妇产医院，为当地孕产妇提供医疗服务。在旁人看来，舍弃稳定的工作与平静的生活奔赴战乱之地，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蒋励认为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决定：“那时我还没有结婚，父母身体安康，生活相对比较轻松，没有太多责任的羁绊，所以，我是最好的人选。”
竭尽所能去对抗无力感
抵达阿富汗之后，蒋励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情况远比想象中更复杂。医院毗邻当地警察局，武装反对派经常突袭警局，医院便常常受到连累。女性医生外出时，除了要躲避炮火和流弹，还必须用头巾遮挡头发和脸庞，否则很容易遭到极端武装分子的袭击。
虽然处境艰险，但蒋励没有时间去担忧自己的安全，她要集中精神应对繁重的工作。在北京，一所医护人员充足的三甲医院每月最多接诊200位产妇，但在霍斯特的妇产医院，每月都有1300位产妇前来分娩，而全院只有两名专业的妇产科医生。
产妇密密麻麻地涌向医院，婴儿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待产室里装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产妇就在车上生、地上生。蒋励和另一位医生要做的就是打起精神随时随地接生，她们平均每天还要进行8至10台剖宫产手术，并且还要见缝插针地培训当地的妇产科医生和医护人员。
依照当地习俗，信众每天要进行5次祈祷，一到固定时间，哪怕病人还躺在病床上，当地的医护人员也要齐齐地停下手中工作，跪在地上开始虔诚祈祷。这是蒋励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她要死死盯住那些重症病人，以防发生意外。有一次她累极了，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而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查看病人们的状况，确保她们没有在自己昏倒的时间里发生危险。
蒋励所在的医院是一处临时医疗点，设施非常简陋，医院里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止血纱布和应急呼吸机，医护人员也非常缺乏。蒋励在工作中，时常被沉重的無力感裹挟。
有一次，医院接生了一名严重窒息的婴儿，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孩子依然没有明显的生命迹象。按照流程，此时应当放弃抢救，但蒋励却不愿相信孩子已经死了。她用力捏着急救用的呼吸气囊，一下又一下。“我总觉得也许孩子只是被一口痰噎着，加把劲儿就能哭出来，可奇迹就是不出现。”就这样坚持了30多分钟，孩子的奶奶走了过来。老人轻轻拿走了蒋励手中的气囊，捧着她的脸说了几句话。蒋励不懂当地语言，只听懂了“安拉”一词。她知道，老人是在安慰她，告诉她孩子被真主安拉带走了，她已经尽力了。那一刻，蒋励泪流满面。
在阿富汗行医期间，蒋励接诊的孕产妇中没有一例死亡，但她还是有遗憾。某日，有位怀孕7个月的孕妇出现产前出血症状，危及生命，但医院的血库里却没有存血。为了救助这名孕妇，蒋励和医护人员们开始号召邻近村子里的村民献血，还借来了村里提醒信众做礼拜用的大喇叭进行广播，鼓励大家献血救人。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筹集了足够的血液，但即便是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方案，产妇依然没有脱离危险，蒋励不得不考虑为对方切除子宫。在北京的时候，蒋励从未主刀过这种手术，并且产妇的身体结构和常人不同，手术一旦发生失误，就会引发一系列肾脏疾病。在当地，无法生育的女性会备受歧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蒋励根本不会考虑为病人切除子宫。但这一次，她别无选择。
顶着巨大压力，蒋励完成了手术，但产妇的身体状况依然很不乐观。蒋励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仍然救不了一个人，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在纯粹的关系中看见初心
有一次，蒋励负责接生一对双胞胎，第一个胎儿顺利分娩后，第二个胎儿变成了横位。蒋励当机立断，迅速对产妇实施了宫内倒转，婴儿出生后，她又迅速对缺氧的婴儿采取了心肺复苏措施，终令母子均安。这一切，都被产妇家的老人看在眼中。
第二日，老人送来一块蓝色布料。在当地，普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一块布就是非常珍贵的财产。蒋励知道，这样的心意不能推却，她郑重地收下了布料。她请人将布料缝制成了一件工作服，放在医院供医护人员们使用。
虽然经常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但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病人们全然地信任着医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交付给医生处理，而医生也总是竭尽所能去救助。蒋励体验到了职业生涯当中最纯粹的医患关系，也找回了当初救死扶伤的初心。
