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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
能以义工的身份,
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
为明天出谋划策;
有谁?
能用总商会新一届掌舵人的力量,
对着全港商人发声:
“除了赚钱,还有社会责任”;
有谁?
能在未雨绸缪、慧眼观天下后,
一直冷静、永远变化、不断判断,
让一个民间组织成为特区政府的“御用机构”;
他的名字是胡定旭。
谈医改:洞若观火 了然于胸
1999年,会计师出身的胡定旭先生走进了香港医管局,获委任为医管局成员,短短一年之后,便开始担任医管局财务委员会及中央投标委员会主席,2003年,香港爆发SARS,2004年,胡定旭先生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医管局主席,成功带领医管局度过了SARS爆发后公共医疗所面临的危机。
“在1990年以前,香港医疗以及六万左右的员工基本上是由香港政府负责,而政府机构的事情很多,无法顾及到方方面面,导致了服务水平不高,因此,一个独立的机构——医管局,应运而生。”但是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在医管局服务的十多年时间里,最让胡定旭先生记忆深刻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为了解决医管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胡定旭先生一个人来到伊丽莎白医院,面对一千多位医生员工,和他们对话,“从来没有面对过一千二百人的骂声,那是我一生都难忘的事。”胡定旭先生说,“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场很好的经验。”
这次经历之后,胡定旭先生跟几个公会一起握手,达成了一个协议,推动了医管局的文化归属感,提升了医生员工的归属感。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他就一个人走到医院,看看基层员工,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他们解决问题。多年以来,香港医疗水平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成绩有目共睹。
转眼之间,胡定旭先生服务于香港医管局已经十一年了,一星期七天,他将其中的多数时间用在了医管局的工作上,他笑言:“最了解香港这边医疗情况的人是我。”2008年,胡定旭先生作为唯一一个非医生,且非内地人的身份出任他个人生涯的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医疗卫生局),为内地的医疗改革建言献策。
胡定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医改是一个很大的过程,内地医改一句话来说就是投入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很多时候农村的问题,身在高层的人未必能够感受得到。医改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基本医疗覆盖全国。内地最基本的问题是投入不够,2009年,中央财政投入1千多个亿,中国13亿人口,平均下来每个人一百块钱不到,而香港投入了400个亿,香港人数七百多万,每个人有5千多块,而且政府每年用GDP的2.6%投入到了医疗,在香港,没有看不起病的人。”
“医院管理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内地总在说‘看病难,看病贵’,其实,好的医院是‘看病难,看病贵’,因为好的医生都集中在好的医院,病人都流向那里,其它医院则较为冷清;其次,医生收入太低,在一些名牌大学,学医的很少,有人说‘做医生,一个月两千块钱,学医干嘛?’;再者,在香港,如果你对医生的一些行为不满意,你可以找不同的渠道投诉,而在内地没有可以投诉的机构,家属不满意,就打,医生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医生的人格得不到尊重,这一切的情况,对国家来说,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胡定旭先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分析中,是他那颗真诚为民的心,还有对祖国强烈企盼。
除此之外,胡定旭先生还勇敢地提出了“尊严死”的方式,他说:“尊严死不同于安乐死,是人们在健康和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尊严死的方式。它不是安乐死,而是人们自愿选择当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没有必要通过呼吸机、心臓电击、气管切开等措施来延缓死亡,而是要平静地、自然地、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2010年7月16日,香港行政长官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再度委任胡定旭先生为医管局主席,任期两年。这是对他的肯定、期望和信任。
说商会:“商界不是只为了赚钱,
还有社会责任”
2010年5月31日,香港总商会进入150岁生日倒计时阶段之际,先迎来了新一届的主席——胡定旭先生,在这一届选举中,他赢得了全票。
香港总商会是香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商界组织,四千多会员来自于香港、内地、欧美和日本等地,遍及各行各业的大中小型企业,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的商界代表,名流巨贾云集,大腕级人马荟萃。在香港商界,很多方案不是政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是香港总商会提出来的,在香港商界,香港总商会的位置举足轻重。
