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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比从国外输入的话剧，给演员在舞台上临时发挥的自由要大得多，扮演丑角的插科打诨一直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针砭时弊、讽刺邪恶、嘻笑怒骂、反映民心的一个出气孔和闪光点。演员插科打诨要插得是地方，打到关键处，而且要既符合剧情人物发展，又与当时观众对时事的心理相认同，包袱一抖就响，不是有骨气有修养有灵气的演员，要想赢得观众共鸣的笑声，谈何容易！
插科打诨，也不限于丑角，生、旦、净、末也有各自的科诨路数。这有利于人物的性格化和幽默的多样化。比如一九一九年十月，武生大家杨小楼在北京演《大闹苏州城》(即《五人义》，反映阉党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激起五义士聚合百姓打死校尉的壮举，杨饰周文元)，时值“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义举发生后的五个多月，杨小楼在台上一声呼啸：“咱们走！去烧卖国贼的房子！”既切时势，又合剧情，台上台下，人心大快。任二北老先生所著《优语集》(第九卷293页)曾记载此事。
科诨并不限于舞台上，舞台下也是常见的，比如：孤岛时期，汪精卫邀请上海戏剧电影界名流到南京，痛陈自己的苦衷隐情，演员刘琼听了汪的讲话，说了两句至今仍觉正义凛然而又令人发噱的话：
“看了汪先生，我们这些演戏的都没饭吃了！”
汪精卫当年也有他光彩之处，而为著名优人所表彰。侯喜瑞的老师，架子花脸黄润甫有“活曹操”之誉，此公平日留心观察清廷贵族和大太监的行为举止(黄系满族)，对演《法门寺》刘瑾尤为应工。一九一○年四月，汪精卫因刺杀儿皇帝博仪的老子摄政王载沣而被捕的第二天，“黄三”演《法门寺》里的刘瑾，在台上突然来了个临场发挥：
“桂儿！你知道昨儿的事吗(指桥下埋炸弹)？”
贾桂：“不要紧！咱们不走御河桥就是了。”
刘瑾：“傻小子！老鸦不见得老在现窝里叫。吩咐下去，格外小心！”
这话的意思是，即令老鸦不在窝里，仍然会有不测风云，防不胜防，清廷只有等死一途。当时稍有觉悟的观众一听此言也会懂得黄润甫讽刺的矛头，是针对日落西山的清廷的。(《优语集》第八卷250页)
一八九八年九月，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就义，戊戌变法失败了。这时上海优伶何家声演《清溪洞》扮孙悟空。按照剧中规定情境，悟空追逐妖魔必须变幻多种形象，可是何家声为了来一段插科打诨，演到此处，安然不动。旁边角色问道：
“人人都要看你今儿个变法，怎么就变不出来了呀？”
孙悟空指着台下的官员说：“你看，诸位大人没有一个想变法的，你怎么单单教我变起来呢！”(《优语集》第八卷231页)由于这话属于戏中戏言，何家声竟未获问罪。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若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郑逸梅《艺林散叶》第1133条)无独有偶，在同治末年便已走红的十三旦，青年时在北京登台，瞄见台下有一老儒，原来此公在十三旦幼年读书时因保护他免受体罚为十三旦感念不已，今日在园子里得见，甚感欣幸，遂于卸妆后到台下相认。老儒说我年近六十，穷苦不能自活，千里徒步来京投奔亲友，扑了个空，懊悔欲绝，信步到梨园，想不到绝处逢生。十三旦带老儒至寝处，丰盛接待。一天，十三旦说：“我看您老没有什么能耐特长，为先生长久计，唯有作官，当是最好的前途了。”老儒：“我书都教不好，怎么敢去作官？”十三旦：“现在京都只有作官最容易。做大官更容易！您甭多虑就是了！”次日从袖子里拿出道员(正四品)的官衔证明以及给各王公大臣拜托关照的信件，备上车马仆役，说道：“您老请去上任吧！”(《优语集》第七卷203—204页)
清朝有一名谚：“官场如戏场。”优伶们却说：“不然，我们每天冠带登场，仪杖显赫，何等威风；但我们却没有风尘奔走之苦，患得患失之虑，忧谗畏讥之悸，恐怕官场还不如咱们戏场呢！”(《优语集》第八卷266页)
