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瑞卿于20世纪初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1928年，年仅22岁的父亲冲破家庭的阻挠，毅然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乘船东下。当时，他的家庭虽然已经破落，但还有田亩，他的外祖父是个地主兼资本家，也有实业救国的理想，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大外孙的身上。父亲那一辈的许多领导人家境殷实，求个一官半职、养家糊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他们追求的是救国之道和强国之梦，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父亲担任首任公安部部长，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维护社会治安、改造旧社会陈规陋习之中。他常常对我们这些子女感慨：我们打了一辈子仗，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可建设这个国家就靠你们了，要努力学习，要学好数理化，学好自然科学，将来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住在学校，周六下午放假，星期日晚上还要回到学校上自习。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工作后到了研究所也是一个星期回一次，晚上经常加班。我觉得从小到大都是这种军营式的生活，与父母的接触比较少。
　　我父亲他们吃饭都是按照级别的。团级以上吃小灶，团营级别吃中灶，营级以下吃大灶。20世纪50年代初期，实行的还是供给制。我把供应关系从101中学带回来，把伙食费交给大灶，我只能吃大灶，不能跟父母在一起吃。1954年之后改成薪金制了，我才和父亲母亲接触得比较多。
　　许多人都觉得我父亲很严肃、不苟言笑，工作之中很多人都怕他，其实对家人来说，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我们七个孩子都不怕他。
　　相对于战争年代和以后的“文革”来说，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不仅我家庭快乐，国家也很兴旺，中共八大前后，经济发展很好，党内民主也好。每年我们都跟着大人一起活动，夏天北京很闷热，毛主席他们都到北戴河去开会，研究问题，正好也赶上孩子们的暑假。他们在开会，我们就在浴场游泳，李敏、李讷，还有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孩子。我们聚在一块儿，天天游泳，相互间没有隔阂。
　　我们见到那些领导人就叫声阿姨，叫声叔叔，也经常能见到毛主席，毛主席每次下水游泳，后面都跟着一帮孩子又打又闹。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后来成了摄影家，那时候就老跟着主席拍照。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更厉害，专门照人家，一家一家照，照了很多珍贵的生活照。
　　我从八一小学毕业之后考上了北京101中学，这个学校是从解放区迁到北京的，集中了一大批领导同志和革命烈士的孩子。学校中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毕业后到苏联留学，学习最新、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我们学校许多大哥哥、大姐姐都到苏联留学，学成归国，许多人成了祖国建设事业的行业带头人和专家骨干。像彭湃同志的儿子彭士禄，到苏联留学，后来听从周总理的安排，从学化工机械改为学习核动力专业，回国后成为我国核潜艇研究专家，被称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陈昌浩的儿子陳祖涛，学习汽车制造，回国后组建长春一汽，又创建襄樊二汽，成为我国汽车行业的鼻祖；叶挺将军的大儿子叶正大是飞机制造的专家。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也于1958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军事学院继续深造，成为哈军工第一届原子能专业的毕业生，后从事核物理的研究。
　　（责任编辑/楚 文）
　　（电子邮箱：zhouwenji03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