SARS疫情爆发的那段时间,香港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就鼓励商会会员拿出一部分钱,刺激了经济;金融海啸发袭来的时候,他们率先提出了大学生实习计划,为大学生提供了就业机会,缓解了社会压力。胡定旭先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商界不是只为了赚钱,还有社会责任。”他这样说,更是用行动履行了他的社会责任。
胡定旭先生非常注重引导青少年,他招聘了一批年轻人,他常跟他们谈话,有一次,胡定旭先生听到他们在忿忿不平地说:“为什么用我们的钱来建高铁,来讨好政府?”闻及此,胡定旭先生问:“你今年多大?‘27岁’。银行存了多少钱?‘3万块不到,还算比较好的了。’那你交了多少税?”见他们没有说话,胡定旭先生接着说:“我当年每月3万块,6年200多万,我21岁出来工作,到现在已经交了34年的税了,我交的税比你们多多少?我现在已经接近退休了,高铁建成,对我个人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你们还年轻,以后广东到香港20几分钟,对整个物流、人流都有好处,对你有很大的好处,对你将来的孩子有很大的好处。”一场理性的谈话下来,他们没有了激进的想法,都想得透彻,看得深远了。
胡定旭先生常鼓励年轻人以及各行各业人士参与政策性的讨论。他说:“香港如果80%的不出声,各干各的,医生做好医生的事,律师做好律师的事,这样如何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和进步?我们身在社会中,不能什么都不说,多听别人的意见,多讲自己的意见。”因为社会是大家的。
作为总商会新一届掌舵人,胡定旭先生要做的就是大力发声,为香港缔造更美好的生活和营商环境。
论智经: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看未来
胡定旭先生的成功在于他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知道真正的知识通道后,是要实实在在为百姓、为政府做点事的。
2006年3月,胡定旭与陈德霖及李金鸿创办智经研究中心。智经研究中心自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是站立在一个宏观的角度研究政府、百姓关注的问题。智经研究中心被称为政府、特首的“御用机构”, 智经的研究报告,则会被当作政府的施政预言。由特首的“十大基建”到“六大优势产业”,以至国务院《珠三角规划纲要》中关于粤港合作的部分, 都可看到“智经制造”的影子。
“但是我们是独立的,我们坚定的原则第一是,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影响;第二,跟政府有交往,让智经发挥作用;第三,有自己的目标,政府正确的支持和肯定,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也会提出和批评。”胡定旭先生说。
智经研究中心与世界各地的智库一样,智经通过出版书籍及发表文章等不同形式,让公众更了解智经观点及研究结果。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就是深港合作的问题。智经建议深圳户籍居民可“一签多行”游港,人民币贸易结算,当时大多数人不仅不以为然、不屑一顾,认为是不可能的,还迎来了很多的骂声,但是到了几年后的现在都成了事实。
为了增强香港未来的竞争力,胡定旭先生第一个提出了一个“生养大都会”的建议,他分析说:“现在,香港每8个人中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了2033年,每4个人中便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1个21岁以下的人,23年以后,香港的竞争力从何而来?现在香港才700多万人,应该达到2000万人口。”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三十余年的会计生涯,让他习惯了用数据说话,也因此让他的论据更有说服力。
当“珠三角论坛”在香港开展之后的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份《珠三角论坛报告》便从智经研究中心产生,胡定旭先生等人再次将“第一”摘取,香港特区政府说:“这个报告太重要了,非常有前瞻性。”而之后举行的粤港论坛便是依据这份报告展开的。这份报告不仅在香港、内地引起关注,在欧盟、日本、美国等国家领事也引起了很大反映,韩国电视台、日本电视台等纷纷报道,向他询问有关珠三角的事,他们没有想到珠三角会对整个亚洲、整个世界的布局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胡定旭先生等人正着力研究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的竞争和合作方向,此研究一出,再次招来了不一致的声音:“上海发展了,彼长此消,香港的地位就没有了。”胡定旭先生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两个金融中心是不够的,应该发展更多。”因为他站在全国、全世界的高度,所以看得才远。
当有人提及香港是否会边缘化的时候,胡定旭先生说:“香港是国际化城市,在地理、法治、管治、商业价值等多方面具有优势,只要我们持续地自我改进,就不会被边缘化。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这席话如一支镇定剂,顿时让人心安。
胡定旭先生希望能有更多的老百姓多了解他们的研究,并参与讨论,他要永远面对变化、不停地判断、取舍,长期保持关注和及时总结。
虽然成就斐然,但是胡定旭先生却: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如此豁达,如此脱俗!
胡定旭先生的主要职务或履历
太平绅士
香港医管局主席
香港总商会主席
智经研究中心主席
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曾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及中国区主席
荣获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
能以义工的身份,
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
为明天出谋划策;
有谁?
