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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关系的改善成为亚太和平的重要保障
1960年日美两国签订了“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此，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在外交上一直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对态度。1971年7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在日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派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这一事件被日本政界称之为“越顶外交”，于是，日本政府开始慎重思考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
1971年10 月2日，中方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明确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为了尽快恢复中日邦交，体现了在策略上的高度的灵活性，例如，中方同意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签订和约的形式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留待以后再谈判。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痛思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同时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条约签订后，1978年10月22—29日，邓小平副总理为出席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对日本进行了一周的访问，受到隆重接待，在日本又一次形成了“中国热”。关于钓鱼岛问题,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提出“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
在20世纪80年代，中日之间曾经发生了“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的干扰，但是通过中日双方的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基本处于健康发展的轨道。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会谈中，中曾根建议在原有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基础上，增加了一条“相互信赖”，完善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四原则”。值得肯定的日本对华经济援助（ODA）开始于1979年，此后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经济援助国，到2000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为2144亿日元。《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应当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在漫长的日中关系史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一个成熟的时代”[1]。
冷战结束之初，中日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继续执行对华友好政策特别是日本率先解除对华经济封锁表示赞赏。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中日两国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签署了《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东京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签订题为《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之间第四份重要政治文件，声明中指出：“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中日关系在小泉执政期间（2001—2006年）一度陷入僵局。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关系得以改善；2007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日，开始了“融冰之旅”；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2009年9月，就任日本新首相的鸠山由纪夫提出日中两国如能以“友爱”精神克服相互差异，加深相互理解，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而推进合作。
与中日政治关系相比较，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一直十分顺畅，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总体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日关系改善已经成为亚太和平的重要保障。
新时期中日关系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其中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尤为突出。这与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失衡紧密相关。冷战后日本面临“失去的十年”，1990年至200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75％，大大低于同期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21世纪头十年，日本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2011年，日本遭受“3?11”大地震和海啸，其核辐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此，日本终结了二战后40多年GDP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奇迹”。由于经济不稳定，日本的政治状态也很不稳定。从2006年以来，日本每年要换一个首相。
日本对华政策一直受日本朝野上下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所支配。一方面，日本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日本而言是一种机遇，有助于摆脱日本长达十多年的经济不景气。2004年6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给第十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贺词中说，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个机会，这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日中两国也面临经济全球化的许多新挑战，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互补的中日经济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在世界近现代史的一百多年间，日本一直领先中国，现在面对一衣带水的邻国迅速崛起，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心态上无法接受，并且中日之间有着诸多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冲突，受“远交近攻”的日本外交传统的影响，日本近年来采取了在地缘安全上抗衡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刻意模糊，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在毗连资源上肆意争夺，在台海问题上暗中介入等诸多遏制中国的策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中日两国首脑的互访几成惯例，双方历届首脑在任期内都访问了对方。但是，自从2001年4月小泉成为日本首相以来，由于小泉等日本政界高层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除去2001年10月小泉对中国进行了闪电式的短期非正式访问外，在小泉执政时期再也没能实现两国首脑的互访，两国的政治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日本已经开始大幅削减对华ODA额度，并且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日本方面的解释是，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整个地球的问题。但有迹象表明，日本的贷款方向并不是流向世界上其他不发达地区，而是流向中国的周边地区。在不断减少对华援助的同时，日本却在增加对印度的贷款，以此抵消中国在其周边的影响。实质上，日本削减ODA的重要原因是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受冷战思维支配，认为中国是日本的现实威胁，日本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一个潜在的敌人”。
1996年日美安全同盟的“再定义”时美日共同的假想敌已经从苏联转变为中国。2007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了2007年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除了表示对中国军事发展方向的担忧外，还强调要继续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总体而言，“联美制华”在日本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分量日益增强。
2005年4月5日，日本政府公布了2006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结果，宣布所有送审的8个版本均为合格，其中包括否认、美化侵略的右翼历史教科书。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允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教科书出台表示愤慨，中国政府认为，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能否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存在重大的分歧，2005年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立的灯塔将被作为“国有财产”收归国家管理之下，引发中国的严正抗议和民间的新一轮“保钓热潮”。此外，中日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执。
