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位居“世界屋脊”，是个美丽圣洁之地，却因为高寒缺氧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匹配。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口支援的援藏方针。二十多年来，北京市共派出7批近百名医务工作者，他们在高寒之地救死扶伤、守护生命，将首都医务工作者的情怀留在了拉萨，与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友谊，用勤奋和智慧诠释着“苍生大医”的精神，谱写着动人壮美的人生——
　　序章 北京来的门巴
　　在中国的版图上，西藏是阳光照射时间最长的地方。这里素有千山之祖、万水之源的美誉，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地球第三极。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是离太阳最近之地。皑皑的雪山连绵起伏了千年万年，世世代代藏族儿女的多少眺望、祈盼纷纷落于山巅谷底。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祖祖辈辈让圣洁的桑烟随风飘移。所有发自肺腑的呼吸，喃喃祷语，都是来自原野的悄悄回音。人们燃起的青柏，总是令黎明柔和而缥缈;人们合起的双手，把大地变得博大而坚硬。
　　这个美丽圣洁的地方，却因为高寒的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内地的经济发展不相匹配。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省市，从干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西藏进行全方位援助。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口支援的援藏方针，针对在西藏的岗位、职位需求，选拔干部赴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一轮换。1995年，中央派出第一批援藏干部，北京市对口支援的地区正是拉萨。20年间，北京市共派出7批卫生干部援藏，这些援藏干部包括卫生管理人员10人、医疗队8期78人。他们在高原上守护着藏族同胞健康，把首都医者的情怀留在了拉萨，与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友谊，用勤奋和智慧，诠释着“苍生大医”的精神。
　　1995年5月26日，北京中医医院的医生蔡念宁，作为北京市首批派出的援藏干部中的一员，与其他20名援藏干部一起前往拉萨。
　　飞机经停成都，稍作休整后飞往高原。透过小小的舷窗，蔡念宁从万米高空俯视地球深处隆起的这块最年轻的高原，山势奇峻，气势恢宏磅礴，犹如万马千军，又像是波澜壮阔的海洋。她的心情如这山岭一般起伏不定。
　　他们这批援藏干部到来的6个月前，援藏干部孔繁森以身殉职，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在孔繁森的事迹中，有一个广为传颂的小细节，就是孔繁森随身携带着一个小药箱。因为西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孔繁森每次下乡时都带一个医疗箱，买上一些常用药，送给急需的农牧民。一个医药箱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却往往是性命攸关。
　　这个“小药箱”的细节让蔡念宁久久难忘，她就是一名医生，更觉得有责任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蔡念宁准备了一个装满了常用药的小药箱。看着小药箱，她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信念，一路没舍得撒手，背着走下了飞机。
　　因为是中央援藏会议后的第一批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的领导非常重视，虽然是北京市支援拉萨市的干部，但自治区负责了接待和安排。按照组织部安排，蔡念宁任拉萨市卫生局副局长，分管红十字会、藏药科、医学会等部门的工作。
　　1995年的拉萨生活条件的确艰苦，最困扰援藏干部的两件事是经常停电和缺少蔬菜。早上两人见面时的问候语是“昨天晚上你们那边有没有电？”回答说“满天都是电线，满地都是电杆，满桌都是蜡烛。”至于蔬菜，更是奢侈品，水果是不敢想，不是没有，而是太贵。
　　蔡念宁说：“在这块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你首先得学会呼吸，你得学会调节身体的全部机能，让你不至于随时鼻血长流。”她每次爬楼都要停歇两次才能爬上去，一阵阵心慌，脑子清晰记得是谁，却叫不上名字，记忆力受到很大影响。
　　
　　蔡念宁是卫生局的行政干部，负责拉萨市的卫生事业发展和规划。当时拉萨地区的医院没有评级，各种医疗工作虽然开展了，但缺设备、缺人才、缺学科领军人物，工作经验也欠缺，医生的学历都是中专生，职称最多中级，科室规划也不完善，只能满足基本就医需求。拉萨市下面的几个县，虽然也成立了县医院、卫生所，但技术水平差得就更多，不是所有人员都受过正规培训，县医院能开展的手术也就是切除阑尾而已。
　　“当时真是硬件也不够、软件也不够，药也没有。”蔡念宁说起当时的情形，不由得很感慨，“对比起现在来，确实有差距。”
　　在蔡念宁的积极努力下，她争取到了42万元的资金和设备，改善了部分硬件设施。1998年，拉萨市的医院全部通过了医疗卫生机构的评审，也第一次组织了拉萨市的卫生救护培训，医学会开展了论文评奖活动，推动了学术评比的开展。
　　在她返回北京前，拉萨市正在进行卫生监督单位的筹建，在第一批所有援藏干部回京之后，蔡念宁仍然多留了两个月，直至所有工作的完成。
　　蔡念宁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只要下乡，她就会背着自己的小药箱，以便随时看病，随时送药。药送完了，她就自己花钱再把药箱填满。
　　1995年8月30日，曲水县才纳乡才纳村发生了前所未见的泥石流。泥沙伴着石块，无情地冲毁了当地农牧民群众的房屋和牲畜。
　　拉萨市红十字会获知这个情况后，即刻派出由蔡念宁带领的四人小组赶赴灾区。曲水县地处拉萨市以南、拉萨河下游、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是去往山南、日喀则、阿里、尼泊尔的必经之路。由于暴雨的缘故，行至途中，蔡念宁的车被困在水里达两小时，进退不得，幸亏遇到路过的曲水武装部的车辆，在他们的帮助下，赶在中午到达了曲水。
　　蔡念宁一行顾不上休息，在乡干部陪同下，直接来到了才纳村，为受灾群众进行医治。看到医生到了，很多伤者围了过来。两位医护人员一时满足不了群众就医，满头是汗地被救治者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蔡念宁看到这种情况，就让随行的司机做翻译，也加入到为农牧民诊治的行列中。
　　这是蔡念宁第一次为藏族同胞看病、发放药品，给她留下了深刻难忘的记忆，即使回到北京多年，她想起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藏族同胞的眼睛太清澈、太虔敬，你会觉得当一个医生能为患者解除痛苦，实在是太幸福了。”
　　在藏语中，藏族同胞平时对医生的称呼是“安吉拉”。这个发音是从英文Angel而来，英国传教士在西藏传教时期，留下了这个称谓。但在传统的藏语叫法中，医生被尊为“门巴”。按我的理解，“安吉拉”一如我们称呼“大夫”，“门巴”则是“医生”。蔡念宁于是就被称为“北京来的门巴”。
　　在林周县北部旁多乡，蔡念宁为一位84岁身患多种疾病的藏族老阿妈进行了诊治，在她将要收拾东西离去时，老阿妈突然伸手拉住了她，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她的额头说：“共产党好，毛主席恩情大，门巴长寿。”
　　在尼木县麻江乡唐堆村，一位80岁名叫卓拉的老阿妈，在接到蔡念宁留给她的120元钱和几种药后，泣不成声地说：“谢谢你，你是好人！”
　　回顾在拉萨的日子，蔡念宁非常感慨：“在拉萨，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当年孔繁森身背药箱足迹踏遍阿里，我用他的精神不断激励着自己，让这个小小的药箱，传播党的温暖，传递汉藏情谊，我也在为农牧民的服务中，真切地体味到‘苍生大医’的含义。”
　　路明于2007年6月担任拉萨市卫生局副局长。初到西藏，路明高原反应严重，头疼、失眠，甚至腹泻。但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赶到单位，到拉萨不到一个月就下乡了解当地医疗卫生情况。
　　“最远的县城距离拉萨市区200公里，汽车离开国道，行驶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每周我都要在这样的道路上颠簸一次。”
