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衰退，企业提前过冬的“背景”之下，职业经理人的生命周期显得格外脆弱，这种脆弱不仅仅是功能性的，也有器质性的，更有点外源性。几十年来，作为一种职业人群，职业经理人的群体在壮大，市场在发展，人气在增加，但作为一种走向成熟的“职业”，似乎还有点勉为其难。有人说，职业经理人都“死”在了路上，也有人说，九成职业经理人难得善终。那么，是哪些因素“摧残”了这项在中国企业生态中本来前景广阔的事业呢？看看这几年来的职业经理人的致命弱点吧。
　　
　　在全球经济衰退，企业提前过冬的“背景”之下，职业经理人的生命周期显得格外脆弱，这种脆弱不仅仅是功能性的，也有器质性的，更有点外源性。几十年来，作为一种职业人群，职业经理人的群体在壮大，市场在发展，人气在增加，但作为一种走向成熟的“职业”，似乎还有点勉为其难。有人说，职业经理人都“死”在了路上，也有人说，九成职业经理人难得善终。那么，是哪些因素“摧残”了这项在中国企业生态中本来前景广阔的事业呢？看看这几年来的职业经理人的致命弱点吧。
　　2005年，郎咸平说，国内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归结为“思维上与合格的经理人有差距，可能更多想到自己的发展，而不是老板、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有助于改变“国退民进”的格局。此时，信托与责任成了指责职业经理人的七寸，也是致命的死穴。
　　2006年，万宝盛华发布了中国的人才悖论白皮书，指称，通过针对全球33000家雇主的调查显示，中高级管理人才的职位空缺在中国比其他国家都更难填补，这直接影响了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管理层级别的流动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25％。“短高管”成了这一年的关键词。当时，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披露，全球2500家大公司主管离职率高达142%。
　　2007年，前程无忧调查显示，高管被动离职率高达35%，美国光辉国际的数字则显示，69%的副总选择离开，“被动离职”与“二把手现象”唱上了经理人市场的主角。
　　曾有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4000位职业经理人的调查显示，三地经理人对自己能力的认可大于对工作的满意度，造成经理人频繁跳槽。数据显示，经理人跳槽次数在3～5次的比例最大，特别是广州，这一比例达到53.8%，北京和上海经理人这一比例达到40%多。
　　职业经理人真是天生一只没有脚的鸟吗？还是天生就该死在路上呢？
　　答案并不简单，在短高管，频繁跳槽这样的表现之后，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企业生态等外源性因素渐渐引起关注。改革开放30年，如果从1994年《公司法》明确了经理人的基本责权，为经理人的职业化提供了法律依据算起，中国职业经理人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史。20年的成长史，为什么职业经理人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职业经理人还常常夭折在路上呢？从信托责任到职业道德，外源性的因素到底起了多大制约作用？从2000年“中国职业经理人第一案——王惟尊案”、陆强华与创维集团对簿公堂等事件起，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外源性事件就源源不断。它在蚕食着稚嫩的职业经理人成长，为走向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摆上了种种障碍。
　　如果说，职业经理人是企业管理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产物。那么，职业经理人的基础是首先应该反思的“红线”。我们的企业成熟了吗？我们的市场经济成熟了吗？我们的董事长、老板成熟了吗？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05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曾对世界上最主要的59个经济体进行了全方位排名，中国在有能力的经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公司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这３项指标中分别排在第59、59和58位，列于榜单之末。如今，三年过去了，我们改变了多少？
　　让我们一起关注，那些夭折的职业经理人，因为，他们事关经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