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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人其作品不仅成为了国内众多学者竞相研究的对象，也使“鲁迅研究”成为海外汉学中的一门显学。与国内鲁迅研究一样，海外的鲁迅研究也经历了重大的转折，在这里称之为去范式化的过程。本文拟以德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鲁迅研究方面经历的去范式化过程为线索，梳理鲁迅作品在德国译介的情况。
关键词：鲁迅 政治 范式
一、鲁迅与德国
鲁迅作品在德语区的译介起步较晚，落后于法国、俄罗斯等国。因此早期在德语区流传的鲁迅作品多为法语或俄语的。但是鲁迅进入德语文化圈并不完全是作为德国汉学界研究对象的身份，鲁迅自己也与德语文化圈有着诸多渊源。鲁迅与德国的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1899年，那时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上学并开始学习德语，1904年8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继续学习德语。鲁迅对德语的兴趣侧面反映了他对当时德国社会和哲学的兴趣。鲁迅最早接触尼采思想是在日本，当时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1907年开始，鲁迅在其文章中多次提及尼采。此后的两年里，鲁迅的三篇重要的论文《文化偏至论》（1907年），《摩罗诗力说》（1907年），《破恶声论》（1908年）中都涉及尼采思想的探讨。
然而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和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暴露，鲁迅对尼采的哲学产生了怀疑，最后他彻底地抛弃了尼采哲学转而信仰了共产主义。从《拿来主义》中，我们就可以读到鲁迅对尼采的批判：“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 他发了疯。”“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①鲁迅高度的政治敏锐度和辛辣的批判性，使得他被单一化为一个左翼的进步作家，其作品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以偏概全地拒绝了鲁迅作品其他的美学功能和解读方法。
二、鲁迅译介在德国的范式建构
德国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成为一个被高度恐怖统治的国家。一切言论、出版自由被取缔，新闻、舆论被完全地控制。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左翼进步作家的鲁迅，在德国的译介只是零星的。鲁迅作品真正被译介成德语始于20世纪30年代。阿尔弗雷德 ·霍夫曼（Alfred Hoffmann）（以下简称霍夫曼）在1935年将鲁迅的名篇《孔乙己》翻译成德语，发表在《东亚舆论 ostasiatische Rundschau》（1935年第16号）。紧接着，另一位汉学家亨利希 ·艾格特（Heinrich Eggert）也翻译了鲁迅的小说《伤逝》和《示众》，分别发表于《东亚舆论》1936年第17号和1937年第18号。霍夫曼作为将鲁迅作品翻译成德语的第一人，他曾表示要详细地报道鲁迅的作品和鲁迅在当时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然后这个许诺从未实现，可见当时德国人在法西斯主义的高压统治下的无奈。②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鲁迅作品在德国的译介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在高压的政治局面下，德国学界对鲁迅三缄其口，因此早期的鲁迅研究几乎是由在德国的外国学者来完成的。首先要提及的是，中国留学生王澄如。她的博士论文题为《鲁迅的生平和作品： 一篇探讨中国革命的论文》（ 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这篇论文发表于1939年，虽然在学术水平上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它的主题却是具有开拓性的，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重点探讨了鲁迅与革命的关系，将鲁迅的文学创作与其革命意识进行了内化的联系，作者认为，鲁迅深沉的革命意识是其文学作品的魅力之所在，这就是她所谓鲁迅的 “文学之内在的革命化”③。鲁迅及其作品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鲁迅作为政治作家的形象成为德国鲁迅研究的范式。
四十年代，鲁迅作品的译介仍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少数几位翻译家将几个零星的作品译介到德国。如汉斯·海斯格（Hans Reisiger）和约瑟夫·卡尔默（Joseph Kalmer）。进入五十年代，鲁迅研究才重新在德国汉学界引起重视。当时的汉堡大学汉学系自1910年建系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以算是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在这里，诞生了德国第二篇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无独有偶，这篇论文依旧是外国人写的。
