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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天地间最美的景观，人们所说的大自然之美，很大一部分是指森林之美，它覆盖原野与山岗，使大地披上绿装，从而婀娜多姿，雄浑深遂。森林给人们以建房制造之资，并能调节气候，使之风调雨顺，还涵养水源、润泽大地。因此，凡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都必然森林葱郁、河清地固、无洪涝干旱之苦。
我热爱森林，从小养成了与森林共存的思想，这是我儿时的生活所决定的。甘南地处边陲，交通险阻，人口稀少，所以保存下来的原始森林比比皆是。政治腐败，动乱不息，迫使人们把逃入森林作为躲避战乱的唯一方法，因此和森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生最开心的日子是在森林中度过的。
我家在密林深处的一棵大树下，搭起窝棚，顶蓬用松枝覆盖，下雨不漏，里面用木头和竹子搭成有弹性的床，铺上干草，睡在上面既舒服又暖和。我家的窝棚和姑母家的相临，中间有一眼清泉，甘洌可口，可以直接饮用，恰好投合我不喝热水的习惯，真是开心至极。
在窝棚外埋锅造饭，经常能采到野菜、蘑菇之类的山珍，有时候表兄们能打到野鸡、兔子，全家人改善生活，欢天喜地。我们小孩子则整天玩耍，采野果、抓松鼠、雕佛爷、编竹篮，怎么开心怎么玩。表姐们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有一次，二表兄竟然捉到一只小鹿，可把我们高兴坏了，整天围着它玩。还有一次，村里的猎户打到一只狼，给我们送来一些狼肉，我们就煮狼肉吃，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吃狼肉。还能够躺在树下看松鼠在树枝上追逐玩耍，有时候我们会放些食物在树下，看它们下来偷吃，周围一有动静，它们便迅速逃到树上，这也是极有趣的事。我常常希望能听见一次“山叫鬼”的叫声，甚至碰见它们一次，但一直没有听见，更没有碰见。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在森林中度过的时光，是我儿时最开心的日子，它奠定了我一生热爱森林的感情基础。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到森林中去生活。我最爱去洮河边上的亲戚家，因为又有大森林，又有大河穿流其中，景色美不胜收。
中学时，我在临夏上西北师范学校。徒步穿山越岭，连续行走六七天，才能到达学校，一年往返两次，不能说不辛苦，但这漫长的行程，有将近一半是在森林中行走。一进入林区我就精神百倍，不知道疲乏。看不尽的树林，尤其是巨大的松树，闻着松脂的香味，我好像饮用了甘露琼浆，浑身都是力气。有好多次在长岭坡、大岭山和莲花山看到成百成百的鹿群，在我们面前飞越而过，我们欣喜若狂，欢呼不已。它们是森林的精灵，它们的存在，是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标志。而到我中年之后，甘南的森林被砍伐已尽，这些精灵一个也看不到了，哀惋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艺术系助教专习油画，酷爱森林的我，又把风景画作为主要创作内容。我不断深入林区进行写生与创作，亲眼目睹了20世纪50年代的盲目采伐和1958年的砍树炼钢、大修水利、引水上山所造成的森林破坏，大饥荒时代的伐树度荒以及市场经济下的大规模滥伐谋利这一系列破坏森林资源的过程，让人痛心疾首，不堪回顾。
我就在这个大破坏的过程中，拼命抓紧时间，画我所看到的残林，享受森林带给我的剩余幸福，但更多的是目睹大片原始森林消失的过程，经受巨大的精神折磨与痛苦。而我能做到的事，就是把眼前能看到的森林画下来，把我曾经看到过的森林画下来，让后来人知道，森林是多么美丽，洮河流域曾经是多么美丽。
我森林写生去得最多的是康多和莲花山。康多是卓尼县的一个乡，居民大多数是藏族，位于临潭县冶力关乡以西20多公里，地处西倾山中部，山高林密，风景优美，早在1969年林彪发布“疏散城市老弱病残人员”的第一号命令，我妻子殷星海和女儿殷泓被疏散到冶力关时，我就去过康多，认识了当时在康多工作的曾维群同志。我前后20多次前往康多，画了许多风景画，可以说一年最少也有两三个月是在康多度过的。每一次都画许多画，但每一次都觉得没有画够。有一次由康多回来，住在冶力关梁志英同志家中，他把我的画钉在他家的墙上，高兴地说：“我家都成了森林博物馆了！”他邀请同事和朋友来参观，来的人很多，都惊奇于森林之美，都说我画得真实好看。
