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落款为“中共新邵县委、新邵人民政府”的广告宣传标语称：“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热烈祝贺”和“特困”两词同时出现，引起各方热议。
　　
　　古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畸形的政绩观
　　尽管在遭到网友们的揶揄批评后，新邵县有官员向媒体声称电子大屏幕“跟政府没关系”，而是当地广告公司“自发的企业行为”，但在该县官方网站上却同样兴高采烈地把“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一条“特大喜讯”予以公然宣告，而且用“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通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等字眼为县委、县政府歌功颂德。无怪乎偌大的“成功纳入”、 “特困地区”、“中共新邵县委、新邵人民政府宣”宣传图片会刺痛公众神经，因为能够成为重点扶贫对象显然被当地官方当作了造福一方的骄傲政绩。
　　脚踏实地带领地方摆脱贫困值得热烈祝贺，埋头苦干帮助当地实现小康值得热烈祝贺，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并不情愿让自己戴一顶“特困”的帽子。然而让人觉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邵县“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通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目的居然只是为让当地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评定国家级贫困县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国家资源的再分配，实现均衡发展和改善当地民生。也正是在此政策下，经济相对落后的新邵县被纳入贫困县，“对改善当地老百姓生活将很有意义”，怎么看都不是一件坏事，就好比一个困难户争取到了社保，贫困县的帽子对于新邵县来说，俨然雪中送炭。
　　而且，一旦被纳入国家视野与战略，意味着后续配套扶持政策的出台，如各种“试验区”的宏图一样，“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扶持，而是巨大的发展机遇，这比得到几个钱争取到几个项目更令人兴奋，折射的是贫困地区谋发展思富裕的热望与冲动，就如久旱之后逢甘霖，能不乐乎。
　　如果当地政府把“贫困县”这顶帽子，以及这顶帽子所意味着的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当成是发展的契机和摆脱贫困的机遇，那么这种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当地政府将这顶帽子理解为坐吃财政，那么很显然是荒谬的政绩观念。“贫困县”的帽子为什么抢得激烈、戴得热烈？不少地方政府显然并没有把这种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当脱贫的动力，只是将其视为不劳而获、“等、靠、要”的特权。
　　为成功入选“特困地区”而欢天喜地，从一个侧面能反映出一些地方不思进取的执政心态，或者说是执政者的价值观、荣辱观发生了扭曲。既然戴上一顶“贫困”帽子可以坐吃国家补助，那么“特困地区”在庸政者眼里就是一块硕大的馅饼、一座现成的金矿。然而，改变贫穷落后状态主要依靠人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毕竟需要付出流血流汗的代价。
　　面对民众的质疑和非议，恐怕只有当地日后的发展成果和民生政绩，才能为这种荒诞的喜形于色的动机做出有力的阐释和辩解。
　　
　　韩戍·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專栏作家
　　由贫困县想到“两个透明化”
　　对于此事，有不同的意见。肯定者认为，新邵方面是在庆祝获得贫困县的指标，而非庆祝“贫困”。国家对于贫困县的扶持力度之大，资金投入之雄厚，足以改变该县贫穷落后的面貌，新邵方面热烈祝贺实为内心喜悦之表示；否定者认为，贫困县称号实际助长了地方政府“等、靠、要”的思维，使其更加不思进取，甚至，很多地方为了保住这顶帽子，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手段。因此，有学者建议取消贫困县。
　　这些意见，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之处，也都值得商榷。然而，无论肯定或否定，以及种种批评和讽刺，仅仅是一种态度，并不足以解决其背后存在的问题。如何督促国家贫困县评定过程的透明化，资金使用的透明化，才是目前最值得重视之事。
　　实际上，对于贫困县的评选，国家根据GDP和人口、资源等因素，早已出台有一系列的客观标准。但是，对于评定的过程却似乎并没有相应地客观化。试想，如果新邵真的是贫困到一定程度，那么评定的过程为什么要“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如果这是理所应得之事，评上又为何如此狂喜？其实，国家对贫困县的资金支持每年至少5.6亿元，可谓一场豪华的免费盛宴，各方为分得一杯羹，竞争往往呈白热化的趋势。是否会有个别县故意隐瞒真实水平，采取一种“哭穷”的悲情策略？是否会有个别县采取各种非正常的公关手段，为申请不惜耗费人力物力，甚至将正常治理的精力都花费在参评上？因此，国家应该在客观标准的基础上，一碗水端平，尤其是应当将每个县入选评定贫困县的原因公布出来，接受各方的监督，实现真正的公平公正。