1959年荷兰青年作家杰夫· 拉斯特（Jef Last） 在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鲁迅——诗人及偶像： 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Lu Hsün-Dichter und Idol： 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euen China）是这个时期西欧最重要的德语论文。这也是德语文化圈内第二部较大的专门论述鲁迅的学术著作。由于冷战导致的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联邦德国读者在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方面更偏向于中国古代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家则不在他们的阅读接受范围内。因此，拉斯特的论文可谓是战后德国鲁迅研究领域的一枝独秀。在《鲁迅——诗人及偶像： 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拉斯特专门列出两章来具体讲述鲁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这篇论文之所以重要，在于他开始全方位地探讨鲁迅的作品，对鲁迅思想转变的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鲁迅如何完成从一个进化论者过渡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如何变成毛泽东眼中的“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的。与王澄如一样，作者依旧把研究重点定格在鲁迅与政治的关系上，但同时也把研究重点落在了鲁迅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转变上，梳理当时的主流政治对鲁迅评价的转变及其原因。
1960年起出于政治原因，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当时苏联的关系恶化，鲁迅研究在当时的东德一度停滞，而西德也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甚少关注。七十年代在西德兴起大学生运动，当时的大学生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不满而将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奉为精神领袖。在这样的思潮下，鲁迅以毛泽东眼中的“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再次进入西德的公众和学界视线。但是此时的鲁迅依旧没有完全摆脱作为政治作家的范式。一直到八十年代，鲁迅在德语文化圈的接受和研究始终受到诸多政治因素的左右，从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到四五十年代冷战思维，直至六十年代共产主义阵营的破裂，最后到七十年代西方大学生运动进步思潮，鲁迅形象在政治范式下被严重的窄化。 三、鲁迅作为政治作家范式的解构
进入八十年代，与国内的鲁迅研究一样，在德国的鲁迅研究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向。随着国内及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功能日益削弱。文学研究突破了“政治先行，文化后变”的范式，开始转向文学的内在美学、哲学和文艺价值研究。鲁迅在德国的译介研究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左右后，作为政治作家的研究范式逐渐被解构。将鲁迅窄化为“政治作家”，将鲁迅作品纯粹从政治角度解读的做法，大大削弱了鲁迅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因为鲁迅的作品无论从思想性还是文学性来说都是相当复杂和深奥的。谈及八十年代后的德国研究，就不得不提到美国汉学家李欧梵的《铁屋子中的呐喊》。在这个时期， 德语区汉学家们较为关注美国的鲁迅研究成果。李欧梵的观点亦频频出现在德国汉学家的论文中。在结论中，李欧梵指出：“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intellectualized）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内心的鬼）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 of meaning），这种意义结构是绝不能肤浅地仅仅理解为抽象的‘革命意图’的。”④
八九十年代以顾彬（Wolfgang Kubin）为首的波恩大学汉学系是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顾彬也成为新时期德国鲁迅研究的代表人物。在198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在波恩大学汉学系举行了鲁迅研讨会。1989年顾彬编辑整合了当时鲁迅研究的论文，在波恩的布维耶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来自百草园：鲁迅研究》（Aus dem Garten der Wildnis：Studien zu Lu Hsün（1881-1936）），这本论文集体现了德国的鲁迅研究范式的解构。在前言中，顾彬就讲道：“现在正是时候了，不仅仅把鲁迅看做革命家，更要把他看做文学家。“⑤他在前言中罗列了收录在这本论文集中的论文研究方向，这也基本体现了新时期在鲁迅研究政治范式被解构后在德国呈现出的鲁迅研究图景。大致有三个方向的研究：一是鲁迅研究显露出比较文学的特性，将鲁迅作品的研究置于西方文学的视域和观照下进行，注重寻找鲁迅作品与西方文学的关联。二是注重鲁迅作品的象征性解读。指出，由于理解力的缺失，至今在鲁迅作品中对极具象征意义的图像的解读是十分不充分的。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将侧重对于鲁迅作品中用词的探究，鲁迅并非一个随意的作家，他的用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作品整体性相统一的结果，从而更好地发掘鲁迅作品的象征意义。三是探究鲁迅创作的手法的现代性，寻找鲁迅作品与西方现代性的渊源。⑥可以说，这本论文集为冷战后德国的鲁迅研究奠定了新的基调，彻底摆脱了鲁迅作为政治作家的符码，还原了鲁迅及其作品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以顾彬为代表的新时期德国汉学家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的多维的解读和研究，为鲁迅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 鲁迅.拿来主义[M].1934.
② Lutz Bieg.《Luxun im deutschen Sprachraum》in《Aus dem Garten der Wildnis： Studien zu Lu Hsün（1881-1936）》[M].1989.
③ 王澄如.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一篇探讨中国革命的论文[M].1939.