清末官场中，汉族士人混得最象样的大官僚，莫过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了。对外交涉一贯以“和我”、“以羁为上”的妥协投降为指针，他创办的北洋水师，甲午一战，全部报销，亲去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鸿章排行老二，故京中对李二先生的卑谄足恭所作所为的不满情绪，早已沸反盈天矣。正巧昆曲的著名苏丑(京剧中的文丑，因说白用苏州话，故名)杨鸣玉(行三，习称杨三)来京演《水漫金山》，扮《水斗》一场中水族龟丞相一角。这时正值甲午败绩，传慈禧懿旨：褫夺李鸿章的黄马褂以示谴责。杨三在演出时来了个急中生智，传令道：“娘娘法旨：虾兵鱼将，往攻金山寺啊！”这时有一鳖形大将身穿黄褂出台，杨三临机抓哏。喝道：“谁要退缩打败了，扒下他的黄马褂！”满堂听众热烈鼓掌痛快叫绝。不料李二的胞侄李经畲在座，摔掉茶碗，骂不绝口。杨三立即避去，不久，病死。于是京中留下一副垂名百岁的对联在人们口头不胫而走：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优语集》第七卷220页)
王国维一九○九年曾搜集优语录，可惜只有五十条。任二北编著的《优语集》达到四百三十六条，在主条之后又列有详尽考证的许多附条，全书二十六万多字，任先生在条目之后所撰按语，笔底充满卫护并赓扬优伶战斗传统藐视邪恶权贵的浩然之气。在集录杨鸣玉的打诨妙语之后，任先生写道：
“此语涉及中日战争，满汉政争，关系甚大，优人之气魄与伎艺，并臻上乘，不仅为清代优语之冠，即居本集四百余条内，亦足当前列。汉奸之名可废，日寇之祸可忘，阶级斗争之根难拔也。”
写到这里，我想向当今搞电视小品创作的朋友推荐这本中国戏曲史上优秀传统的掌故书。当然，时代不同了，读任先生这本书的艺术家是绝不会生搬硬套不分对象滥用讽刺的；但是我想，《优语集》对于小品创作，说不定从艺术上会切中穴位打通经络，起到发蒙振滞激发灵感的意外作用。即令对于正在重温近代史，认识中国国情的一般读者来说，我们从旧日舞台上那一丁点的言论自由，寓教于乐寓勇于智的插科打诨这一极其特殊的角度中，看看中国人的民心之不可侮，民气之不可夺，正气之不可讳，是如何艺术地巧妙地倾吐喷发出来的，从而受到爱国爱人民爱真理的启示，也许不无裨益吧。
插科打诨，也不限于丑角，生、旦、净、末也有各自的科诨路数。这有利于人物的性格化和幽默的多样化。比如一九一九年十月，武生大家杨小楼在北京演《大闹苏州城》(即《五人义》，反映阉党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激起五义士聚合百姓打死校尉的壮举，杨饰周文元)，时值“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义举发生后的五个多月，杨小楼在台上一声呼啸：“咱们走！去烧卖国贼的房子！”既切时势，又合剧情，台上台下，人心大快。任二北老先生所著《优语集》(第九卷293页)曾记载此事。
科诨并不限于舞台上，舞台下也是常见的，比如：孤岛时期，汪精卫邀请上海戏剧电影界名流到南京，痛陈自己的苦衷隐情，演员刘琼听了汪的讲话，说了两句至今仍觉正义凛然而又令人发噱的话：
“看了汪先生，我们这些演戏的都没饭吃了！”
汪精卫当年也有他光彩之处，而为著名优人所表彰。侯喜瑞的老师，架子花脸黄润甫有“活曹操”之誉，此公平日留心观察清廷贵族和大太监的行为举止(黄系满族)，对演《法门寺》刘瑾尤为应工。一九一○年四月，汪精卫因刺杀儿皇帝博仪的老子摄政王载沣而被捕的第二天，“黄三”演《法门寺》里的刘瑾，在台上突然来了个临场发挥：
“桂儿！你知道昨儿的事吗(指桥下埋炸弹)？”
贾桂：“不要紧！咱们不走御河桥就是了。”
刘瑾：“傻小子！老鸦不见得老在现窝里叫。吩咐下去，格外小心！”
这话的意思是，即令老鸦不在窝里，仍然会有不测风云，防不胜防，清廷只有等死一途。当时稍有觉悟的观众一听此言也会懂得黄润甫讽刺的矛头，是针对日落西山的清廷的。(《优语集》第八卷250页)