　　2007年，拉萨市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仅仅是医院在社区派驻2名医生，而且不承担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路明对拉萨市城区的所有社区挨个走访，起草了《拉萨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实施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拉萨市政府和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的认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方案拨出资金，在拉萨修建8个标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拉萨市卫生局党组书记次旦朗杰说：“路明来了以后，有些原来不能开展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了，工作不规范的地方也逐步规范了。”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突然袭来，路明临危受命，担任拉萨市医疗救治组组长，统筹安排甲流病人的救治工作。
　　也正是从路明这批援藏干部起，为了更好地为拉萨的卫生事业服务，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和倾向民生，解决拉萨地区医疗技术水平薄弱的问题，北京市的援藏干部队伍中增加了医生。这些医生属于一年一轮换的卫生专业技术干部，每批分三期赴拉萨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当雄、尼木和堆龙德庆县医院，把更好的医疗服务带给藏族同胞。
　　有限的时间，没有妨碍医生们为藏族群众身体健康的长远思考。
　　“下乡送诊时，发现农牧民因盐的摄入量过多，不但普遍高血压，还高得可怕！”
　　积水潭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赵兴山支援的是当雄县人民医院，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60多岁老太太的血压用电子血压计怎么也测不出来，改用手测才得出结果：245/140毫米汞柱！高压竟然达到了245，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数据显示，大约2/3脑血管疾病和1/2的冠心病与高血压有关。
　　赵兴山很快和自己的“援友”——同样来自积水潭医院的援藏医生何峰提出了《西藏高原地区高血压普查和简化治疗研究》课题，并将其申请为自治区重点科技项目。该项目着眼于西藏地区生活特点，设计代用盐结合小剂量利尿剂的简化治疗方案，探索在本地区简单有效而且经济实用的高血压控制方法。
　　经过对当雄县羊八井镇近600户、872名40岁以上居民的高血压患病情况及饮食方式的初步调查，发现高血压患病率高达52.6%，高血压控制率低达3.3%;牧民每人每天食盐量约30克，竟高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量的5倍！
　　可喜的是，实验表明，代用盐结合小剂量利尿剂的简化治疗方案，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降压疗效。这意味着，如果该治疗方案有效性得到进一步证实，并能够适当推广，将为农牧民减轻很大的医药费用负担。这不但填补了西藏在高血压普查和简化治疗领域的空白，还为制定有效的高血压防控措施提供了支撑。
　　为了更好地带好队伍，路明和他的后继者谢向辉，坚持从“项目援藏、资金援藏、智力援藏”三方面开展医疗卫生的援藏计划。他们带领医疗队发挥首都医疗优势，开展医疗“传、帮、带造血工程”，积极推进西藏自治区“双百工程”中，先心病儿童赴京免费救治的民生工程等等。
　　北京来的门巴，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他们把技术传给当地医生，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和整体素质，培养一支留得下的医疗队伍。
　　“这叫什么，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做一万例手术，不如教给他们做好一例，然后再教给其他的医生，形成一个传、帮、带的梯队。中青年医生的培养很关键，他们是未来十年的希望。”谢向辉这样说。
　　北京门巴们的多年努力，促使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了三级医院等级评审，拉萨市妇幼保健院通过了二级医院等级评审，在受援助的医院，北京门巴们帮助建立了妇科诊疗常规、病例管理办法等20多项管理制度，规范了当地的医疗卫生管理。他们协调当雄、曲水和墨竹工卡三县建立突发灾害事故医疗救援中心，参与了农牧民和城镇居民体检工作和先心病筛查工作，为奥运火炬登顶珠峰、奥运火炬拉萨市传递、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拉萨市雪顿节等大型活动进行医疗卫生保障，促进了拉萨地区卫生事业的顺利发展和社会稳定。
　　雪域海拔虽高，但料峭的寒风，吹不散北京门巴们胸中那份盎然的生机和对于生命的敬仰。他们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爱心，宛如闪烁的星辰，镶嵌进高原穹庐上永恒的星空。

　　第一章 呵护风中的酥油灯 　　点点灯光摇曳，若繁星闪耀，这是西藏寺庙中千盏酥油灯闪烁的壮观场面。酥油灯在藏族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除了寺庙，在藏族人家中，也会看到长明不灭的酥油灯。酥油灯在藏传佛教信徒心中如精神之灯，生命的终结，若无酥油灯的陪伴，灵魂将在黑暗中感到迷茫。
　　西藏的人口中，妇女和儿童占了66%，藏族没有“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每名藏族妇女一生可能要生育几个孩子。相对于高生育率，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一直高于内地。
　　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如同劲风吹过的酥油灯，在闪烁中挣扎。10年间，来自北京“妇幼”岗位上的援藏医生们，与拉萨市的医务人员站在一起，携手围成灯罩，为生命挡风、祈福，呵护它不致熄灭。
　　堆龙德庆县丁嘎寺活佛说，援藏的医生们，为人类能够降生到世间，铺平了道路。
　　一、为了孩子清澈的双眸
　　拉萨市妇幼保健院坐落在拉萨市城关区中心，路上满是服装、餐饮的小门脸，不小心就会错过医院的大门。小院里两栋相连的二层小楼，病区条件简陋。很难把它与一个省会城市的妇幼保健院联系起来，这里更像是上世纪80年代某机关单位的小院子。但就是这样的一所医院，却承担着拉萨市所有妇女儿童的健康保健任务。
　　2007年，第五批援藏干部队伍中增加了医生。当罗岚蓉、郭伟等7名医护人员克服了来自家庭、事业的种种困难，收拾行囊踏上前往西藏的征程时，以更加关注民生、关注西藏农牧民健康为宗旨的医疗援藏工作拉开了帷幕。
　　也正是从此开始，20余所北京三级甲等医院的骨干医生，陆续走进高原、走进牧区，他们忘我的敬业精神和先进的医疗理念，改变着拉萨地区医院、医生甚至病人的观念。
　　北京市妇产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罗岚蓉，是第一位来到拉萨市妇幼保健院的妇产科援藏医生。
　　在传统的就医习惯下，西藏地区的群众在身体不舒服时，大多会选择自己抓点草药或随便买点药物，直至病情严重才到医院，而这往往延误了病情的最佳治疗时机。分娩更是横亘在西藏农牧区广大妇女面前的一道“鬼门关”，不少孕产妇因此痛苦一生，甚至命丧黄泉。
　　拉萨市妇幼保健院专业人员的严重匮乏，医疗设施老旧不全，诊疗操作没有更新流程规范，孕产妇没有完整保健档案……这些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当地的孕产妇，根本就没有关于孕期及围产期的保健意识，孕妇住院分娩率不到40%。由于居住偏远、交通不便，宗教信仰等原因，部分藏族同胞面对生老病死甚至听天由命。
　　拉萨市妇幼保健院医生护士们尽心尽责，但她们却没有机会接受培训;临床工作认认真真，但却没有围产章程遵循……种种现实困难让援藏医生感到压力重重。
　　罗岚蓉每次下乡都尽力向农牧区产妇宣传现代、科学的医院分娩方法，从产前准备、产中安全和产后恢复等各方面进行对比，促使产妇转变生产观念，到医院进行分娩。在设施不完善的前提下，她逐步完善了一套在西藏简陋条件下接产的独特方法，先后挽救了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
