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慈善榜”中品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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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关注财富的人们似乎把视线从“富豪榜”转向了“慈善榜”,这一切都是缘于美国“福布斯”杂志和那个英国小伙胡润,他们先搞起“中国富豪榜”,让我们知道中国人到底谁最富有,富到何种程度,后来又开始想让我们关注这些富豪们谁更慈善,于去年先后推出了“内地富豪慈善榜”。相对于富豪榜,人们对慈善榜好象更有兴趣,议论也更多。当人们似乎还没有从过去“哪些富人更慈善?为何有不少富人为富不仁”时的议论走出来,新的一届“慈善榜”在四月又出炉了,先是“胡润榜”,之后又有了本土的,由民政部相关部门担任指导单位,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各公益机构参与,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和《公益时报》共同编制的“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与胡润榜略有不同的是,榜上有名的不全是富豪,它的入选对象包括有捐赠行为的中国大陆籍公民,以及生活在中国大陆并且主要捐赠行为发生在大陆,或者主要捐赠对象在大陆的港澳台胞。他们是企业家、官员、公众人物、职业慈善家以及普通公民。相信它会是一个覆盖面更广,也更能引起人们关注的“中国善人榜”。那么人们会从这些“慈善榜”中品出什么呢?
  
  慈善是义举?
  
  毫无疑问,“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古往今来都被看作是中国人追求的传统美德。
  任何社会都有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慈善就是人们出于慈爱善良之心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行为,人们把用个人行为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帮助社会贫困群体的这样一种行为当作慈善。通常来说,慈善完全是个人或团体的基于道德和信仰的自愿行为,没有也不会有功利心。比如清朝末年的武训,他自己过着乞讨低贱的生活,却兴办“义学”,让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我们现在无法解释当年武训动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自愿”。今年列“胡润中国慈善榜”第八位的王振滔说,他做一些慈善的事情是发自内心的,以前企业还小的时候,就在一些小的“急难危困”事情上体现力所能及;现在企业慢慢地做得更大了,对社会就多出一些力气,觉得都很正常。他认为这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迄今为止这位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温州民营企业家已捐助弱势群体2600多万元。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也已经捐出了超过250亿美元,他还在遗嘱中宣布将拿出其财富的98%给自己创办的,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对自己的善举,盖茨也没特别张扬,只是说自己热心慈善事业是源于父母的影响。由此看来,做善事的人完全是出于个人自愿的义举。那么这种自愿究竟有没有其他的动机呢?
  
  慈善有私念?
  
  某个慈善行为要想成为一项事业,其背后必定要有一套规则。
  有人认为巨富们捐资公益和慈善事业并非没有私念,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加州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孙涤先生在《如何在市场中求得均衡》一书中,以美国大学设立一个100万元基金的讲席为例,富人在捐出50万赞助时,校方要组织其他人或组织配捐余下的50万。富人的50万可抵免遗产税,以50%计,则他实际捐出了25万,另一半乃由政府承担,而名声尽为赞助人所得,“因而是高度符合财富积累者的经济理性的”。表面上看来,好象这些善人,是出于经济上的计算才“慈善”的,其实这里反映出,某个慈善行为要想成为一项事业,其背后是一定要有一套规则的。经济学界有这样一个理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收入分配。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示,扩大社会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美国富裕阶层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这样庞大的捐助,没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规则能实现吗?
  
  慈善是做秀?
  
  的确,一些不良的怀疑与猜测最终也让那些善良的富人们难以承受之重。
  国内第一个慈善榜出笼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不少富豪捐助甚少,而人们在批评他们为富不仁的同时,也发现国内的很多捐款行为都带有功利目的,变成了明显的公关手段。即内行人所谓“能带来社会效应的公益性广告”,(更令人气愤的是个别企业或个人,“只打雷不下雨”不兑现承诺,欺骗公众。)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慈善”这一崇高的字眼曾在炒作中退化为某种商业术语。这也让一些真心向善的人往往在捐助的最后时刻停住了脚步。
  丁磊,中国因特网公司网易的创始人,他为年初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多达1000万元人民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根据媒体的报道,在丁磊萌生了捐款千万的念头之后,曾经整整犹豫了一天,这个细节令人玩味。丁磊犹豫的原因,自然不是捐助善款与否,而在于他担心捐助了善款之后,随之而来的源自社会各个层面人群的疑虑和问题恐怕令其无法应对。丁磊的困惑不在于金钱上的失去,而在于其善举能否获得善意。一些不良的怀疑与猜测最终成为那些善良的富人们难以承受之重。
  
  慈善榜为什么?
  
