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的表述确认，市场对2019年减税降费的期许度进一步上升。

　　减税是一把双刃剑，激发实体经济的投资与消费活力的同时，也面临财政赤字与债务率攀升等约束条件。
　　谈及减税，政策的争议向来较大。传统意义上的减税是对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征收税率的下调，直接减税政策会让居民和企业实际感受到税负的下降，但随之而来也会带来税收及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但從海外几轮减税的实践来看，减税政策是一揽子的组合工具，除了传统意义上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下修，还涉及税收递延、税收减免、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调整、设备投资费用化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从中国本轮减税实践看，亦已从这些方向有所发力。
　　中国目前的企业税制改革主要围绕税收递延与减免、研发支出和设备投资费用化以及固定资产折旧加速几方面进行。在个人所得税方面，2018年10月，新版个人所得税法的施行将更加惠及广大人群。
　　减税中期能够激发企业投资修复、经济恢复增长。而当前市场对于减税的争议之一集中在减税后给财政带来的“阵痛期”，我们对里根、撒切尔减税实践分析发现，减税后税收收入增速及其占GDP比重分别经历了2-3年的下滑，其后才逐步企稳回升，验证“拉弗曲线”效应所示税基扩大带来的税收收入再度回升。因此，减税的艺术就在于对于政策红利与实施掣肘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均衡。
　　事实上，各国政府在推进减税的同时，也采取了其他“开源节流”的举措，来应对财政收入的下滑，以及弥补赤字亏空。
　　“强财政”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收入对税收的依赖度较美英更高，财政约束不容忽视。2019年，财政政策宽松力度有望温和加码。财政宽松的资金来源包括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额度、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以及地方政府结转结余等，预计2019年至少有2.5万亿元的额外财政空间，财政宽松的方向主要用于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及增加基建投资等。另外，预计2019年政策将加大减税力度，优化税收结构。2018年10月，个税起征点正式提高，2019年1月即将施行力度更大的个税专项附加抵扣，进一步释放个人消费;2018年5月，财政部下调制造业、服务业行业增值税税率1%，纳税人标准提高，并推出各类针对小微企业与科创企业的减税措施。2019年预计将进一步推进企业税费的下降，包括增值税率并档或调整、推出更多针对小微及科创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政府隐性债务监管趋严，因而政府更可能通过加大显性债务方式充实资金，预计2019年政策有望进一步扩大“开正门”的力度，即同时提高狭义与广义赤字率。但受到地方债务终身追责制和地方隐形债务较高的约束，中国财政政策空间受到约束，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受到掣肘。
　　与美国和英国的减税实践较为相似，中国已经采取了结构性加税的政策来调整税收结构，2019年或将继续推进。
　　此外，借鉴撒切尔的经验，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资产的储备力量，具备经营优势、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能够给予财政大力的支持，未来也有望承担起更多弥补国内财政赤字压力的责任。
　　国有企业对公共财政收入贡献有两部分：应交税金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提高国企第二财政作用的主要方式有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以及适度转让国有企业资产可为减税提供支持。
　　中国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和行政化开支占比过大，存在压缩空间，撒切尔经验表明可通过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和削减行政开支压缩财政开支。
　　作者为广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