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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0月份，是该年度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经济学奖揭晓的日子。每到这个时候，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平面媒体到网络媒体，从大学校园到研究所实验室，凡是跟科教沾点儿边的地方，“诺奖”都是最热的主题。比如，在科学网这个全球最大的中文科学网站上，写博客的博主数量已经突破了一万，其中就有不知多少博主为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消息而每隔几分钟就刷新一次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结果是，每一项诺奖的自然科学奖项一经公布，大批的相关博文就如井喷般爆发。有介绍获奖者的，有八卦获奖者的，有借机渲染国内某某大腕或者海外华人某大腕十分惋惜地跟诺奖擦肩而过的，不一而足。这种套用一首著名的诗词来形容这个“盛况”：
一年一度秋风劲，
岁岁诺奖，
今又诺奖，
科教战线正抓狂。
这里用的“抓狂”两个字比较刺眼，或许这个描写过于苛刻了。但是，就笔者所见所闻，无论在欧美还是日本，这些有本土科学家得到诺奖的国度里，其科教战线芸芸众生对于诺奖的态度，远远没有国人狂热。
这个“狂热”现象很好解释。究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曰：得不到。每年诺奖揭晓期间，压在国人心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能落到在本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头上？这个句子有点绕，是因为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奖的时候也是中国人，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在海外取得的，获奖的时候人也不在本土。
这个问题，20多年来，几乎年年会提起。历年来那么多“擦肩”和“失之交臂”的说法，以及今年诺奖期间国内出现的祝贺“女婿”获奖的荒唐做法，正是对诺奖极度渴望的体现。没有本土的诺贝尔科学奖，成了压在国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不过，换个角度来想想，或许就释然了——拿了诺奖又如何？
或曰，拿了诺奖，会极大鼓舞国内科研人员的士气。然而，就算这个说法是对的，可能其真正效果也很有限。君不见，莫言先生拿了文学奖，又怎样了呢？文坛还是老样子。设想一下，如果今年有本土教授或者研究员拿了诺奖，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许跟莫言拿文学奖后差不多，热闹一阵子，媒体追逐一阵子，然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舞照跳，马照跑，一切恢复老样子。跟莫言的情况唯一可能不同的地方是，只要获奖者愿意，他（她）今后将在国内科学界拥有崇高的发言权，拥有无尽的科研经费，不管他（她）是不是还在科研第一线。换句话说，就算得了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对优化国内的科技体制，对增强创新能力，也不会有必然的促进作用，弄不好还会有负作用。
这个“狂热”凸显了目前国内科技体制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我们已经把攀登世界科学高峰这样一个在其他国家一般由小众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大众化的人海战术，连地方性大学都在以发表论文为最重要的考评方式，都在为发表SCI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写到这里，笔者有一丝担心。如果真有本土科学家得了获奖，那么这个扭曲的狂热追求SCI的趋势，恐怕会越演越烈。
然而，目前中国最急需的，不是通过人海战术达到获得诺奖的目的，而是迅速提高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只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上去了，才能最终形成一个良性的国家创新系统，从而反过来有益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的提高。恩格斯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旦有社会需求，那将比10所大学更能推进科学的进步。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凭借发明蓝光LED得到诺奖的中村修二。为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特此说明一下。本文采纳国际公认的关于创新（innovation）一词的经典含义，即：新的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本身不构成创新，只有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在企业得到成功应用，创新才算完成。
国家政策层面对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的。近年来大力倡导并资助大学或者科研院所跟企业合作从事协同创新，就是一例。然而，这种把大学和研究所跟企业“捆绑”在一起的所谓协同创新，是要求有着不同兴趣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精诚合作，而这种合作的成功率是要打折扣的。事实上，要从根本上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关键在于让企业自身焕发出创新的热情和动力。逐利是企业的天职，我们的政策导向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引导企业通过创新来实现追逐利润的目的。
然而，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有钱的国企不会认真去创新，因为其垄断地位决定了，任凭风吹浪打，它们的高额利润都是有保证的；没钱的小私企无法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资金都给大企业和个人人才计划的获得者拿去了；一般规模的私人企业无暇创新，因为他们要忙着应付各类政府衙门的管制和税负。在这样一种缺乏公平性、阻碍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要实现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恐怕就是一句空话。
不是说国内没有企业通过创新迅速成长的成功例子，比如华为、海尔、联想、长虹。但是，一来这类企业数量偏少， 企业技术创新还是“小众”行为；二来国内企业所掌握的能够在国际市场赢得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技能还是不够。我们在半导体、电子、航空、汽车等高新技术领域，基本上还处于受制于人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前者正是后者的原因。