2009年日本政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民主党彻底打破了自民党战后长期执政的局面。2011年9月2日，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联合组建的以野田佳彦为首相的新内阁正式成立。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国政府发表长篇严正声明严厉批判日本，并且立即根据《领海及毗邻区法》，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日本政府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非法实施“国有化”，表明日本无视二战史实，极欲挑战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安全秩序。
日本对华政策与
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
中日关系在多年起伏之后又一次陷入低潮，特别是日本对外政策中防范和遏制中国的一面日益凸显。一些学者将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归结为小泉纯一郎或者野田佳彦的个性因素，这是片面和不客观的。在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和野田佳彦的“购岛”举动的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的不断挑衅，把中日关系改善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日方某一领导人执政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要高度警惕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日本对华政策受日本政坛各种势力的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较大，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逐步扩充壮大，而左翼及对华友好的势力则渐渐式微。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指出 “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2]，所以日本的民族性格与日本二战期间的军国主义暴行有着内在的联系。除了民族性格外，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对外政策的右倾化和冒险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根源在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力，甚至使战犯岸信介等人重新进入政治舞台，这在战后的德国是不敢想象的。
近来,日本大有同中、韩争夺生存空间的之势，当前日本与中韩等国在领土、海洋权益上的纠纷完全缺少国际法依据，但是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政客却对之大肆炒作，让人联想到二战前德日军国主义者的做法。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指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否定历史，同时也是在对国民进行错误历史观的教育，使国民忘记日本的战争责任，甚至将日本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如果战争受害者观念在日本社会树立起来了，下一步就很可能导致民族复仇主义出笼。”除了关注日本右翼的动向，更需要重视的还是日本的政治现状。日本国民爱好和平的良好愿望是一回事，而他们阻止右翼势力掌握政权、操控政治议程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在政治家们的误导下会走入歧途。二战以前的德国和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也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军国主义势力的蛊惑、欺骗之下，善良的人民却把政权交给了军国主义分子，任由他们对内搞专制暴政，对外侵略扩张。[3]
日本历届政府在国家的外交传统上是“远交近攻”“与强国为伍、以利益为重”，战后追随美国的“搭便车”战略使其受益匪浅，而出于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的考量，难以在东亚接受中国的迅速崛起，随着美国要求日本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要借助美国战略中遏制中国的一面打压中国，从而确立在东亚地区的主导作用的意图已经清晰化、公开化。
要理性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低潮化的倾向。中日低潮时期并非全面改善的良机，但是要防止进一步恶化。对待中日关系，切忌情绪化和“民粹”化，正视日本侵华历史，但是不可以片面地掀起对日本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狭隘的仇恨感。這需要在理性的视角下认真地研究日本，做好中日关系的大文章。总体而言，在运筹发展中日关系时，既要立足双边，把握两国各自的发展趋势，也要放眼世界，把中日关系放在地区和全球的大视野中加以审视。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86．
[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花与刀[M]．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59．
[3] 刘建飞．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J]．瞭望新闻周刊，2005, 49：57．
1960年日美两国签订了“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此，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在外交上一直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对态度。1971年7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在日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派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这一事件被日本政界称之为“越顶外交”，于是，日本政府开始慎重思考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
1971年10 月2日，中方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明确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为了尽快恢复中日邦交，体现了在策略上的高度的灵活性，例如，中方同意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签订和约的形式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留待以后再谈判。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痛思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同时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条约签订后，1978年10月22—29日，邓小平副总理为出席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对日本进行了一周的访问，受到隆重接待，在日本又一次形成了“中国热”。关于钓鱼岛问题,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提出“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
在20世纪80年代，中日之间曾经发生了“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的干扰，但是通过中日双方的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基本处于健康发展的轨道。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会谈中，中曾根建议在原有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基础上，增加了一条“相互信赖”，完善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四原则”。值得肯定的日本对华经济援助（ODA）开始于1979年，此后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经济援助国，到2000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为2144亿日元。《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应当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在漫长的日中关系史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一个成熟的时代”[1]。
冷战结束之初，中日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继续执行对华友好政策特别是日本率先解除对华经济封锁表示赞赏。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中日两国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签署了《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东京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签订题为《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之间第四份重要政治文件，声明中指出：“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中日关系在小泉执政期间（2001—2006年）一度陷入僵局。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关系得以改善；2007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日，开始了“融冰之旅”；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2009年9月，就任日本新首相的鸠山由纪夫提出日中两国如能以“友爱”精神克服相互差异，加深相互理解，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而推进合作。
与中日政治关系相比较，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一直十分顺畅，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总体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日关系改善已经成为亚太和平的重要保障。