　　罗岚蓉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没有正常休息过，她的手机24小时开机，号码向所有患者和医生公开，不管多累，她都坚持每天下班前详细查看每一位病人，掌握病人的病情变化。就连拉萨市下属各县、区医院遇到危、急、重病患者，只要接到会诊通知，她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协助抢救病人。
　　2008年，援藏医生换成了北京妇产医院的谢丹，在“接力”式支援下，拉萨市妇幼保健院业务水平大幅提升，先后荣获了全国妇幼卫生先进集体、全区妇幼项目指导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继任者王小榕医生依旧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她结合拉萨市妇幼保健院设备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协助医院新进了一台胎心监护仪，手把手地指导临床医生使用仪器，实现了科室人员从最初“无从下手”到“运用自如”的转变。这台拉萨市产科门诊唯一的胎心监护仪，对减少围产儿合并症和死亡率，提高新生儿存活率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让大家感到沮丧的是，这台胎心监护仪，用了一年就“罢工”了，以至于北京海淀妇幼保健院的孟然和蒋红清来到时，仍然送去维修未回，产科病房仅靠多普勒仪听胎心。
　　2010年，拉萨市妇幼保健院唯一会做剖宫产手术的产科老主任次仁穷达面临退休，院长带领着全体职工热情欢迎孟然、蒋红清的到来，他向所有医护人员介绍，说：“大家鼓掌，这是到我们医院来的北京大专家……”
　　孟然和蒋红清深切地感受到院长眼中的期待，瞬间感觉到了肩上的重任。一切都在催促着：赶紧工作吧！尽管地点不一样，但对医生来说，医院就是永远不变的家。
　　孟然和蒋红清分了工，蒋红清留在病房，孟然则前去门诊。
　　在门诊工作的任务就是及早发现危重病人。然而由于不少藏族妇女对于孕期认知不够，孟然大多数时候都扮演着医疗知识宣传员的角色。
　　“我在门诊，一天得接待30多位病人，这里缺少医务人员，没有护士，从病人挂完号，咨询指导包括检查，全是医生来做。虽然病人少，但医生也少，有时候连喝口水的工夫也没有。”孟然一阵苦笑说。
　　由于地处高原，拉萨地区的孕产妇比较容易患高原地区妊娠期高血压，经常能碰到一些病人的血压在200/ 130～140毫米汞柱，这些对孕妇和胎儿影响特别大，容易造成孕产妇脑水肿、抽搐、肾功能损害，引起胎儿缺氧、胎盘早剥、胎死宫内等后果。
　　大多数孕产妇缺乏对高血压的认识，孟然就掰开了揉碎地说给她们听，同样的话往往一天要说十遍二十遍。有的人能接受，有的还要固执地回家，这时候，孟然只有动员产妇的家属，甚至拉来院长劝说她住院治疗。
　　从当雄、那曲等高海拔地区匆匆赶来的孕产妇是让孟然最窝心的，往往一来就是一大家子，公公、丈夫、小叔子，风尘仆仆，看得出大家对孕产妇的重视。农牧区的孕产妇最易严重贫血，有些孕妇从来不吃肉，只吃糌粑。脸红红的，但血色素只有四五克，相当于内地的两三克。这就急需补充多种维生素，但孟然语言交流不通，即使进行了翻译，她们也不太明白补充维生素的道理。 　　孟然无奈：“她们信任你，但是不理解你。”
　　每到这时候，孟然就会很无助。哪怕磨破嘴皮子，只要能说通一个人，孟然都会感到欣慰许多。
　　相较于孟然在门诊的宣教和孕产妇的前期预估，病房则是孕产妇的最后一道关口。来到医院的当天下午，不到半天的时间，蒋红清就摸清了自己“新家”的家底——产妇大部分都未产前检查，没有基本的产检记录;看不懂日历，孕周确定困难;入院产科检查，要进行骨盆外测量，但没有测量器械，仅靠估计。
　　困难还不止这些。在北京，蒋红清身后有一支专业的团队，各科室技术力量均衡，抢救措施能及时到位，遇到疑难问题还有专家指导。而在这里，你就是专家，其他医护人员甚至还要指望你来拿主意。种种现实的困难让蒋红清感到压力重重，没到半个月，头发明显白了许多。
　　蒋红清根据调研结果，分析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从帮助医护人员建立基本产科诊疗常规，规范查房制度、病历、产程图书写要求开始，编口诀、写模板、培养基础知识和意识，并根据医院及医护人员实际情况制定了16个妇产业务培训项目。
　　蒋红清笑着说：“每周我都会召集医生们开大课，把我所知道的、这里需要的讲给大家听，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可能高原缺氧大家记忆力不太好吧！”
　　后来她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早晨召集医生们一起查房，一个一个病例分析，把讲课的内容融进查房里，这样效果就好得多，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起来。蒋红清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认可，他们高兴地称呼她为“达瓦卓嘎”，意思是高原上洁白纯美的月亮仙子。
　　孟然在门诊筛查出的妊娠期高血压孕产妇，会安排住院。产后出血是妊娠期高血压常见后果，拉萨血源紧缺、药物匮乏常常是孕产妇死亡的首要因素。针对这些客观困难，蒋红清能做到的是，一方面尽量让手术操作精细、熟练，缩短时间，来减少围产期创面出血。另一方面动手动脑，制备特殊长纱布消毒备用，运用传统的宫腔填塞纱布方法来控制产后出血。蒋红清还亲手缝制了一个简易人体模型，让全院医师骨干们在模型上反复进行手术演练，示范剖宫产手术、产钳助产、宫腔填纱术、子宫背带缝合术等手术技巧。
　　2012年12月的一个周末，医院接诊了一位来自海拔近5000米的当雄县宁中乡美林村的产妇桑旦曲珍，剧烈的腹痛使她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简单询问病史及体检后，值班医生朗吉曲珍联想到不久前举行的疑难病历分析，与之非常相似，是产科的急重症胎盘早剥，若不及时处理，将很快并发产后大出血，造成全身凝血功能障碍及休克，危及母子生命。
　　医院立即启动抢救流程，应急分队迅速到位，各负其责，蒋红清和拉萨妇幼的同事们争分夺秒，在最短的时间内手术娩出胎儿，最终母子平安。
　　经历了紧张辛苦，医护人员的情绪却非常高昂，平时反复的学习、观摩及演练的辛劳，成就了今天的成功。
　　这令蒋红清非常自豪：“技术援藏不是让我们到这里来挑大梁，而是通过我们，把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理念带到这里。我保证，我走后技术留了下来，并且在当地生根发芽！这才是技术援藏的初衷。”
　　蒋红清带的徒弟就是朗吉曲珍。
　　“我在内地的大医院学习时，几乎没有临床操作的机会;9月初回到拉萨后，蒋老师带着我做了20多台剖宫产手术。”朗吉曲珍高兴地说。
　　让蒋红清颇为欣慰的是，在她临走时，手术台上的事儿，朗吉曲珍已经能基本应付，即使自己不在医院，只要一通电话，就能“遥控”急救。
　　妇产科医生的工作非常紧张，因为摆在面前的是两条生命，突发的未知情况太多，往往令你措手不及。2012年，北京宣武医院的幺宏彦在拉萨市妇幼保健院工作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下马威。
　　下午5点半，幺宏彦准备下班，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医生叫住她：“幺老师，产房病人产后出血，您去看看！”
　　这名产妇妊娠28周，早破水4天后分娩，产程顺利，却在产后1小时开始出血。在产科危重症中，产后出血对于产科医生来说，是最常见、处理起来比较成熟的一种。可在幺宏彦进来之前，朗吉曲珍已经处理半个多钟头了。

　　幺宏彦问：“有裂伤吗？”
　　朗吉曲珍摇摇头：“看不清！”
　　幺宏彦穿好隔离衣，戴好手套，细致检查后，给出了结论，没有裂伤。
　　幺宏彦又问：“胎盘胎膜完整吗？”
　　“完整，刮宫没有发现残留。”朗吉曲珍肯定地说。
　　幺宏彦把仅有的两种宫缩剂都用上了，又安排专人按摩子宫。患者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血压80/50毫米汞柱，心率100次/分钟。幺宏彦加快输液速度，检查血红蛋白、凝血，并立即配血。
　　患者出血渐渐减少了，幺宏彦心里有了底，看来就是宫缩惹的祸！因为破水时间长，宫腔可能存在感染，导致宫缩乏力，引起产后出血。
　　血红蛋白只剩65g/L，结合敷料血染程度，幺宏彦估计出血量1500～2000毫升，按常规应立即输血，否则凝血会继续恶化。拉萨市妇幼保健院没有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原复合物和血库，后果不堪设想！经过联系，整个拉萨市血站只有200毫升全血，根本不够用！
　　已经是产科主任的朗吉曲珍，转过来安慰幺宏彦，说：“我们西藏人对出血的耐受性好，您放心吧。”
　　幺宏彦将信将疑，却看到出血的确渐渐止住了。回到宿舍，幺宏彦仍不放心，不时电话询问病情，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幺宏彦早早来到医院，看到病人安好，才放下心。赶忙看血红蛋白复查结果：89g/L。