蒋励在阿富汗工作的那段时间，男友正在英国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帮女友缓解压力，他特意发来马友友演奏的大提琴曲。那是一首宁静的乐曲，蒋励常在睡前戴上耳机听，用心与安宁的音乐共处，希望能忘记外界的暴乱和战争。“如果没有战乱，一切该有多么美好，原来之前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对这儿的人们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回国后，蒋励与男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不久，她又被派往巴基斯坦的一家医院工作。在那里，她遇到了更多产妇大出血的情况，这和当地诊所大量使用催产素有关。蒋励在任务结束后，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领域的硕士学位。她说：“好的医术能够救很多的人，但是好的医疗政策能够救更多的人。所以在专业技能之外，我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2016年11月，蒋励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重新回到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因为见证过太多婴儿的诞生，她也产生了生个孩子的想法。虽然已经结束了在无国界医疗组织的工作，但她依然惦念着那些需要医疗援助的人。她的長远梦想便是等孩子长大之后，和先生一起去非洲或者缅甸开一家诊所，为那些需要医疗服务的人提供帮助。
编辑 尼尼威
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
2009年，蒋励从北大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入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为妇产科医生。那时，她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未婚夫，他也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
刚刚考入医学院的时候，蒋励和同学们曾在老师的见证下庄严宣誓：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作带给蒋励的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她总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这种不够，并不是说工作量不够大或者工作起来不够努力，而是说她能发挥的能量不够大。医院的环境非常好，病人们享受着丰富的医疗资源。“他们周围环绕着许多优秀的医生，多我一个或者少我一个都没有太大的影响。”蒋励说。
蒋励的未婚夫也是一位医疗工作者，两人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他们一致认为，一个好医生应当致力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给资源匮乏的地区带去希望。两人甚至约定，有机会去偏远地区开一间小诊所，最大限度地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
早在读书时，蒋励就听说过“无国界医生”这个职业，虽然心向往之，但却一直觉得该职业距离自己非常遥远。参加工作后，蒋励发现自己的师姐兼上司屠铮竟然是内地首位参与无国界海外救援项目的医生。蒋励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正值屠铮参加完项目回国。从屠铮那里，蒋励听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灵魂也为之震颤。
几年过去了，蒋励已经成为产科的主治医生，专业技能也日臻纯熟，她感觉自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于是申请加入无国界医疗组织。2013年，她辞去工作，如愿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
赴香港参加培训后，蒋励很快接到一项任务——前往阿富汗霍斯特妇产医院，为当地孕产妇提供医疗服务。在旁人看来，舍弃稳定的工作与平静的生活奔赴战乱之地，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蒋励认为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决定：“那时我还没有结婚，父母身体安康，生活相对比较轻松，没有太多责任的羁绊，所以，我是最好的人选。”
竭尽所能去对抗无力感
抵达阿富汗之后，蒋励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情况远比想象中更复杂。医院毗邻当地警察局，武装反对派经常突袭警局，医院便常常受到连累。女性医生外出时，除了要躲避炮火和流弹，还必须用头巾遮挡头发和脸庞，否则很容易遭到极端武装分子的袭击。
虽然处境艰险，但蒋励没有时间去担忧自己的安全，她要集中精神应对繁重的工作。在北京，一所医护人员充足的三甲医院每月最多接诊200位产妇，但在霍斯特的妇产医院，每月都有1300位产妇前来分娩，而全院只有两名专业的妇产科医生。
产妇密密麻麻地涌向医院，婴儿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待产室里装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产妇就在车上生、地上生。蒋励和另一位医生要做的就是打起精神随时随地接生，她们平均每天还要进行8至10台剖宫产手术，并且还要见缝插针地培训当地的妇产科医生和医护人员。
