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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一早，当李光耀逝世的消息传来，李慧敏心里还是泛起一阵感伤。她是新加坡媒体人，70后，刚出版自传《成长在李光耀时代》，“尽管对他的政策、作风不敢苟同，但是尊敬他为了新加坡所做的一切”。
小时候，李慧敏曾学过一篇课文《Father Knows Best》（爸爸最清楚），说一个小男孩本想出海游玩，却被父亲极力阻止。后来，天气巨变让其他小朋友丧生，只有被父亲关在家的孩子安然无恙。这位威严而睿智的爸爸，不就是国家父亲李光耀的形象吗？
如今，这位像神一样的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50岁的新加坡漫画家刘夏宗，准备在这天晚上去总统府前献上一束白花。七八年前，他曾受邀去总统府参加晚宴，李光耀坐在旁边一桌。那时，李光耀穿着一件普通衬衫，没有扎领带，身体看上去仍十分硬朗。
刘夏宗说自己一直被他影响着，“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几乎都有李光耀的影子。”
“白纸上印着奇形怪状的图案，问着在我看来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如在这个圆圈之后，将轮到哪个圆圈出现？在我的认知里，世界千奇百怪，哪来什么规律？”李慧敏在书中说。
她说的，是名为天才测试的鉴别考试。每年8月，所有3年级学生均可参加。第一轮筛选，考英语和数学;第二轮是选拔，考一般能力，最终全国约500人能升入天才班学习。这项工作，由天才教育处专门负责。如果家长不让孩子参加选拔考试，还需要书面说明理由。
天才测试后不久，就是小学三年级分流考试，自1979年推出。按考试成绩，孩子们被分入3种不同的班级。第一种是普通3年高班小学教育，要学习两门语言，3年后考试，人最多，课业也最重;第二种是延长双语班，再读5年才可以毕业;至于第三种，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单语班”，只学习一种语言：英语。
学校是李慧敏接触的第一个社会空间。从这时起，她就清楚地认识到人是分等级的。上世纪80年代，她上小学、中学时的记忆，似乎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应付分流考试，要努力避免自己被分出去。
“你看看那些上延长班的学生，他们就是因为三年级考试不及格，所以留级，以后都进不了中学。你们要像他们那样吗？”一位老师曾这样激励李慧敏和同学们。
李慧敏非常害怕被编入延长课程，“因为那不是被延长的童年，而是被延长的痛苦和羞辱”。
甚至于，小学六年级离校时，孩子们还要再一次分流：成绩最优秀的在特别班，约一半以上在快捷班，剩下的就是普通班了。
等到1991年，李慧敏上高中时，新加坡教育部终于对分流制度做出改革，分流年级挪后一年，取消小学延长班制度，代之以EM1、EM2、EM3。EM3学生成绩最差，曾被一部电影称为“烂苹果”。2008年，新加坡对分流制度再次进行改革，但分流考试制度始终被保留。
上高中时，李慧敏的中文成绩非常好。那时候的华文课程依难度不同，分为高级华文、基础华文和华文B。她希望修读高级华文，不料遭到拒绝——她所在的学校不是精英学校，她没有资格学习高级华文，“这便是精英与分流制度带给我的伤害”，成年后的李慧敏发现。
小时候，李慧敏曾听李光耀举过一个珍宝飞机的例子。他说，新加坡人才非常缺乏，如果占据社会中流砥柱地位的300人集中在一架珍宝飞机上，如果飞机不幸坠毁，那么新加坡社会就完了。
李光耀一贯主张，新加坡必须实行任人唯贤的精英制度。少数经过特殊挑选和培养的高素质、高智商、受过良好教育、道德完善、人格健全、体魄健康的杰出人士，应该加入文官服务和参政治国的行列。
分流最终是为了选拔精英。为此，政府设立奖学金制度，包括各级政府奖学金、总统奖学金得主和武装部队奖学金等等。对获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安排政府需要的专业，帮助完成学业，有的还送出国去深造，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政府服务若干年。
这些奖学金得主们，往往十分傲慢。李慧敏曾接触过一位，从英国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构工作的男人。“聚会中，他先问清楚每个人的底细，如什么学校毕业，是否持奖学金，等等。最后，他只选择跟其他奖学金得主交谈”，她对此印象深刻。
李光耀相信，人的资质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他曾以10年前的中学成绩，奚落过一位优选人;他看到1983年只有38%的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之后，次年便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精英意识就这样贯穿始终。
