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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召开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向国际社会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和决心，将给中国发展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和新机遇。
我国属于生态敏感和气候敏感型国家，近年来以洪水等极端天气为代表的气候风险呈上升趋势，而碳中和进程将有效降低气候灾害的影响。目前，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在“十四五”时期将严控煤电项目和煤炭消费增长，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推动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低碳产业发展，努力推动我国迈向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国碳中和承诺将为全球抗击气候变化作出巨大贡献。我国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将带动全球清洁技术平均成本持续下降，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发展道路。碳中和将倒逼我国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据测算，中国碳中和将使全球温升幅度降低约0.2到0.3摄氏度，还可能使全球碳中和提前5至10年。
我国碳中和承诺将有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在全球治理舞台上，中国一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中国拨出200亿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017年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与欧盟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捍卫多边主义，推进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中国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内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打造国际发展合作新范式。
中国实现碳中和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减排速度和力度远超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大多已在1990年左右达峰，而中国在2030年左右才能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必须用30年时间完成发达经济体60年完成的任务，可以预见中国实现碳中和之艰巨，而且这一进程很可能遭遇外部压力。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已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施压。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的高碳锁定效应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主要障碍。中国是典型缺油少气多煤型国家，煤炭占能源总消耗的57.7%，即使煤炭消费量占比到2025年有望下降到52%，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转变。能源转型加速，中国必然遭受阵痛。
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推进将带来较大减排压力。当前中国工业部门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65%，且单位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碳捕获和利用技术的发展对钢铁、水泥等难脱碳行业非常重要，但成本昂贵。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城镇化率为60.60%，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未来城镇化的加速必然带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碳排放压力。
核心技术缺乏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尽管中国在风电、太阳能光伏等领域已具备一定市场和竞争优势，但轴承、变流器等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技术还未攻克难关。中国在高性能电池材料、电池标准及生产、氢动力和生物燃料、绿色船舶领域等前瞻性技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碳中和进程还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挑战。据测算，实现碳中和目标，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至138万亿元。政府预算只能满足很小部分需求，必须以市场化方式动员公共和私人部门资金。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可以弥补资金缺口，但目前绿色金融存在试点范围小、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
清洁和零碳技术有望重塑中国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凭借低成本和规模化创新优势，建立起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风电、光伏产业链，已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投资国、最大多晶硅生产国、最大锂电池材料和电池生产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之一。抓住新一轮低碳科技革命历史机遇，在资源再生利用、提升能效、电气化、清洁发电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将极大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向碳中和经济过渡将给低碳产业带来巨大投资机遇。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最大限度利用核能、氢能等清洁能源，推动工业领域节能减排等，这些都是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在这一进程中，风电、氢能等产业及相关装备制造、大数据平台等将迎来重大发展。要发挥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引领作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带头压减落后产能、推广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碳中和也将催生新的金融业态，为金融业开展绿色低碳业务提供广阔空间。2020年10月我国出台《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要扩大绿色金融区域试点工作。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投资基金等都是受政策扶持和市场青睐的金融产品，气候债券、蓝色海洋债券将迎来发展契机，碳金融空间也会被逐渐打开。
实现碳中和，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和督促地方及重点领域、行业、企业科学设置目标、制定行动方案，强化市场机制引导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当前要重点围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等，研究提出有針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比如，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的作用，构建绿色经济政策生态体系。发挥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加快推进碳市场和碳定价工作，完善水电、核电及可再生能源电价定价机制。稳步健全法律监管框架，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
要建立“官产学民”四位一体驱动机制，激发非政府行为体减排潜力。从确立理念到构建法律和标准支撑体系，从产业低碳化到公民参与意识普及化，我国要全方位将碳中和理念融入生产、生活、教育全过程，提升社会参与度，推动产官学民融合。
要以灵活的气候外交策略，谋求在气候环境问题上的国际领导权。我国政府要积极参与到气候相关的国际新规则、标准的制定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寻求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携手国际社会共同保护好地球家园。要积极宣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举措、成效，善于用案例讲好中国故事，为我国环保产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碳中和承诺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意义重大