依照当地习俗，信众每天要进行5次祈祷，一到固定时间，哪怕病人还躺在病床上，当地的医护人员也要齐齐地停下手中工作，跪在地上开始虔诚祈祷。这是蒋励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她要死死盯住那些重症病人，以防发生意外。有一次她累极了，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而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查看病人们的状况，确保她们没有在自己昏倒的时间里发生危险。
蒋励所在的医院是一处临时医疗点，设施非常简陋，医院里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止血纱布和应急呼吸机，医护人员也非常缺乏。蒋励在工作中，时常被沉重的無力感裹挟。
有一次，医院接生了一名严重窒息的婴儿，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孩子依然没有明显的生命迹象。按照流程，此时应当放弃抢救，但蒋励却不愿相信孩子已经死了。她用力捏着急救用的呼吸气囊，一下又一下。“我总觉得也许孩子只是被一口痰噎着，加把劲儿就能哭出来，可奇迹就是不出现。”就这样坚持了30多分钟，孩子的奶奶走了过来。老人轻轻拿走了蒋励手中的气囊，捧着她的脸说了几句话。蒋励不懂当地语言，只听懂了“安拉”一词。她知道，老人是在安慰她，告诉她孩子被真主安拉带走了，她已经尽力了。那一刻，蒋励泪流满面。
在阿富汗行医期间，蒋励接诊的孕产妇中没有一例死亡，但她还是有遗憾。某日，有位怀孕7个月的孕妇出现产前出血症状，危及生命，但医院的血库里却没有存血。为了救助这名孕妇，蒋励和医护人员们开始号召邻近村子里的村民献血，还借来了村里提醒信众做礼拜用的大喇叭进行广播，鼓励大家献血救人。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筹集了足够的血液，但即便是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方案，产妇依然没有脱离危险，蒋励不得不考虑为对方切除子宫。在北京的时候，蒋励从未主刀过这种手术，并且产妇的身体结构和常人不同，手术一旦发生失误，就会引发一系列肾脏疾病。在当地，无法生育的女性会备受歧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蒋励根本不会考虑为病人切除子宫。但这一次，她别无选择。
顶着巨大压力，蒋励完成了手术，但产妇的身体状况依然很不乐观。蒋励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仍然救不了一个人，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在纯粹的关系中看见初心
有一次，蒋励负责接生一对双胞胎，第一个胎儿顺利分娩后，第二个胎儿变成了横位。蒋励当机立断，迅速对产妇实施了宫内倒转，婴儿出生后，她又迅速对缺氧的婴儿采取了心肺复苏措施，终令母子均安。这一切，都被产妇家的老人看在眼中。
第二日，老人送来一块蓝色布料。在当地，普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一块布就是非常珍贵的财产。蒋励知道，这样的心意不能推却，她郑重地收下了布料。她请人将布料缝制成了一件工作服，放在医院供医护人员们使用。
虽然经常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但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病人们全然地信任着医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交付给医生处理，而医生也总是竭尽所能去救助。蒋励体验到了职业生涯当中最纯粹的医患关系，也找回了当初救死扶伤的初心。
蒋励在阿富汗工作的那段时间，男友正在英国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帮女友缓解压力，他特意发来马友友演奏的大提琴曲。那是一首宁静的乐曲，蒋励常在睡前戴上耳机听，用心与安宁的音乐共处，希望能忘记外界的暴乱和战争。“如果没有战乱，一切该有多么美好，原来之前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对这儿的人们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回国后，蒋励与男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不久，她又被派往巴基斯坦的一家医院工作。在那里，她遇到了更多产妇大出血的情况，这和当地诊所大量使用催产素有关。蒋励在任务结束后，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领域的硕士学位。她说：“好的医术能够救很多的人，但是好的医疗政策能够救更多的人。所以在专业技能之外，我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2016年11月，蒋励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重新回到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因为见证过太多婴儿的诞生，她也产生了生个孩子的想法。虽然已经结束了在无国界医疗组织的工作，但她依然惦念着那些需要医疗援助的人。她的長远梦想便是等孩子长大之后，和先生一起去非洲或者缅甸开一家诊所，为那些需要医疗服务的人提供帮助。
编辑 尼尼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