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自传《童年》等三部曲，用现在的话说是活色生香，在当时读来就是真切生动，今天我看高尔基仍会感动，还时常会想起他那句“冒犯”列宁的话：“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相形之下，我的童年是幸运的。我1962年出生在青岛，“文革”涵盖了我整个的童年经验，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境况和高尔基的这句名言差不多。
　　与高尔基多难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还有其光彩的一面。虽然也有不幸的事发生。当时的美术老师人很和蔼，可惜车祸身亡。我的邻居和同学赵树伦在三年级时也车祸送命，这一师一生让班主任孙老师放声大哭了无数回。
　　我的父母都算是性情中人。父亲当时在市南干部职业业余学校教语文，是教大人的，学生的来源广泛，不乏比他还大的大人和干部，邮电、铁路……各行各业；学生请他操刀写文章，他总是慨然应允。父亲为铁路客运广播写的青岛宣传语，在那年月每到一地，列车总要广播这个城市的光荣历史和伟大成就。母亲是个宁折不弯之人。1949年圣功女子高中毕业，全青岛只有三十名，拒绝不少入城高干的追求和组织的安排，甘嫁白面穷书生我爸。她常吹自己的跨栏和排球，当然文革中的橡胶九厂工人领袖——“东方红”派的头头她也是当仁不让的。母特别能侃，还爱做月老给别人牵线搭桥，介绍对象，故事也多。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对我爱护。父母家族关系复杂，六姨十五舅，其中还有海外关系，和特务大爷等都还有来往。
　　中山路上的美术公司是青岛的美术家窝点。十岁的时候，我拜师美术公司，认识大批画坛师友，接受全体师父的指点，郑来麟老师更是待我如子。“二王”名气很大，大老王（王笃正）是浙美油画系文革前毕业来青的朴实到家的油画家，二老王（王庆平）是看不上央美油画系，附中毕业就回青的才子型画家（其子王音现在子承父业），三老王（王臣祥）也画技不俗。日常主要负责我的郑来麟比他们都年青，也就三十岁。当时他们全都在为外贸画风景画（统称“商品画”）。二十几人基本站着；另一组在另外房间，好像也有二十号人都在画图案、糖纸之类（现称“设计”）全都坐着，女性多一些，集资料的习惯便是受这组师母的影响。看到他们手里常翻资料很新鲜，自己也就攒起来了。象捡垃圾的一样走到哪捡到哪，成了习惯。在美术公司可以听到各种怪话，七嘴八舌议论各家，面红耳赤也在所不惜。
　　两层楼的美术公司，门窗都朝着中山路。那是青岛最繁华的路，所有游行都必走此路，是个不错的观景台。郑师父讲某次看到一串亡命牌（死囚车经过）给他的震撼，连说：真是的，都是年青人呀！（指死囚）也看了不少群众游行时出现的生动形态和熟悉身影（队伍中常有熟人），可惜他没画下来。我画《南京路》时，想起他的话，补画了一些。
　　郑师父胆子较小（在青岛更显得突出），可能与被打成“反革命”有关。记得有一次他找到我父母，讲不能再教我学画了。因刚给打成“反革命”，怕影响我的前途，被我们坚决回绝了。
　　郑师父很注重创作。那时都很夸张，这也是当时的气氛使然。1965年6月26日有个毛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虽有形式的一面，现在看来并非全有问题，甚至还有其可取之处。画此画郑师父有点手把手教的意思，特别那个雪花我不知该如何画，他用了弹毛笔杆和牙刷蘸白粉刷铁网之绝技让我开了眼。
　　有一个老师，我喊她“孙猴子”。这样称呼老师，真是大不敬，可是几乎整个小学阶段我就是这样和班主任孙桂兰老师作对，给她起了这外号。她脾气大，我也够凶，我们真对上了撇子。长期与她论战，打得不亦乐乎：经常我给一把拖到讲台前罚站，她连推带搡，“雷厉风行”（她喜欢用的词）。我那心爱的铅笔盒、铅笔、橡皮常伴随着飞一地。我怒了，也不含糊，想方设法给她挑错（有点今天“咬文嚼字”的劲）甚至写了作文《没有质量的老师》在班里传看，气得她常说：“俺是小学老师，没有你爸爸中学老师水平高！”（其实我爸爸连正规中学也称不上，是干部职工业余学校。）不过她又说：“龙好斗，虎好斗，就是那绵羊最难缠。”说明她把我当虎，心里面还挺喜欢的。
　　孙老师丈夫常年在外，她一人带孩子，一身病，脸色蜡黄，心情不太好。上课时常东拉西扯，一会讲她如何吃中药，一会又扯到江姐和老彭的生死离别，眼泪汪汪，一提起赵树伦的死大哭不止。我们常常被她的情绪感染，最终整个班级被她调教得很有点样子，电台也报道了我们这个模范班，离开小学那年我们总算和好了。可能是我长大了，她也人到中年了吧。
　　前几年回陵县路小学看她，方知她已故去，短命也很苦命的人，就这样走了，很感激她那么认真地对待我的无理或有理取闹，让我长了脑子。