④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1999：183.
⑤ Wolfgang Kubin.《Vorwort》in 《Aus dem Garten der Wildnis： Studien zu Lu Hsün （1881-1936）》[M].1989.
关键词：鲁迅 政治 范式
一、鲁迅与德国
鲁迅作品在德语区的译介起步较晚，落后于法国、俄罗斯等国。因此早期在德语区流传的鲁迅作品多为法语或俄语的。但是鲁迅进入德语文化圈并不完全是作为德国汉学界研究对象的身份，鲁迅自己也与德语文化圈有着诸多渊源。鲁迅与德国的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1899年，那时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上学并开始学习德语，1904年8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继续学习德语。鲁迅对德语的兴趣侧面反映了他对当时德国社会和哲学的兴趣。鲁迅最早接触尼采思想是在日本，当时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1907年开始，鲁迅在其文章中多次提及尼采。此后的两年里，鲁迅的三篇重要的论文《文化偏至论》（1907年），《摩罗诗力说》（1907年），《破恶声论》（1908年）中都涉及尼采思想的探讨。
然而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和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暴露，鲁迅对尼采的哲学产生了怀疑，最后他彻底地抛弃了尼采哲学转而信仰了共产主义。从《拿来主义》中，我们就可以读到鲁迅对尼采的批判：“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 他发了疯。”“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①鲁迅高度的政治敏锐度和辛辣的批判性，使得他被单一化为一个左翼的进步作家，其作品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以偏概全地拒绝了鲁迅作品其他的美学功能和解读方法。
二、鲁迅译介在德国的范式建构
德国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成为一个被高度恐怖统治的国家。一切言论、出版自由被取缔，新闻、舆论被完全地控制。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左翼进步作家的鲁迅，在德国的译介只是零星的。鲁迅作品真正被译介成德语始于20世纪30年代。阿尔弗雷德 ·霍夫曼（Alfred Hoffmann）（以下简称霍夫曼）在1935年将鲁迅的名篇《孔乙己》翻译成德语，发表在《东亚舆论 ostasiatische Rundschau》（1935年第16号）。紧接着，另一位汉学家亨利希 ·艾格特（Heinrich Eggert）也翻译了鲁迅的小说《伤逝》和《示众》，分别发表于《东亚舆论》1936年第17号和1937年第18号。霍夫曼作为将鲁迅作品翻译成德语的第一人，他曾表示要详细地报道鲁迅的作品和鲁迅在当时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然后这个许诺从未实现，可见当时德国人在法西斯主义的高压统治下的无奈。②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鲁迅作品在德国的译介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在高压的政治局面下，德国学界对鲁迅三缄其口，因此早期的鲁迅研究几乎是由在德国的外国学者来完成的。首先要提及的是，中国留学生王澄如。她的博士论文题为《鲁迅的生平和作品： 一篇探讨中国革命的论文》（ 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这篇论文发表于1939年，虽然在学术水平上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它的主题却是具有开拓性的，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重点探讨了鲁迅与革命的关系，将鲁迅的文学创作与其革命意识进行了内化的联系，作者认为，鲁迅深沉的革命意识是其文学作品的魅力之所在，这就是她所谓鲁迅的 “文学之内在的革命化”③。鲁迅及其作品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鲁迅作为政治作家的形象成为德国鲁迅研究的范式。
四十年代，鲁迅作品的译介仍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少数几位翻译家将几个零星的作品译介到德国。如汉斯·海斯格（Hans Reisiger）和约瑟夫·卡尔默（Joseph Kalmer）。进入五十年代，鲁迅研究才重新在德国汉学界引起重视。当时的汉堡大学汉学系自1910年建系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以算是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在这里，诞生了德国第二篇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无独有偶，这篇论文依旧是外国人写的。
1959年荷兰青年作家杰夫· 拉斯特（Jef Last） 在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鲁迅——诗人及偶像： 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Lu Hsün-Dichter und Idol： 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euen China）是这个时期西欧最重要的德语论文。这也是德语文化圈内第二部较大的专门论述鲁迅的学术著作。由于冷战导致的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联邦德国读者在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方面更偏向于中国古代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家则不在他们的阅读接受范围内。因此，拉斯特的论文可谓是战后德国鲁迅研究领域的一枝独秀。在《鲁迅——诗人及偶像： 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拉斯特专门列出两章来具体讲述鲁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这篇论文之所以重要，在于他开始全方位地探讨鲁迅的作品，对鲁迅思想转变的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鲁迅如何完成从一个进化论者过渡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如何变成毛泽东眼中的“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的。与王澄如一样，作者依旧把研究重点定格在鲁迅与政治的关系上，但同时也把研究重点落在了鲁迅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转变上，梳理当时的主流政治对鲁迅评价的转变及其原因。