追求诺奖，不需要举国上下的人海战术，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则需要变成一种大众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政策环境能够起到激发和推动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作用，如果更多的科教人士把目光放到企业而不是紧盯着论文的影响因子，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肯出大钱打造自己的高水平研发团队，我们的创新环境就会大为改善了。
什么时候，追求诺贝尔梦的人群成了小众，追求技术创新成了人海战术，我们的国家创新系统，才有可能是良性的、可持续的。
一年一度秋风劲，
岁岁诺奖，
今又诺奖，
科教战线正抓狂。
这里用的“抓狂”两个字比较刺眼，或许这个描写过于苛刻了。但是，就笔者所见所闻，无论在欧美还是日本，这些有本土科学家得到诺奖的国度里，其科教战线芸芸众生对于诺奖的态度，远远没有国人狂热。
这个“狂热”现象很好解释。究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曰：得不到。每年诺奖揭晓期间，压在国人心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能落到在本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头上？这个句子有点绕，是因为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奖的时候也是中国人，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在海外取得的，获奖的时候人也不在本土。
这个问题，20多年来，几乎年年会提起。历年来那么多“擦肩”和“失之交臂”的说法，以及今年诺奖期间国内出现的祝贺“女婿”获奖的荒唐做法，正是对诺奖极度渴望的体现。没有本土的诺贝尔科学奖，成了压在国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不过，换个角度来想想，或许就释然了——拿了诺奖又如何？
或曰，拿了诺奖，会极大鼓舞国内科研人员的士气。然而，就算这个说法是对的，可能其真正效果也很有限。君不见，莫言先生拿了文学奖，又怎样了呢？文坛还是老样子。设想一下，如果今年有本土教授或者研究员拿了诺奖，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许跟莫言拿文学奖后差不多，热闹一阵子，媒体追逐一阵子，然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舞照跳，马照跑，一切恢复老样子。跟莫言的情况唯一可能不同的地方是，只要获奖者愿意，他（她）今后将在国内科学界拥有崇高的发言权，拥有无尽的科研经费，不管他（她）是不是还在科研第一线。换句话说，就算得了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对优化国内的科技体制，对增强创新能力，也不会有必然的促进作用，弄不好还会有负作用。
这个“狂热”凸显了目前国内科技体制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我们已经把攀登世界科学高峰这样一个在其他国家一般由小众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大众化的人海战术，连地方性大学都在以发表论文为最重要的考评方式，都在为发表SCI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写到这里，笔者有一丝担心。如果真有本土科学家得了获奖，那么这个扭曲的狂热追求SCI的趋势，恐怕会越演越烈。
然而，目前中国最急需的，不是通过人海战术达到获得诺奖的目的，而是迅速提高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只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上去了，才能最终形成一个良性的国家创新系统，从而反过来有益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的提高。恩格斯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旦有社会需求，那将比10所大学更能推进科学的进步。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凭借发明蓝光LED得到诺奖的中村修二。为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特此说明一下。本文采纳国际公认的关于创新（innovation）一词的经典含义，即：新的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本身不构成创新，只有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在企业得到成功应用，创新才算完成。
国家政策层面对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的。近年来大力倡导并资助大学或者科研院所跟企业合作从事协同创新，就是一例。然而，这种把大学和研究所跟企业“捆绑”在一起的所谓协同创新，是要求有着不同兴趣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精诚合作，而这种合作的成功率是要打折扣的。事实上，要从根本上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关键在于让企业自身焕发出创新的热情和动力。逐利是企业的天职，我们的政策导向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引导企业通过创新来实现追逐利润的目的。
然而，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有钱的国企不会认真去创新，因为其垄断地位决定了，任凭风吹浪打，它们的高额利润都是有保证的；没钱的小私企无法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资金都给大企业和个人人才计划的获得者拿去了；一般规模的私人企业无暇创新，因为他们要忙着应付各类政府衙门的管制和税负。在这样一种缺乏公平性、阻碍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要实现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恐怕就是一句空话。
不是说国内没有企业通过创新迅速成长的成功例子，比如华为、海尔、联想、长虹。但是，一来这类企业数量偏少， 企业技术创新还是“小众”行为；二来国内企业所掌握的能够在国际市场赢得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技能还是不够。我们在半导体、电子、航空、汽车等高新技术领域，基本上还处于受制于人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前者正是后者的原因。
追求诺奖，不需要举国上下的人海战术，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则需要变成一种大众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政策环境能够起到激发和推动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作用，如果更多的科教人士把目光放到企业而不是紧盯着论文的影响因子，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肯出大钱打造自己的高水平研发团队，我们的创新环境就会大为改善了。
什么时候，追求诺贝尔梦的人群成了小众，追求技术创新成了人海战术，我们的国家创新系统，才有可能是良性的、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