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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记载国耻之地，更是承载荣耀之地。有一段历史永远都值得去探寻、去丰富、去铭记。那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黄埔路3号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为南京军区军史馆)举行的侵华目军中国战区投降签字仪式的历史时刻。
赵振英出生于1917年，黄埔军校十四期学员，曾纾英气勃发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这位亲眼目睹了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老人依旧会在心中默默地回放60年前亲历南京受降仪式的所见所闻……
赵振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934年前后，尚在高中就读的赵振英加入了抗日的“河北省学生第一集训队”，黄杰将军(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陆军二级上将)任总队长，这是一种准军事组织，人数约有三千多，目的在于培养军政青年学生干部，学生们接受爱国及政治教育多于真正的军事训练。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考八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宛平城外芦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
车上挤满了逃离的难民与学生。因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芦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守卫北平城的宋哲元的29军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虚岁20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1939年秋，赵振英由黄埔军校十四期十总队毕业，离开四川大后方，奔赴前线，他通过认识的关系投奔驻扎湖南常德的54军(军长霍揆彰，黄埔军校一期、陆军中将)18师(师长罗广文，陆军中将，曾任18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及陆军第七编练司令官等职)效力。
在此后的数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等多个省份。也许是黄埔军校和54军的背景关系，赵振英在此期间还获得被保送去陆军大学参谋班进修的机会。
回到54军后，赵振英的晋升加快了，被分派到战斗部队14师，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从连长干起，历任副营长、军部参谋处参谋、团副。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征缅作战时，已经官至54军第14师40团第1营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的遗憾。
涉长江蹈血海，历史如此眷顾赵振英，从“七·七”芦沟桥到“九·九”南京城，他在经历了数个历史的拐点后，终于迎来了人生中那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终于获得最终胜利，全国各地立刻卷起狂欢的热潮。国民政府接到日本投降的正式电文后，蒋介石即电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并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接受日本投降。
8月21日，中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芷江，忽然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日本侵略军的降使在这里低下了傲慢的头颅。上午，日方派出的洽降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率领的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前川冈雄少佐、译员木村辰男等一行8人，从南京登上一架漆皮脱落的机尾拖着两条三米长红色布条的运输机，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前往湖南省芷江机场，联系洽降事宜。
这就是永载史册的“芷江受降”。“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辉一页。
27日上午9点20分，在中国军队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率领下，国民党新六军157名官兵(内有新六军设营一部)带着无线电台1部、指挥车两辆，搭乘7架美军军机从湖南芷江起飞，赴宁设立“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
下午2点40分，飞机陆续抵达石城，为了让官兵们好好看看自己的昔日国都，飞机并没有马上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而是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了三圈。据冷欣后来说：“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因此又想到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中将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随后，赵振英，这个年仅28岁、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1营少校营长又被委派负责侵华日军中国战区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该营下设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共约五百人。在许多参战部队官兵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光复的氛围在他们跳出机舱踏上石头城的那一刻就感受得到，机场附近的居民一见到阔别8年的中国飞机和中国军人，全都欣喜若狂，一齐涌向机场的外壕边，疯狂地挥舞着草帽、头巾，向他们致意。一些农民甚至涉着齐胸口的泥水越过壕沟，将自己准备的饭莱、水和新摘的玉米捧给每一位官兵，官兵们也不顾农民们浑身脏水和泥巴，和他们紧紧拥抱。一些士兵流着泪说：“老乡，我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被日本鬼子欺负了8年……”“老乡，我们来晚了……”
中国军队让日军降下日本国旗和伪满军旗，南京全城升起中国军队的旗帜。
回到南京后，冷欣还去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园。前进指挥所从8月27日成立，到9月9日上午9时许，中国战区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结束，前后存在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却在与冈村宁次会谈、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以及筹备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史料记载：1945年9月9日，南京满城欢腾，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喜气洋洋，人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每隔50米就竖立着一根漆成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盟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每根旗杆下均有一名赵振英所属的新六军第14师40团第1营的士兵肃立警戒，头戴钢盔，身穿草黄色哔叽军服，戴着白色手套，手持冲锋枪，威武挺立、戒备森严。后来，这52面国旗，分别赠送给各国驻华使馆保存，留作纪念。
一些主要街道均有松柏枝叶扎起彩色牌楼，牌楼上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中央军校大门上书写着“和平永奠”、“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字样。