2013年1月18日，英国艺术家马克·奎因的铜铁雕塑作品“星球”在新加坡滨海湾花园亮相。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新加坡除了经济飞速发展之外，文化、法治、社会福利等多方面也取得不小的成绩。摄影/WongMaye-E
如果不成为精英，便会被别人赶超。每个新加坡人的生活都是讲求实效、不落人后。渐渐地，“Kiasu”成为新加坡人的口头禅，这是闽南语中“怕输”的意思。在新加坡甚至流传着一段广告词，“谁怕谁，乌龟怕铁锤。问问新加坡人最怕什么？不怕天，不怕地，就怕输。我们都是Mr. Kiasu……”
为此，刘夏宗创作了一个漫画人物：“怕输先生”。他将这个人物设定为一位大学生，板寸头，戴眼镜，扎领带。看上去和蔼可亲，私底下害怕落后、要强心切，偷偷琢磨不少心思。
比如，有一集漫画是这样的：学校有场讲演，一部分学生拿着笔记本记录，不停抄写;还有一部分学生带了录音机，全程记录;只有“怕输先生”，动用了一台体积极其庞大的摄像机（画于上世纪90年代），震惊全场！ 漫画从1985年起连载了十年，成为新加坡的最畅销漫画之一。刘夏宗形容，“因为它刚好搭上了社会的一条脉”。不过，有一次签售，他被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骂了十分钟：“你把新加坡人的丑态表露无余！”
刘夏宗并不恼怒，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拥有自嘲的能力。他创作这些漫画，正是希望在注重效率的西方模式之外，新加坡还应该找到一种注重慢性的、从容生活的东方模式。
如今，李慧敏已注意到，李显龙领导的政府似乎开始反省，继续强化精英概念将分化国民、造成怨恨情绪，他正试图改变现状。不过，政府招聘广告上，仍还是要求应征者具备“良好的”大学文凭。
小学时，叛逆的刘夏宗跟几位臭味相投的朋友，最喜欢聚集在校园的角落里轮流出“馊主意”。这些主意需要一下子很轰动，又要恰到好处不至于被追究。
他很早对漫画感兴趣，最头疼的是数学。他形容班上有三派学生，第一派是聪明、学心刻苦的孩子;第二派是被认为愚笨的;第三派是懒惰的、没有心思学习的。第一派人最多，而他则属于“无可救药而没有威胁感”的第三派。
他出生于1964年，念完中学时，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才刚刚启动——这让他幸运脱逃。
有一次，他因为忘记带课本被老师罚站，站在门口听课。他一直很不解，“如果我忘记带一个东西，是因为记忆不好;可如果罚站，跟记忆不好有什么关系？”
还有排队。哪怕只是经过一条3米长的走廊，老师们还要求学生们全部排队，从这边走到那边，“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
在新加坡，一切都极有秩序、按部就班。这依靠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起的众多公众教育运动，如“礼貌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公路安全运动”“吃冰冻猪肉运动”“改变饮食习惯运动”等等。
为了推行这些运动，媒体进行宣传，有奖比赛，还有罚款、监禁等强硬手段。比如，乱丢垃圾，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甚至在某些地方，骑自行车从桥下过去，会被罚款1000新元。曾有说法是，新加坡是“A fine place”，意思是，这是一个美好之地，也是一个罚款之地。
高中时，刘夏宗特别喜欢嚼口香糖。一包10片，一天能嚼3包。有一次唱国歌，他仍然在嚼口香糖，不料被校长发现口型不对，因为这个，他被拎出来单独领唱。末了，还被罚扫教室一周。
他28岁那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进口及销售口香糖的禁令。他听说，是因为一些缺乏公德意识的人将口香糖粘到了地铁线路的传感器，让列车无法正常运行，造成安全隐患。乱丢口香糖残渣的，初次发现将被罚款1000新元，再犯则可能是2000元甚至5000元高额罚款。
刘夏宗没有被罚过款。在新加坡，没有地方买口香糖、没有人吃，他每次出国，都会报复性地买一包口香糖回来。不过，如果嚼着口香糖遇上警察，他也不敢吐。再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口香糖无趣了。
如今，他的头发蓄至肩际。时间倒回三十年前，这样也不被允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防止与吸毒等不良嗜好画上等号的“嬉皮士文化”入侵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项运动，呼吁男性不要蓄长发。
据说，推行“讲华语运动”时，政府规定华族学生的英文名以汉语拼音而非方言音译登记，还让一些学生一时认不出自己的名字。
李光耀相信刑罚的力量。他在回忆录中说起，即便是在1944至1945年那种吃不饱的年代里，因为日军刑罚严厉，也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那种阻吓作用非常有效”。至于新加坡政府做出的这类“劝人向善”运动，由于事无巨细，曾被人戏称为“保姆之邦”。
