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家里穷，食物相对单调，除大小节日外，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平常日子，母亲做顿白面条，也算是调剂伙食，换换口味。所以我们兄妹总是盼着过年，因为每到这个时候，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才能闲下来，热热闹闹地准备年货，我们也可以敞开肚皮尽享“饕餮”大餐，枯燥的日子也会增添许多喜庆的色彩和趣味。
　　冬月前后，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父亲在院子的一隅开始垒土灶；父亲年轻时干什么一学就会，所以一般的事情自己都能解决。土灶糊好后，再从邻居家借来两口磨得铮亮的铁锅，在土灶附近搭起一块案板，铺上干净的凉席，以备豆腐冷却。母亲则拿出早已泡好的黄豆，在井边淘洗过滤后，上磨磨成豆浆。磨豆腐需五至六个人流水加工，这时侯，大伯和叔们还有隔壁邻居都会过来帮忙。
　　阳光温柔地照耀着大地，将农家小院烘晒的暖意融融。袅袅的炊烟就伴着孩子们的笑声飘出了小院。锅里呼呼冒着热气，父亲拿着工具，双手娴熟而有节奏地抡开了。两口锅轮流加工，紧而不废，忙而不乱。这种纯手工制作也算是一种体力活，站的时间久了，会让人腰酸背疼，所以父亲总会和叔们轮番上岗。刚出锅的豆腐脑“嗞嗞”冒着热气，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清香，这时，我总是禁不住肚里的馋虫，边干活小手还飞快地撕扯着那些酥脆的边角料往嘴里塞，看得旁边的大人们“嘿嘿”直乐。
　　到吃午饭的时间，母亲拿出洗净的腌菜，混着新摘的大蒜苗剁碎，撒在刚出锅的豆腐脑上，这可是我期盼已久的美味，找个阳光充足的地方一蹲，美美地享受这隔年飘香的味道。只是在以后长大的日子，一头扎入碌碌凡尘，就再也找不回曾经的那种心境与滋味。
　　小年前后，浓浓的年味已然突显，村里有人家开始杀年猪，场面嘈杂而喧闹。零星的爆竹夹杂着升空的尖哨，开始奏响节日的序曲。打牌的呼朋唤友，赶集的行色匆匆。孩子们三五成群，笑着、闹着。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仿佛一场盛大的人间烟火即将开幕。赶上阳光充足，家家户户还会在门前晒起腊鱼腊肉，似乎要晒一晒谁家的年货备得富足丰盛，要晒出一年的好光景和来年的好兆头。
　　记得小时候，村集体在村口的池塘放养了许多的鲢鱼。老家水质好，水沟冲积的浮游生物也挺丰富，适合养殖四大家鱼。鲢鱼生长速度快，肉质松软滑嫩，是制作鱼泡的上好原料。经过一年的生长，鱼儿肥了，年根再从池塘捞出，分到各家各户。在当时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这也算是村民的一点优厚福利，只是这种福利随着日后家乡的变迁逐渐消失了。那时，我们家每年都能分到十五六斤鱼。
　　分到鱼后，父母就开始忙着剁鱼；先将鲢鱼背上厚厚的肉削下来剁成泥状。再将鱼骨架剁成小块掺入肉泥，加入淀粉和佐料，搅成糊状，用瓷勺舀着往油锅里下。一会儿的功夫，一勺勺鱼参就变得鼓胀饱满，一锅金黄酥脆的鱼泡就浮出油面。刚出锅的鱼泡外酥里嫩，脆软相宜。趁热吃时，鲜香扑鼻，味道绝佳。在我的记忆里，一般都是在晚饭后开始烹炸。
　　冬天老家天气寒冷，难得洗上几回澡。炸年货时，后锅里的水一遍遍地沸腾。母亲总会给我们兄妹轮流倒满一盆盆热水，让我们痛痛快快洗个澡，迎接新年的到来。每次哆哆嗦嗦洗完后，光着身子就往床上扑，然后顶着被窝继续守候，不知不觉就沉沉睡去。
　　这些年，天南海北四处漂泊，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对故乡的味道也愈发地惦念。只要赶上回家过年，事先总会问母亲，家里有没有准备好年货。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现在虽然已看不到儿时记忆中那家家户户亲自动手加工过年货的热闹场景了，所有的年货都是从大超市购买的，几乎应有尽有。但我总觉得还是自己家动手加工的年货，让人吃得放心，味道也正宗。