定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主会场的大礼堂，也一洗蒙羞的窘态，恢复了庄严的气派。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像，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面点缀了红色“V”符号与“和平” 两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金字。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元首的肖像。
日本投降代表签字的地方，悬挂着4盏巨型荧光灯，耀眼夺目。礼堂正中就是签降所在，被用淡蓝色的布包围起来。投降席桌子比受降席窄，旁边有7把木椅。坐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海军中将福田良三、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38军参谋长三泽昌雄。对面为受降席，桌子边放着5把皮椅，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四周肃然挺立着武装士兵。礼堂大门的两侧各设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签名册上印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签名册”字样。签字台两旁是参观盛典的中国和盟国高级官员及新闻记者。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的观礼席，共计二百余人，加上室内外仪仗队及担任警卫的士兵，其一千人左右。
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除何应钦外，还有时任国民党海军一级上将、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陆军二级上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和接收计划委员贺衷寒，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海恩中将、柏德诺·保义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为什么正式受降时间选在9月9日上午9时?蒋介石亲自定的这个时辰颇有讲究。一至十的各个数字中，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九，以为天地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因而将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时定在三个“九”字相遇的时候，寓意“三九良辰”。
四
赵振英回忆起那一天仿佛仍然历历在目
当天上午8点45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分乘汽车3辆，由王武上校引到大会堂前广场下车，接着入休息室，此时应邀观礼人员依席次坐定。
8点51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盏荧光灯突然放光。何应钦率参加受降的陈绍宽、张廷孟、顾祝同、萧毅肃四人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来，全场迅速肃立，摄影记者纷纷拍照。
8点52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福田良三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他们都剃着光头、低着脑袋、哭丧着脸，呆呆地任由中外记者拍照。
9点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阅读。小林则在一旁替他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此时是1945年9月9日9点07分。因为紧张，冈村的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只得让小林将他签名盖章的降书呈交何应钦。随后他立即起身肃立向何应钦深鞠一躬，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刻，终于无条件宣告投降。
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讲话，由鲍静安同时用英语译述：“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一该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赵振英出生于1917年，黄埔军校十四期学员，曾纾英气勃发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这位亲眼目睹了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老人依旧会在心中默默地回放60年前亲历南京受降仪式的所见所闻……
赵振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934年前后，尚在高中就读的赵振英加入了抗日的“河北省学生第一集训队”，黄杰将军(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陆军二级上将)任总队长，这是一种准军事组织，人数约有三千多，目的在于培养军政青年学生干部，学生们接受爱国及政治教育多于真正的军事训练。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考八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宛平城外芦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
车上挤满了逃离的难民与学生。因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芦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守卫北平城的宋哲元的29军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虚岁20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1939年秋，赵振英由黄埔军校十四期十总队毕业，离开四川大后方，奔赴前线，他通过认识的关系投奔驻扎湖南常德的54军(军长霍揆彰，黄埔军校一期、陆军中将)18师(师长罗广文，陆军中将，曾任18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及陆军第七编练司令官等职)效力。
在此后的数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等多个省份。也许是黄埔军校和54军的背景关系，赵振英在此期间还获得被保送去陆军大学参谋班进修的机会。
回到54军后，赵振英的晋升加快了，被分派到战斗部队14师，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从连长干起，历任副营长、军部参谋处参谋、团副。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征缅作战时，已经官至54军第14师40团第1营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的遗憾。
涉长江蹈血海，历史如此眷顾赵振英，从“七·七”芦沟桥到“九·九”南京城，他在经历了数个历史的拐点后，终于迎来了人生中那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终于获得最终胜利，全国各地立刻卷起狂欢的热潮。国民政府接到日本投降的正式电文后，蒋介石即电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并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接受日本投降。
8月21日，中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芷江，忽然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日本侵略军的降使在这里低下了傲慢的头颅。上午，日方派出的洽降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率领的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前川冈雄少佐、译员木村辰男等一行8人，从南京登上一架漆皮脱落的机尾拖着两条三米长红色布条的运输机，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前往湖南省芷江机场，联系洽降事宜。
这就是永载史册的“芷江受降”。“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辉一页。
