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的学生时代生活非常贫困，但她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波兰的“亚历山大基金会”颁给她600卢布奖学金资助她去法国深造。4年后，居里夫人在研究钢铁磁化技术方面获得成功，法国科学协会发给她一笔酬金，她用这笔钱购置了一些实验仪器供研究用，剩下的钱她全部寄给“亚历山大基金会”。她在附信中说：“我把你们给我的奖学金当作光荣的借款，它帮助我获得了最初的荣誉，借款理应归还，请将这点钱给另一位生活贫寒而又立志争取更大荣誉的波兰青年”。
　　居里夫人用自己高尚的行为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故事，她的作法曾被后来的人们称作回报的典范。
　　居里夫人的回报令人称道，但她在取得成功后不因曾受到别人的资助而羞惭，相反，她把别人在她生活贫困的时候对她资助的奖学金当作光荣的借款，并以此激发起她发奋学习、刻苦研究的无穷力量，这更是居里夫人令人尊崇的地方。而当居里夫人终于学有所成，把法国科学协会发给她的一笔酬金归还给当初资助她的“亚历山大基金会”，并要求将这笔钱给另一位生活贫寒而又立志争取更大荣誉的波兰青年，这种回报和反哺就具有了更高层次上的社会意义，这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伟大的回报，是一种会产生良性互动效应的回报，更是一种串起人类良知接力赛的美好行为。
　　如果我们都能把别人的善举或资助当作光荣的借款，并以此激发出自己克服困难、发愤努力的巨大潜力，最后再用自己的成功回报帮助过我们的社会，帮助那些曾经与我们一样需要帮助的人们，这将是一个到处都有真情互动的社会，善行和救助将会像火炬一样照彻人类久远的过去和未来，人类也将在这一场场爱心和良知的接力赛中获得更快更高的发展。
　　
　　让实力说话
　　
　　1997年，我在海关总署办公厅借调帮助工作，与我一同帮助工作的还有一位来自上海海关的女孩，有一次我与她闲聊，问她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女孩竟有些不好意思：“惭愧惭愧，说出来您别笑话，我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女孩的惭愧我相信是真的，在海关总署，或者在北京的部委机关里，随便拉住一个人问一下，都可能是北大、清华或者留英、留美的硕士、博士。但庆幸的是，女孩不知道我的学历，如果她知道了我的学历，她不但不会感到惭愧，可能在我面前还会产生一种自豪感。所以我一听女孩的话，我的脸马上就红了，为什么？因为应该惭愧的是我，我连正规大学都没读过，初中毕业考上中等师范学校，参加工作后好歹读了个本科函授，混在一群高学历的同事里面，靠着手中的一支秃笔，一直苦摇到今天。但在到处都在要求第一学历的形势下，我随便在哪里都不敢班门弄斧。与女孩对话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问别人的学历，仿佛那是我的一块硬伤，不忍被别人窥见。
　　后来，我的自卑被我同学的一句话给消除得一干二净。我的同学与我一样，也是少时家贫，体谅家庭的困难，初中一毕业赶紧考了中等师范，在学校里他爱好写作，笔耕不辍，毕业后当了几天的老师，就被县里的组织部门调去，在机关里，他如鱼得水，充分发挥写作专长，勤奋工作，很快又被市里的组织部门调去，前年，他的才华竟被中央某部门发现，很快他被调到了北京工作。现在的他已经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重要工作骨干。一次与他一起谈起我们的学历，他深有感触地说：“学历纵然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和水平的标准，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实力，特别是在日常实际工作中，关键看你能不能拿出与众不同的实力来证明自己”。
　　什么是实力？实力就是别人做不来的事你能做，别人做得来的事你却比别人能做得更好。同学的话对我启示很大，其实学历就像一个人找对象时的外表，漂亮与美丽固然很好，但漂亮和美丽不能当饭吃，日子久了还要看你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光有名牌大学的招牌只能炫耀于一时，你是不是有实力、是不是有真本事、究竟有几把刷子最终还要看实践。
　　社会发展迅猛，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追求高学历已经成为人们增加就业砝码的一条重要途径，大学生就业平民化，硕士、博士也不稀奇，甚至就连过去人人羡慕的“海归”一族，竟然也出现了“海带（待）”现象。报载，上海有7000“海归”就业无门，全国三成以上“海归”在家待业。北京中关村“海归”跌破月薪3000元大关。而一大批并不具有高学历的高级技工却在人才市场上大受青睐，十分抢手，社会的飞速发展逐渐褪去特定时期形成的文凭和高学历的虚幻光环，回到人才应有的真实的定位上来。这是社会的进步，是人才的福音。
　　英雄不问出处，才华无需贴上标签，这是一个崇尚实力的时代，让时间和岁月作证，我们应该是靠实力说话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