　　幺宏彦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长这么快？是血液浓缩的缘故吗？两天后再次复查：112g/L。幺宏彦这才信了朗吉曲珍的话，西藏同胞对出血的耐受性真很强，增长血红蛋白的能力远超内地的患者。看来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处理方案和结果也确实不同，幺宏彦对于在拉萨处理病人又多了几分领悟。 　　这种急救经历，对于援助拉萨市妇幼保健院的11位医生来说，都是常事。每次遇到难产、产后大出血等突发状况，24小时全天候，“北京援藏的老师”就成了当地医生的主心骨。
　　宋征是来自北京妇产医院的一名助产士，采访她时，产房正有产妇待产，宋征几分钟就要去观察一次，楼上楼下穿梭不停，瘦小的身躯仿佛有使不完的劲。
　　很多人不懂，产房不是有医生吗？助产士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其实，在医学的观点中，产妇并不是病人，而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健康状态。助产士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护士，却可以在分娩室里处理着医生和护士都可能面对或者根本遇不到的多变情况。一个有经验的助产士对产妇的帮助会超过一个产科大夫，助产士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集接生、护理于一身。在产程中，助产士对产妇的陪伴时间要较医生多，因此也能更细致地捕捉到产妇在整个产程中细微的生理、心理方面的变化。
　　在拉萨市妇幼保健院，没有助产士这个岗位。宋征度过初上高原的不适应，第三个月，就主动申请进入夜班轮值，她觉得这样可以方便自己将助产技术更好地传授给助产人员。
　　原则上，援藏的医生不安排上夜班，因为语言不通，接诊会有困难，有问题再打电话赶过来。但宋征认为，夜班的产妇分娩量比白班多，这是产科特点，只有值夜班才能帮助更多的产妇。
　　在宋征的眼里，她要做的工作远不止这些。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很多在内地医院的医疗服务，在拉萨得不到有效的实施。比如“三早”措施，由于环境条件所限，“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在临床实践中被简化了许多。宋征费了一番心思，将产房中的设施、设备重新进行规划，挪动了产床、新生儿辐射台、婴儿秤原本的位置，使其物尽其用，更提高了产房的环境温度。尤其是新生儿辐射台的重新布局，可以让新生儿出生后体温丧失减缓，使“三早”措施得以正确实施，提高母乳喂养成功率。
　　宋征随后又建立“晨课”和“病历分析”制度。每日早晨交班后用10分钟全科共同学习院内各项规章制度或临床理论性概念。每月抽出一份有代表性的病历，由全科医务人员讨论学习;统一“五大助产专科技术操作”（会阴冲洗、铺产台、接生、会阴切开缝合术、新生儿复苏），并亲自结合现阶段的临床实际情况，编辑并制定“五大”技术操作考核评分标准，组织妇幼保健院助产人员进行考核评定，使助产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产科病房，宋征亲自教护士们以科学的方法护理新生儿，传授她们增加母乳喂养有效率的各种方法，并亲自教她们制作成本不足2元的简易“乳头矫正器”。在产房，宋征带领科室的同事们普及“会阴阻滞麻醉和局部浸润麻醉”的概念，让全科人员理解，这种麻醉不是只有在会阴侧切术中才可以使用的。在这些新的理念和技术普及过程中，宋征不仅专门培训助产人员，还要亲自教授麻醉方法，使这种方法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服务于产妇，减轻产妇分娩时的疼痛感。
　　为了缓解待产过程中产痛带给产妇的不适，宋征与北京妇产医院联系，为拉萨市妇幼保健院的产房添置了音乐播放器，让产妇在柔和的音乐旋律中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2014年6月10日，拉萨妇幼保健院党员大会上一致通过，宋征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她是第七期援藏干部进藏后发展的第一个中共预备党员。
　　宋征说：“在拉萨，没有正式的助产士，即使是在城关区条件较好的医院，也是由护士代替助产工作，而下面的县里就只有医生辛苦代劳，真的很需要相关的助产专业培训，来提高母婴安全率，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宋征举着手中的一张纸，笑着说：“我一直在学藏语，需要和产妇沟通的话，我都要学，现在能说40多句了！”
　　一年的援助时间已到，宋征决定申请再留一年，把自己的所学和临床经验传授给这里的助产人员。
　　从2007～2013年，援藏医生和她们的藏族同事们平安助产分娩7000余例，顺利开展手术800余例，没有手术并发症发生，这些数据刷新了拉萨市妇幼保健的历史纪录。
　　二、在高原收获“极乐”
　　凡·高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叫作《加歇医生》。加歇大夫是凡·高的朋友。凡·高自己画画，很愿意用黄的颜色，但这幅画却用了蓝颜色，非常深重，非常沉重，医生的眼睛也是蓝的，可以体会出一种深深牵挂，一股深深忧虑。医生实际上是在拯救病患中磨炼自己灵魂的职业。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各种不同难治的病，面对各种不同难处的人。
　　2013年7月，谷奇、李红霞、党绍林、赵力波四人来到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人民医院，开始为期一年的医疗援藏。
　　堆龙德庆县位于拉萨市近郊，距市中心约12公里，地处西藏中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拉萨河拐弯处及其支流堆龙河两岸，平均海拔4000米。“堆龙”在藏语中意为“上谷”，“德庆”藏语意为“极乐”。
　　李红霞来自北京展览路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妇产科是医院最忙碌的科室，孩子在凌晨两三点出生的概率较高。李红霞常常是结束了白天的正常诊治工作后，晚上还要接着为产妇接生，一天24小时工作成了家常便饭。李红霞回忆起最忙碌的时候，一晚上接生了5个新生儿，忙得像陀螺般一直在转，但见到产妇和孩子都平安健康，她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体重少了十几斤，虽然忙了点，但踏实。”
　　进藏工作一年，李红霞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晚上被电话叫起来，即使回北京过春节，她的电话也没停过。由于医院急救条件有限，每次听见电话响，李红霞都觉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一个周日的晚上，已经快11点，李红霞刚准备休息，电话响了，告知有产妇产后出血，李红霞急忙穿上衣服赶去了医院。
　　产妇25岁，名字叫冲日，德庆乡丁嘎村人，二胎生产，由于出血多，值班大夫已经作了检查和治疗。冲日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双腿并拢，不让李红霞作任何检查。由于语言不通，李红霞默默地拢了拢她沾着汗水的头发，轻轻地抚摸她的脸，向她微笑。看着李红霞的笑容，冲日精神终于有所放松。李红霞立即戴上手套开始查找出血原因。冲日生完孩子后，有部分软产道裂伤，医生缝合后不再出血了，大家都以为没事了，没想到15分钟后，再次大量出血。 　　堆龙德庆县医院，夜里没有化验、B超等辅助检查，也不具备输血条件，留在这里只能凭医生的经验判断出血情况及原因，非常危险。可是看看冲日疲倦的面容，充满信任和希冀的眼神，李红霞实在不忍心再转院折腾她。李红霞决定留下冲日，不再转院，自己亲自看护。经过近一小时的抢救，冲日的出血逐渐减少，所有的医生刚松了一口气，冲日却又说感到恶心、胸闷。
　　李红霞脑子里飞速旋转：不能排除是最凶险的羊水栓塞，但是也有更多的可能是药物反应导致的。怎么办？李红霞略微思忖，立即控制静脉输入的药量，并加大吸氧压力。大约15分钟后，冲日的症状缓解，出血没有增多。
　　然而李红霞依然不敢放松警惕，仔细地观察着冲日的反应。
　　李红霞带教的学生次旦拉姆说：“李老师，您满头大汗，休息会儿吧！”
　　李红霞摇了摇头，说：“没事儿，我再观察一会儿。”
　　李红霞不敢松懈，也不敢离开，一直到凌晨2点，出血没有增多，冲日的精神状态转好，她身上的汗水才慢慢落下。
　　高危孕产妇的管理对于产妇的平安生产至关重要，但拉萨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内地有距离，管理工作仍然不能发挥作用。说起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李红霞现在想想仍心有余悸。
　　一名产妇待产，家属告诉李红霞这已是第三胎。按常理，之前有生产史的孕妇，再次生产的时间会缩短，但让李红霞没料到的是，产妇在宫口全开后，一个多小时却仍未有任何动静。
