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这一回我是掉进坑底了。上班的时候，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张当天出版的报纸，不知谁放在我的桌上，但我知道，这是不祥的物件。我拿起來，第四版是一整版批判我的文字。传言变成了事实，是祸躲不过。我眼前发黑，头脑“嗡”的一声，面前的这张报纸像巨大的电影幕布，上面的字都没有了，有的是我这两年经历的一切。
　　最早的根源是一场家庭纠纷。这种纠纷，放到今天几乎不可能有人关心和过问，只是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很紧，我就成了精心寻觅到的活靶子。当时，我还在北京上大学。因为是老三届的“大龄大学生”，我在班上当学生支部书记。毕业前，京城一份有影响力的大报的群工部打电话约我谈话。我到了编辑部，两个岁数不小的女编辑关心起我的家事，还再三询问：“您在信件和日记中说过爱情是需要更新的吗？”我不明事由，回答：“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句话是鲁迅说的。在《伤逝》里，你找得到。”两人对我的回答没兴趣，但这次谈话是不祥之兆。
　　过了两天，接到写诗结识的好友高伐林的电话：“你要有思想准备，有人搞了你的内参。”在那个年头，这几乎就等于医生对你说：“你得癌了，回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高伐林要救我，冒险与我相约，交给我一份复印件。内参是这样的基调：获奖诗人叶某人宣扬爱情必须更新的资产阶级腐朽世界观。与此同时，这张报纸公开开展“爱情必须更新吗？”的大讨论。
　　怎么办？我不能坐等受辱。我找到学院领导袁方。她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大姐，亲自带着有关材料到各个相关领导机构去解释澄清事实，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的学生。她对我说：“195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邵燕祥的诗人是我的同事，我没能保护他。现在，我会尽力保护我的诗人学生。”经过努力，那家报纸的批判活动无疾而终。公开的批判停止了，但为了维护某些机构的面子，我不能在北京就业，必须到外省工作。
　　在同年级的毕业生分配工作结束两个月后，学院派出系主任杨田春将我送到外省省城。在省文院秘书长黎本初的办公室，杨主任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表示如接收我有困难，他将带我回学校。黎秘书长表示愿意接收，完全没问题。我想，移交“战俘”的任务完成了，希望战争结束。
　　现在，报纸就在手上，而且有一家杂志用半本刊物的篇幅搞了个类似批“三家村黑帮”的规模来批判我，还发行了数万册。报纸和刊物上的文章没有点名，所有的暗示都指向我，又不出现我的名字，这就是“政治运动策略”。两年来，从北京到省城，朋友相帮，老师相救，最后，我还是掉进“阶级斗争”最常见的“抓典型”这个坑里了。我必须冷静下来，我得摸清这“坑底”的样子：杀不了头，坐不了牢，最多开除，真开除也不易，这里没一条“现行”，只有言论与思想。连日记和通信都公开了，也就摸到底了，不就是羞辱我，让我没脸见人吗？到底了也好，踏实了。
　　二月河有句话说得真好：“人在最底层有一个好处，就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那些少不更事的日记和书信都被当成羞辱我的利器公之于众了，还能坏到哪里去？掉进坑底只有一条，这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你，你必须对自己有信心。信心就是两句话：不可能更糟了，没有短处捏在别人手里。一是不可能更糟，这就是希望、就是翻身的起点；二是你的命运在自己手里，没有短处再捏在别人手心，这就是向上走的原动力。
　　我知道，整个机关这个时候都看着我。我暗暗地说：“放心吧，我不会是这个秋天的落叶。”报纸上那个批判我的人化名“秋风”。
　　在那些看着我的眼睛中，有一双眼睛。她看着这个从北京发配来的大学生，读完批判他的报纸后，静静地放下报纸，走出机关院门，一个小时后，又回到院子里，理了发，手上还拿着一个包子，边走边吃，回到办公室。这个人几年后成了我的妻子。
　　她不知道，在理发之后，吃包子之前，我还办了一件事。我到对面的省报大楼，找到了群工部部长，对他说：“请转告总编，我要求报社对此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后，我被任命为刊物的副主编。分管的上级领导握着我的手说：“不要再提调查报告了，本来也没有点你的名，任命就是组织上最后的态度嘛。”
　　这就是人生，你从坑里爬出来了，那个坑一辈子没有被你填上，让你常常回味掉进坑里的滋味，让你当心脚下。
　　（摘自《今晚报》图/蜉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