一八九八年九月，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就义，戊戌变法失败了。这时上海优伶何家声演《清溪洞》扮孙悟空。按照剧中规定情境，悟空追逐妖魔必须变幻多种形象，可是何家声为了来一段插科打诨，演到此处，安然不动。旁边角色问道：
“人人都要看你今儿个变法，怎么就变不出来了呀？”
孙悟空指着台下的官员说：“你看，诸位大人没有一个想变法的，你怎么单单教我变起来呢！”(《优语集》第八卷231页)由于这话属于戏中戏言，何家声竟未获问罪。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若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郑逸梅《艺林散叶》第1133条)无独有偶，在同治末年便已走红的十三旦，青年时在北京登台，瞄见台下有一老儒，原来此公在十三旦幼年读书时因保护他免受体罚为十三旦感念不已，今日在园子里得见，甚感欣幸，遂于卸妆后到台下相认。老儒说我年近六十，穷苦不能自活，千里徒步来京投奔亲友，扑了个空，懊悔欲绝，信步到梨园，想不到绝处逢生。十三旦带老儒至寝处，丰盛接待。一天，十三旦说：“我看您老没有什么能耐特长，为先生长久计，唯有作官，当是最好的前途了。”老儒：“我书都教不好，怎么敢去作官？”十三旦：“现在京都只有作官最容易。做大官更容易！您甭多虑就是了！”次日从袖子里拿出道员(正四品)的官衔证明以及给各王公大臣拜托关照的信件，备上车马仆役，说道：“您老请去上任吧！”(《优语集》第七卷203—204页)
清朝有一名谚：“官场如戏场。”优伶们却说：“不然，我们每天冠带登场，仪杖显赫，何等威风；但我们却没有风尘奔走之苦，患得患失之虑，忧谗畏讥之悸，恐怕官场还不如咱们戏场呢！”(《优语集》第八卷266页)
清末官场中，汉族士人混得最象样的大官僚，莫过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了。对外交涉一贯以“和我”、“以羁为上”的妥协投降为指针，他创办的北洋水师，甲午一战，全部报销，亲去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鸿章排行老二，故京中对李二先生的卑谄足恭所作所为的不满情绪，早已沸反盈天矣。正巧昆曲的著名苏丑(京剧中的文丑，因说白用苏州话，故名)杨鸣玉(行三，习称杨三)来京演《水漫金山》，扮《水斗》一场中水族龟丞相一角。这时正值甲午败绩，传慈禧懿旨：褫夺李鸿章的黄马褂以示谴责。杨三在演出时来了个急中生智，传令道：“娘娘法旨：虾兵鱼将，往攻金山寺啊！”这时有一鳖形大将身穿黄褂出台，杨三临机抓哏。喝道：“谁要退缩打败了，扒下他的黄马褂！”满堂听众热烈鼓掌痛快叫绝。不料李二的胞侄李经畲在座，摔掉茶碗，骂不绝口。杨三立即避去，不久，病死。于是京中留下一副垂名百岁的对联在人们口头不胫而走：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优语集》第七卷220页)
王国维一九○九年曾搜集优语录，可惜只有五十条。任二北编著的《优语集》达到四百三十六条，在主条之后又列有详尽考证的许多附条，全书二十六万多字，任先生在条目之后所撰按语，笔底充满卫护并赓扬优伶战斗传统藐视邪恶权贵的浩然之气。在集录杨鸣玉的打诨妙语之后，任先生写道：
“此语涉及中日战争，满汉政争，关系甚大，优人之气魄与伎艺，并臻上乘，不仅为清代优语之冠，即居本集四百余条内，亦足当前列。汉奸之名可废，日寇之祸可忘，阶级斗争之根难拔也。”
写到这里，我想向当今搞电视小品创作的朋友推荐这本中国戏曲史上优秀传统的掌故书。当然，时代不同了，读任先生这本书的艺术家是绝不会生搬硬套不分对象滥用讽刺的；但是我想，《优语集》对于小品创作，说不定从艺术上会切中穴位打通经络，起到发蒙振滞激发灵感的意外作用。即令对于正在重温近代史，认识中国国情的一般读者来说，我们从旧日舞台上那一丁点的言论自由，寓教于乐寓勇于智的插科打诨这一极其特殊的角度中，看看中国人的民心之不可侮，民气之不可夺，正气之不可讳，是如何艺术地巧妙地倾吐喷发出来的，从而受到爱国爱人民爱真理的启示，也许不无裨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