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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中旬前举行的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上，近半年来中国影坛的一些新的“奇特现象”引起了圈内人士的热议。
2013年1～5月，《泰囧》、《致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国合伙人》等6部国产中小成本电影成就了近几年来最大的票房井喷—总投资不到2亿元，票房收入35亿元。电影中所涉及的青春、怀旧、中国梦、赴美生子等社会话题，一时间成为微博等社交新媒体的高频关键词。这多少打破了人们对国产电影的一般认识—要么是商业烂片，要么是孤芳自赏的艺术片。
而近期上映的另一部国产影片《富春山居图》虽口碑奇差，票房却已破3亿元。
“现在中国的观众，消费观念和其他国家还有一些区别—中国的观众大多在消费话题。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电影票，其后一周的时间可以跟朋友聊这个话题，就觉得值了。所以才会出现口碑差票房高的‘富春山居图现象’。同时，国产电影带给观众的文化参与感是国外电影无法做到的，这也是《泰囧》《致青春》等6部电影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中磊在论坛上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而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导演何平看来，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成熟不理性正是导致这些奇特现象出现的原因。
“开始有市场的观念了”
跟美国100多年来循序渐进的发展曲线不同，中国电影市场的量级，正以几何倍数增长。
2013年初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2012年中国全年的总票房为170亿元，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全球总票房的第二把交椅，这个数字在2000年只有8亿元。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给出了更“新鲜”的数据：2013年前5个月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90亿元，100亿元大关预计在6月末就可以突破，电影行业内乐观估计2013年全年的总票房在220亿元左右。
影片数量的发展同样迅速。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过去三年间，中国电影产量分别为526部、558部和745部，而2013年仅上半年获得立项的电影就有近500部。在好莱坞的黄金年代，电影产量最多的1946年，全年的电影产量也不过500部。
“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已经快得惊人了。” 李鼎传媒总裁、成龙电影《功夫梦》的制作人李威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快速发展带来了电影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艺恩咨询总裁郜寿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我感觉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电影创作者们开始有市场的观念了。”
200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电影导演专业的黄凯直白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家都想着怎么赚钱。”他自己有一家电影工作室，目前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拍摄微电影和广告。
制片人李烈对此表示了担忧：“我碰到好几个年轻导演，他们说他的电影里面，有什么什么元素。他们先想的不是故事或创作本身，不是对这个故事有多大的热情，他只是想说曾经有过这个元素的片子是卖钱的，而他的电影里就有这个元素。”
同时，“富春山居图现象”也让电影市场对电影观众的引导和培育变得迫切起来。“如果一个烂片最后票房不错，那制片公司就会说我们可以不拍好电影了，只要话题够吸引眼球，卡司（cast的中文音译，指演员阵容—编者注）够大，我们就可以赚钱。我觉得这不是电影市场良性的发展方向。”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导演薛晓璐对本刊记者说。
观众层的单一和不清晰，也让中国的电影导演面临挑战。
根据中国电影放映协会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电影观众平均年龄为21.5岁。去电影院看电影，正在成为20岁上下的大学生重要的社交方式。而在四年前的2009年，中国电影观众平均年龄为 25.7岁。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电影观众正趋于年轻化。
“为什么看到很多大导演都有偶尔失手的时候，是因为中国电影市场观影群体已从上一代过渡到下一代。”电影《小时代》导演、作家郭敬明在论坛上说。
怎么把出走的观众拉回来，是摆在电影人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好莱坞不是一天建成的
薛晓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近半年电影市场的跌宕起伏并不表示担忧：“中国的电影市场肯定是不完善的。我不觉得这样的不完善会怎么样伤筋动骨，它是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美国、欧洲电影观众的观影经验，包括他们的电影文化累积都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中国这才几年啊？”