对此，刘夏宗常常觉得矛盾。花园城市的美誉、教养与文明，正是李光耀治下发生的改变;然而，体制过于健全，又显得太过平淡。
现在的每个周六日，他常常一个人去新加坡芽笼区喝茶。那儿有美食、教堂、寺庙，也有合法红灯区，被认为是新加坡最不文明的一个区，却也是在他看来最人性化的一个区。他看着不同种族的人们在那儿游荡，甚至曾经亲眼目睹过一起杀人案。
“创意来自于凌乱的、没有秩序的思维。”他认为，如今，他的生活得随性自在，庆幸自己没有陷入规矩的泥沼。
他曾看过一部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这部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已经开始在反省这个过于有序的社会。电影的开头没有声音，只在银幕上推出一排文字：“电影就要放映，请大家安静！”接着又推出一排文字： “请大家关掉手机。”然后又一排排地推出下列文字：“能不能来点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谢谢”。
最后，银幕上推出一排更大的文字：“你们为什么这么听话？”
小时候，李慧敏是众多的“木屋小孩”之一。她和家人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屋顶用锌板覆盖。遇到大雨时，需要找出大大小小的水桶、面盆放在漏水处接着，颇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味道。
1959年，新加坡实现自治时，市区有84%的家庭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区，其中4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之内。直到196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居者有其屋”政策，正式开启新加坡的“组屋时代”。
这些杂乱无章的房子被逐步拆除，李慧敏的父母搬近了新镇里的一室一厅式租赁组屋;又过了五六年后，父母终于花了几万新元，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组屋，李慧敏也由此实现了拥有自己独立房间的梦。
政府的设计十分贴心：组屋一层被架空，与各楼的回廊相连。配有坐椅，供人休憩聊天。户外花园、凉亭、健身路径、儿童游乐场一应俱全。另外，如果子女申购与父母相近的组屋，会有津贴;民族比例也被严格限定，促使不同民族融合，也防止抱团与冲突……
“由于有八成以上的新加坡人住在组屋里，组屋已经成为新加坡人生活和身份的一部分”，李慧敏在《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中这么写。2011年大选投票日那天，她问邻居大妈投了谁一票，大妈的回答是“谁给我房子我就投谁”。
李慧敏由此感慨，对于父母辈及更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来说，尽管他们对李光耀领导的政府有颇多牢骚，但或多或少还是抱着感恩的心态。至于年轻一代，尽管有诸多考量，但组屋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
有一次，她问一位朋友，“你们会不会因为所居住的组屋老旧，迫切需要翻新，而不敢投在野党？”朋友很是犹豫，同样反问李慧敏。李慧敏有些心虚：“那就……等翻新完了再投在野党吧！”
“新加坡人民和政府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大家抱怨政府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却样样事情都指望它的帮助，生活中不能没有它。政府呢？一方面希望人民不要太依靠它，另一方面却什么事情都安排得妥帖周到，害怕放手了，天下就大乱”，李慧敏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
她出生以来，从没在新加坡经历过街头游行示威。在出租车上、在组屋楼下的咖啡店，有人会激动地批评政府，但是从不敢公开发表——因为聪明的新加坡人，“在权衡得失后发现，为了不满而牺牲本来的舒适生活，并非明智之举”。
李慧敏将它归结为“政治无力感所造成的冷漠心态”。她反省自己也是如此——在写完《成长在李光耀时代》这本书后，她对政府的埋怨减轻了，心情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了。
2014年5月，新加坡人鄞义林通过博客发表了一篇质疑公积金制度的文章《你的公积金到哪里去了？》，涉嫌影射总理李显龙挪用公积金款项。之后，李显龙对鄞义林发出律师函警告，最后对他提起控告。
李慧敏站在鄞义林这边，她认为包括公积金制度在内的各项国家制度都应该被拿出来讨论，而不是以法律让反对者闭嘴。李慧敏注意到，身在新媒体时代的反对者，鄞义林的处境已经比之前好了很多。虽然他被革职，但已募集到近10万新币作为律师费。
“人们已经慢慢开始反省，但改变是逐渐发生的。”李慧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本书的最后，她是这样结尾的：