1989年，我和王效忠、张小勇骑车到康多画雪景。我们于农历正月初六动身，到达康多时，路上雪厚30厘米左右，行车极其困难，就住在营林站的工人宿舍里。森林银装素裹，犹如仙境一般。虽然气温很低，但我们三人都画了许多好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年的元宵节，我们在森林里观赏了一次非常壮观的月全蚀。晚上和工人们一同吃了一顿丰盛的元宵节佳餐后就各自睡了。半夜我起来解手，抬头看见月亮缺了一牙儿，并且蚀影在慢慢加大，当时万里无云，我便断定是月食，十之八九是全蚀。于是马上回到室内，取出自带的望远镜，叫醒王、张二人出来观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月全食，又在林区，当时空气清晰，万里无云，没有任何干扰。当全蚀呈现时，月亮并不是昏暗一片，而是展现出奇异壮观的色调：它的下半部是桔黄色，顶部却是湖蓝色。这两种在色轮表上被称为对比色或互补色关系的色彩，渐次向对方过渡，形成了人工难以调配的色彩渐变序列，透明而鲜艳，真是蔚为大观！
1990年，我和赵麟同志在康多写生，曾画了康多瀑布和高山湖。康多瀑布我画成壁画式油画，参加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柯岩画廊举办的“陡剑岷壁画式油画展览”。这些画被收入由马斯金格姆学院教授丹娜·爱德萨尔博士和美术系系主任、终身教授孙焱合编的画册《四季之歌——陡剑岷的绘画》之中，广为发行。康多高山湖在白石山下的密林之中，鲜为人知，我和赵麟同志偶然发现，两人都觉得惊奇，就画下了这张风景，此稿多次应用，被好几个人收藏。
康多的农牧民群众几乎都认识我，他们是我作品的第一批观众，他们无不惊喜，也乐于给我当义务模特，让我画他们的肖像。尤其是当地的妇女，她们暗地里互相评比，看谁的像被画得最漂亮。我认为，给人们画肖像，就是歌颂他们，我总是把他们画得既像，又美，这是我艺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美并不是色彩的华丽和庸俗的夸张，而是要质朴纯真，有一种天然的美，要表现人物和大自然的灵魂。我的朋友翟广炜先生说：“你能把我们并不在意的风景，画得十分美，这是你的特点。”印象最深的是康多公社医院一位妇女在医院住院治病，她出来散步时也来看我画画。有天答应给她画画时，她穿了一身非常漂亮的节日服装，饰物闪闪发光。我决定用水粉画她的全身像。看画的人很多，都说画得又像又好看，就如《民兵建设》杂志的封面人物一样，这位妇女开心得不得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家在距离康多20多公里外，前一天黄昏她叫陪她来医院的丈夫骑马奔波40公里，连夜取来了这套节日盛装。这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对美术的需要和喜爱。还有一次在徽县闫坪乡东沟画了一张写生，回来时被一群地质队员看到了，他们惊奇地欢呼起来，说我们天天从这儿走过，怎么就没有发现这儿这么美呢？这张画画成壁画式油画后在美国展览，被丹娜·爱德萨尔博士的书《天人合一的意境——陡剑岷的艺术》作为封面。我坚信，绘画作品，不能流入俗套，要追求艺术的高雅与纯朴；一定要使最普通的群众都能看得懂，为他们所喜爱，雅俗共赏是统一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和赵麟、闫浩宇、郭涛等在康多写生时，由于他们的家乡都在黄土高原和中部干旱区，没有见过森林，他们都为森林的美所震撼。然而，大规模的滥伐、盗伐，使康多森林和其他森林遭到同样的命运，也成残林了。2006年秋，贾文忠、肖永旭两位同志告诉我，5月份他们到康多写生，看见满山都是半人高的树桩子，凄凉荒寒，目不忍睹。
继康多之后，我又在莲花山建立了一个写生点。这个点在莲花山半山一个叫上滩的村子里，我在上滩三年，累计住了15个月，画了很多风景画。上滩是上青草滩的意思，是一块密林中的草地，并不处于登莲花山主峰的大路上，既优美，又僻静。1989年4月，我参加完招生工作后，到莲花山去写生，住在上滩杜生贵先生家中，他把两间草房腾出来，泥好墙，支好床，给我作画室兼住房，还特意为我订做了一套沙发。我自带行李、木工工具，把原来的小窗拆除，自己改造成通间大窗棂，室内光线特别明亮。我又制作了画架和10多个油画内框，可以画幅面较大的风景写生。其中有一幅《莲庐》画的就是杜先生家的院子和我的画室，时值山花盛开，屋后山坡上的桃花、杏花、李子花、面蛋花次第开放，花枝都伸到我们的房顶上，就如房屋建在花丛中一样。
