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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媒体时代汹涌的网络民意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媒体观，如何让马克思媒体观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得到发展？我认为要在新形势下认真审视网络社会的繁荣局面，在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媒体观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媒体政策调整，以有效引导全球化对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影响，朝着有利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
充分尊重传播规律，主动正确引导网络言论
当今网络已日益成为各种思想、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很多网民把互联网当作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汇集各种信息的大众媒体和“超大舆论场”，这一背景急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新媒体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政府崭新的媒体互动观浮出水面，其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媒体观在社会主义中国与时俱进的调整与发展，政府和媒体之间的互动是今后应对挑战的主要方向。
首先要尊重媒体传播规律。媒体的传播取决于新闻的价值，决定于内容质量加服务质量。网络社交以及移动网络从总体上改变了传播规律，从以往单纯的传播发展到如今的分享式传播和关系链传播，从定时到不定时到及时到随时的传播变化依托于新技术，更是一种客观规律。互联网革命也在改变传统的媒体传播规律，在新形势下要掌握媒体传播规律的变化。主流媒体应该主动运用“信息自由交换规律”，积极参与到互动交流当中去，在新常态下媒体人应牢记我们的媒体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我国社会正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同时又与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期重叠。政府运用媒体能力的提高迫在眉睫，对媒体的掌控能力已经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话语改变世界”，话语也可以让“真相消亡”。政府要主动面对媒体，要学会把控媒体，第一时间告诉民众真相，我们应该成为“意见领袖”，全面学会媒体公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报刊监督的认识方面，旗帜鲜明地指出：监督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媒体本身就是社会监督工具，媒体监督可让事实真相在最快的时间得到传播，提高民众知晓度。从政策的贯彻落实，到具体事件的解读分析，尤其是全民参政议政，都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网络可以成为反腐主场，媒体可以更好、更主动、更多方面起到监督作用。
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理性面对“新闻出版自由”
马克思主义媒体观的核心思想仍然对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传播具有指导意义。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当今网络信息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冲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以前所未闻的传播方式不断地冲击人们。“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条微博消灭一个贪官……在密密的网络里，到处都安排揭发者的宿营地……没有枪，没有炮，表叔给我们造。”这是一首发布于微博赞扬网络防腐能力的改编歌曲，突出显示网民们以微博为武器匡扶社会正义的意愿与豪情。
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舆情可以成为重要的执政资源。在微博等新型社交网络社会里，局部地区的网上小事会稍有不慎就可能演变成全国性大事，最终出现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个体问题公众化、一般问题热点化的严重后果，因而在微博时代如何规范党政官员言行和执政方式，提高和网络舆情打交道的能力考验着广大政府官员的智慧。关注网络动态、规范网络管理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新要求。要让网络中的“自由出版商”符合我国国情，让“自由出版商”学会承担社会责任。
注重“新闻实效”，及时发布信息
马克思主义媒体观关于“新闻实效”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传播。透明度决定公信度，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从传播的规律来讲，媒体的第一篇报道（网民的第一个帖子）会影响随后其他媒体（网民）的报道，因为第一时间的报道已经在时间上为以后的报道设置了议程和主题，即便是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成为网民普遍的认知心理。国外学者作过一项实验，受众第一时间接受的信息，要想得到有效清除，至少需要10倍（以上）于第一信息的信息量，由此可见第一信息的重要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发布是被信任的，而解释总是被怀疑的。在当前的社会媒体监管中传统媒体尚存在下列误区：党政领导干部违法案必须正式批捕才能报道、大案要案结案后才能报道、重大自然灾害必须有党政领导的表态才能报道、重大刑事案件因不利破案必须破案后才能报道、群体性事件只能在局部地区报道、涉及敏感人物（警察、记者、公务员）的事件不能报道等等。网络的传播往往突破这些界限，事实上按照美国社会学者科塞的观点：社会反对意见的表达反而有助于疏导社会民众的不满，有利于社会稳定。主流媒体应该主动及时改变报道模式，第一时间报道民众关注的事实，让网络传播朝着正确舆论方向发展。
突破交往方式的束缚，
实现适时适当的网络政务公开
“世界交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关键词，也是其媒体观的核心内容。交往是新闻传播实现最大利益价值化、影响扩大化的重要途径与手段。让符合传播规律、特点的新闻、思想在世界的范围能发挥最大功效，必须要借助网络的力量，实现人们交往方式的突破，进而影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媒体观关于网络政务公开重要的贡献之一。研究“大历史”的黄仁宇认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更迭的重要起因之一，是源于国家上层与下层的沟通被阻断，上面的好政令不能施惠于民，底层民众的疾苦无法上达天听，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微博的崛起，为打破阶层、职位与身份的直接沟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捷，这也是官方微博应时而兴的历史文化起点。现在全国各地政府的官方微博开播不在少数，但一定要坚持不流于形式，在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时一定要注意：除非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及其他特殊情况，第一时间发布突发事件新闻信息，永远是政府的第一选择；争分夺秒、又快又好抢发突发事件新闻稿，先上网，后见报；先简报，后详报；先报事实，慎报原因，从而占领网上和微博上发言主动权和主导权。
