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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该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的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了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一百名高中生汇合了，马景然就成了二百个学员里唯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进拉萨。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步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兵站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得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寒冷以及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二百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解决那些生理上的困难的，也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甚至没人听见她说过一句难过的话，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
到达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
仗打完后，他们前往建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在那里读书学习。扎木那个地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的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着区队长，另一边就住着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只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连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但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致逊则高大英俊，是一个帅小伙。
他们在扎木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俩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六年，实在该结婚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967年10月，西藏边境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俩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分手的时候他们重新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后就结婚。
可是——又一个“可是”，他们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入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外两名同学，一名牺牲，还有一名重伤。
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六年了，他们等了六年。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怎么会这样？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我不知道马景然当时想了些什么，我只知道她从得到消息后就泪流不止。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她去亚东。车是一辆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是那条我很熟悉的路，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那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车前玻璃窗的铁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过去了。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唯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很快也要离开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黄泉，他们到那边去活，去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二百个男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王将军已经退休，他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过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俩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俩人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俩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一位仍在西藏任职的大校听，同时还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俩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大校于是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在日喀则任现职的另一位大校听。那位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去办。
我满怀期待地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现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俩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2005年7月22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张照片，即两位烈士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王将军，王将军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又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随意掘墓合葬呢？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我们爱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也知道。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文汇报》2005年8月26日〕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该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的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了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一百名高中生汇合了，马景然就成了二百个学员里唯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进拉萨。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步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兵站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得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寒冷以及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二百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解决那些生理上的困难的，也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甚至没人听见她说过一句难过的话，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
到达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
仗打完后，他们前往建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在那里读书学习。扎木那个地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的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着区队长，另一边就住着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只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连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但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致逊则高大英俊，是一个帅小伙。
他们在扎木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俩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六年，实在该结婚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967年10月，西藏边境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俩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分手的时候他们重新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后就结婚。
可是——又一个“可是”，他们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入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外两名同学，一名牺牲，还有一名重伤。
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六年了，他们等了六年。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怎么会这样？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我不知道马景然当时想了些什么，我只知道她从得到消息后就泪流不止。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她去亚东。车是一辆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是那条我很熟悉的路，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那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车前玻璃窗的铁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过去了。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唯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很快也要离开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黄泉，他们到那边去活，去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二百个男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王将军已经退休，他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过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俩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俩人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俩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一位仍在西藏任职的大校听，同时还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俩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大校于是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在日喀则任现职的另一位大校听。那位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去办。
我满怀期待地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现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俩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2005年7月22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张照片，即两位烈士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王将军，王将军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又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随意掘墓合葬呢？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我们爱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也知道。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文汇报》2005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