新时期中日关系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其中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尤为突出。这与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失衡紧密相关。冷战后日本面临“失去的十年”，1990年至200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75％，大大低于同期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21世纪头十年，日本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2011年，日本遭受“3?11”大地震和海啸，其核辐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此，日本终结了二战后40多年GDP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奇迹”。由于经济不稳定，日本的政治状态也很不稳定。从2006年以来，日本每年要换一个首相。
日本对华政策一直受日本朝野上下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所支配。一方面，日本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日本而言是一种机遇，有助于摆脱日本长达十多年的经济不景气。2004年6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给第十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贺词中说，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个机会，这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日中两国也面临经济全球化的许多新挑战，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互补的中日经济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在世界近现代史的一百多年间，日本一直领先中国，现在面对一衣带水的邻国迅速崛起，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心态上无法接受，并且中日之间有着诸多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冲突，受“远交近攻”的日本外交传统的影响，日本近年来采取了在地缘安全上抗衡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刻意模糊，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在毗连资源上肆意争夺，在台海问题上暗中介入等诸多遏制中国的策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中日两国首脑的互访几成惯例，双方历届首脑在任期内都访问了对方。但是，自从2001年4月小泉成为日本首相以来，由于小泉等日本政界高层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除去2001年10月小泉对中国进行了闪电式的短期非正式访问外，在小泉执政时期再也没能实现两国首脑的互访，两国的政治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日本已经开始大幅削减对华ODA额度，并且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日本方面的解释是，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整个地球的问题。但有迹象表明，日本的贷款方向并不是流向世界上其他不发达地区，而是流向中国的周边地区。在不断减少对华援助的同时，日本却在增加对印度的贷款，以此抵消中国在其周边的影响。实质上，日本削减ODA的重要原因是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受冷战思维支配，认为中国是日本的现实威胁，日本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一个潜在的敌人”。
1996年日美安全同盟的“再定义”时美日共同的假想敌已经从苏联转变为中国。2007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了2007年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除了表示对中国军事发展方向的担忧外，还强调要继续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总体而言，“联美制华”在日本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分量日益增强。
2005年4月5日，日本政府公布了2006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结果，宣布所有送审的8个版本均为合格，其中包括否认、美化侵略的右翼历史教科书。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允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教科书出台表示愤慨，中国政府认为，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能否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存在重大的分歧，2005年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立的灯塔将被作为“国有财产”收归国家管理之下，引发中国的严正抗议和民间的新一轮“保钓热潮”。此外，中日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执。
2009年日本政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民主党彻底打破了自民党战后长期执政的局面。2011年9月2日，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联合组建的以野田佳彦为首相的新内阁正式成立。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国政府发表长篇严正声明严厉批判日本，并且立即根据《领海及毗邻区法》，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日本政府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非法实施“国有化”，表明日本无视二战史实，极欲挑战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安全秩序。
日本对华政策与
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
中日关系在多年起伏之后又一次陷入低潮，特别是日本对外政策中防范和遏制中国的一面日益凸显。一些学者将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归结为小泉纯一郎或者野田佳彦的个性因素，这是片面和不客观的。在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和野田佳彦的“购岛”举动的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的不断挑衅，把中日关系改善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日方某一领导人执政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要高度警惕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日本对华政策受日本政坛各种势力的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较大，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逐步扩充壮大，而左翼及对华友好的势力则渐渐式微。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指出 “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2]，所以日本的民族性格与日本二战期间的军国主义暴行有着内在的联系。除了民族性格外，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对外政策的右倾化和冒险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根源在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力，甚至使战犯岸信介等人重新进入政治舞台，这在战后的德国是不敢想象的。
近来,日本大有同中、韩争夺生存空间的之势，当前日本与中韩等国在领土、海洋权益上的纠纷完全缺少国际法依据，但是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政客却对之大肆炒作，让人联想到二战前德日军国主义者的做法。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指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否定历史，同时也是在对国民进行错误历史观的教育，使国民忘记日本的战争责任，甚至将日本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如果战争受害者观念在日本社会树立起来了，下一步就很可能导致民族复仇主义出笼。”除了关注日本右翼的动向，更需要重视的还是日本的政治现状。日本国民爱好和平的良好愿望是一回事，而他们阻止右翼势力掌握政权、操控政治议程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在政治家们的误导下会走入歧途。二战以前的德国和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也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军国主义势力的蛊惑、欺骗之下，善良的人民却把政权交给了军国主义分子，任由他们对内搞专制暴政，对外侵略扩张。[3]
日本历届政府在国家的外交传统上是“远交近攻”“与强国为伍、以利益为重”，战后追随美国的“搭便车”战略使其受益匪浅，而出于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的考量，难以在东亚接受中国的迅速崛起，随着美国要求日本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要借助美国战略中遏制中国的一面打压中国，从而确立在东亚地区的主导作用的意图已经清晰化、公开化。
要理性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低潮化的倾向。中日低潮时期并非全面改善的良机，但是要防止进一步恶化。对待中日关系，切忌情绪化和“民粹”化，正视日本侵华历史，但是不可以片面地掀起对日本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狭隘的仇恨感。這需要在理性的视角下认真地研究日本，做好中日关系的大文章。总体而言，在运筹发展中日关系时，既要立足双边，把握两国各自的发展趋势，也要放眼世界，把中日关系放在地区和全球的大视野中加以审视。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86．
[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花与刀[M]．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59．
[3] 刘建飞．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J]．瞭望新闻周刊，2005, 4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