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涌回忆,其实早在1948年夏天,当时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便已接到培训接管公安干部的任务,他随即命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及晋绥分局四个战区的社会部遴选100名优秀干部,火速到西柏坡接受训练。当时刘涌负责抽调干部的工作,为缩短角色转变的时间,他特别挑选了一些文化程度较高并且有公安和情报保卫工作经历的人员。1948年9月,各地选送的100名干部陆续来到黄泥村。训练班开始的时候,李克农又特意从北平调来8名大学生,这样黄泥警校“一百单八将”的名声随即传开。
　　这批参加训练的学员却并不知道他们将要去接管的地方,直到1948年12月14日。晚上,一天的训练科目结束后,所有学员集中到院子里,训练班主任谭正文手持电报,突然告诉大家:“我第四野战军先头部队已经开到了北平市各郊县,围歼国民党部队并积极包围北平,今天已经打下了北平郊区的丰台、长辛店……”院子里群情激动,欢呼雀跃,大家击掌欢庆,一片热闹,直到李克农已经走到讲台前时,院子方才又安静下来。只听他说:“现在我宣布中央的紧急决定,训练班马上结业!”、“你们统统不回原来城市了,一律准备进北平,去接管国民党北平警察局!连夜出发!”
　　15日凌晨三点,这一百多人到达了石家庄,稍事休整后,便又向着保定进发。在颠簸的卡车上,接管干部们拿出之前领取的《北平概况》的油印小册子抓紧学习着,以打发漫长的旅途。18日,队伍已经到了涿县,第二日,又换乘火车继续向着长辛店而去。
　　事实上,那几日涿县通往长辛店的火车异常繁忙,来自各地的接管干部源源不断地汇集至此,然后乘火车,向着目的地北平进发。
　　20日凌晨,黄泥警校的“一百单八将”终于来到了长辛店,随时等待着进城的命令。在等候进城消息的时候,接管人员也越聚越多,军管会又不得不退驻到良乡县。他们有的来自西柏坡中央机关抽调而来的干部,有的是华北局党校、华北大学的师生,还有各根据地选送而来的干部、平津的知识分子、地下党、进步青年、工人等等。资料记载,随着接管工作的进行,后来由各地各行业抽调进京的干部多达8000余人。
　　驻扎良乡的接管干部在进行着必要的时事、政策、纪律培训的同时,几千人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北平解放的消息。按照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将迎来入城接防的日子,而紧随其后,北平也迎来了接管人员陆续进京的潮流。
　　1949年2月2日,刘涌作为军管会的军事代表来到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参加了交接仪式。2月18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牌子挂到了门口,解放军战士替换了旧警察门卫,开始正式对外办公。这时来到北平的公安干部已有500多人,公安大队也有700多人的规模。
　　然而北平当时情况却相当混乱。作为曾经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解放后北平城内潜留了大量的特务,躲在暗处伺机破坏,另外数以万计的散兵游勇、逃亡地主、土匪、强盗、惯窃、帮会分子散布在城中的各个角落。因而打冷枪、抢劫、暗杀及阴谋暴动等案件时常发生。稳定社会治安成为当时接管工作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其他各项接管工作也稳步有序进行:人民政府机构纷纷成立;收回国民政权的金圆券,发行人民币;接受厂矿、文教卫生等企事业单位后迅速整改、恢复运行。当时国统区出版的《新闻天地》这样写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台湾还是北京?
　　
　　如果说解放军及大批接管干部的进京,标志着国民党在军事、政权的争夺上已经彻底失败的话,那么,在另一个战场,一场没有的硝烟战斗还远未结束。那就是对专家学者的争夺,或者说是文化占有上的优势地位、主统地位的争夺。之前长时间里,北平的围而不打,也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
　　1948年12月15日,当城外已被解放军层层包围之时,一架小飞机冒险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按照命令,它要接运一批特殊的人物离开北平。在紧张而寒冷的空气中,一群人匆匆赶来,被护送上了飞机。而为首的正是北平的学人领袖、北大校长胡适,由此,国民党“抢运学人”的行动也拉开了序幕。
　　当天下午六时三刻,飞机降落在南京。那时国民党内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杭立武等人亲到机场迎接。当然,享受到这般待遇的除了胡适,还有跟他一同乘机而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无论如何,在国民党“抢运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胡适都有资格第一批离开北平,但他们后来的选择多少又都让国民党的愿望落了空。
　　不久,国民党大规模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就已搁浅,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梅贻琦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相当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离开北平。
　　与此同时,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南方城市,当军心涣散,已无法抵抗即将到来的解放军的时候,从北到南,国民党却在文化领域展开了强大的攻势,纷纷劝说知名学者离开大陆。
　　
　　1950年2月底,“克利夫兰总统号”又要出发了。这次,随它离开美国的留学生中有一位密歇根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他就是朱光亚。离美前夕,他曾与51位留美学生联名发出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疾呼:“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还犹豫什么?我们还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3月,新中国成立后第2批的归国留学人员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说: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美国媒体所指的人物就是数学家华罗庚。他到香港后,写了一封《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并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这封信影响之大,以至于美国方面看到后迅速加大了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阻力。
　　除此之外,那段时间里,麻省理工学院燃料研究室副研究员侯祥麟、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博士唐敖庆、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谢希德、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等等这些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也都陆续回到了祖国。当然,还有回国道路曲折而漫长的钱学森。其实又何止仅在美国,那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从英国辗转回来了,物理学家彭恒武在爱尔兰取得教授资格后也回来了。