　　当时上学只上半天，或上午或下午，四节课。有时只上两节课。再就是参观工厂、部队和下乡、扫墓等等，总之“放羊”（孙老师语）的机会很多。不上学的半天如何打发，孙老师有一招：组织家庭学习小组，四人一组，男女、优差、顽皮与老实，虎羊配等巧妙组合。她知道我的捣蛋（但学习是拔尖的）性质，故给我配上了一个学习优秀听老师话的女生秦岭（孙老师欣赏的名字）和两个学习极差闷声不响老实得吓人（“三棍子打不出屁来”，孙老师语）的女生。
　　让我一虎吃三羊，彻底没脾气了。我们这组设在我家还要办墙报，常有孙老师派的“专员”（学生代表）上门检查、评比。的确形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气象
　　在当时，那个第三公园堪称我们的天堂。小伙伴们玩得真投入！多少次听老人闲聊，多少回爬树捉“嗟柳（会叫的蝉）”下雨便去找“嗟柳猴（刚爬出土来的新蝉）”，多少回拉着自制“小豆腐”（风筝）狂奔……多少回看人间喜剧——那是青岛的政治文化运动中心，江青也到过（工人文化宫的工人剧场）；多少热烈的大型集会在此举行，各种锣鼓队先声夺人，特别是那些敲出花样的鼓点，能让人围着听很久。胡同里有一小孩叫毛蛤蜊他爸是俄国人，全身卷毛，大肚子吹大喇叭的形象也很抓眼球。公审大会最猛，当宣判：某某判处死刑时，两军警把犯人一脚跺倒的一刻最提神，到了顶点。夜晚常常还会有演出，有时露天电影、篮球比赛也同时举行。 　　我家就在公园大门口，有时人潮汹涌，队伍一时进不去，便有人坐在我家的楼梯上等待。有人口渴，我还端茶送水，很热情。拿枪的队伍最能激起男孩的兴趣，有次一个兵看我摸他的装备便说：“你长大也当兵！”我一下扯开衣服指着肚子说：“我当不了，我开过刀”。
　　但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个冷飕飕的早晨，可能是冬天，到边疆去的卡车在第三公园集中，那些穿着黄军装的知识青年钻进了带蓬的卡车，随着车轮的转动，哭声也一点点发出来，听到有人说：“看那是个双胞胎！”
　　那天清晨天很阴公园很静。
　　我家出门左手第一个门便是王大娘家，家有个大姐和小文、小燕兄弟，与我家也是一墙之隔。那是我玩的重要据点。小文是九中学生，比我大五六岁，小燕也比我大三四岁。小文手很巧，用竹子、木筷子做的拉线木偶，手握刀枪，可用来打斗。武士的靴子和帽子用的是红红绿绿的塑料扣子，很精神，可在桌子缝或者两个靠紧的方凳中间的缝中滑动，两手在桌下（凳下）拉线操作就成，玩起来很是来劲。
　　第三公园上面的九中美术组水平很高，小文也在其中活动，他当时写的立体美术字，令我吃了一惊。他用铅笔勾勒山水，我也跟着描摹，就这样画起画来了。王大娘总是叫我“小画家”，让我又得意又怕羞。他爸爸脸色一直都很严肃，听说是坐过牢，因困难时期偷了几辆厂里的自行车卖。
　　那会儿院里还曾住过一个当年名妓“小苹果”，她被冯大爷（阔少爷）从窑子里赎了出来。老冯夫妻无子女，同我家都很熟。我的任务是每天下午四点左右给她指派去打啤酒。那是刚出厂的鲜啤，我总是忍不住走在半路上抿上半口。贰角钱一大茶缸子很香，那些沫沫很浓。至今我对沫沫都有好感，喝咖啡也总是爱有沫的卡布奇诺。我叫她季大娘，她接过啤酒一口气半缸入肚，翘起二郎腿，抽上一支烟很是享受。
　　“拍卖行”的王大爷也一直独居在我们院里，他五六十岁的样子，鼻头红又大，有点象当时满街都是的刘少奇的漫画。家属都在乡下，也从没见他回去，或有什么亲人来。此人如果活在现在，真是了不起，但当时只能是静悄悄地，在聊城路“拍卖行”里，其实就是旧货委托商店里估价。大人都习惯叫老名“拍卖行”，其实那年月不少抄家物资也会拍卖的，只不过是价越叫越低。记得妈妈就用一块钱从“拍卖行”里搬回一堆木盘子之类的东西。我没事也爱到里面转，各种杂件挺开眼的。王大爷主要管钟表首饰类，其实店里有疑难问题都还要请教他，就他有学问，看得懂“瑞士”“英纳格”之类，其他“伙计”还真不知所以然。
　　小文家的楼下住着崔裁缝一家。老崔很老到，一出家门就手扶在腰上，他女婿是医生，他便一直“工伤”养在家里不上班，谁也不知他哪年才能康复。一次他在院里接水，周围无人，他象常人一样，我在楼上走廊一探头，他便迅速把手扶在腰上……
　　凌云照相馆也是记忆很深的地方。父亲的书法远近闻名，第二次简化字方案一公布，位于聊城路上的凌云照相馆便找到我家，请父亲书写，他们拍照，洗印了不少。似乎是一毛一张，购买者踊跃。我们家的不少照片都是在凌云照相馆拍的，我大姐有段时间名字也叫凌云，看出那个时代是多么崇尚壮志。我哥叫“大鹏”，我叫“大鸿”均与此有关？
　　父亲的常用印刻“非石”二字，分明是说自己不是石头是玉。1975年岁尾，我竟也有了平生第一方印。一位未曾见面的老先生，据说是康生的亲戚，叫张叔愚，为我刻了印。这是因为爸爸的关系，他好书法，有些道上的朋友，竟找到这位大家为我治印。听说他家桌上的石头排成长龙，都是求印的，但他听说我是孩子，便给我优先了。此印线条很美，看着很顺，与我很合，一直用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