  当人们想知道国内富豪是否有善心,谁是最慈善的中国富豪时,有人就开始把做这样一个榜当做一项事业了。
  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2004年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占15%,约50亿元人民币的捐款总额,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0.05%。无论从总量还是比例上看,国内的捐款额以及国内富豪回馈社会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全球最知名的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第三代掌门人史蒂夫·福布斯几年前在中国推出 “中国富豪榜”,在没有露富习惯的中国引起了轰动,福布斯因此在中国成为“财富明星”,与他联手开创这一事业的英国人胡润曾表示,推出“中国富豪榜”的初衷在于要引起大家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关注。而后他们又分别推出“慈善榜”、“公益榜”,旨在鼓励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更多地回馈社会。当然福布斯也认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创造就业机会是他们最大的慈善事业。”
  “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这个本土的慈善家排行榜的编制,举办者的意图似乎并不是仅聚焦于富豪的“第三次分配”,而是要强调一种价值观。主办者说:“要通过榜单的排列起到示范作用,在社会上旗帜鲜明地扬善。让公民有这么一种意识、一种扬善的价值观念。”
  那么对上榜者而言,“慈善榜”的意义何在呢?民营企业家王振滔的想法或许对我们诠释“慈善榜”更有帮助。他说:“以前的捐赠都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好了,有了胡润榜,有了福布斯榜,还有公益时报榜,对我个人而言,上不上榜都无所谓,以前没有这个榜那个榜的,我也同样做这些事情,现在有榜以后,我也同样要做这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在意上榜与否。但他认为有慈善榜是好事:“如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社会需要这样一个榜。社会主旋律应该弘扬真善美,社会需要‘阳光财富’、‘爱心财富’与‘责任财富’,国家倡导建立和谐社会,我想企业家应该退出富豪榜,要上纳税榜与慈善榜,让这个社会更和谐,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慈善在榜外?
  
  事实上,慈善基金如何管理以体现公正与效率?如何使慈善事业既能取信于民,又能促进慈善基金健康发展?这该是比排几个“慈善榜”更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
  年初的时候国内出现了关于遗产税的讨论。有媒体报道说,随着《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上报到国务院,国内不少富豪纷纷把名下的财产转让给自己未成年的子女,更有人直接用襁褓中婴儿的名义购置物业,以在将来节省一大笔遗产税金,由此催生出了一大批“娃娃业主”。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富翁对待遗产税的态度。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上台后,宣布10年之内废除遗产税。按理说,布什给富翁们送了如此贵重的大礼,他们应该感恩戴德。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富翁们并不领情,120位最有钱的富翁,主动上书国会请愿,要求国家继续征收遗产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巴菲特等超级富豪都对捐助热衷,而对其子女都极其吝啬。巴菲特告诫孩子们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巴菲特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公司召开股东大会,1.5万名股东听罢掌声雷动。巴菲特接着说:“我的孩子们也在这里!他们是不是也在鼓掌?”巴菲特宣布身后将把98%的财富捐助公益事业。
  这两个巨大反差的财富观念,也决定着他们会对善款的运用十分关注。也就是他们会极其关心榜外的事。在国内也有不少捐助者,要亲自把善款送到受助者手中的事例,这实际上增加了捐助者的成本。原因是他们担心“善始”不能“善终”。这也是我们的慈善事业还不成气候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是也给那些受捐的机构排一个榜如何?看看谁接受的捐赠最多,看看谁最会理财,看看谁钱用得最好?事实上,慈善基金如何管理以体现公正与效率?如何使慈善事业既能取信于民,又能促进慈善基金健康发展?这是摆在各国慈善机构面前的一道严肃的课题。也该是比排几个“慈善榜”更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其实这个世界上捐助最多的不是富豪,而是并不富裕却“乐善好施”的“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也许不是排“慈善榜”,而是如何有效的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也就是要让慈善既有“善始”必得“善终”,而非让慈善事业终结在一个榜单上。
  如果有一天,无论是上榜的,做榜的还是看榜的,都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富豪榜”、“慈善榜”甚或“纳税榜”时,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财富分配公平、公正、合理,强者与弱者,富豪与平民和谐相处的健康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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