　　产妇早已破水。羊水破后若不及时生产，孩子很可能会因缺氧死去。产妇在手术台上痛苦呻吟，胎儿的生命危在旦夕。李红霞十分焦急，一度想把产妇送往条件更好的市里医院。但李红霞又考虑，转运毕竟要时间，产妇如果在路上颠簸，发生任何变故都不能得到及时抢救。李红霞咬咬牙，冷静地思考，依靠自身的知识和多年的经验制定出了紧急措施。足足4个多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以非正常胎位平安出生，生产过程虽然惊险，但总算母子平安。
　　李红霞特别奇怪，按道理不会有这种难产的情况出现啊。李红霞又找到了产妇的家属，家属这时才透露一个消息，原来这名产妇曾有过不良孕产史，前两胎孩子都未能存活！听了这话，李红霞吓出一身冷汗，这属于高危产妇！怎么之前的孕检档案上都没写啊？
　　中国妇产科学的先驱林巧稚医生曾经说：“妇产科，特别是产科的根本是预防，妊娠不是病，妊娠要防病。一个只会处理难产，而不会去预防难产的产科医生，其责任已经丢掉了一半。”所以，林巧稚强调产前检查最好从妊娠一开始便享受保护，定期检查，严密监护，确保母子安全。
　　这些话成为中国围产保健工作的认识基础。
　　这件事情后，李红霞便将精力放在完善高危产妇的管理机制上，建立了堆龙德庆县人民医院高危妊娠管理制度，门诊医生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高危产妇，立即登记在册，由专人负责，每个星期通知其到医院进行检查和监测。针对部分孕妇住家较远，不便到县医院检查的情况，李红霞又对乡医、村医进行了培训，交代这些医生必须将有不良孕产史的产妇纳入高危管理行列，形成高危产妇名单网络，嘱咐高危产妇各种注意事项，劝说她们按时到医院复诊。
　　通过这一措施，堆龙德庆县的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经过援藏医生及本地医生的长期宣传，孕产妇们也有了主动参与孕检的意识，大大加快了优生优育的步伐。
　　2013年8月的一天，李红霞正在产房忙着，门诊医生让一个病人过来找她。病人叫曲吉，古荣乡杰布村人，22岁，说是外阴肿痛不能行走。李红霞经过检查，发现只是个最简单的脓肿。李红霞将曲吉收住院后给予消炎治疗，第二天，施行了脓肿切开引流术。手术中，妇产科里的同事全围在手术台边认真地观摩，李红霞详细讲解了解剖位置及常见病、多发病。同事们都说，第一次见这样的手术。手术之后，曲吉5天就痊愈出院了。
　　无独有偶，几天后，急诊又转来一个外阴红肿的老人巴姆，已经76岁，一直尿急、尿痛，输了两周的消炎药，病症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李红霞一看，是一个典型的药物性霉菌阴道炎。李红霞停用了一切抗生素药物，只进行了冲洗和局部用药，所有症状都消失了。
　　通过这两个病人，李红霞想，一个简单的小手术就可以解决曲吉走路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冲洗可以不让巴姆老人那么痛苦，为什么之前没解决呢？根源还是出在治疗简单、没有检查、没有规范诊治上面。
　　针对这样的情况，李红霞要求门诊对任何就诊妇科病人，一定要作妇科检查，给予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李红霞根据门诊遇到的病例，进行了培训。一段时间以后，遇到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当地医生虽然不能给予明确的诊断，但已经知道该作什么检查，能够给予初歩的诊断和治疗，也能观察进展，简单处理。
　　有李红霞作后盾，妇产科的工作逐渐有了突破，做了首例剖宫产，开展了大月份药物流产，以前不敢单独做的绝育术，现在也能单独做了，基本常态化。
　　经过半年的辛苦努力，李红霞逐步规范了妇产科诊疗规范、病历书写、围产期保建流程，培养出一个高年资主治医师王仕会做了二线医生，建立了三级查房制度。尤其让李红霞欣慰的是，学生次旦拉姆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以较高的分数考上了华西医科大学硕士。
　　拉萨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尼玛旦增说：“你们最近转我们院的病人少多了。”
　　县医院的救护车司机边巴每次看见李红霞都很高兴，说：“李大夫，从你来到医院，我晚上出车都少了。”
　　李红霞笑了：“当一名妇产科医生，能看到产妇平平安安、新生儿哭声洪亮，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
　　谷奇，1961年生人，首都儿科研究所小儿外科主任医师。援藏任务下达到首都儿科研究所时，谷奇不顾自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等身体不适，报名参加了援藏工作，成为第7期北京援藏医生中年龄最大的成员。
　　谷奇有丰富的小儿外科经验，在全国也卓有名气，除了在堆龙德庆县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和带教外，其他县医院有需要，他也二话不说，鼎力相助，充分发挥了医疗队领队的作用。 　　2013年9月17日，援助当雄县人民医院的北京外科医生高志学打来电话，说有个急腹症的孩子需要会诊、手术，问谷奇能不能立刻赶过去。
　　这天是拉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节。谷奇笑了，说：“这对咱们援藏医生来说，太有意义啊！”谷奇没犹豫，和一起在堆龙德庆县医院援藏的泌尿外科医生党绍林动身赶往当雄县。
　　病人是当雄牧区一个15岁的姑娘，因为病痛的折磨，身体极为单薄，看起来像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这姑娘一年前发生了一次肠梗阻，手术之后反复发作，多次到拉萨市人民医院治疗，但始终没有痊愈。姑娘半年内梗阻6次，往返于拉萨和当雄的路上，长期的腹痛、恶心、呕吐，使本来天真烂漫的姑娘，变得沉默寡言，面带痛苦，人也消瘦得不成样子。
　　副院长扎西次仁介绍完这个孩子的情况，谷奇和党绍林开始反复检查，进一步斟酌病情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谷奇叹了口气，说：“扎院，孩子虽然病程时间很长，但是手术指征不是太充分，就怕手术后还会梗阻……”
　　扎西次仁说：“谷老师，这个病把这姑娘折磨苦了。家长听说有北京的专家来了，特别盼望你能做这个手术，毕竟你在小儿外科方面经验丰富。”
　　谷奇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
　　谷奇一抬头，就看到小姑娘痛苦的表情，再一转脸，正好碰到家长期待的目光。家长不会说汉语，只是用期盼的眼神望着他。
　　曾经是军人的谷奇脾气上来了，不帮西藏的孩子解除痛苦，我来这儿有什么用？这个手术做了！
　　在扎西次仁的配合下，谷奇开始进行开腹探查，找一找反复发生肠梗阻的原因是什么。腹腔打开后，谷奇很快就找到了原因：小姑娘第一次进行手术的部位，产生了粘连，从而导致肠梗阻频发。谷奇手法轻柔，仿佛弹琴绣花般，小心细致地理顺了肠管，分离了粘连;然后加大药量的比例，反复冲洗腹腔，给这个小姑娘彻底解决了这个反复发作的“心腹大患”。
　　谷奇在当雄县开展儿童肠梗阻手术后，消息传到了尼木县人民医院。尼木县人民医院刚刚启用新病房楼，手术室还没使用。恰逢两个儿童疝气的小患者收治住院，院长谭申权当时就想，能不能请谷奇来做这个手术。谷奇没多想就同意了。
　　谷奇到达尼木县人民医院，马上赶到病房检查患儿的症状，查看检验结果，确定没问题后，谷奇决定立即开展手术。
　　谷奇手术做完后才知道，他这次手术，是尼木县当地14年以来，首次开展外科手术。谷奇开玩笑说：“谭院长不厚道，都没告诉我，我这是在给他们医院的手术室开张啊！”
　　三、心香一瓣飘尼木
　　从拉萨回来，我的书柜放上了产自尼木县的藏香，因为它能驱虫杀菌，还预防流行疾病。遍布尼木县的芬芳藏香中，其实还有一缕馨香，在雪域高原上，遇雪尤清，经霜更艳，萦绕在藏族同胞的心头，这就是北京援藏医生奉上的一瓣心香。
　　从2003年来到尼木县人民医院的第一位北京援藏医生杨爱民开始，已经陆续有19位医生支援尼木县的医疗事业。尤其是2007年后，援藏医生梯次接续，为尼木县人民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尼木县地处西藏中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位于拉萨市西南140公里。2014年初夏，尼木已经变得绿油油，我和第7期第一批的援藏医生李敏和刘向梅乘车从贡嘎机场的隧道口驰过，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沿途村落的不少人家都在田间劳作。一路呼吸着雅鲁藏布江的水汽，嗅着油菜花的独特香气，听着田间地头的劳动欢歌，车拐进了尼木县城，来到了尼木县人民医院。
　　院长谭申权是湖北恩施人，2002年湖北民族医学院毕业，作为引进大学生进了西藏，就留在了尼木。提起来自北京的援藏医生，谭申权非常感激，在几批援藏医生的持续努力下，不仅为尼木县人民医院培养出了专业技术人员，推动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发展，也为这里的医生树立起了优秀医务人员的品质和作风。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妇产科业务能力的提升。