杜生贵先生一家四口人，他们夫妇、13岁的女儿玉萍和11岁的儿子胜平。胜平在康乐县莲麓乡小学读书，学校距上滩10公里路，所以他住在学校，一星期只在周末回一次家。杜先生原是卓尼师范的学生，1960年大饥饿时辍学，未能毕业。但他是上滩唯一一个农民知识分子，为人很好，人人尊敬。他在家中作风民主，遇事总和妻子、女儿商量，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大声训斥女儿和儿子，连一句粗声大气的话都不说。一家人和睦相处，勤劳节俭，生活美满，对待我犹如亲人一般，十分关心。我和杜先生有共同语言，他分析问题现实而全面，历史知识、社会经验也很丰富，常常和我交谈到深夜。
在莲花山的生活，宁静而愉快，过得很美满。吃的饭就是贫困山区的农家饭，我是一个只要有粮食和洋芋就能生存的人，何况莲花山还不止有这些。杜先生家有自己的菜园子，种了一些高海拔可以生长的蔬菜，我们时有调节，有时还有青豆、麦索等我爱吃的食物。偶尔也有少量的蛋肉可吃。至于蘑菇、乌龙头等城市里稀有的山珍，莲花山并不缺乏。莲花山风景优美，到处都能入画，杜先生家靠一座小山，山上林木茂密，山顶有很大的一块平台，长着柏树、桦树、山白杨和许多灌木，春天山花烂漫，秋天野果累累。上滩村东、西各有一条溪流，这两条溪流各通过一道峡谷流到下滩，汇合为一，通过一道大峡谷，汇入冶木河。我把这三条峡都重新命名，东面的叫东龙峡，西面的叫西凤峡，汇合后的大峡叫龙凤峡，杜先生认为很好，这种说法便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莲花山海拔3578米，是“洮州八景”之首，是甘肃省著名的风景区。我是1963年第一次登上莲花山主峰的，1999年第15次登上主峰，其中九次是在上滩写生时登上去的。每一次登上莲花山主峰玉皇阁，极目远眺，南望岷山千里雪，西望甘南大草原，北望临洮山川，东望鸟鼠山脉群峰，都有新的感怀。人生易老，山河长存，但山河也在经历着沧海桑田之变，忍受着人们给它带来的苦难。斧锯轰鸣，青山已尽，没有森林的莲花山，还是莲花山吗？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想象莲花山的过去是多么美吗？人们大约认为长着些灌木丛的莲花山，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山了。出去写生，我往往带上中午吃的干粮，钻入林中，犹如探险一样，在没有路的林海中行进，遇到好的风景就画，中午吃过干粮，找一块林间空地，在草坪上睡一会儿午觉，下午再前进、再画，黄昏时回家。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整天不会遇到第二个人，我也不感寂寞，不觉害怕，反而觉得天宽地广、心旷神怡。城市的喧嚣，人群中的明争暗斗，都退到遥远的另一个世界，这种享受真是人间最大的幸福！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但我只觉得刚来了几天而已。
莲花山并不是世外桃源，每天出去写生，看到残留的松树，有一种藤科野花爬到松树上去，使松柏开满了白色的花，使人感到凄凉而悲哀。莲花山，这座甘南著名的圣山，松树已被砍得快完了。回想1982年10月，我和杨和平同志一同到莲花山写生，由瓦渣坡直接走岔路口在林间迷了路，我们上到一个小山峁上观察，看到有很多人背着椽子在林间穿行，他们是伐木的人。我们想问路，向他们前进的方向走去，可到了那里，这些人一个也看不见了。我们在林间寻找，忽听有人说话，一个说：“有几个人？”另一个说：“不多，我看见只有两个。”“那就放倒吧！”（放倒，当地土话，即把人打倒的意思）杨和平急了，就大声喊：“喂！有人吗？我们想问个路。”这时，走出来一个50多岁的人，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是从兰州来的，画画的，想问一下到岔路口怎么走。他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就上山了。回头看出山的路上，那些人背的椽子，露出灌木丛的林梢，像部队行军一样，蜿蜒前进，足足有二三百人！和平说，在莲花山林区、冶力关林区，每天盗伐者不下千人，如此规模，森林再大，也会伐光的。他们人多势众，如遇见林业局护林人员强行制止，他们就会动手打人，甚至下手杀人。人人手中有一把利斧，他们怕谁呢？当然，有组织的超量采伐也是问题。我长期在林区写生，对甘南大片原始森林的消亡原因，有了更实际、更深刻的了解。现在我在林区写生，看到那漫山遍野的残留树桩，不时引起一阵伤心与愤恨。
1989年，从4月份到年底，我都在莲花山写生。秋天，女儿殷泓到莲花山去，和我住了将近一个月。山高天寒，深秋就下了大雪，我们登上山顶的愿望没有实现，只走到头天门就回来了。但那一次却照了很多相片。我和女儿殷泓、女婿孙焱曾好几次到康多林区写生，在莲花山是和殷泓最后一次在林区写生了。
