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均30%左右的增速，中国环境服务产业规模正快速做大。市场预估，到2015年年底，中国环境服务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2500亿元。
　　“但目前，行业内企业规模整体偏小。”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正军接受《支点》记者专访时坦言，当下环境产业服务业中竞争主体分散，并不利于环保产业发展。
　　作为企业家，刘正军了解环保产业的现状与问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及中国环保协会副会长，特殊的身份让他能把问题反映到中央层面。
　　“今后，政府在环境公共服务职能上要进一步弱化，要向企业购买面向效果的环境服务，把‘谁污染、谁治理’变为‘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刘正军所期许的，是市场力量在环保领域这个“政策性产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高污到环保
　　采访之前，《支点》记者翻看了国内众多环保业上市公司董事长履历，发现环保企业家大多都是环保专业出身，并一直从事环保方面的工作。
　　如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自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毕业后，便投身环保水务工作数十载，北京碧水源公司董事长文剑平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刘正军则是“半路出家”。
　　1990年，刘正军就职于湖南湘潭化纤厂动力分厂，担任技术工作。此后，他历任湘潭化纤厂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湘潭三星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和广东东莞恒发纸品公司董事长。
　　无论是化纤还是造纸，这些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与环保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可以说是“冤家路窄”。
　　不过，正是这些经历，让刘正军对环境保护深有感触——他的童年在浏阳度过，那时的家乡山清水秀。“后来，青山秃了，河流也被污染了。”
　　2004年，刘正军与冯延林、申晓东合伙创业。“那时，有几个行业可以选择，包括房地产、医院、装修、环保。但我们三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环保行业大有前景。”永清环保副总经理兼技术带头人冯延林对《支点》记者说。
　　最终，他们成立了湖南永清环保脱硫有限公司，这便是永清环保的前身。
　　这样一来，刘正军早年从事的纸品、化纤行业，都成了永清环保的潜在客户。由于更了解客户心理，他更能得心应手地“掌好舵”。而且，这一经验让刘正军对环保产业有着更强的预见性。
　　在很多人眼中，环保行业是个“政策性行业”，如果不靠政府，很难挖掘投资机会。但过去的经历让刘正军坚信，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环保市场的开放程度必定会越来越大。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4年以来，环保市场开放程度之大，可以从永清环保业务推广中窥见一斑：去年，永清环保有两个业务员成绩出乎意料，有一个业务员在河北签订近两亿元合同，还有一个在内蒙古签下了3.7亿元的大合同。
　　“这两个都是陌生业务地区，业务员单枪匹马，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完成合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刘正军说。


　　编制数百页行业标准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正军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雾霾治理提出议案。而与雾霾紧密相关的大气治理，正是永清环保起家的产业。
　　早年，永清环保从火电厂做烟气脱硫起家。市场起步阶段，刘正军事事亲力亲为，看项目、谈合作、审图纸、做推广，养成晚睡早起的习惯。
　　跑市场难，但更大的难题是，整个烟气脱硫领域没有行业标准，这让刘正军、冯延林这批创始人犯了愁。
　　“没有标准，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冯延林说，我们首先做的是标准化设计和自我研发。针对每一项技术，自行编制数百页的操作手册。
　　为什么要自己研发，而不选择更有效率的技术引进？
　　“很多公司光顾着引进国外技术，但外企往往只说使用方法，不会吐露核心技术。需要因地制宜、适度调整时，就容易出问题。”冯延林解释，自主研发不但能减少成本，遇到特殊情况还可加以变通，找到突破手段。
　　2007年，永清环保业务范围逐步拓展到火电脱硝。该领域的行业政策2010年5月才进一步明确到位，而永清环保早已掌握了火电脱硝的全套技术。
　　截至目前，永清环保在大气治理的脱硫、脱硝、除尘等领域占领了技术制高点，填补了国内空白，部分关键指标高于欧盟标准，已拥有40多项专利技术。
　　这些努力，逐渐得到政府和市场的认可。
　　2011年3月，永清环保登陆深交所，成为湖南省第一家上市的环保企业。这让永清环保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
　　比上市更让刘正军自豪的是，永清环保创业至今近二十年，创业元老从未流失过，同时也不断吸附着优秀人才。
　　“去年加入的总裁朱恩惠博士，就在德国留学并工作多年，原湖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院长刘志斌，治理过德国鲁尔河污染的环保专家柯艳春博士等海外高端人才，都受到‘永清梦、环保梦’感召加入永清环保。”刘正军说。
　　第一个“吃螃蟹”
　　放眼全球，企业若不进行业务创新，往往会加速衰败和消亡。深谙此理的刘正军，一直关注着环保行业新发展——哪里有污染，哪里就是战场。
　　近年，镉大米、毒生姜、癌症村等新闻一次次冲击着公众心理防线，土壤污染继雾霾后，成为又一个环保关注点。
　　刘正军看到了潜藏其中的机会。2009年开始，他便带领团队在土壤修复领域进行技术研发、人才储备。