“我期待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但不期待另一个强人的出现。虽然偶尔会想念过去单纯的社会，但我期待到来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年代。”
小时候，李慧敏曾学过一篇课文《Father Knows Best》（爸爸最清楚），说一个小男孩本想出海游玩，却被父亲极力阻止。后来，天气巨变让其他小朋友丧生，只有被父亲关在家的孩子安然无恙。这位威严而睿智的爸爸，不就是国家父亲李光耀的形象吗？
如今，这位像神一样的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50岁的新加坡漫画家刘夏宗，准备在这天晚上去总统府前献上一束白花。七八年前，他曾受邀去总统府参加晚宴，李光耀坐在旁边一桌。那时，李光耀穿着一件普通衬衫，没有扎领带，身体看上去仍十分硬朗。
刘夏宗说自己一直被他影响着，“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几乎都有李光耀的影子。”
人是分等级的
“白纸上印着奇形怪状的图案，问着在我看来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如在这个圆圈之后，将轮到哪个圆圈出现？在我的认知里，世界千奇百怪，哪来什么规律？”李慧敏在书中说。
她说的，是名为天才测试的鉴别考试。每年8月，所有3年级学生均可参加。第一轮筛选，考英语和数学;第二轮是选拔，考一般能力，最终全国约500人能升入天才班学习。这项工作，由天才教育处专门负责。如果家长不让孩子参加选拔考试，还需要书面说明理由。
天才测试后不久，就是小学三年级分流考试，自1979年推出。按考试成绩，孩子们被分入3种不同的班级。第一种是普通3年高班小学教育，要学习两门语言，3年后考试，人最多，课业也最重;第二种是延长双语班，再读5年才可以毕业;至于第三种，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单语班”，只学习一种语言：英语。
学校是李慧敏接触的第一个社会空间。从这时起，她就清楚地认识到人是分等级的。上世纪80年代，她上小学、中学时的记忆，似乎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应付分流考试，要努力避免自己被分出去。
“你看看那些上延长班的学生，他们就是因为三年级考试不及格，所以留级，以后都进不了中学。你们要像他们那样吗？”一位老师曾这样激励李慧敏和同学们。
李慧敏非常害怕被编入延长课程，“因为那不是被延长的童年，而是被延长的痛苦和羞辱”。
甚至于，小学六年级离校时，孩子们还要再一次分流：成绩最优秀的在特别班，约一半以上在快捷班，剩下的就是普通班了。
等到1991年，李慧敏上高中时，新加坡教育部终于对分流制度做出改革，分流年级挪后一年，取消小学延长班制度，代之以EM1、EM2、EM3。EM3学生成绩最差，曾被一部电影称为“烂苹果”。2008年，新加坡对分流制度再次进行改革，但分流考试制度始终被保留。
上高中时，李慧敏的中文成绩非常好。那时候的华文课程依难度不同，分为高级华文、基础华文和华文B。她希望修读高级华文，不料遭到拒绝——她所在的学校不是精英学校，她没有资格学习高级华文，“这便是精英与分流制度带给我的伤害”，成年后的李慧敏发现。
“怕输先生”
小时候，李慧敏曾听李光耀举过一个珍宝飞机的例子。他说，新加坡人才非常缺乏，如果占据社会中流砥柱地位的300人集中在一架珍宝飞机上，如果飞机不幸坠毁，那么新加坡社会就完了。
李光耀一贯主张，新加坡必须实行任人唯贤的精英制度。少数经过特殊挑选和培养的高素质、高智商、受过良好教育、道德完善、人格健全、体魄健康的杰出人士，应该加入文官服务和参政治国的行列。
分流最终是为了选拔精英。为此，政府设立奖学金制度，包括各级政府奖学金、总统奖学金得主和武装部队奖学金等等。对获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安排政府需要的专业，帮助完成学业，有的还送出国去深造，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政府服务若干年。
这些奖学金得主们，往往十分傲慢。李慧敏曾接触过一位，从英国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构工作的男人。“聚会中，他先问清楚每个人的底细，如什么学校毕业，是否持奖学金，等等。最后，他只选择跟其他奖学金得主交谈”，她对此印象深刻。
李光耀相信，人的资质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他曾以10年前的中学成绩，奚落过一位优选人;他看到1983年只有38%的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之后，次年便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精英意识就这样贯穿始终。
