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北京昌平人，生于1934年。《人民日报》原国内政治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一生三件事：上学读书，当右派，做新闻工作。写杂文是副业，所以总也没有高出“业余的水平”。聊以自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当了十几年新闻官，是高级编辑，拿国务院特殊津贴，如今退休了，又受托分管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日常工作。曾出版了《求全集》《搔痒集》《司晨集》《小心你的鼻子》《吴昊杂文集》《台上台下》《台下文存》等杂文集。
　　
　　贪官多戴假面具，表面廉洁，实际腐败；表面耿介，实际卑劣；表面是人，实际是鬼。越大贪，越如此。
　　以清朝李鸿章为例。
　　对李鸿章的评价，史家说法不一，但他是贪官，而且是个十分伪善的贪官，大概不错。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沙俄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的忌讳，以中俄共同防御日本侵略为借口，贿赂清政府特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条约共6条，最核心的内容即是允许俄国在我国黑龙江、吉林修筑直达海参崴的铁路。在此之前，国人多有反对，认为沙俄狼子野心，修建铁路，以实现其控制我东北、内蒙古和西北的目的。连本来亲俄的张之洞都提醒清政府“此路一成，俄可独善二洲东方贸易转运之权”，在谈判中，清政府不同意俄国修建铁路用俄国的轨制，而主张用中国的轨制，则俄将“两头换车，多费需时，有碍成本”，并说“鸿距俄远，无由面商，合同果定，当无他求”。本来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是杨儒，李鸿章到了俄国以后，即以清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与俄国人签订了密约。签约以后，国人沸腾，广东150名爱国人士致电李鸿章，恳求他严拒沙俄，“以救危亡”，李鸿章复电却说：“尔等不知底细，何必震骇！”李鸿章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如此积极呢？原来李是有个人目的的。就在签约的第2天，华俄道胜银行负责人即签订了一项给予李鸿章300万卢布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清朝皇帝正式批准《密约》之后，俄付李100万卢布；铁路测定，筑路合同签订之日，付李100万卢布。1897年以后，俄先后给李付款5次，共170万卢布。李的受贿议定书和受贿过程，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清理俄国宫廷档案馆时才被揭露出来，这时李鸿章死去已经近20年了。李鸿章当时在安徽大量购并土地，据在李家管过事的唐凌辉说，当时李家的田产达257万亩，每年收地租5万石。后来还有人写文章，说李鸿章发财，是因为李家人从事洋务活动，赚了洋人的钱，其实李的真正财源不过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李在清朝末年曾任清政府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内阁衙门，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达30年之久，《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由他亲手签订的，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最大的贪官。
　　然而就是这个李鸿章，一方面大肆出卖国家的利益，一方面却在洋人面前总是摆出一副老大不调、神气十足的派头，好像他是很要中国人的面子，并且很看不起洋人似的。
　　而今的贪官，也是如此。于志安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式：10－1＝0，他说，哪怕是十分之一的权力谋私，就会丧失全部威信。然而公式归公式，公式并没有影响于志安大贪大敛；胡建学说：“登泰山更知天下阔”，多么富于哲理的话呀。不过真正“阔”起来的不是泰山地区人民，而是胡建学自己；捧着鸿篇巨制《青年人生论》的何建林，只对合浦地区的子民讲革命人生，他自己的人生却是卖官鬻爵；河南灵宝市原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利用权力捞了500多万元，住洋楼，喝名酒，抽名烟，戴1.4万元的雷达表，一条皮带、一个刮脸刀价值1万余元，然而就是他，却给自己编了一个小话剧《铁面局长》，到处巡回演出，剧中说他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身患重病，女儿勤工俭学挣了几十元钱，要给他补补身子，他说：“捐给希望工程吧，他们比我更需要。”
　　有人说这是贪官的幽默，错了，人世间哪有这样让人恶心的幽默？这是地地道道的伪善、奸诈、狡猾。只有最卑鄙的人，才能想得出、干得出。对于官员来说，贪则伪，伪则贪，是不变的公式。奉劝善良的人、执法的人，千万不能被贪官的伪善，蒙骗了你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