　　由于西藏特有的婚姻制度和生活习惯，藏族群众的卫生习惯极差，妇女病发生率比较高。一直以来，尼木县医院没有麻醉科和血源，不能开展手术，距拉萨较远，需要几小时的路程，转院不便，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一直较高。由于健康意识薄弱，住院分娩率较低，也影响到这两大死亡率。来自北京的妇产科医生，援藏的目的就是尽可能降低这两大死亡率。
　　2007年妇产科援藏医生曹彤来了，第一步就是给就诊的农牧民宣传住院分娩的好处和家中分娩的弊端，明确表示藏族妇女生孩子是全部报销的，医疗费用不需自己承担，解除她们的顾虑。下乡义诊时，曹彤也不忘广泛宣教，教给产妇要牢记自己的妊娠时间，以便能正确估计孕周。
　　尼木县的有些乡村距县城较远，有时会来不及送到医院。曹彤又加强对乡医、村医进行接生的培训，发放产包，积极宣传提前住院待产。对大部分乡的乡医、村医进行了产前检查和接生技术培训，手把手指导。
　　曹彤来了以后，尼木县医院的妇产科才正式独立出来，受过专业培训的妇产科医生共5人，两个藏族、3个汉族，都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但都不熟练、不系统。曹彤开始带领她们组建妇产科，制定妇产科管理工作规章制度，如查房制度、交班制度、各种登记制度、月总结制度等。制定妇产科常见病诊疗常规及产科危重急症抢救流程。规范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流程，每周进行专业知识理论讲课，开展催产素引产，对产程的观察处理进行技术指导，规范接生步骤及注意事项，掌握产科并发症的处理。充分利用现有的B超和多普勒胎心仪，指导她们使用并进行结果分析，从而更好地诊断和处理。
　　尼木县医院的医生们都很勤奋好学，技术提高很快。由于卫生条件较差，产房消毒隔离制度不完善，传染病发生率较高，合并肝炎和水痘者比较多。曹彤又制定了产房消毒隔离制度，尽可能较少传染及感染。
　　2009年，北京友谊医院的王陶然医生来到尼木时，妇产科已经正常运转起来，但想要把技术长久地留在这里，就要能留下一支医疗队伍。王陶然着重身教，每天带领科里医生查房，首先详细询问病史，养成她们注重搜集病史的良好习惯，再手把手地教她们系统的查体方法，纠正不规范动作。通过分析病史，结合查体结果，提示正确的规范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高当地医生对疾病的正确诊断能力，传授给她们规范的治疗方案。 　　尼木县医院不具备手术条件，王陶然把提高处理难产能力，确保母婴平安当成工作的重点。针对当地医生不会处理头位难产中常见的持续性枕后位和枕横位，王陶然耐心地讲解改变产妇体位配合手法旋转胎头的可行有效的处理方法，带着医生们动手做，逐渐掌握了这项技术。
　　2012年4月的一天，一位高危产妇被送到医院。入院检查时，胎儿的胎心已降到70次/分，按照正常胎心的标准，应该在120～160次/分，这种情况意味着胎儿随时面临死亡。
　　终止妊娠，实施剖宫产手术，是最好的方法，无奈尼木县医院做不了，产房也没有助产用的产钳或胎头吸引器。如果转到拉萨市的医院，路途两个多小时，随时可能胎死宫内。
　　援藏医生商文金急了：“赶快送产房，做好新生儿窒息的抢救准备！”
　　没有胎心监护仪，商文金只能把听筒贴在孕妇肚皮上，数着多普勒胎心仪的胎心波动声音。
　　伴随着孕妇子宫每两分钟一次的收缩，商文金开始用手压着孕妇腹部，一分钟后放开。手术室里，多普勒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4月的尼木，气温依然是寒冷的，但商文金的额头上不停地渗出汗珠。
　　商文金按压的动作循环往复，几乎维持了1个多小时，孩子终于出来了！
　　怎么没哭声？产房里突然安静下来，商文金看见婴儿躺着一动不动，全身发白，顿时头上的汗出得更多了。她找来一根管子，连上气囊，插入孩子的嘴中，用管子把孩子嘴里的羊水吸出来，同时给孩子做心外按压。
　　3分钟后，孩子“哇”一声哭了出来，全身顿时红了。
　　这位干了18年妇产科的医生，下班后给朋友打电话，说：“我在高原见证了一次生命的奇迹！”
　　谭申权对我说：“来这儿两个月，商老师的体重下降了30斤。她说，以前在北京，怎么努力减都减下不来。”
　　商文金则非常感慨，对谭申权说：“谭院长，得赶快组建手术室啊！”
　　骨外科医生李金亮援藏前任北京延庆县医院副院长， 2012年到来后，协助尼木县医院制定了绩效考核方案，完善了多项管理制度。在他的帮助下，开始针对建成后的手术室进行合理规划，设计了设备采购方案，并制定了手术室无菌及操作规范。
　　2013年，北京第7期第一批援助尼木县医院的3名医生中，李敏来自北京上地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刘向梅来自北京海淀妇幼保健院，儿科主治医师;许猛子来自北京海淀区医院，骨科主治医师。三人一到，就看到了崭新的尼木县医院矗立在面前。谭申权院长给三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规范设置手术室;确定手术室物品的摆放位置，购买药品及手术器械等等。
　　按照妇产科常用的药品和器械，李敏曾开列了一张清单，两个月间，各种药品、器械陆续齐备。李敏私下里也在想，自己在这里的第一台手术将会在何时开始呢？
　　两天后的10月24日，下午一上班，住院医师拉宗找到李敏，说：“李老师，您来看看这个产妇。”
　　产妇名叫曲吉，33岁，是尼木县普松乡人，已经生育过4个孩子，这是第5胎。目前怀孕39周，因为感到两条腿浮肿，上午来到尼木县人民医院门诊进行检查。门诊医生接诊后，先给曲吉量了血压，发现血压高压150、低压120，血压增高明显;又进一步检查了尿蛋白，发现尿蛋白增加到了3个 号，这是非常典型的子痫前期（重度）的表现。门诊医生不敢怠慢，赶紧联系住院医师拉宗，将曲吉收治住院。
　　重度的子痫前期或子痫，会发生产妇抽搐、脑出血、肝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胎盘早剥、胎死宮内、新生儿窒息、视网膜脱落，甚至死亡，直接威胁孕妇和胎儿的生命。更糟糕的是，这种疾病还存在后续效应，即使产妇治疗得当，躲过了子痫这一劫，日后得高血压、糖尿病、血栓性疾病的风险也会比常人高出数倍。
　　西藏地区的农牧民保健意识差，做不到按时检查，往往发现时已经很严重。
　　李敏知道，曲吉虽然目前还没有引起抽搐，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按照治疗常规，最佳的方法，就是进行解除痉挛、降低血压的处理，等待血压控制住以后，实施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保住产妇和胎儿。
　　李敏赶快下医嘱：硫酸镁15克静脉输液预防抽搐、硝苯地平10毫克口服降压，并交代病房护士密切监测血压及胎心胎动。
　　李敏问妇产科主任央金：“这种情况咱们以前是怎么处理的？”央金说：“咱们手术条件不成熟，都是转到拉萨市的医院去做，明天看看血压平稳了，直接转院吧。”
　　李敏一时犹豫，手术室已经建立起来，剖宫产手术也是自己所擅长的，难道就不能把病人留在尼木吗？一来开展了手术，二来也会减少病人转院的折腾。
　　李敏给谷奇打了电话，把自己想开展尼木县第一例剖宫产手术的想法说了。
　　谷奇外科手术经验丰富，他首先就问：“你觉得把握大不大？”
　　李敏说：“B超预估了一下胎儿的重量，大概五六斤，不会太大，我觉得有把握。”
　　谷奇又说：“风险呢？你觉得风险在哪儿？”
　　李敏说：“产妇是O型RH阴性血，血型不好配，担心手术后子宫不收缩，造成大出血，危及产妇生命。只能在手术中多注意出血情况，及时给予子宫收缩药促进子宫收缩。”
　　谷奇语气并不轻松，说：“O型RH阴性血可是罕见稀缺的熊猫血啊，拉萨的血库都不一定有。你觉得出血几率大吗？”
　　李敏说：“权衡一下，不是特别大。但我还是想做这个手术，总得有第一例。”
　　谷奇笑了：“有这个心气儿就好，做吧。手术那天，我和李红霞、党绍林都过去，在手术室给你作保障。”
　　李敏心里顿时觉得踏实了很多。她找到了谭申权院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谭院长又请示了尼木县卫生局局长扎西，又把情况汇报给了尼木县县委书记范永红。
　　范永红和尼木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彭松涛，副县长李鲲鹏都是来自北京的援藏干部，按照援藏指挥部的安排，他们和李敏、刘向梅、许猛子都属于援藏指挥部的第六党支部，彼此比较熟识。考虑了一下，范永红也问了李敏对手术的把握。李敏把自己的预估对范永红说了，特别强调了谷奇等人也会过来作保障的事情。 　　范永红拍了一下大腿，说：“你说得对，总要有第一例，准备做吧，这个风险，县委和县政府来承担。手术那天，我和彭县长、李县长都去给你助阵，我们作不了医疗保障，但我们可以作你的精神保障！”
　　范永红的信任，让李敏感到无比振奋，回到医院就开始作术前准备。这时，拉宗在找产妇曲吉的亲属签手术同意书时，曲吉的亲属却犹豫了，他们提出要先到寺院里去问问活佛。
　　这是李敏事先想不到的事儿，她这时才意识到，这儿和北京不一样，藏族同胞全民信仰佛教，宗教在这里拥有巨大的力量。

