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拥有巨大的信息流，我们不得不经常运用批判性思维判断这些信息。这一思维方式，也是我们必须要教授给青少年的。
　　根据你的政治立场，你或许认为某些选民在最近一次法国总统大选中缺乏判断力。他们无法区分基于事实的假定和基于逻辑推论的假定，常常掉入最粗浅的修辞陷阱中，以至于无法随着这些不诚实的候选人的演讲，分析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论据。或者说，他们投票时通常跟随自己的直觉，而非大脑的分析。简而言之：他们缺乏批判性思维。而选举的合法性，正是基于公民拥有批判性思维的假定之上的。
　　在政治上，我们是充满观点与见解的国度，一些人认为的狂热无理的政策，在另一些人眼中看来，是合理睿智的。在一些更为科学与切实的领域中，判断力的缺乏有时则会导向一些对自己，对身边的人甚至是对全人类而言更加荒谬与危险的决定。

“地球是平的”

　　像篮球传奇沙奎尔·奥尼尔一样，我们可以利用那些扭曲的逻辑以自娱，例如认为地球是平的。但一些诸如麻疹、百日咳之类致瘫甚至是致死的疾病再次出现，则不是那种可以令人一笑了之的话题了。这些疾病的复现往往是因为一些人认为疫苗是危险的，因此拒绝接受注射导致的。一些知名人士对科学的运用持反对态度，如女演员珍妮·麦卡西，她认为，其子伊万的孤独症正是由疫苗注射所引起。对科学的拒斥同样存在于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身边的一些人拒绝承认气候变化，这可能导致环境问题上的灾难性政策。
　　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是根植于怎样的心灵土壤之上的呢？缺乏谦逊，区分好坏论据的能力有限；倾向于仅仅寻求那些我们所相信的东西，而不参考他人的观点；又或者是，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致使我们不断地重复并增强自己的错误认识。所有这些特征，都是自然、已知、且见诸于文献的，也都是我们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

充斥着虚假资料的数字世界

　　然而，近些年来，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跳动、快速、密集、芜杂的数字世界，我们愈发处于一个认知上的危险处境。解决办法？毫无疑问，正是批判性思维。一种站在世界高度对繁杂信息的分析与思考的能力。推理、好奇心及严谨性足以弥补信息筛选机制的缺失。
　　近一年来，政府机构逐渐将培养批判性思维提上日程。事实上，在更久以前，因批判性思维作为确立公民身份的支柱性力量，教育系统便已将批判性思維的培养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之中。一些人惊讶于社会各界对批判性思维的热衷，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突发奇想的念头，一个转瞬即逝的风尚。科学及哲学教师强调，他们并不指望这一突如其来的热潮来教育学生。难道科学老师没有每天展示科学的方法、严谨性、反思这些被认为是批判性思维特征的东西么？一代又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发展出的分析思维，难道哲学老师没有教授给学生么？
　　尽管教育工作者意愿强烈，他们却对自己课程的影响力过于乐观了。通过传统的科学及哲学展示及教育，学生并不能养成良好的批判性思维。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培养批判性思维……这一培训已经展开。

法国式的哲学研讨会

　　数十年来，一些旨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在法国展开。一些课程围绕现有学科展开，因此受到科学及哲学老师的推荐。另一些则与现有学科脱节。自从2016年年末，国家教育部发起了关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宏伟计划以来，各种举措不断涌现，我们在此仅给出几个例子，说明其多样性。
　　“哲学研讨会”通常由哲学教师或小学老师组织。这样的课堂普及性较高，通常自小学一年级开始设立，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哲学小组开展时，老师便化身为学生之间辩论的调停者。他不再担当原始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而是帮助孩子们依据初始问题提出论据并组织辩论。例如，我们展开一次关于什么是“成功的人生”的讨论。孩子们通常会提出一些互相对立的观点，他们必须合乎逻辑地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以对抗他们的对手。借由这一方式，孩子们能够学会如何正确的辩论，发现对方观点中的缺陷，同时，也学会尊重他人的观点，并意识到自身意识的局限性。这些都是批判性思维的关键因素。