　　在我心中，最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久远而温馨的味道——磨豆腐、打年糕和炸鱼泡。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它平淡无奇。但在远方游子的心中，它却有一种奇特的份量与位置，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故土情结融在其中，所以在心底也就显得尤为珍贵。那是一份古老的乡愁，怀念的不仅仅是它醇厚的味道，更怀念那段逝去的乡土岁月，怀念那生生不息的繁荣景象和充满泥土气息的质朴情怀。
　　过完年后，又将踏上远方的行程。这时，我总想带点家乡的味道上路，将这份暖暖的故土情义装在心中，伴我一路天涯，让家的味道短暂陪伴。可我又能带些什么呢？
　　二
　　老家太康，和相邻的淮阳、鹿邑、杞县等几个县，都有个与其说是风俗不如说是规矩的习惯：大年初二，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必给父母拿两个大馍。因了这个习惯，这一带谁家生了小孩儿，别人问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时，要是生的男孩儿呢，主人会回答“生了个带把儿的”，要是女孩儿呢，则回答“生了个大馍”。
　　大馍形似倒扣的铁锅，色白而已。有多大呢？底盘若海碗粗。两个大馍，论重量，差不多有两三斤了。过年为啥要给娘家爹娘拿大馍，始于何时，我还真说不清。只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上边儿为了抢救文化遗产，要求各县都要搜集、出版当地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我专门找文化馆的老师借来“集成”，也没找到答案。另外，拿大馍的习惯，不知从哪个年月起，演变成了凡是亲戚家有长辈，不管是叫姨叫姑叫舅还是叫啥，过年走亲戚，都必须拿大馍，而且必须成双。
　　是的，必须。从小时候到现在，在我看来，大馍是一种礼节，是一种威仪——不仅仅是恭敬，绝对是百姓人家的一种威仪。记得有一年，我姑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兄，踏着雪后的泥泞走了二十几里，挎着篮子来我家走亲戚，吃罢午饭，留篮子（留年礼）时，我妈，也就是表兄的妗子，发现篮子里竟然没大馍，顿时气得脸色都变了。我爸得知，当时就要给表兄吃带把子烧饼（耳光）。表兄知道坏大事了，急得要跪下求饶，后来我说情，我爸才允许以次日专门送来了事。这种故事，当地许多人家都有过。忘记拿啥都不要紧，就是不能忘拿了大馍。
　　对拿大馍这个文化现象，我琢磨了好多年，揣度它开始的时候，可能仅仅是为了让长辈填饱肚子，最后，才升格为威仪。为啥这么说呢？
　　奶奶辈分尊长，再加上我爸妈众多的侄甥，所以，打我记事时起，我家收的大馍在亲戚中就最多。大馍中隐藏了好多秘密，这秘密是奶奶发现的。粮票时代的上世纪70年代，每每在亲戚走了之后，奶奶看着装满几个大瓦盆的大馍，总是一副很满足的模样。不过，奶奶会将大馍分开存放，她指着一对大馍说，这是谁谁家拿的，他家最穷，外层是白面，里面一准儿是红薯块儿，为了够重量，还故意不蒸熟，要先吃，免得发酸；又指着另一家的大馍说，这一家穷得不很，外面是白面，里面是高粱面或者玉米面；最后，老人家会指着仅有的几个大馍，说这是城里亲戚拿的，都是纯好面的，留到最后吃，你是男孩儿，奶奶让你多吃点儿……
　　奶奶的判断从没错过。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她的判断失灵了，拿来的大馍是一色的白面。后来，变成了大馍状的面包。再后来，过了正月十五，大馍还没动一个，奶奶只得把发霉了的大馍做成酱，腌咸菜。
　　如今，奶奶已去世多年。每每过年时，我总还能想起这些往事。一次我想，拿大馍既已仅剩形式，何不废了它？一说，父亲朝我直瞪眼。
　　今年过年，我的姐妹们依然会给健在的父亲拿“大馍”。若干年后，我的“大馍”会不会继承这个传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