能用总商会新一届掌舵人的力量,
对着全港商人发声:
“除了赚钱,还有社会责任”;
有谁?
能在未雨绸缪、慧眼观天下后,
一直冷静、永远变化、不断判断,
让一个民间组织成为特区政府的“御用机构”;
他的名字是胡定旭。
谈医改:洞若观火 了然于胸
1999年,会计师出身的胡定旭先生走进了香港医管局,获委任为医管局成员,短短一年之后,便开始担任医管局财务委员会及中央投标委员会主席,2003年,香港爆发SARS,2004年,胡定旭先生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医管局主席,成功带领医管局度过了SARS爆发后公共医疗所面临的危机。
“在1990年以前,香港医疗以及六万左右的员工基本上是由香港政府负责,而政府机构的事情很多,无法顾及到方方面面,导致了服务水平不高,因此,一个独立的机构——医管局,应运而生。”但是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在医管局服务的十多年时间里,最让胡定旭先生记忆深刻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为了解决医管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胡定旭先生一个人来到伊丽莎白医院,面对一千多位医生员工,和他们对话,“从来没有面对过一千二百人的骂声,那是我一生都难忘的事。”胡定旭先生说,“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场很好的经验。”
这次经历之后,胡定旭先生跟几个公会一起握手,达成了一个协议,推动了医管局的文化归属感,提升了医生员工的归属感。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他就一个人走到医院,看看基层员工,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他们解决问题。多年以来,香港医疗水平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成绩有目共睹。
转眼之间,胡定旭先生服务于香港医管局已经十一年了,一星期七天,他将其中的多数时间用在了医管局的工作上,他笑言:“最了解香港这边医疗情况的人是我。”2008年,胡定旭先生作为唯一一个非医生,且非内地人的身份出任他个人生涯的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医疗卫生局),为内地的医疗改革建言献策。
胡定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医改是一个很大的过程,内地医改一句话来说就是投入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很多时候农村的问题,身在高层的人未必能够感受得到。医改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基本医疗覆盖全国。内地最基本的问题是投入不够,2009年,中央财政投入1千多个亿,中国13亿人口,平均下来每个人一百块钱不到,而香港投入了400个亿,香港人数七百多万,每个人有5千多块,而且政府每年用GDP的2.6%投入到了医疗,在香港,没有看不起病的人。”
“医院管理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内地总在说‘看病难,看病贵’,其实,好的医院是‘看病难,看病贵’,因为好的医生都集中在好的医院,病人都流向那里,其它医院则较为冷清;其次,医生收入太低,在一些名牌大学,学医的很少,有人说‘做医生,一个月两千块钱,学医干嘛?’;再者,在香港,如果你对医生的一些行为不满意,你可以找不同的渠道投诉,而在内地没有可以投诉的机构,家属不满意,就打,医生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医生的人格得不到尊重,这一切的情况,对国家来说,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胡定旭先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分析中,是他那颗真诚为民的心,还有对祖国强烈企盼。
除此之外,胡定旭先生还勇敢地提出了“尊严死”的方式,他说:“尊严死不同于安乐死,是人们在健康和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的尊严死的方式。它不是安乐死,而是人们自愿选择当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没有必要通过呼吸机、心臓电击、气管切开等措施来延缓死亡,而是要平静地、自然地、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2010年7月16日,香港行政长官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再度委任胡定旭先生为医管局主席,任期两年。这是对他的肯定、期望和信任。
说商会:“商界不是只为了赚钱,
还有社会责任”
2010年5月31日,香港总商会进入150岁生日倒计时阶段之际,先迎来了新一届的主席——胡定旭先生,在这一届选举中,他赢得了全票。
香港总商会是香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商界组织,四千多会员来自于香港、内地、欧美和日本等地,遍及各行各业的大中小型企业,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的商界代表,名流巨贾云集,大腕级人马荟萃。在香港商界,很多方案不是政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是香港总商会提出来的,在香港商界,香港总商会的位置举足轻重。