我国属于生态敏感和气候敏感型国家，近年来以洪水等极端天气为代表的气候风险呈上升趋势，而碳中和进程将有效降低气候灾害的影响。目前，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在“十四五”时期将严控煤电项目和煤炭消费增长，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推动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低碳产业发展，努力推动我国迈向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国碳中和承诺将为全球抗击气候变化作出巨大贡献。我国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将带动全球清洁技术平均成本持续下降，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发展道路。碳中和将倒逼我国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据测算，中国碳中和将使全球温升幅度降低约0.2到0.3摄氏度，还可能使全球碳中和提前5至10年。
我国碳中和承诺将有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在全球治理舞台上，中国一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中国拨出200亿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017年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与欧盟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捍卫多边主义，推进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中国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内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打造国际发展合作新范式。
实现碳中和需要直面五大挑战
中国实现碳中和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减排速度和力度远超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大多已在1990年左右达峰，而中国在2030年左右才能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必须用30年时间完成发达经济体60年完成的任务，可以预见中国实现碳中和之艰巨，而且这一进程很可能遭遇外部压力。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已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施压。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的高碳锁定效应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主要障碍。中国是典型缺油少气多煤型国家，煤炭占能源总消耗的57.7%，即使煤炭消费量占比到2025年有望下降到52%，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转变。能源转型加速，中国必然遭受阵痛。
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推进将带来较大减排压力。当前中国工业部门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65%，且单位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碳捕获和利用技术的发展对钢铁、水泥等难脱碳行业非常重要，但成本昂贵。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城镇化率为60.60%，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未来城镇化的加速必然带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碳排放压力。
核心技术缺乏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尽管中国在风电、太阳能光伏等领域已具备一定市场和竞争优势，但轴承、变流器等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技术还未攻克难关。中国在高性能电池材料、电池标准及生产、氢动力和生物燃料、绿色船舶领域等前瞻性技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碳中和进程还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挑战。据测算，实现碳中和目标，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至138万亿元。政府预算只能满足很小部分需求，必须以市场化方式动员公共和私人部门资金。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可以弥补资金缺口，但目前绿色金融存在试点范围小、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
碳中和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和机遇
清洁和零碳技术有望重塑中国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凭借低成本和规模化创新优势，建立起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风电、光伏产业链，已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投资国、最大多晶硅生产国、最大锂电池材料和电池生产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之一。抓住新一轮低碳科技革命历史机遇，在资源再生利用、提升能效、电气化、清洁发电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将极大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向碳中和经济过渡将给低碳产业带来巨大投资机遇。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最大限度利用核能、氢能等清洁能源，推动工业领域节能减排等，这些都是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在这一进程中，风电、氢能等产业及相关装备制造、大数据平台等将迎来重大发展。要发挥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引领作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带头压减落后产能、推广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碳中和也将催生新的金融业态，为金融业开展绿色低碳业务提供广阔空间。2020年10月我国出台《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要扩大绿色金融区域试点工作。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投资基金等都是受政策扶持和市场青睐的金融产品，气候债券、蓝色海洋债券将迎来发展契机，碳金融空间也会被逐渐打开。
碳中和进程需发挥政府引领作用
实现碳中和，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和督促地方及重点领域、行业、企业科学设置目标、制定行动方案，强化市场机制引导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当前要重点围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等，研究提出有針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比如，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的作用，构建绿色经济政策生态体系。发挥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加快推进碳市场和碳定价工作，完善水电、核电及可再生能源电价定价机制。稳步健全法律监管框架，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
要建立“官产学民”四位一体驱动机制，激发非政府行为体减排潜力。从确立理念到构建法律和标准支撑体系，从产业低碳化到公民参与意识普及化，我国要全方位将碳中和理念融入生产、生活、教育全过程，提升社会参与度，推动产官学民融合。
要以灵活的气候外交策略，谋求在气候环境问题上的国际领导权。我国政府要积极参与到气候相关的国际新规则、标准的制定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寻求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携手国际社会共同保护好地球家园。要积极宣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举措、成效，善于用案例讲好中国故事，为我国环保产业走出去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