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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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永乐大典》地方志的辑佚,今有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张国淦辑、杜春和整理《张国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与刘纬毅等辑《宋辽金元方志辑佚》等3种辑本.而以某一地区而言,因上述3种辑稿为全国范围而作,工程浩大,缺少全面必要的校勘;或因对地方文献不熟悉,考校不精.3种辑稿不同程度存在误辑、漏辑、辑录体例错误、校勘失察、断句不妥等毛病.本文对《永乐大典·潮州府》卷外潮州旧志作精审的辑校,以期为《永乐大典》地区性方志辑佚提供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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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永乐大典》地方志的辑佚,今有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张国淦辑、杜春和整理《张国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与刘纬毅等辑《宋辽金元方志辑佚》等3种辑本.而以某一地区而言,因上述3种辑稿为全国范围而作,工程浩大,缺少全面必要的校勘;或因对地方文献不熟悉,考校不精.3种辑稿不同程度存在误辑、漏辑、辑录体例错误、校勘失察、断句不妥等毛病.本文对《永乐大典·潮州府》卷外潮州旧志作精审的辑校,以期为《永乐大典》地区性方志辑佚提供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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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产生了历史理论和方志理论两种语境.从区域社会实践到方志编纂实践,从方志哲学更新到方志体裁改造,从方志编纂、方志审定、志鉴管理、史志文献、年鉴编辑、志鉴应用,然后到志鉴发展史的研究,共同构成了方志学的学科体系.又,史志著述若不能凿通政治话语与道德话语之间的壁垒,也就难以跨越历史时空,保有著述的持久生命力.尽管道德话语体系的本质,随着不同时代人们对于道德内涵的不同赋予,实质上也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但毕竟,道德话语体系较之政治话语体系,具有更深邃的洞察力和更强烈的表现力.政治话语体
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四库学”以来,经过数十年发展,四库研究日渐成为“显学”.《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于清人读书治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前辈学人考订诸多,然亦有未及措意之处,今捡拾史料,杂考《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提要25篇.
东汉济南王子刘显获封的阜阳乡(亭)应不出济南国境内,阜阳乡(亭)与阜阳明清方志所载“阜阳城”遗址仅地名相似而已,并不等于两者之间就一定存在着承继关系.临泉岗上所谓“阜阳侯国遗址”,实乃脱胎于清代道光以来地方学者“层累地造成的”现代认知,未可遽断为刘显阜阳乡(亭)故城.从地理方位以及考古遗存等情况看,岗上古城应当就是《水经·颍水注》所记“邸乡城”.
提出相对于“群体人物志”的“个体人物志”的概念.分析个体人物志的渊源演变和体裁特征.个体人物志滥觞于明代,民国时期《韩愈志》为最早成型之作,在新方志编修中崭露头角.结合《冼夫人志》的编纂实践,就涉及史志区别、篇目设计、材料取舍、史料考证等个体人物志编纂理论的若干问题进行研讨.
科场竞争造成一大批徽州读书人入仕无门或升迁艰难.为了谋生、重新获得入仕机会,一部分读书人选择在地方官府作幕友.虽然幕友不是朝廷正式的官员,但他们可以经常出入官府,为地方官出谋划策,协助地方官处理各类行政事务,这使得他们的职业逐渐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准官僚特征.作为清代幕友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徽州幕友的作幕行为反映了整个清代幕友群体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通过考察清代徽州幕友作幕的原因、家庭出身与功名,对于我们加深对徽州读书人这一群体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揭示了清代徽州科举文化与幕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据整理与统计,清代豫南地区现存方志共73种,可考亡佚方志共24种,透过这些数据和纂修历史的轨迹,可知清代豫南地区各府、州、县等均有修志,且保存较为完好,志书种类也较为齐全,极大地体现了地方志连续性的特点,可一览本地区沿革及民俗风情.尤其突出的特点是该地区修志人才辈出且较早具有方志理论意识,为后来清中期以后方志理论系统性发展作出重要铺垫,也促进了清代豫南地区修志的繁盛.
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百年历程积累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探索的根本保障;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探索的根本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探索的价值原则;立足社会主要矛盾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探索的核心主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探索的根本途径.
习近平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多次就“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在彰显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对外传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传播交流、文化互鉴、互联互通、构建体系.因此,需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当前,我国应抓住互联网全球化发展的契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中华文化自信,实现传播方式“交往化”,话语传播“多维化”和“复调化”,积极参与全球文化秩序的建设,为世界文化谱系提供优秀中华文化基因.
乾隆年间,位于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的荥泽、河阴两县因地狭民稀而被合并.河阴地方社会基于“荥泽差繁”的认识,抵制并县未能如愿,但为此后争取复县提供了记忆资源.清末民初,河阴地方精英阶层利用社会舆论,通过建构并县历史,在实现复县目标的同时,因钱粮分配问题与荥泽关系进一步恶化.南京国民政府整理行政区域期间,以县治归属问题为焦点的地域隔阂,成为两县再度合并的症结所在.荥泽、河阴两县合并纷争,反映出区域地理环境差异背景下,地方社会在基层政区调整过程中的多重互动.
通过梳理邹鲁地区方志等资料,发现其地书院在明清时期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特征:“重圣迹”的分布格局、“重祭祀”的功能重心、“偏官属”的组织形式、“中正保守”的教化理念.究其原因,在于此地作为孔孟故里,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人文纯粹、民风重礼的文化环境.同时,四氏学、奎文阁等文教设施的兴盛也挤压了书院教育功能的发展空间.对明清邹鲁地区书院进行研究,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