薛晓璐说，2000年左右，中国电影几乎就是一个“零”的状况。那个时候很多电影人都转战电视剧。但2003、2004年后，电影市场逐渐好转，这几年从票房、电影数量到电影的投资额度等都和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
李威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好莱坞被公认为最成功的电影工业模式，而这条产业链也是经过了上百年的打磨才有了如今的光辉。
“比如，美国也有过一段对电影审查非常严格的时期。”李威达说。
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电影制作方为了在经济大萧条的状况下招揽观众，将婚外恋和失足妇女作为电影的热门内容，收到不错的效果，但这受到了一些人士特别是教会的抵制。一些州因此颁布了各自电影审查的法律，比如规定接吻镜头不许超过5秒或3秒、不能有婚前性行为或婚外恋等“不伦情节”。米高梅、华纳、哥伦比亚等几大电影公司为了使电影从制作源头就能通过审查，于上世纪30年代初推出了“海斯规则”，规定电影中不许出现同性恋、跨种族伴侣和毒品使用等镜头和内容。
这些法律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影创作，但美国电影并没有因此出现萧条期。相反，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被称为好莱坞的黄金年代，《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等一系列经典影片都拍摄于这一时期。
上世纪50年代，欧洲影片打入美国市场，观众们对其趋之若鹜。与此同时，电视业对电影构成威胁。“海斯规则”渐渐不再适用于新的市场形势。1968年，“海斯规则”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电影分级制度，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G、PG、R和X级别（后来增设PG13）。 好莱坞电影从审查制度到分级制度的演变，整个过程持续了数十年，直至今日，还在不断地根据情况修改。
回望2013年的中国电影，从公开媒体的报道来看，《泰囧》、《致青春》等似乎没有受到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太多的牵制。中国新一代导演越来越能拿捏观众口味和电影审查之间的尺度。
两条腿走路寻找“中国特色”
近些年中国电影一直热衷于对好莱坞模式的快速复制，但其实新中国电影最初的血统，来自于苏联和欧洲。
欧洲模式与美国好莱坞最大的差别在于对电影艺术属性和商品属性的重视程度，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一部电影谁说了算。欧洲模式通常是导演或编剧，即创作者说了算；而好莱坞大多是以制片人为中心，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
在本届上海电影节的“电影新浪潮”论坛上，美国导演协会会长泰勒·哈克福德介绍，美国很多电影有超过一个以上的编剧，电影导演甚至没有影片上映前的最终剪辑权。投资越大的电影，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中的权力越低。
同时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大都喜欢拍已经有成功案例的商业类型片，而对于风险比较大的中小成本艺术片，制作的动力通常都不强。
影评人周黎明对本刊记者表示，这种现象也很好理解：“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一部200万美元投资的电影，可以让导演发挥他最大的创意；但一个2亿美元投资的电影，电影公司老板是输不起的，必须有一些必要的钳制，来保证票房的成功，除非你是詹姆斯·卡梅隆。”
在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看来，中小成本电影对行业的作用是巨大的。“每次中小成本电影取得成功的时候，都会给这个行业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力和生命力。这让更多业内业外的投资人，对这个行业更加关注；同时也给新导演、新演员带来了机会。”
光线传媒从2011年起发行了《失恋33天》、《泰囧》等一系列中小成本电影，都获得了成功，然而其公司总裁王长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却说：“我们仍然需要国产商业大片。”
在王长田看来，没有国产商业大片，就没办法跟好莱坞竞争，也没办法增加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中的分量。同时商业大片在行业中起到了行业标准的作用，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志。
“可以两条腿走路，商业大片可以借鉴好莱坞工业化模式，中小成本艺术片依然保持欧洲模式的导演中心制。”周黎明说。
“大数据”时代的新变革
网络时代也在给电影工业带来新的变革。
除了网络视频这种新的观影模式之外，在微博等新媒体上进行电影的前期宣传，制造话题的巨大效果，也已经在《中国合伙人》、《泰囧》等影片的实践中得到印证。
人们对于网络越来越多的应用带来了海量的用户操作数据，基于这些数据的大数据分析技术，让不同观众群的偏好及其内在联系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电影人的面前。
随着大数据分析算法的不断趋于精确，其分析结果将会帮助电影人在宣传和发行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观众群，选择合适的发行渠道和宣传手段。