综上分析，新媒体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媒体观仍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在以网络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我们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媒体观的理论来应对和指导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媒体传播。我们要充分认识互联网综合性战略平台的地位和作用，在充分发展其精华思想的同时不断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媒体观的发展逻辑。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充分尊重传播规律，主动正确引导网络言论
当今网络已日益成为各种思想、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很多网民把互联网当作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汇集各种信息的大众媒体和“超大舆论场”，这一背景急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新媒体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政府崭新的媒体互动观浮出水面，其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媒体观在社会主义中国与时俱进的调整与发展，政府和媒体之间的互动是今后应对挑战的主要方向。
首先要尊重媒体传播规律。媒体的传播取决于新闻的价值，决定于内容质量加服务质量。网络社交以及移动网络从总体上改变了传播规律，从以往单纯的传播发展到如今的分享式传播和关系链传播，从定时到不定时到及时到随时的传播变化依托于新技术，更是一种客观规律。互联网革命也在改变传统的媒体传播规律，在新形势下要掌握媒体传播规律的变化。主流媒体应该主动运用“信息自由交换规律”，积极参与到互动交流当中去，在新常态下媒体人应牢记我们的媒体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我国社会正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同时又与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期重叠。政府运用媒体能力的提高迫在眉睫，对媒体的掌控能力已经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话语改变世界”，话语也可以让“真相消亡”。政府要主动面对媒体，要学会把控媒体，第一时间告诉民众真相，我们应该成为“意见领袖”，全面学会媒体公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报刊监督的认识方面，旗帜鲜明地指出：监督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媒体本身就是社会监督工具，媒体监督可让事实真相在最快的时间得到传播，提高民众知晓度。从政策的贯彻落实，到具体事件的解读分析，尤其是全民参政议政，都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网络可以成为反腐主场，媒体可以更好、更主动、更多方面起到监督作用。
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理性面对“新闻出版自由”
马克思主义媒体观的核心思想仍然对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传播具有指导意义。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当今网络信息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冲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以前所未闻的传播方式不断地冲击人们。“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条微博消灭一个贪官……在密密的网络里，到处都安排揭发者的宿营地……没有枪，没有炮，表叔给我们造。”这是一首发布于微博赞扬网络防腐能力的改编歌曲，突出显示网民们以微博为武器匡扶社会正义的意愿与豪情。
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舆情可以成为重要的执政资源。在微博等新型社交网络社会里，局部地区的网上小事会稍有不慎就可能演变成全国性大事，最终出现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个体问题公众化、一般问题热点化的严重后果，因而在微博时代如何规范党政官员言行和执政方式，提高和网络舆情打交道的能力考验着广大政府官员的智慧。关注网络动态、规范网络管理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新要求。要让网络中的“自由出版商”符合我国国情，让“自由出版商”学会承担社会责任。
注重“新闻实效”，及时发布信息
马克思主义媒体观关于“新闻实效”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传播。透明度决定公信度，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从传播的规律来讲，媒体的第一篇报道（网民的第一个帖子）会影响随后其他媒体（网民）的报道，因为第一时间的报道已经在时间上为以后的报道设置了议程和主题，即便是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成为网民普遍的认知心理。国外学者作过一项实验，受众第一时间接受的信息，要想得到有效清除，至少需要10倍（以上）于第一信息的信息量，由此可见第一信息的重要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发布是被信任的，而解释总是被怀疑的。在当前的社会媒体监管中传统媒体尚存在下列误区：党政领导干部违法案必须正式批捕才能报道、大案要案结案后才能报道、重大自然灾害必须有党政领导的表态才能报道、重大刑事案件因不利破案必须破案后才能报道、群体性事件只能在局部地区报道、涉及敏感人物（警察、记者、公务员）的事件不能报道等等。网络的传播往往突破这些界限，事实上按照美国社会学者科塞的观点：社会反对意见的表达反而有助于疏导社会民众的不满，有利于社会稳定。主流媒体应该主动及时改变报道模式，第一时间报道民众关注的事实，让网络传播朝着正确舆论方向发展。
突破交往方式的束缚，
实现适时适当的网络政务公开
“世界交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关键词，也是其媒体观的核心内容。交往是新闻传播实现最大利益价值化、影响扩大化的重要途径与手段。让符合传播规律、特点的新闻、思想在世界的范围能发挥最大功效，必须要借助网络的力量，实现人们交往方式的突破，进而影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媒体观关于网络政务公开重要的贡献之一。研究“大历史”的黄仁宇认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更迭的重要起因之一，是源于国家上层与下层的沟通被阻断，上面的好政令不能施惠于民，底层民众的疾苦无法上达天听，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微博的崛起，为打破阶层、职位与身份的直接沟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捷，这也是官方微博应时而兴的历史文化起点。现在全国各地政府的官方微博开播不在少数，但一定要坚持不流于形式，在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时一定要注意：除非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及其他特殊情况，第一时间发布突发事件新闻信息，永远是政府的第一选择；争分夺秒、又快又好抢发突发事件新闻稿，先上网，后见报；先简报，后详报；先报事实，慎报原因，从而占领网上和微博上发言主动权和主导权。
综上分析，新媒体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媒体观仍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在以网络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我们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媒体观的理论来应对和指导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媒体传播。我们要充分认识互联网综合性战略平台的地位和作用，在充分发展其精华思想的同时不断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媒体观的发展逻辑。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