27日上午9点20分，在中国军队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率领下，国民党新六军157名官兵(内有新六军设营一部)带着无线电台1部、指挥车两辆，搭乘7架美军军机从湖南芷江起飞，赴宁设立“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
下午2点40分，飞机陆续抵达石城，为了让官兵们好好看看自己的昔日国都，飞机并没有马上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而是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了三圈。据冷欣后来说：“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因此又想到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中将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随后，赵振英，这个年仅28岁、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1营少校营长又被委派负责侵华日军中国战区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该营下设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共约五百人。在许多参战部队官兵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光复的氛围在他们跳出机舱踏上石头城的那一刻就感受得到，机场附近的居民一见到阔别8年的中国飞机和中国军人，全都欣喜若狂，一齐涌向机场的外壕边，疯狂地挥舞着草帽、头巾，向他们致意。一些农民甚至涉着齐胸口的泥水越过壕沟，将自己准备的饭莱、水和新摘的玉米捧给每一位官兵，官兵们也不顾农民们浑身脏水和泥巴，和他们紧紧拥抱。一些士兵流着泪说：“老乡，我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被日本鬼子欺负了8年……”“老乡，我们来晚了……”
中国军队让日军降下日本国旗和伪满军旗，南京全城升起中国军队的旗帜。
回到南京后，冷欣还去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园。前进指挥所从8月27日成立，到9月9日上午9时许，中国战区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结束，前后存在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却在与冈村宁次会谈、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以及筹备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史料记载：1945年9月9日，南京满城欢腾，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喜气洋洋，人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每隔50米就竖立着一根漆成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盟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每根旗杆下均有一名赵振英所属的新六军第14师40团第1营的士兵肃立警戒，头戴钢盔，身穿草黄色哔叽军服，戴着白色手套，手持冲锋枪，威武挺立、戒备森严。后来，这52面国旗，分别赠送给各国驻华使馆保存，留作纪念。
一些主要街道均有松柏枝叶扎起彩色牌楼，牌楼上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中央军校大门上书写着“和平永奠”、“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字样。
定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主会场的大礼堂，也一洗蒙羞的窘态，恢复了庄严的气派。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像，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面点缀了红色“V”符号与“和平” 两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金字。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元首的肖像。
日本投降代表签字的地方，悬挂着4盏巨型荧光灯，耀眼夺目。礼堂正中就是签降所在，被用淡蓝色的布包围起来。投降席桌子比受降席窄，旁边有7把木椅。坐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海军中将福田良三、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38军参谋长三泽昌雄。对面为受降席，桌子边放着5把皮椅，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四周肃然挺立着武装士兵。礼堂大门的两侧各设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签名册上印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签名册”字样。签字台两旁是参观盛典的中国和盟国高级官员及新闻记者。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的观礼席，共计二百余人，加上室内外仪仗队及担任警卫的士兵，其一千人左右。
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除何应钦外，还有时任国民党海军一级上将、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陆军二级上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和接收计划委员贺衷寒，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海恩中将、柏德诺·保义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为什么正式受降时间选在9月9日上午9时?蒋介石亲自定的这个时辰颇有讲究。一至十的各个数字中，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九，以为天地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因而将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时定在三个“九”字相遇的时候，寓意“三九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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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英回忆起那一天仿佛仍然历历在目
当天上午8点45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分乘汽车3辆，由王武上校引到大会堂前广场下车，接着入休息室，此时应邀观礼人员依席次坐定。
8点51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盏荧光灯突然放光。何应钦率参加受降的陈绍宽、张廷孟、顾祝同、萧毅肃四人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来，全场迅速肃立，摄影记者纷纷拍照。
8点52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福田良三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他们都剃着光头、低着脑袋、哭丧着脸，呆呆地任由中外记者拍照。
9点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阅读。小林则在一旁替他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此时是1945年9月9日9点07分。因为紧张，冈村的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只得让小林将他签名盖章的降书呈交何应钦。随后他立即起身肃立向何应钦深鞠一躬，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刻，终于无条件宣告投降。
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讲话，由鲍静安同时用英语译述：“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的结果。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一该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