　　2010年，在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永清环保成功中标长沙铬盐厂等污染修复试点。此前，我国尚没有铬污染治理先例，国家标准、数据库还是空白。
　　78%工人鼻子糜烂、几乎全部职工血铬和尿铬含量超标……十多年前，长沙铬盐厂污染问题引起全国人大环资委重视，被要求停产并进入治理阶段。迄今，这个与湘江隔着一条公路的厂区，大面积都是寸草不生的红色土壤。 　　“铬污染很难治理，有些企业会把污染土壤偷偷运走，在郊区进行填埋。但这样会造成二次污染，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此前湖南省湘潭市就有人违规操作，并因此获刑。”铬盐厂项目负责人说。
　　治理过程中，永清环保引进、消化国外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技术，根据我国土壤污染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改进。最终，“重金属污染土壤离子矿化稳定化技术研究与应用”科研项目，通过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的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上述项目负责人介绍，永清环保目前已推出湖南省首条重金属土壤修复药剂生产线。“这一技术原理，是用药剂固化土壤中重金属离子，使之发生化学反应，把毒土变成无害矿石，防止重金属离子随地下水和地表水迁移。”
　　2014年，我国公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而此时，永清环保在土壤治理领域，技术、人才和产能上已然成熟，入选了环保部第一批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重点推广示范单位。
　　那么，土壤治理就是永清环保选择的终点？
　　不，在刘正军心中，环保企业最高境界，就是能提供涉及土壤、大气、水、垃圾等一整套环境综合解决方案，成为全能“环境管家”。
　　不掏腰包治污染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指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即使只处理表层污染土壤，每公顷修复成本也将达到30万元，全国耕地修复所需资金总额将高达6万亿元。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表示，自2010年以来，共安排财政资金16亿元，用于土壤污染治理修复。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土壤治理中，耕地修复项目仅占土壤修复项目总数3%左右，项目平均投资金额仅为场地修复项目平均投资金额1/5，为矿区修复项目平均投资金额1/3。”刘正军说。
　　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正军一口气拿出了10份议案，做了两届人大代表的他，每份议案都是他对环保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晶。
　　此次议案核心正是第三方治理。“我相信，永清环保多年来在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探索经验，将为我国的土壤治理特别是污染耕地修复提供有益的参考。”
　　土地治污看似只关乎技术与资金，开展起来却远非这么简单。
　　多数环保市场，国内奉行“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永清环保以往面对的火电厂、钢铁厂等企业主体，都会在政策要求、监管下进行环保投入。
　　然而，土地污染具有累积性和隐蔽性——如商业土地污染，企业或许几易其手，污染主体早已找不到，治污只能由政府承担。
　　让人担忧的是，土壤污染看不见、摸不着，若非危及安全，政府也不愿投资巨额整治污染问题。
　　刘正军开始深入思考——要治污，大规模的投资必不可少。如果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显然不够，必须从治理模式上进行创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终，刘正军借鉴了“合同能源管理”的思路，探索出“合同环境服务”的商业模式。
　　2014年10月，永清环保与湘潭市岳塘区率先启动全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PPP项目，以公私合营模式签署PPP模式合作协议。
　　按照协议，永清环保对被污染土壤先进行治理修复，达到了预期效果，政府将土地出让后，企业再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
　　目前这一商业模式已在江西新余、湖南湘潭等地进行市场化推广应用，永清环保也成为环保部批复的全国第一家合同环境服务试点单位。
　　“模式创新才是环境治理的根本——政府只管当好裁判员，做好总体规划和绩效评判。作为第三方，企业提供专业团队和技术支撑，负责实际操作，只能从治理效果的收益中得到回报。”刘正军说。
　　实际上，这种由原本“谁污染、谁治理”变为“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的模式，已在欧美国家减排治理中普遍应用。
　　“让我们高兴的是，‘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被明确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刘正军说，“专业公司通过专业手段治理效果会更好。”
　　不过，耕地修复由于其特殊性，不能修复后用于商用土地，从而快速实现成本回收与盈利。那么，如何解决耕地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问题？
　　刘正军认为，首先必须改变政府财政单一投入局面，“这也就更加突出了建立新型融资模式的紧急性和迫切性。”
　　其次，可以借鉴美国超级基金融资方式。从政府财政拨款中拿出一部分，再吸引一部分社会资金，设立耕地修复基金。
　　“基金应采取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贷款期限适当延长，以适应耕地修复治理项目周期长的特点。可以优先贷款给实施污染耕地治理的环保企业，以推动污染耕地治理。”刘正军说。（支点杂志2015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