如果不成为精英，便会被别人赶超。每个新加坡人的生活都是讲求实效、不落人后。渐渐地，“Kiasu”成为新加坡人的口头禅，这是闽南语中“怕输”的意思。在新加坡甚至流传着一段广告词，“谁怕谁，乌龟怕铁锤。问问新加坡人最怕什么？不怕天，不怕地，就怕输。我们都是Mr. Kiasu……”
为此，刘夏宗创作了一个漫画人物：“怕输先生”。他将这个人物设定为一位大学生，板寸头，戴眼镜，扎领带。看上去和蔼可亲，私底下害怕落后、要强心切，偷偷琢磨不少心思。
比如，有一集漫画是这样的：学校有场讲演，一部分学生拿着笔记本记录，不停抄写;还有一部分学生带了录音机，全程记录;只有“怕输先生”，动用了一台体积极其庞大的摄像机（画于上世纪90年代），震惊全场！ 漫画从1985年起连载了十年，成为新加坡的最畅销漫画之一。刘夏宗形容，“因为它刚好搭上了社会的一条脉”。不过，有一次签售，他被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骂了十分钟：“你把新加坡人的丑态表露无余！”
刘夏宗并不恼怒，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拥有自嘲的能力。他创作这些漫画，正是希望在注重效率的西方模式之外，新加坡还应该找到一种注重慢性的、从容生活的东方模式。
如今，李慧敏已注意到，李显龙领导的政府似乎开始反省，继续强化精英概念将分化国民、造成怨恨情绪，他正试图改变现状。不过，政府招聘广告上，仍还是要求应征者具备“良好的”大学文凭。
制定规矩
小学时，叛逆的刘夏宗跟几位臭味相投的朋友，最喜欢聚集在校园的角落里轮流出“馊主意”。这些主意需要一下子很轰动，又要恰到好处不至于被追究。
他很早对漫画感兴趣，最头疼的是数学。他形容班上有三派学生，第一派是聪明、学心刻苦的孩子;第二派是被认为愚笨的;第三派是懒惰的、没有心思学习的。第一派人最多，而他则属于“无可救药而没有威胁感”的第三派。
他出生于1964年，念完中学时，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才刚刚启动——这让他幸运脱逃。
有一次，他因为忘记带课本被老师罚站，站在门口听课。他一直很不解，“如果我忘记带一个东西，是因为记忆不好;可如果罚站，跟记忆不好有什么关系？”
还有排队。哪怕只是经过一条3米长的走廊，老师们还要求学生们全部排队，从这边走到那边，“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
在新加坡，一切都极有秩序、按部就班。这依靠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起的众多公众教育运动，如“礼貌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公路安全运动”“吃冰冻猪肉运动”“改变饮食习惯运动”等等。
为了推行这些运动，媒体进行宣传，有奖比赛，还有罚款、监禁等强硬手段。比如，乱丢垃圾，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甚至在某些地方，骑自行车从桥下过去，会被罚款1000新元。曾有说法是，新加坡是“A fine place”，意思是，这是一个美好之地，也是一个罚款之地。
高中时，刘夏宗特别喜欢嚼口香糖。一包10片，一天能嚼3包。有一次唱国歌，他仍然在嚼口香糖，不料被校长发现口型不对，因为这个，他被拎出来单独领唱。末了，还被罚扫教室一周。
他28岁那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进口及销售口香糖的禁令。他听说，是因为一些缺乏公德意识的人将口香糖粘到了地铁线路的传感器，让列车无法正常运行，造成安全隐患。乱丢口香糖残渣的，初次发现将被罚款1000新元，再犯则可能是2000元甚至5000元高额罚款。
刘夏宗没有被罚过款。在新加坡，没有地方买口香糖、没有人吃，他每次出国，都会报复性地买一包口香糖回来。不过，如果嚼着口香糖遇上警察，他也不敢吐。再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口香糖无趣了。
如今，他的头发蓄至肩际。时间倒回三十年前，这样也不被允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防止与吸毒等不良嗜好画上等号的“嬉皮士文化”入侵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项运动，呼吁男性不要蓄长发。
据说，推行“讲华语运动”时，政府规定华族学生的英文名以汉语拼音而非方言音译登记，还让一些学生一时认不出自己的名字。
李光耀相信刑罚的力量。他在回忆录中说起，即便是在1944至1945年那种吃不饱的年代里，因为日军刑罚严厉，也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那种阻吓作用非常有效”。至于新加坡政府做出的这类“劝人向善”运动，由于事无巨细，曾被人戏称为“保姆之邦”。
对此，刘夏宗常常觉得矛盾。花园城市的美誉、教养与文明，正是李光耀治下发生的改变;然而，体制过于健全，又显得太过平淡。
现在的每个周六日，他常常一个人去新加坡芽笼区喝茶。那儿有美食、教堂、寺庙，也有合法红灯区，被认为是新加坡最不文明的一个区，却也是在他看来最人性化的一个区。他看着不同种族的人们在那儿游荡，甚至曾经亲眼目睹过一起杀人案。