1990年4月份，我和妻子星海去了莲花山，一起在莲花山待了一个多月。5月11日，我、星海和杜生贵先生一同登上了玉皇阁。莲花山主峰积雪未消，我们走到山阴夹人巷时，积雪竟深达1米，没有办法攀登，只好绕路转到山阳，登上主峰，虽然有雪，但不甚厚，可谓艰险之极。多亏了杜生贵先生的帮忙与指引，不然我们这一次可能登不上去。本来我们不想烦劳杜先生同往，但他坚持要陪我们登山，说你们两个人年纪都大了，我陪你们上去，就会安全一些。这一年，我在莲花山写生共计五个月，9月份返回兰州。 1991年，我和赵麟同志约好，一同到莲花山、康多写生。6月，我先到了莲花山。7月，赵麟同志放假，他到兰州，我到兰州接他，我为他准备了脚踏车，我们一同骑车前往莲花山，一路上一边写生，一边前进。记得在康乐县虎关画对面的石崖和小瀑布，我就铺开雨衣，在马路旁的草地上睡了个午觉。赵麟同志继续画画。我睡醒后赵麟同志对我说：“陡老师你真不得了，这么多汽车吼叫着通过，你竟然睡得这么香甜！”我笑着对他说：“心无牵挂天地宽，不睡觉干什么？”相视大笑。我和赵麟的这次写生很成功。到了莲花山，我们沉浸在写生的快乐中。赵麟同志是庆阳人，他没有到过原始森林，莲花山虽然残败了，仍然令他激动不已，画了许多好画。有一张桦树林画得特别好，留给我的印象，至今如在眼前。
莲花山写生完毕，我们又骑车到冶力关写生，最后转到康多，我们的精品不断，赵麟同志的进步使我吃惊。他回去后办了展览，奠定了他在庆阳师专的任教基础。后来他被提升为庆阳师专美术系副主任，师专改为陇东学院时，他已升为副教授，仍任系副主任。不幸的是，赵麟于2005年因病去世，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991年秋末冬初，我陪澳大利亚的刘开基、刘开业两位先生到甘南藏区写生，经合作、碌曲、码曲，返回卓尼、新城到莲花山，在我的莲庐里住了一夜，他们二人认为我在莲花山住的时间太长了，应该换一个地方。我那时已认识了松鸣崖的康克选先生，也想转到松鸣崖去，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同下山。临走时，他们看到我的房子里还有一张油画风景挂在那里，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送给杜生贵先生朋友的一张画，就留在这儿吧。他们俩都说不行，画怎么能送呢？尤其是这么好的画，更不能送人，刘开基先生直接从墙上取下来，拿在手中要带走。我急了，对他们说，我答应送人家了，不能失信。他们对此十分不理解，只能叹气。
这一年，我在莲花山住了三个月，累计在莲花山写生15个月，它成为我在康多之后的第二个写生基地。我非常感谢杜生贵先生及他的家人，此后，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来往不断。
我爱森林，胜过了对生活其他方面的追求。能够成为一个普通的森林居民，衣食无忧，一辈子画森林，曾经是我人生的理想，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理想，我也无力实现。在生活的旋涡里，我身不由己地变成了一个具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在那城乡户口严格划分的年代里，“农转非”曾经是多少人追求的目标啊，但我却羡慕杜生贵先生一家的生活。他们每天看着高耸入云的莲花山，听着松涛的奏鸣，呼吸着森林的清香，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衣食无忧，欲清心静。而我只能住在污染严重的城市里，就像鱼生活在脏水中，任你有冲天的本领，也不能自救。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一有机会，马上骑着车子，奔赴森林中去写生。为了有生活与创作的条件，继康多和莲花山之后，我又建立了松鸣崖基地、青海郎士当基地、卓尼蒂铃铎基地。
我热爱森林，尤其爱松林，也爱松树，虽然松树都是主干挺直，似乎千树一貌，但细细观察，则枝条伸展之间，仍然姿态万千，各不相同。俄罗斯19世纪画家施希金画了许多松林和松树，谁也不觉得他画的松树千树一貌。我爱松树，能记得起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它们的，我画过它们，记住了它们的雄姿，能把它们默画下来。我给它们起了名字、编了号，如莲峰1号、马鹿3号、贵清2号、松鸣1号等，当我创作大型风景画时，我就把它们“请”来，对号入座，形成一幅优美的构图。例如在北美大陆创作的壁画式油画《森林中的路》就是这样画成的。