1960年起出于政治原因，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当时苏联的关系恶化，鲁迅研究在当时的东德一度停滞，而西德也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甚少关注。七十年代在西德兴起大学生运动，当时的大学生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不满而将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奉为精神领袖。在这样的思潮下，鲁迅以毛泽东眼中的“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再次进入西德的公众和学界视线。但是此时的鲁迅依旧没有完全摆脱作为政治作家的范式。一直到八十年代，鲁迅在德语文化圈的接受和研究始终受到诸多政治因素的左右，从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到四五十年代冷战思维，直至六十年代共产主义阵营的破裂，最后到七十年代西方大学生运动进步思潮，鲁迅形象在政治范式下被严重的窄化。 三、鲁迅作为政治作家范式的解构
进入八十年代，与国内的鲁迅研究一样，在德国的鲁迅研究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向。随着国内及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功能日益削弱。文学研究突破了“政治先行，文化后变”的范式，开始转向文学的内在美学、哲学和文艺价值研究。鲁迅在德国的译介研究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左右后，作为政治作家的研究范式逐渐被解构。将鲁迅窄化为“政治作家”，将鲁迅作品纯粹从政治角度解读的做法，大大削弱了鲁迅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因为鲁迅的作品无论从思想性还是文学性来说都是相当复杂和深奥的。谈及八十年代后的德国研究，就不得不提到美国汉学家李欧梵的《铁屋子中的呐喊》。在这个时期， 德语区汉学家们较为关注美国的鲁迅研究成果。李欧梵的观点亦频频出现在德国汉学家的论文中。在结论中，李欧梵指出：“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intellectualized）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内心的鬼）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 of meaning），这种意义结构是绝不能肤浅地仅仅理解为抽象的‘革命意图’的。”④
八九十年代以顾彬（Wolfgang Kubin）为首的波恩大学汉学系是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顾彬也成为新时期德国鲁迅研究的代表人物。在198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在波恩大学汉学系举行了鲁迅研讨会。1989年顾彬编辑整合了当时鲁迅研究的论文，在波恩的布维耶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来自百草园：鲁迅研究》（Aus dem Garten der Wildnis：Studien zu Lu Hsün（1881-1936）），这本论文集体现了德国的鲁迅研究范式的解构。在前言中，顾彬就讲道：“现在正是时候了，不仅仅把鲁迅看做革命家，更要把他看做文学家。“⑤他在前言中罗列了收录在这本论文集中的论文研究方向，这也基本体现了新时期在鲁迅研究政治范式被解构后在德国呈现出的鲁迅研究图景。大致有三个方向的研究：一是鲁迅研究显露出比较文学的特性，将鲁迅作品的研究置于西方文学的视域和观照下进行，注重寻找鲁迅作品与西方文学的关联。二是注重鲁迅作品的象征性解读。指出，由于理解力的缺失，至今在鲁迅作品中对极具象征意义的图像的解读是十分不充分的。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将侧重对于鲁迅作品中用词的探究，鲁迅并非一个随意的作家，他的用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作品整体性相统一的结果，从而更好地发掘鲁迅作品的象征意义。三是探究鲁迅创作的手法的现代性，寻找鲁迅作品与西方现代性的渊源。⑥可以说，这本论文集为冷战后德国的鲁迅研究奠定了新的基调，彻底摆脱了鲁迅作为政治作家的符码，还原了鲁迅及其作品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以顾彬为代表的新时期德国汉学家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的多维的解读和研究，为鲁迅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 鲁迅.拿来主义[M].1934.
② Lutz Bieg.《Luxun im deutschen Sprachraum》in《Aus dem Garten der Wildnis： Studien zu Lu Hsün（1881-1936）》[M].1989.
③ 王澄如.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一篇探讨中国革命的论文[M].1939.
④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1999：183.
⑤ Wolfgang Kubin.《Vorwort》in 《Aus dem Garten der Wildnis： Studien zu Lu Hsün （1881-1936）》[M].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