　　加拿大医学家威廉·奥斯勒曾说过一句名言：“对于一个医生而言，了解什么样的一个人得病，有时候比知道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来得更重要。”
　　对李敏来说，在尼木县人民医院，了解自己的病人这个最重要的事，却异常困难。李敏想向曲吉和她的家属解释，但他们基本上不会说汉语，李敏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央金。
　　央金用藏语给曲吉反复解释，她指着李敏介绍：“这是北京的医生，是专家，她会把你治好的。”
　　曲吉的家人到底还是请教了活佛，晚上赶回来签了手术同意书。
　　李敏舒了口气，心想：“无论医生还是僧人，我们都是敬仰生命的。”
　　不料第二天又出现了波折。
　　谷奇等人来到尼木，李敏和刘向梅正在办公室和他们谈论着手术注意事项，麻醉师欧珠进来了，说：“李老师，曲吉家属不肯签麻醉同意书，他们又放弃了手术。”
　　李敏顿时愣住，这又是为什么？
　　原来欧珠去找曲吉家属签麻醉同意书，他逐项将麻醉风险和手术风险翻译给他们，因为各项风险听起来很可怕，曲吉感到害怕，不敢进行手术了。
　　李敏顾不得多想，再次和央金来到病房，去做曲吉的说服工作。
　　依然无法交流，李敏听着央金对家属进行劝说，这个面容清秀的湖南女子只能微笑，尽自己最大的善意微笑着。
　　光线透过窗户，映入病房，由于逆光，李敏感觉整个房间氤氲了起来。她突然看到了曲吉胸前挂着的佛像。
　　李敏灵机一动，她侧过身，面对曲吉，用手指了指佛像，然后双手合十，看着曲吉的眼睛，继续微笑着。
　　曲吉仿佛感受到了李敏的善意，她仰卧在床上，也双手合十，看着李敏。
　　曲吉最终同意进行手术了。
　　欧珠说：”李老师，你真有办法。”李敏笑了，这个世界上万物皆变，唯有爱可以永恒地穿透一切。医学的行为和宗教的行为迥然有别，却唯有爱可以将其永恒地联结在一起。
　　一切准备就绪，当天下午1点，谷奇、李红霞等人陪着进了手术室，刘向梅作好了应对新生儿出生的准备，手术开始了！
　　正如同李敏手术前预估的一样，曲吉在手术中出血量300毫升，并不大，子宫收缩良好，整个手术非常顺利，分娩出一个女婴。刘向梅抱着孩子走出手术室就吃了一惊，继而差点乐了出来。县委书记范永红、副书记彭松涛、副县长李鲲鹏、卫生局长扎西、院长谭申权都围在手术室门前，一见刘向梅抱着孩子出来，大家都兴奋异常，拿出手机一通狂拍。
　　刘向梅工作在北京海淀妇幼保健院，有多年新生儿专业经验。她发现，在西藏的基层医院，多数医师没有接受过规范培训，存在复苏设备不完善、流程不清晰、操作不熟练等诸多问题。为了尽可能降低转院率及死亡率，刘向梅到达尼木县医院的第一周，就开始对医护人员进行新生儿窒息复苏、呼吸管理、营养支持、消毒隔离措施的培训，并把长期闲置的新生儿培育暖箱启用，开始收治一些不需呼吸支持、病情相对稳定的早产儿及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很多藏族孩子从中受益，免去了转院的长途跋涉和经济负担，他们的父母高兴得连连道谢。
　　刘向梅又向谭申权院长申请，配备了包括喉镜、复苏气囊在内的两套完整的复苏设备，在产房及儿科病房各备一套，明确专人管理，这样极大地节省了抢救时间。
　　通过半年的技术培训和实际操作考核，医务人员、特别是儿科医师的新法复苏技术基本达到了规范化和熟练化，新生儿抢救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通过新法复苏成功抢救窒息新生儿10例，窒息新生儿死亡率降为零。
　　在医院的工作中，刘向梅也常常被善良淳朴的藏族同胞所感动。2013年，雪顿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来了一个肺炎合并心衰的小女孩，当班医生建议转院，孩子妈妈却用藏语说，听说来了北京的医生，她不想转，想让北京的医生看。
　　刘向梅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却读懂了她眼神里饱含的期盼和信任，来的时候这个母亲在掉泪，此时却一直憨憨地笑着看着自己。一股暖流一下涌上了刘向梅的心头，她轻轻地对自己说：“好吧，我尽力！”
　　镇静、吸氧、强心、利尿、改善循环、加强抗感染……第二天，小女孩呼吸困难明显好转，心衰症状得到控制;第三天，肺部罗音好转;第五天，小姑娘给刘向梅唱起了《北京金山上》，还拉着她的手问，去北京要走多远……
　　第二章 手术刀就是斩魔剑
　　汉语修辞往往称疾病为“病魔”，是病痛对人类的折磨。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就是剑，用以披荆斩棘，用以斩掉病患毒瘤，还病人一个健康洁净的躯体。思路清晰、心地善良、心灵平静，这三点，是外科医生临床工作的基线。
　　一、了却孩子们的“心”愿
　　人的生命是一纸随时可能中断的契约，太过脆弱，也太需要保护。使行将熄灭的生命烛光重新点燃，替趋近枯萎的花朵枝叶注入绿色的生机，向在死亡的沼泽地挣扎的生命伸出援救之手，为受创躯体和痛苦的心灵铺设一条通往希望的小径，在这一刻，医学的价值，甚至就是个体、群体乃至人类生命的全部。
　　先天性心脏病是所有先天性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为6‰至9‰。由于海拔高、缺氧等因素，西藏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几乎是中、东部地区的两倍。除了高原缺氧，卫生条件、营养水平、母体叶酸缺乏和近亲结婚等因素，也是西藏地区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高的原因。 　　2012年4月初，西藏自治区在拉萨召开会议，动员部署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医疗救治工作。经过会前的初步筛查，西藏自治区约有9147名患先心病的儿童。根据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的《西藏自治区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医疗救治实施方案》，全国17个对口援藏省（市）和17个中央援藏企业，每年将各免费救治西藏100名先心病儿童，从而达到两年内救助区内所有病童的目标。北京市儿童医院和安贞医院，承担拉萨地区先心病患儿的救治。
　　经过了援藏医生的奔波努力，对西藏自治区69382名0～18岁的儿童进行了初筛，发现疑似病例802名，其中由北京负责对口救治的拉萨市地区共确定病例54名。为保证患儿得到及时治疗，7月，北京儿童医院先期派出心脏中心5名医务人员来到拉萨，对拉萨市的尼木及当雄地区儿童又进一步全面筛查，以确定是否适宜手术。
　　9月18日，T28次京藏列车缓缓抵达北京西站，金兰中、刘辉等医生带着索朗多吉等最后确定的14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还有陪护的家长，在鲜花的簇拥下走下火车，分别乘坐救护车前往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进行免费就治。
　　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都非常重视先心病患儿的救治工作，专门成立了以院领导主要负责的指导小组，同时组建了由心脏中心主任、护士长、医疗专家、护理骨干及辅助检查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为使患儿得到很好的照顾，医院特意腾出心脏中心所有单间病房，并安排专人负责他们的饮食。安贞医院考虑到家长和孩子们的饮食习惯，膳食科的师傅们还专门买了酥油，做了酥油茶。
　　北京儿童医院心外科护士长王雪静在孩子们到来前，弄了很多毛绒玩具悬挂在病床的床头，还在网上找了些藏文的祝福话，写在纸牌上，贴在病房内，并且为每个孩子特别安排了两位护士，给他们洗澡。
　　3岁的女孩拉珍，在北京儿童医院系统检查后哭了。除了房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未闭两个心脏问题，拉珍还有先天性的脊柱侧弯，由于年纪小，还在生长发育中，这一情况在拉萨并没有被发现。
　　患病的儿童主要都患有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未闭这几种病症。房间隔缺损是左、右心房之间遗留孔隙;室间隔缺损是左、右心室之间产生了异常通路。
　　动脉导管本来是胎儿时期肺动脉与主动脉间的正常血流通道，胎儿在母亲的体内，肺并不进行呼吸，所以来自右心室的肺动脉血，经过导管进入降主动脉，而左心室的血液则进入升主动脉，动脉导管是胎儿时期特殊循环的必需方式。孩子一旦出生后，肺开始膨胀，并承担气体交换，肺循环和体循环各司其职，导管就不再发挥作用，自动选择闭合，而持续不闭合就形成了动脉导管未闭，形成肺动脉高压，严重者会发生心力衰竭。
　　病症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高压缺氧。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最初都以为呼吸不畅、胸闷等症状是高原的正常反应，没有入院治疗的意识。
　　“别哭了，孩子，检查出来是好事啊，我们会给你安排治疗。”刘辉轻抚拉珍的头发，微笑着说。