网络上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另一些教育工作者则把工作重点放在信息检索技巧上，尤其是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上……事实上，互联网的重要性日益增长部分地解释了近来非理性和伪科学信念的爆炸式增长。学习交叉数据，评估它们，并查找信息源头，已经成为检索信息教学的关键。
　　或许你在总统竞选期间曾看到这些消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受到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资助，让-吕克·梅朗雄乘坐私人飞机出行。这仅仅是在网络上传播的众多虚假信息中的两个例子，这些虚假信息或许是为了取乐，或许是为了抹黑某个总统候选人……互联网用户现在正受到谣言、错误和谎言的侵袭，在其中拣选真实信息并不容易。
　　一些教师出于让学生勤于思考、抵御谣言侵害的目的，为年龄尚小的学生设立了专门研究和验证互联网数据的研讨会。罗丝-玛丽·法里内拉老师便每周在五年级的班级里展开这一研讨会，学生们扮演调查记者，寻找真相。有时，学生们会震惊地发现，最终光明并不能驱赶阴影，许多外星人的照片只是蒙太奇的结果（或者，更奇怪的，是树懒胎儿的真实图片）。

探索派及合理的怀疑艺术

　　这里不得不提及法国当前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计划的先驱，物理学家亨利·布鲁奇，他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第一个“探索”课程。通过这一晦涩的名字，亨利·布鲁奇和他的继承者们大体上展现了合理的怀疑艺术和科学的方法，换言之，即批判性思维。然而，与近期的项目相比，探索派具有两大特征。首先，这一学派强调心理学家们所说的“元认知”，也就是我们对自身的认知，我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对风险的预估。探索派给人类思维重新命名，赋予了它们一些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新名称，以取代心理学家熟知的概念，这一选择充满争议。例如，诡辩派认为，若两个事件接连发生，第一个事件是第二个事件的原因，人们通常称之为“后此”（“post hoc”，拉丁文“在此之后，因而必然由此造成”之意），而探索派称之为“啊啾效应（喷嚏效应）”。想象一下在去年6月20日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爆炸之前几秒钟打喷嚏的人的惊愕吧……他们可能一时幻想，自己的喷嚏是造成爆炸的原因。 　　另一个特点：在历史上，探索派热衷于对所谓的超自然现象的理性研究。他们欣然地展示了在那些奇特的领域，而非社会问题上，如何推理，实验测试和寻找信息，如尼斯湖水怪和心理感应的研究。一方面，这一研究范围可以降低大部分学生对所探讨材料的情绪负载，另一方面，它给研究带来了趣味性，并吸引大家参与其中。
　　过去30年，探索派的理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扩张，许多团体和协会此后都声称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它给很多研讨会和课程提供了思路，尤其是由跨学科批判思维及科学研究集团（Cortecs）在格勒诺布尔市组织的研讨会与课程，其网站上包含很多令人兴奋的教学材料。
　　这些举措是引人注目的，但它们是否有效呢？遗憾的是，教师们的强烈意愿并不能确保其活动的有用性。让我们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让我们寻求切实的证据。在上述案例中，没有任何数据足以衡量批判性思维教学活动的影响，因为除了表明学生满意的定性调查，没有其他数据衡量教学成果，详细的分析并未展开。这些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是积极的，但据此并不足以作出教学规划的决定。在研究开展之前，我们可以先借鉴一下国际上其他类似课程的成果评估工作。

被证明成功的案例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成功案例来自拉丁美洲。19世纪80年代，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人们通过“智力”计划将思维能力的培养纳入学校课程。学生们无论年龄大小都要接受每周30分钟的关于推理及创造性思维基础、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语言分析的课程。这一教学实验旨在研究课程对13岁左右学生的影响。与没有接受本课程的同类对照组相比，参加课程的青少年群体在理性、创造力和论证能力等方面的测试中获得了更好的成绩。虽然这项研究不得不停止，我们无法衡量教学实验的长期受益，但短期数据仍然是激励人心的。