我骑车子行程五六万公里，数十次到甘南和青海等地的森林中写生，我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我的画上。如今，因年纪已高，恐怕骑车出去写生，已无可能。但我还可以在2000多幅写生稿的基础上进行风景创作。闭上双眼，只觉得满脑子松涛阵阵，有如潮涌。只要我的热血不停止流动，我画面上的松涛也将不会停止澎湃，我的森林之恋将持续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热爱森林，从小养成了与森林共存的思想，这是我儿时的生活所决定的。甘南地处边陲，交通险阻，人口稀少，所以保存下来的原始森林比比皆是。政治腐败，动乱不息，迫使人们把逃入森林作为躲避战乱的唯一方法，因此和森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生最开心的日子是在森林中度过的。
我家在密林深处的一棵大树下，搭起窝棚，顶蓬用松枝覆盖，下雨不漏，里面用木头和竹子搭成有弹性的床，铺上干草，睡在上面既舒服又暖和。我家的窝棚和姑母家的相临，中间有一眼清泉，甘洌可口，可以直接饮用，恰好投合我不喝热水的习惯，真是开心至极。
在窝棚外埋锅造饭，经常能采到野菜、蘑菇之类的山珍，有时候表兄们能打到野鸡、兔子，全家人改善生活，欢天喜地。我们小孩子则整天玩耍，采野果、抓松鼠、雕佛爷、编竹篮，怎么开心怎么玩。表姐们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有一次，二表兄竟然捉到一只小鹿，可把我们高兴坏了，整天围着它玩。还有一次，村里的猎户打到一只狼，给我们送来一些狼肉，我们就煮狼肉吃，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吃狼肉。还能够躺在树下看松鼠在树枝上追逐玩耍，有时候我们会放些食物在树下，看它们下来偷吃，周围一有动静，它们便迅速逃到树上，这也是极有趣的事。我常常希望能听见一次“山叫鬼”的叫声，甚至碰见它们一次，但一直没有听见，更没有碰见。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在森林中度过的时光，是我儿时最开心的日子，它奠定了我一生热爱森林的感情基础。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到森林中去生活。我最爱去洮河边上的亲戚家，因为又有大森林，又有大河穿流其中，景色美不胜收。
中学时，我在临夏上西北师范学校。徒步穿山越岭，连续行走六七天，才能到达学校，一年往返两次，不能说不辛苦，但这漫长的行程，有将近一半是在森林中行走。一进入林区我就精神百倍，不知道疲乏。看不尽的树林，尤其是巨大的松树，闻着松脂的香味，我好像饮用了甘露琼浆，浑身都是力气。有好多次在长岭坡、大岭山和莲花山看到成百成百的鹿群，在我们面前飞越而过，我们欣喜若狂，欢呼不已。它们是森林的精灵，它们的存在，是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标志。而到我中年之后，甘南的森林被砍伐已尽，这些精灵一个也看不到了，哀惋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艺术系助教专习油画，酷爱森林的我，又把风景画作为主要创作内容。我不断深入林区进行写生与创作，亲眼目睹了20世纪50年代的盲目采伐和1958年的砍树炼钢、大修水利、引水上山所造成的森林破坏，大饥荒时代的伐树度荒以及市场经济下的大规模滥伐谋利这一系列破坏森林资源的过程，让人痛心疾首，不堪回顾。
我就在这个大破坏的过程中，拼命抓紧时间，画我所看到的残林，享受森林带给我的剩余幸福，但更多的是目睹大片原始森林消失的过程，经受巨大的精神折磨与痛苦。而我能做到的事，就是把眼前能看到的森林画下来，把我曾经看到过的森林画下来，让后来人知道，森林是多么美丽，洮河流域曾经是多么美丽。
我森林写生去得最多的是康多和莲花山。康多是卓尼县的一个乡，居民大多数是藏族，位于临潭县冶力关乡以西20多公里，地处西倾山中部，山高林密，风景优美，早在1969年林彪发布“疏散城市老弱病残人员”的第一号命令，我妻子殷星海和女儿殷泓被疏散到冶力关时，我就去过康多，认识了当时在康多工作的曾维群同志。我前后20多次前往康多，画了许多风景画，可以说一年最少也有两三个月是在康多度过的。每一次都画许多画，但每一次都觉得没有画够。有一次由康多回来，住在冶力关梁志英同志家中，他把我的画钉在他家的墙上，高兴地说：“我家都成了森林博物馆了！”他邀请同事和朋友来参观，来的人很多，都惊奇于森林之美，都说我画得真实好看。