“创意来自于凌乱的、没有秩序的思维。”他认为，如今，他的生活得随性自在，庆幸自己没有陷入规矩的泥沼。
他曾看过一部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这部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已经开始在反省这个过于有序的社会。电影的开头没有声音，只在银幕上推出一排文字：“电影就要放映，请大家安静！”接着又推出一排文字： “请大家关掉手机。”然后又一排排地推出下列文字：“能不能来点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谢谢”。
最后，银幕上推出一排更大的文字：“你们为什么这么听话？”
组屋如何与自由共存
小时候，李慧敏是众多的“木屋小孩”之一。她和家人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屋顶用锌板覆盖。遇到大雨时，需要找出大大小小的水桶、面盆放在漏水处接着，颇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味道。
1959年，新加坡实现自治时，市区有84%的家庭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区，其中4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之内。直到196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居者有其屋”政策，正式开启新加坡的“组屋时代”。
这些杂乱无章的房子被逐步拆除，李慧敏的父母搬近了新镇里的一室一厅式租赁组屋;又过了五六年后，父母终于花了几万新元，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组屋，李慧敏也由此实现了拥有自己独立房间的梦。
政府的设计十分贴心：组屋一层被架空，与各楼的回廊相连。配有坐椅，供人休憩聊天。户外花园、凉亭、健身路径、儿童游乐场一应俱全。另外，如果子女申购与父母相近的组屋，会有津贴;民族比例也被严格限定，促使不同民族融合，也防止抱团与冲突……
“由于有八成以上的新加坡人住在组屋里，组屋已经成为新加坡人生活和身份的一部分”，李慧敏在《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中这么写。2011年大选投票日那天，她问邻居大妈投了谁一票，大妈的回答是“谁给我房子我就投谁”。
李慧敏由此感慨，对于父母辈及更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来说，尽管他们对李光耀领导的政府有颇多牢骚，但或多或少还是抱着感恩的心态。至于年轻一代，尽管有诸多考量，但组屋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
有一次，她问一位朋友，“你们会不会因为所居住的组屋老旧，迫切需要翻新，而不敢投在野党？”朋友很是犹豫，同样反问李慧敏。李慧敏有些心虚：“那就……等翻新完了再投在野党吧！”
“新加坡人民和政府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大家抱怨政府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却样样事情都指望它的帮助，生活中不能没有它。政府呢？一方面希望人民不要太依靠它，另一方面却什么事情都安排得妥帖周到，害怕放手了，天下就大乱”，李慧敏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
她出生以来，从没在新加坡经历过街头游行示威。在出租车上、在组屋楼下的咖啡店，有人会激动地批评政府，但是从不敢公开发表——因为聪明的新加坡人，“在权衡得失后发现，为了不满而牺牲本来的舒适生活，并非明智之举”。
李慧敏将它归结为“政治无力感所造成的冷漠心态”。她反省自己也是如此——在写完《成长在李光耀时代》这本书后，她对政府的埋怨减轻了，心情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了。
2014年5月，新加坡人鄞义林通过博客发表了一篇质疑公积金制度的文章《你的公积金到哪里去了？》，涉嫌影射总理李显龙挪用公积金款项。之后，李显龙对鄞义林发出律师函警告，最后对他提起控告。
李慧敏站在鄞义林这边，她认为包括公积金制度在内的各项国家制度都应该被拿出来讨论，而不是以法律让反对者闭嘴。李慧敏注意到，身在新媒体时代的反对者，鄞义林的处境已经比之前好了很多。虽然他被革职，但已募集到近10万新币作为律师费。
“人们已经慢慢开始反省，但改变是逐渐发生的。”李慧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本书的最后，她是这样结尾的：
“我期待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但不期待另一个强人的出现。虽然偶尔会想念过去单纯的社会，但我期待到来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