爱奇艺创始人龚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一两年内，大数据分析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中国的《纸牌屋》”也许不日就会出现。
2013年1～5月，《泰囧》、《致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国合伙人》等6部国产中小成本电影成就了近几年来最大的票房井喷—总投资不到2亿元，票房收入35亿元。电影中所涉及的青春、怀旧、中国梦、赴美生子等社会话题，一时间成为微博等社交新媒体的高频关键词。这多少打破了人们对国产电影的一般认识—要么是商业烂片，要么是孤芳自赏的艺术片。
而近期上映的另一部国产影片《富春山居图》虽口碑奇差，票房却已破3亿元。
“现在中国的观众，消费观念和其他国家还有一些区别—中国的观众大多在消费话题。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电影票，其后一周的时间可以跟朋友聊这个话题，就觉得值了。所以才会出现口碑差票房高的‘富春山居图现象’。同时，国产电影带给观众的文化参与感是国外电影无法做到的，这也是《泰囧》《致青春》等6部电影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中磊在论坛上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而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导演何平看来，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成熟不理性正是导致这些奇特现象出现的原因。
“开始有市场的观念了”
跟美国100多年来循序渐进的发展曲线不同，中国电影市场的量级，正以几何倍数增长。
2013年初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2012年中国全年的总票房为170亿元，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全球总票房的第二把交椅，这个数字在2000年只有8亿元。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给出了更“新鲜”的数据：2013年前5个月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90亿元，100亿元大关预计在6月末就可以突破，电影行业内乐观估计2013年全年的总票房在220亿元左右。
影片数量的发展同样迅速。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过去三年间，中国电影产量分别为526部、558部和745部，而2013年仅上半年获得立项的电影就有近500部。在好莱坞的黄金年代，电影产量最多的1946年，全年的电影产量也不过500部。
“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已经快得惊人了。” 李鼎传媒总裁、成龙电影《功夫梦》的制作人李威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快速发展带来了电影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艺恩咨询总裁郜寿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我感觉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电影创作者们开始有市场的观念了。”
200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电影导演专业的黄凯直白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家都想着怎么赚钱。”他自己有一家电影工作室，目前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拍摄微电影和广告。
制片人李烈对此表示了担忧：“我碰到好几个年轻导演，他们说他的电影里面，有什么什么元素。他们先想的不是故事或创作本身，不是对这个故事有多大的热情，他只是想说曾经有过这个元素的片子是卖钱的，而他的电影里就有这个元素。”
同时，“富春山居图现象”也让电影市场对电影观众的引导和培育变得迫切起来。“如果一个烂片最后票房不错，那制片公司就会说我们可以不拍好电影了，只要话题够吸引眼球，卡司（cast的中文音译，指演员阵容—编者注）够大，我们就可以赚钱。我觉得这不是电影市场良性的发展方向。”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导演薛晓璐对本刊记者说。
观众层的单一和不清晰，也让中国的电影导演面临挑战。
根据中国电影放映协会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电影观众平均年龄为21.5岁。去电影院看电影，正在成为20岁上下的大学生重要的社交方式。而在四年前的2009年，中国电影观众平均年龄为 25.7岁。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电影观众正趋于年轻化。
“为什么看到很多大导演都有偶尔失手的时候，是因为中国电影市场观影群体已从上一代过渡到下一代。”电影《小时代》导演、作家郭敬明在论坛上说。
怎么把出走的观众拉回来，是摆在电影人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好莱坞不是一天建成的
薛晓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近半年电影市场的跌宕起伏并不表示担忧：“中国的电影市场肯定是不完善的。我不觉得这样的不完善会怎么样伤筋动骨，它是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美国、欧洲电影观众的观影经验，包括他们的电影文化累积都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中国这才几年啊？”