　　另一个需要公开的地方，是这些资金的用度。如何真正实现花钱透明化？如何让国家扶贫资金真正花到刀刃上？如何才能保证这些资金不被贪污腐化的官员挪用？近些年来，很多贫困县利用扶贫资金搞形象工程者屡见不鲜。有斥数亿巨资修建所谓文化宫者；有无端修筑仿古一条街，随意挥霍者，而真正的民生幸福，却并无明显提升，民众未能从其中得到实惠。因此，便有了很多县常年处于国家贫困县的地位，无论如何资助，都无从起色，似乎永远不能脱离国家的帮助。
　　要提高扶贫的效果，应该责令贫困县政府实行开支透明化。尤其是新邵县，在获扶贫资金之后，应该制定一个详细的规划，让大家知悉这些钱是否都得到合理的使用。财政收支透明，才能实现财政开支的最大化利用，并进而真正敦促其早日摆脱贫困的帽子。
　　
　　望长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
　　为 “穷光荣”而思
　　国家级贫困县是有指标的，需要竞争。新邵为争取到这顶特困帽子，付出过“千辛万苦”，流过许多汗水，挤掉了其他与其有类似情况的县，甚至比其还贫困的县，才获得这一殊荣。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有终有回报，这一政绩还是在“不图个人升迁，大公无私”情况下取得的，似乎上对得起党的培养，下对得起黎民百姓，当然值得宣扬，当然值得庆贺。
　　之所以要争，是因为评定为特困县意味着巨大的利益。据有关媒体报道，具有扶贫重点县资质的县市，每个县每年国家至少下拨5.6亿元资金用于扶贫开发。而新邵正是通过努力获取了这一资质，也因此每年至少可以获得5.6亿元的资金，用于扶贫和开发。当然还有随之而来的很多优惠政策，源源不断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纳入特困片区的县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当然也意味着政绩。怪不得要“千辛万苦”，怪不得要“穷光荣”。据报道，很多贫困县首长的主政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保住国家贫困县的称号，甚至是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项。可悲可叹，也难怪有报道称“贫困县名单只增不减十年未变”。反而思之，怎么可能减呢？取消“国定贫困县”荣誉称号，无异于断人财路，阻人官途，和谐社会要和谐。“贫困县名单只增不减十年未变”也就见怪不怪了。
　　通过“穷光荣”事件确实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刻反思。
　　一是扶贫政策的执行与贯彻是否能够落到实处。一则广告引来无数围观，但是新邵县以及所有新评定的特困县还需要持久不断的围观。纳税人数以千亿计的资金通过转移支付后，是否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老百姓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惠，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会出现贪腐，拨付程序与渠道是否畅通，是否“雁过拔毛”，都是我们需要长久围观的。
　　二是评定特困县评选机制是否公正公平。贫困县的资格标准，评选过程，退出机制这些基本的制度是否健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评选标准是否广泛征求意见，评选过程是否可以采取人人参与的大规模海选，以避免恶性竞争，使那些本身是特贫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获评的获得资格，剔除本身不合标准却获评的假贫困县。成立切实有效的贫困县巡视制度，使那些脱贫的县能够随时摘牌，而不鸠占鹊巢，而不仅仅是发个纲要，然后公布具有特贫县资格名单，便一劳永逸。
　　三是特困县评选的必要性值得思考。当地政府对获评的宣传，也反映了一种心态，把争取特困县名额本身作为一种政绩。这不禁让人思考官德的问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果不能正视贫困，想方设法脱贫，而将贫困作为争取利益的筹码，那么主政一方的动机就难免不引起质疑。再就是，扶贫资金通过层层划拨，难免出现“雁过拔毛”，最终真正落到老百姓手中的不知有多少？
　　因此，采取NGO的模式扶贫，引入第三方非政府公益组织负责扶贫资金的发放与使用，转变输血扶贫模式，通过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鼓励创业等方式来替代现有扶贫方式，并以此取消评定特困县，是值得思考的。即使不能很快的取消这种方式，也应该尽量减少扶贫资源分配的中间层次，对一些公共设施建设采取中央统一规划建设，资金扶贫建立一户为单位的扶贫制度，减少当地行政机关的干预，对纳入扶贫政策的农户要采取动态管理，严格全过程监督和惩罚机制，建立合理的扶贫退出机制，鼓励自我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