在所有生活场景中保持批判性

　　评估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另一个根本标准，是其在日常生活中各场景中的应用。事实上，学生们仅仅将批判性思维用于推理、评估资源的可靠性及合理解释他们已经在课堂上遭遇的情况并不足够。一方面，他们必须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应用这些心理工具，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他们必须能自发地调用这些工具。这便是教育工作者们众所周知的“迁移”问题。然而，“智力”计划的成果研究并不能显示这种迁移是否发生了。
　　相反，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和他的同僚们则在他们的实验中考虑了心理工具的迁移问题。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他们使用一种创新的方法来确定批判性思维的工具箱中的某些元素是否会被自发地再利用。在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接受了统计推理课程之后，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匿名电话访问。研究人员借口正在校园里进行一项有关运动的调查，向这些年轻人提出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旨在测试他们能否正确使用在课堂上学到的统计推理的相关知识。这些问题混在另外一些平常问题之中，以避免学生们怀疑电话访问的真实目的。
　　这是电话访问中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赢得本年度比赛的棒球队在接下来的赛季中往往不那么成功。在过去的10年中，8支优胜队伍未能在下一个赛季获得成功，只有两支队伍捍卫了自己的荣誉。国家队层面的统计结果则更甚，9成的优胜队伍在次年胜率下跌。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些队伍在它们获胜后的一年都会有不好的结果？

知识的迁移

　　如果你参加了密歇根大学的课程，那么你肯定会认识到，这里有一种“回归平均”的现象。对于一些部分地由几率造成的分数，如果在给定时刻过高或过低，都会有一种回归平均的倾向。如果优胜队伍在下一赛季做得没有那么好，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表现最好的时候取得了优胜。同样的，如果你在一次考试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分，下一次考试的成绩也很可能有所降低。（如果你在第一次考试中得到满分，第二次考试成绩就必然会降低。）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现象，但是它并不是很直观！然而，这些参加了统计推理课程的学生通常会自发地引用回归平均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这在其他人群中是更为罕见的。没有学过相关课程的学生通常将胜率下降归因为获胜队伍吃老本或是过度自信。至少在这个单一的案例中，实验能够证明，学生们在课堂上学到的推理工具可以很好地迁移到其他场景与语境中。
　　在上文中我们引述了两个影响研究的案例，然而还有许多其他案例。一些研究者甚至综合分析了100多项研究，尽管距离找到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最佳途径，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批判性思维培训的遠景已经浮现。好消息是，教学干预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大体上是起作用的。诚然，这种作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教学干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就是推理、分析论据、洞悉逻辑结构和评估信息可靠性的能力。这一影响是“中庸”的，但并非无用。

一些规则

　　那么，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具有什么特征呢？在我们所研究的诸多因素中，有两个因素脱颖而出。第一，为了有效教学，我们必须表达明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告诉学生为什么和如何发扬自我批判思维。那些想要含蓄地、潜移默化地通过学科教学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哲学和科学教师，其行动收效甚微。
　　第二点：我们应当鼓励知识迁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丰富拓展不同领域的案例，例如，讲解如何评估关于政治、生态、体育等诸多领域的文章信息的可靠性。第二，处理抽象材料，例如，在形式逻辑或心理学课程上，列举在普通心理学中，错判造成的后果。
　　因此，有意培养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是可行的。而且，对于培育负责任的公民来说，这一培训是不可或缺的。教师仅凭直觉培训学生并不足够，他们还应该把批判性思维运用到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中，以理性和经验寻求在学校设立相关课程的最佳策略。近几个月，法国丰富的创意和创新项目为教学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独特案例，这样的教学活动可以让法国的青年比他们的先辈更加理性，并立足于社交网络的思想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