薛晓璐说，2000年左右，中国电影几乎就是一个“零”的状况。那个时候很多电影人都转战电视剧。但2003、2004年后，电影市场逐渐好转，这几年从票房、电影数量到电影的投资额度等都和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
李威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好莱坞被公认为最成功的电影工业模式，而这条产业链也是经过了上百年的打磨才有了如今的光辉。
“比如，美国也有过一段对电影审查非常严格的时期。”李威达说。
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电影制作方为了在经济大萧条的状况下招揽观众，将婚外恋和失足妇女作为电影的热门内容，收到不错的效果，但这受到了一些人士特别是教会的抵制。一些州因此颁布了各自电影审查的法律，比如规定接吻镜头不许超过5秒或3秒、不能有婚前性行为或婚外恋等“不伦情节”。米高梅、华纳、哥伦比亚等几大电影公司为了使电影从制作源头就能通过审查，于上世纪30年代初推出了“海斯规则”，规定电影中不许出现同性恋、跨种族伴侣和毒品使用等镜头和内容。
这些法律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影创作，但美国电影并没有因此出现萧条期。相反，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被称为好莱坞的黄金年代，《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等一系列经典影片都拍摄于这一时期。
上世纪50年代，欧洲影片打入美国市场，观众们对其趋之若鹜。与此同时，电视业对电影构成威胁。“海斯规则”渐渐不再适用于新的市场形势。1968年，“海斯规则”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电影分级制度，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G、PG、R和X级别（后来增设PG13）。 好莱坞电影从审查制度到分级制度的演变，整个过程持续了数十年，直至今日，还在不断地根据情况修改。
回望2013年的中国电影，从公开媒体的报道来看，《泰囧》、《致青春》等似乎没有受到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太多的牵制。中国新一代导演越来越能拿捏观众口味和电影审查之间的尺度。
两条腿走路寻找“中国特色”
近些年中国电影一直热衷于对好莱坞模式的快速复制，但其实新中国电影最初的血统，来自于苏联和欧洲。
欧洲模式与美国好莱坞最大的差别在于对电影艺术属性和商品属性的重视程度，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一部电影谁说了算。欧洲模式通常是导演或编剧，即创作者说了算；而好莱坞大多是以制片人为中心，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
在本届上海电影节的“电影新浪潮”论坛上，美国导演协会会长泰勒·哈克福德介绍，美国很多电影有超过一个以上的编剧，电影导演甚至没有影片上映前的最终剪辑权。投资越大的电影，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中的权力越低。
同时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大都喜欢拍已经有成功案例的商业类型片，而对于风险比较大的中小成本艺术片，制作的动力通常都不强。
影评人周黎明对本刊记者表示，这种现象也很好理解：“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一部200万美元投资的电影，可以让导演发挥他最大的创意；但一个2亿美元投资的电影，电影公司老板是输不起的，必须有一些必要的钳制，来保证票房的成功，除非你是詹姆斯·卡梅隆。”
在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看来，中小成本电影对行业的作用是巨大的。“每次中小成本电影取得成功的时候，都会给这个行业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力和生命力。这让更多业内业外的投资人，对这个行业更加关注；同时也给新导演、新演员带来了机会。”
光线传媒从2011年起发行了《失恋33天》、《泰囧》等一系列中小成本电影，都获得了成功，然而其公司总裁王长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却说：“我们仍然需要国产商业大片。”
在王长田看来，没有国产商业大片，就没办法跟好莱坞竞争，也没办法增加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中的分量。同时商业大片在行业中起到了行业标准的作用，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志。
“可以两条腿走路，商业大片可以借鉴好莱坞工业化模式，中小成本艺术片依然保持欧洲模式的导演中心制。”周黎明说。
“大数据”时代的新变革
网络时代也在给电影工业带来新的变革。
除了网络视频这种新的观影模式之外，在微博等新媒体上进行电影的前期宣传，制造话题的巨大效果，也已经在《中国合伙人》、《泰囧》等影片的实践中得到印证。
人们对于网络越来越多的应用带来了海量的用户操作数据，基于这些数据的大数据分析技术，让不同观众群的偏好及其内在联系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电影人的面前。
随着大数据分析算法的不断趋于精确，其分析结果将会帮助电影人在宣传和发行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观众群，选择合适的发行渠道和宣传手段。
爱奇艺创始人龚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一两年内，大数据分析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中国的《纸牌屋》”也许不日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