SARS疫情爆发的那段时间,香港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就鼓励商会会员拿出一部分钱,刺激了经济;金融海啸发袭来的时候,他们率先提出了大学生实习计划,为大学生提供了就业机会,缓解了社会压力。胡定旭先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商界不是只为了赚钱,还有社会责任。”他这样说,更是用行动履行了他的社会责任。
胡定旭先生非常注重引导青少年,他招聘了一批年轻人,他常跟他们谈话,有一次,胡定旭先生听到他们在忿忿不平地说:“为什么用我们的钱来建高铁,来讨好政府?”闻及此,胡定旭先生问:“你今年多大?‘27岁’。银行存了多少钱?‘3万块不到,还算比较好的了。’那你交了多少税?”见他们没有说话,胡定旭先生接着说:“我当年每月3万块,6年200多万,我21岁出来工作,到现在已经交了34年的税了,我交的税比你们多多少?我现在已经接近退休了,高铁建成,对我个人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你们还年轻,以后广东到香港20几分钟,对整个物流、人流都有好处,对你有很大的好处,对你将来的孩子有很大的好处。”一场理性的谈话下来,他们没有了激进的想法,都想得透彻,看得深远了。
胡定旭先生常鼓励年轻人以及各行各业人士参与政策性的讨论。他说:“香港如果80%的不出声,各干各的,医生做好医生的事,律师做好律师的事,这样如何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和进步?我们身在社会中,不能什么都不说,多听别人的意见,多讲自己的意见。”因为社会是大家的。
作为总商会新一届掌舵人,胡定旭先生要做的就是大力发声,为香港缔造更美好的生活和营商环境。
论智经: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看未来
胡定旭先生的成功在于他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知道真正的知识通道后,是要实实在在为百姓、为政府做点事的。
2006年3月,胡定旭与陈德霖及李金鸿创办智经研究中心。智经研究中心自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是站立在一个宏观的角度研究政府、百姓关注的问题。智经研究中心被称为政府、特首的“御用机构”, 智经的研究报告,则会被当作政府的施政预言。由特首的“十大基建”到“六大优势产业”,以至国务院《珠三角规划纲要》中关于粤港合作的部分, 都可看到“智经制造”的影子。
“但是我们是独立的,我们坚定的原则第一是,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影响;第二,跟政府有交往,让智经发挥作用;第三,有自己的目标,政府正确的支持和肯定,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也会提出和批评。”胡定旭先生说。
智经研究中心与世界各地的智库一样,智经通过出版书籍及发表文章等不同形式,让公众更了解智经观点及研究结果。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就是深港合作的问题。智经建议深圳户籍居民可“一签多行”游港,人民币贸易结算,当时大多数人不仅不以为然、不屑一顾,认为是不可能的,还迎来了很多的骂声,但是到了几年后的现在都成了事实。
为了增强香港未来的竞争力,胡定旭先生第一个提出了一个“生养大都会”的建议,他分析说:“现在,香港每8个人中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了2033年,每4个人中便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1个21岁以下的人,23年以后,香港的竞争力从何而来?现在香港才700多万人,应该达到2000万人口。”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三十余年的会计生涯,让他习惯了用数据说话,也因此让他的论据更有说服力。
当“珠三角论坛”在香港开展之后的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份《珠三角论坛报告》便从智经研究中心产生,胡定旭先生等人再次将“第一”摘取,香港特区政府说:“这个报告太重要了,非常有前瞻性。”而之后举行的粤港论坛便是依据这份报告展开的。这份报告不仅在香港、内地引起关注,在欧盟、日本、美国等国家领事也引起了很大反映,韩国电视台、日本电视台等纷纷报道,向他询问有关珠三角的事,他们没有想到珠三角会对整个亚洲、整个世界的布局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胡定旭先生等人正着力研究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的竞争和合作方向,此研究一出,再次招来了不一致的声音:“上海发展了,彼长此消,香港的地位就没有了。”胡定旭先生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两个金融中心是不够的,应该发展更多。”因为他站在全国、全世界的高度,所以看得才远。
当有人提及香港是否会边缘化的时候,胡定旭先生说:“香港是国际化城市,在地理、法治、管治、商业价值等多方面具有优势,只要我们持续地自我改进,就不会被边缘化。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这席话如一支镇定剂,顿时让人心安。
胡定旭先生希望能有更多的老百姓多了解他们的研究,并参与讨论,他要永远面对变化、不停地判断、取舍,长期保持关注和及时总结。
虽然成就斐然,但是胡定旭先生却: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如此豁达,如此脱俗!
胡定旭先生的主要职务或履历
太平绅士
香港医管局主席
香港总商会主席
智经研究中心主席
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曾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及中国区主席
荣获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