1989年，我和王效忠、张小勇骑车到康多画雪景。我们于农历正月初六动身，到达康多时，路上雪厚30厘米左右，行车极其困难，就住在营林站的工人宿舍里。森林银装素裹，犹如仙境一般。虽然气温很低，但我们三人都画了许多好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年的元宵节，我们在森林里观赏了一次非常壮观的月全蚀。晚上和工人们一同吃了一顿丰盛的元宵节佳餐后就各自睡了。半夜我起来解手，抬头看见月亮缺了一牙儿，并且蚀影在慢慢加大，当时万里无云，我便断定是月食，十之八九是全蚀。于是马上回到室内，取出自带的望远镜，叫醒王、张二人出来观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月全食，又在林区，当时空气清晰，万里无云，没有任何干扰。当全蚀呈现时，月亮并不是昏暗一片，而是展现出奇异壮观的色调：它的下半部是桔黄色，顶部却是湖蓝色。这两种在色轮表上被称为对比色或互补色关系的色彩，渐次向对方过渡，形成了人工难以调配的色彩渐变序列，透明而鲜艳，真是蔚为大观！
1990年，我和赵麟同志在康多写生，曾画了康多瀑布和高山湖。康多瀑布我画成壁画式油画，参加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柯岩画廊举办的“陡剑岷壁画式油画展览”。这些画被收入由马斯金格姆学院教授丹娜·爱德萨尔博士和美术系系主任、终身教授孙焱合编的画册《四季之歌——陡剑岷的绘画》之中，广为发行。康多高山湖在白石山下的密林之中，鲜为人知，我和赵麟同志偶然发现，两人都觉得惊奇，就画下了这张风景，此稿多次应用，被好几个人收藏。
康多的农牧民群众几乎都认识我，他们是我作品的第一批观众，他们无不惊喜，也乐于给我当义务模特，让我画他们的肖像。尤其是当地的妇女，她们暗地里互相评比，看谁的像被画得最漂亮。我认为，给人们画肖像，就是歌颂他们，我总是把他们画得既像，又美，这是我艺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美并不是色彩的华丽和庸俗的夸张，而是要质朴纯真，有一种天然的美，要表现人物和大自然的灵魂。我的朋友翟广炜先生说：“你能把我们并不在意的风景，画得十分美，这是你的特点。”印象最深的是康多公社医院一位妇女在医院住院治病，她出来散步时也来看我画画。有天答应给她画画时，她穿了一身非常漂亮的节日服装，饰物闪闪发光。我决定用水粉画她的全身像。看画的人很多，都说画得又像又好看，就如《民兵建设》杂志的封面人物一样，这位妇女开心得不得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家在距离康多20多公里外，前一天黄昏她叫陪她来医院的丈夫骑马奔波40公里，连夜取来了这套节日盛装。这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对美术的需要和喜爱。还有一次在徽县闫坪乡东沟画了一张写生，回来时被一群地质队员看到了，他们惊奇地欢呼起来，说我们天天从这儿走过，怎么就没有发现这儿这么美呢？这张画画成壁画式油画后在美国展览，被丹娜·爱德萨尔博士的书《天人合一的意境——陡剑岷的艺术》作为封面。我坚信，绘画作品，不能流入俗套，要追求艺术的高雅与纯朴；一定要使最普通的群众都能看得懂，为他们所喜爱，雅俗共赏是统一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和赵麟、闫浩宇、郭涛等在康多写生时，由于他们的家乡都在黄土高原和中部干旱区，没有见过森林，他们都为森林的美所震撼。然而，大规模的滥伐、盗伐，使康多森林和其他森林遭到同样的命运，也成残林了。2006年秋，贾文忠、肖永旭两位同志告诉我，5月份他们到康多写生，看见满山都是半人高的树桩子，凄凉荒寒，目不忍睹。
继康多之后，我又在莲花山建立了一个写生点。这个点在莲花山半山一个叫上滩的村子里，我在上滩三年，累计住了15个月，画了很多风景画。上滩是上青草滩的意思，是一块密林中的草地，并不处于登莲花山主峰的大路上，既优美，又僻静。1989年4月，我参加完招生工作后，到莲花山去写生，住在上滩杜生贵先生家中，他把两间草房腾出来，泥好墙，支好床，给我作画室兼住房，还特意为我订做了一套沙发。我自带行李、木工工具，把原来的小窗拆除，自己改造成通间大窗棂，室内光线特别明亮。我又制作了画架和10多个油画内框，可以画幅面较大的风景写生。其中有一幅《莲庐》画的就是杜先生家的院子和我的画室，时值山花盛开，屋后山坡上的桃花、杏花、李子花、面蛋花次第开放，花枝都伸到我们的房顶上，就如房屋建在花丛中一样。
杜生贵先生一家四口人，他们夫妇、13岁的女儿玉萍和11岁的儿子胜平。胜平在康乐县莲麓乡小学读书，学校距上滩10公里路，所以他住在学校，一星期只在周末回一次家。杜先生原是卓尼师范的学生，1960年大饥饿时辍学，未能毕业。但他是上滩唯一一个农民知识分子，为人很好，人人尊敬。他在家中作风民主，遇事总和妻子、女儿商量，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大声训斥女儿和儿子，连一句粗声大气的话都不说。一家人和睦相处，勤劳节俭，生活美满，对待我犹如亲人一般，十分关心。我和杜先生有共同语言，他分析问题现实而全面，历史知识、社会经验也很丰富，常常和我交谈到深夜。