　　在心外科主任李晓峰的主持下，联合骨外科医师对拉珍进行了会诊。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外科医师建议，脊柱侧弯可以等到5岁以后再做，当前第一步是做好房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未闭这两个手术。
　　先天性脊柱侧弯，造成胸廓的位置不好，给手术带来了一定难度。而且这些孩子一直生活在含氧量少的高原，到了北京的平原地区，氧气充足，肺的含气量减少，做彩超的时候，肺膨胀不起来，心脏总是看得模模糊糊，也给手术增添了不确定性。
　　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技巧固然是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微创的或内镜的手术，但专家们剖析的结果也证明，完美的手术，技巧只占25%，其余75%是决策。
　　手术前，心外科医生们进行了周密的术前讨论。刘辉怕开刀产生大出血，最后选择了介入治疗。通过切开股动脉，放置导管，输送封堵器对房间隔和动脉导管的缺损处进行封堵。拉珍的缺损很大，动脉导管很粗，刘辉以前从没见过，因此需要的封堵器也大，但孩子血管又很细，如果封堵器选择不好，已经形成的肺动脉高压，会不会给顶出去？如果封堵了其他血管，更是麻烦。
　　刘辉反复推演，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个环节。
　　患有法洛四联症的旦增卓嘎经过了全面的检查，也要准备手术了。她的手术由心外科主任李晓峰亲自来做，与拉珍的手术相比，旦增卓嘎手术的复杂性要大得多。
　　李晓峰说：“一般这种手术我们做的都是6个月左右的孩子，这么大的孩子还真没做过。心脏具有4种畸形，必须一个一个地进行矫正，需要大量的时间。另外，这种病症的孩子都长不大，旦增卓嘎已经12岁了，她的心肺很多地方长成什么样，我们是想不到的。最怕的是侧支血管开始代偿肺内供血，造成肺内出血，好在这些担心最后都没有出现。”
　　旦增卓嘎的手术做了5个多小时，李晓峰从手术室出来时，已经汗流浃背。回忆起这个手术，他笑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是如释重负。
　　另一边，刘辉给拉珍做的手术也很成功。做完手术的孩子在监护室观察着，最长4天，最短1天，然后转回了病房。14名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都成功得到了手术治疗。
　　旦增卓嘎从监护室出来时，嘴唇已经变得红润，远离了困扰她10多年的紫色。她摘下了围巾，开始喜欢粉色的衣服，佩戴粉色的饰品，变得特别地爱照相，每次合影都主动上前。
　　护士长王雪静给孩子们准备了图画本和水彩笔。小男孩索朗多吉给医生叔叔、阿姨画了画。画面上，索朗多吉自己输着液，但满脸都是微笑。
　　医生们通过手中的柳叶刀，斩除了病魔，挽救了生命，为孩子们开辟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2012～2014年，在北京市、江苏省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拉萨市累计筛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222321人，确诊391人，已经全部安排免费救治手术。
　　2013年，北京密云县医院的援藏医生刘晓华，全程照顾患病孩子赴京。手术结束后，刘晓华陪着孩子和孩子家属、藏族医生一起去了天安门、八达岭长城等地参观。由于内部装修，他们一行没去成毛主席纪念堂，让刘晓华大为动容的是，藏族孩子在纪念堂外排成了一排，集体向毛主席纪念堂鞠了一躬！ 　　二、黄色的哈达
　　尽管我们有一双手、两条腿，但谁都知道，每一个都弥足珍贵。从北京顺义区医院来的援藏医生高志学明白，自从选择了骨外科，让患者肢体保全功能，比什么都重要。
　　2013年7月的一个周二，高志学在病房再次看到患者益西。高志学顿时非常惊讶，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回头问当天的值班医生陆振刚：“他还没有转院吗？”
　　陆振刚摇了摇头：“家属没要求转院。”
　　高志学伸手撩开了益西身上盖着的床单，目光透过黑框眼镜，直接就扫在了益西的右脚上，脚趾已经开始发黑！
　　高志学转身走出病房，找到了当雄县人民医院主管业务工作的副院长扎西次仁。
　　“这个人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他这条腿恐怕保不住了。”高志学神情凝重。
　　坐在椅子上的扎西次仁一下站起来了：“这么严重？怎么没转到拉萨市医院？”
　　“昨天我看过这个患者，对家属说了，赶紧转院，但家属可能犹豫，昨天没有转院，今天病情有了变化。”高志学叹了口气。
　　患者益西28岁，来自那曲地区，前天骑摩托车摔伤了右腿，右胫腓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畸形严重，右小腿内侧有3厘米皮肤裂伤，鲜血直流。摔伤后在那曲当地进行了简单处理，仅用两条凳子腿临时固定了一下，在4小时后来到了当雄县医院。
　　接诊的急诊医生马上给予伤口包扎，但没有缝合，更换了两块夹板固定，在观察室留观。第二天，医生陆振刚感觉病情较重，告诉家属，要立即转到拉萨市内的大医院，病人家属在犹豫时，赶上了援藏医生高志学查房。高志学恰恰是骨外科医生。
　　陆振刚向高志学介绍了基本情况，高志学不敢怠慢，看了看X光片，立即查看伤处。在陆振刚的现场翻译下，高志学问了益西的感觉。益西说，他感到腿疼，特别地疼。高志学眼光一闪，用手捏住了益西的右脚，仔细观察了一下，觉得有些青紫。
　　“血运不好啊，末梢已经出现青紫，有可能要发生骨筋膜室综合征。”高志学对陆振刚说。
　　陆振刚说：“是不是包扎得太紧了？”
　　高志学点了点头，说：“有可能。把绷带打开。”
　　解开伤口绷带，高志学发现小腿前侧皮肤已经发黑，这说明这部分皮肤已经坏死。高志学转头对陆振刚说：“现在要立即处理伤口，先把外伤控制住。把开放骨折变成闭合骨折，临时固定治疗骨折，同时进行抗炎、消肿。等待皮肤这些软组织条件允许后，再看情况手术。但是如果想转院，应该马上就走，耽误不得。”
　　当天下午，高志学在县里开了一下午的会，没有回医院。等第二天高志学再回到医院，却发现益西还没有走，这只黑色的右脚在高志学眼前一出现，高志学就暗道：不好！脚一变黑，说明血循环非常不好，缺氧严重，整条腿有坏死的可能！
　　高志学和扎西次仁来到病房，再次打开了益西的包扎绷带，果不其然，右小腿内侧伤口由于没有进行外伤缝合处理，只能依靠包扎止血，肢体末梢血运极差，脚已经发黑、肿胀，小腿已经被勒得和骨头一样宽，情况不容乐观。

　　高志学有些急了，回头对扎西次仁说：“扎院，这个手术能做吗？”
　　扎西次仁是麻醉医生出身，是整个当雄县医院的台柱子，外科手术基本都由他来操作。他皱了下眉，说：“我们这里没有做过骨科手术，器械也不全，成吗？”
　　这时候，闻讯赶来的院长巴桑也到了病房，了解了益西的情况，巴桑说：“高老师，由您来组织手术，可以吗？”
　　高志学一愣，这一天，是他作为来自北京的援藏医生，来到当雄县人民医院的第二个星期。
　　高志学沉吟了一下，但并没有过多的犹豫，直接说：“这种手术只能放置胫骨髓内钉或者外固定架，咱们有没有髓内钉？能不能打外架。”
　　扎西次仁想了想：“医院里可能有克氏针，但牵引弓、牵引锤都没有。”
　　巴桑也说：“高老师，我们这里10多年没有做过骨科手术，也没有C形臂（C型X线透视机），你没办法在术中进行透视造影，看到骨折的具体情况。”
　　几个人是在用汉语交流，小伙子益西听不懂，躺在病床上看着他们在讨论着，眼中则充满着希冀的光芒，因为他已经听说了，这个站在他床边，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医生，是来自北京的专家。
　　北京来的专家，那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专家啊！
　　高志学看了看益西充满着敬意的目光，点了点头，对巴桑说：“困难咱们想办法克服，把库房的器械找出来，赶快消毒！”
　　手术者是将军，其他人是团队成员。手术就是一场战斗，要求指挥员机敏、果断。迟缓、优柔寡断不是外科医生应有的品格。既然作了决定，就要迅速行动，高志学看看从库房取出的、尘封已久的器械，指示护士逐项消毒。
　　在这个手术里，按照高志学的设计，第一步是清理右腿的外伤，进行伤口的缝合。第二步再进行骨折的处理，如果能够固定住足踝，通过跟骨牵引复位，也许以后不用开刀再做骨折的手术了。
　　高志学带领着医生和护士，准备好清创包，熟练地消毒，麻利地全层缝合，紧密包扎，外伤的处理基本结束。按照手术前的设想是美好的，但当用来固定骨骼牵引的克氏针拿来时，高志学还是傻了眼。
　　这枚克氏针是真够旧的，不仅如此，上面居然还长着锈！高志学不禁有些奇怪，问：“没有其他的了吗？”
　　护士说：“就这一根了，我们很费劲才找到的。”
　　扎西次仁在旁说：“这根克氏针大概是上个世纪70年代援藏的巡回医疗队留下的，很多年了。”
　　高志学又气又乐：“你们这是给我找来一件文物啊！”
　　但有总比没有要好，毕竟还有一枚，只是这消毒可就难办了。将锈迹清理完后，高志学把克氏针放在手术室酒精盘子里泡了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