　　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时,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科研机构,全国自然科学研究者不足500人,长时间的战争使得国内的科研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局面。因而,建国初期的这次归国潮,对中国科研事业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在北京,这些海外归来的专家学者大大充实了中科院的力量。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后的首届172名学部委员中有158人是归国学者。又后来的一项统计数字则是,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有21人是归国学者。
　　
　　建设大军进京
　　
　　解放后,大批驻军、接管干部及各类专家人才等相继入京的同时,也是北京政治文化中心逐步确立的过程。而在此之后,伴随着50年代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展开,北京又迎来了一次劳动力人口进京的高潮。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摸索中,对于工业生产的重视是一个很明显的方面。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一些表述,代表了当时普遍的共识,他说:“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然而建国初期,北京却是一个生产极为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畸形消费城市。除为封建王朝和贵族服务的一些手工业外,现代工业少得可怜。资料记载,1949年共产党接管时,除44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外,绝大多数是破破烂烂的小厂,并且大都是修配性的工厂和手工工厂。产业工人仅7万人,占当时城市人口的2.8%。当时连牙膏、香皂、灯泡、针织衫裤、糖果、汽水、油漆等产品都要依靠津、沪等地提供。
　　北京成为首都后,落后的消费城市面貌与首都地位极不相配。面对这种局面,1950年1月31日,市长聂荣臻在《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广播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使北京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要求。而彭真书记则在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中心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而工业则是恢复、发展城市经济的重点。
　　
　　在50年代,北京作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工业迅速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则是人口的聚集,如职工、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及家属等人口的大量增加。50年代时,各大中城市普遍实施对农村开放的政策,积极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矿区就业。这样,伴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建立及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展览馆等特大工程的展开,一大批外地来的工人、农民、技工、手工业者等便如潮水一般被卷进到北京的建设中来。
　　
　　从古城到现代首都
　　
　　《北京人口志》记载:仅1950-1960年间,就总共有超过一百多万的外地人口在建国初期涌入北京。其中干部知识分子的比重约占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部分人群就其社会政治地位,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能量,以及作为新的文化创造者和城市职能承载者,他们都是北京新的社会形态里最活跃、最重要、最强大的人群。因而,解放后不同人群的几番入京潮流,也影响和重塑了北平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
　　北平是北京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暂用名。自1928年北京改名降为特别市,至1949年,北平时期共21年。这个时候,北平“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没有工业和其他支柱产业,文化教育遂成为这座古城里最为重要的事业,至少在30年代前期,北平的市面,是靠着一些大学中学维持着繁荣。这个时候,“森严威猛的王道霸气‘退火了’,露出古城悠远的沧桑之感和迟暮之年的温厚慈善;新时代的风雨则为它洗却几许尘垢,增添了几许清新”(《城市季风》)。
　　斯诺说:“北平是命运将尽的一种奇观,一种中世纪的残余。”因其传统,她也是乡土的、自然的。老舍在《想北平》中写道:“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样的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
　　因其自然,所以她的生活是安静而舒适的,闲暇而温情的。“北平的街道,那么正直;院落,那么宽绰;家家有树有花,天天见得着太阳。”正如林语堂所说:“在北平,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却同时生活在大自然之内,城市生活集高度舒适与园林生活之美,融合为一体,保存而未失。”
　　北平五方杂处、兼容并蓄,有一种“走向开放的自由和平之美”,“这不是由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所造就的平等自由,而只是从封建禁锢下的宽舒解放”。这是一种融合着文化传统中那份从容、淡泊,具有温馨的人情味的古典美。北平的美又是与其守旧、落后共生的,“它是一曲中国传统城市夕阳黄昏的田园诗歌,具有一种迟暮、退让的美”(《城市季风》)。当战争、革命和工业化巨浪汹汹来临时,那个有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淳朴温馨、情绪盎然生活的“北平”也就退走了。
　　解放后,北京被确立为首都,按照“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总方针,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首都建设。它运用革命和行政的强大力量,重新配置和集中全国的资源,大量干部、知识分子纷纷调入北京。北京的城市面貌随之改变,经过新中国对首都的建设,之前那个古老的糅合着古代城市商业与农业社会商业传统的“消费城市”北平,彻底脱胎换骨,而成为现代的,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交通、通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气象非凡的全能型城市北京。
　　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所说:“曾经作为老北京城市文化载体的胡同、四合院及其所蕴育出的京味文化,正像在地理空间上一样,退缩到了城市社会的边缘。当代北京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思潮不再从胡同中升起,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北京人——他们主要生活在大院之中,因而,大院和胡同的分立,构成了新北京的两层文化和两种文化——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能量,登上舞台中心,成为当代北京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真正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