在莲花山的生活，宁静而愉快，过得很美满。吃的饭就是贫困山区的农家饭，我是一个只要有粮食和洋芋就能生存的人，何况莲花山还不止有这些。杜先生家有自己的菜园子，种了一些高海拔可以生长的蔬菜，我们时有调节，有时还有青豆、麦索等我爱吃的食物。偶尔也有少量的蛋肉可吃。至于蘑菇、乌龙头等城市里稀有的山珍，莲花山并不缺乏。莲花山风景优美，到处都能入画，杜先生家靠一座小山，山上林木茂密，山顶有很大的一块平台，长着柏树、桦树、山白杨和许多灌木，春天山花烂漫，秋天野果累累。上滩村东、西各有一条溪流，这两条溪流各通过一道峡谷流到下滩，汇合为一，通过一道大峡谷，汇入冶木河。我把这三条峡都重新命名，东面的叫东龙峡，西面的叫西凤峡，汇合后的大峡叫龙凤峡，杜先生认为很好，这种说法便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莲花山海拔3578米，是“洮州八景”之首，是甘肃省著名的风景区。我是1963年第一次登上莲花山主峰的，1999年第15次登上主峰，其中九次是在上滩写生时登上去的。每一次登上莲花山主峰玉皇阁，极目远眺，南望岷山千里雪，西望甘南大草原，北望临洮山川，东望鸟鼠山脉群峰，都有新的感怀。人生易老，山河长存，但山河也在经历着沧海桑田之变，忍受着人们给它带来的苦难。斧锯轰鸣，青山已尽，没有森林的莲花山，还是莲花山吗？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想象莲花山的过去是多么美吗？人们大约认为长着些灌木丛的莲花山，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山了。出去写生，我往往带上中午吃的干粮，钻入林中，犹如探险一样，在没有路的林海中行进，遇到好的风景就画，中午吃过干粮，找一块林间空地，在草坪上睡一会儿午觉，下午再前进、再画，黄昏时回家。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整天不会遇到第二个人，我也不感寂寞，不觉害怕，反而觉得天宽地广、心旷神怡。城市的喧嚣，人群中的明争暗斗，都退到遥远的另一个世界，这种享受真是人间最大的幸福！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但我只觉得刚来了几天而已。
莲花山并不是世外桃源，每天出去写生，看到残留的松树，有一种藤科野花爬到松树上去，使松柏开满了白色的花，使人感到凄凉而悲哀。莲花山，这座甘南著名的圣山，松树已被砍得快完了。回想1982年10月，我和杨和平同志一同到莲花山写生，由瓦渣坡直接走岔路口在林间迷了路，我们上到一个小山峁上观察，看到有很多人背着椽子在林间穿行，他们是伐木的人。我们想问路，向他们前进的方向走去，可到了那里，这些人一个也看不见了。我们在林间寻找，忽听有人说话，一个说：“有几个人？”另一个说：“不多，我看见只有两个。”“那就放倒吧！”（放倒，当地土话，即把人打倒的意思）杨和平急了，就大声喊：“喂！有人吗？我们想问个路。”这时，走出来一个50多岁的人，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是从兰州来的，画画的，想问一下到岔路口怎么走。他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就上山了。回头看出山的路上，那些人背的椽子，露出灌木丛的林梢，像部队行军一样，蜿蜒前进，足足有二三百人！和平说，在莲花山林区、冶力关林区，每天盗伐者不下千人，如此规模，森林再大，也会伐光的。他们人多势众，如遇见林业局护林人员强行制止，他们就会动手打人，甚至下手杀人。人人手中有一把利斧，他们怕谁呢？当然，有组织的超量采伐也是问题。我长期在林区写生，对甘南大片原始森林的消亡原因，有了更实际、更深刻的了解。现在我在林区写生，看到那漫山遍野的残留树桩，不时引起一阵伤心与愤恨。
1989年，从4月份到年底，我都在莲花山写生。秋天，女儿殷泓到莲花山去，和我住了将近一个月。山高天寒，深秋就下了大雪，我们登上山顶的愿望没有实现，只走到头天门就回来了。但那一次却照了很多相片。我和女儿殷泓、女婿孙焱曾好几次到康多林区写生，在莲花山是和殷泓最后一次在林区写生了。
1990年4月份，我和妻子星海去了莲花山，一起在莲花山待了一个多月。5月11日，我、星海和杜生贵先生一同登上了玉皇阁。莲花山主峰积雪未消，我们走到山阴夹人巷时，积雪竟深达1米，没有办法攀登，只好绕路转到山阳，登上主峰，虽然有雪，但不甚厚，可谓艰险之极。多亏了杜生贵先生的帮忙与指引，不然我们这一次可能登不上去。本来我们不想烦劳杜先生同往，但他坚持要陪我们登山，说你们两个人年纪都大了，我陪你们上去，就会安全一些。这一年，我在莲花山写生共计五个月，9月份返回兰州。 1991年，我和赵麟同志约好，一同到莲花山、康多写生。6月，我先到了莲花山。7月，赵麟同志放假，他到兰州，我到兰州接他，我为他准备了脚踏车，我们一同骑车前往莲花山，一路上一边写生，一边前进。记得在康乐县虎关画对面的石崖和小瀑布，我就铺开雨衣，在马路旁的草地上睡了个午觉。赵麟同志继续画画。我睡醒后赵麟同志对我说：“陡老师你真不得了，这么多汽车吼叫着通过，你竟然睡得这么香甜！”我笑着对他说：“心无牵挂天地宽，不睡觉干什么？”相视大笑。我和赵麟的这次写生很成功。到了莲花山，我们沉浸在写生的快乐中。赵麟同志是庆阳人，他没有到过原始森林，莲花山虽然残败了，仍然令他激动不已，画了许多好画。有一张桦树林画得特别好，留给我的印象，至今如在眼前。
莲花山写生完毕，我们又骑车到冶力关写生，最后转到康多，我们的精品不断，赵麟同志的进步使我吃惊。他回去后办了展览，奠定了他在庆阳师专的任教基础。后来他被提升为庆阳师专美术系副主任，师专改为陇东学院时，他已升为副教授，仍任系副主任。不幸的是，赵麟于2005年因病去世，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991年秋末冬初，我陪澳大利亚的刘开基、刘开业两位先生到甘南藏区写生，经合作、碌曲、码曲，返回卓尼、新城到莲花山，在我的莲庐里住了一夜，他们二人认为我在莲花山住的时间太长了，应该换一个地方。我那时已认识了松鸣崖的康克选先生，也想转到松鸣崖去，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同下山。临走时，他们看到我的房子里还有一张油画风景挂在那里，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送给杜生贵先生朋友的一张画，就留在这儿吧。他们俩都说不行，画怎么能送呢？尤其是这么好的画，更不能送人，刘开基先生直接从墙上取下来，拿在手中要带走。我急了，对他们说，我答应送人家了，不能失信。他们对此十分不理解，只能叹气。
这一年，我在莲花山住了三个月，累计在莲花山写生15个月，它成为我在康多之后的第二个写生基地。我非常感谢杜生贵先生及他的家人，此后，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来往不断。
我爱森林，胜过了对生活其他方面的追求。能够成为一个普通的森林居民，衣食无忧，一辈子画森林，曾经是我人生的理想，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理想，我也无力实现。在生活的旋涡里，我身不由己地变成了一个具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在那城乡户口严格划分的年代里，“农转非”曾经是多少人追求的目标啊，但我却羡慕杜生贵先生一家的生活。他们每天看着高耸入云的莲花山，听着松涛的奏鸣，呼吸着森林的清香，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衣食无忧，欲清心静。而我只能住在污染严重的城市里，就像鱼生活在脏水中，任你有冲天的本领，也不能自救。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一有机会，马上骑着车子，奔赴森林中去写生。为了有生活与创作的条件，继康多和莲花山之后，我又建立了松鸣崖基地、青海郎士当基地、卓尼蒂铃铎基地。
我热爱森林，尤其爱松林，也爱松树，虽然松树都是主干挺直，似乎千树一貌，但细细观察，则枝条伸展之间，仍然姿态万千，各不相同。俄罗斯19世纪画家施希金画了许多松林和松树，谁也不觉得他画的松树千树一貌。我爱松树，能记得起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它们的，我画过它们，记住了它们的雄姿，能把它们默画下来。我给它们起了名字、编了号，如莲峰1号、马鹿3号、贵清2号、松鸣1号等，当我创作大型风景画时，我就把它们“请”来，对号入座，形成一幅优美的构图。例如在北美大陆创作的壁画式油画《森林中的路》就是这样画成的。
我骑车子行程五六万公里，数十次到甘南和青海等地的森林中写生，我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我的画上。如今，因年纪已高，恐怕骑车出去写生，已无可能。但我还可以在2000多幅写生稿的基础上进行风景创作。闭上双眼，只觉得满脑子松涛阵阵，有如潮涌。只要我的热血不停止流动，我画面上的松涛也将不会停止澎湃，我的森林之恋将持续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