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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9日，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首都各界举行公祭，侨联主席廖承志在悼词中说：“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司徒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闯“金山”，漂洋过海赴美洲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出生在广东开平县堤洲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他4岁时，父亲就去世，守寡的母亲艰难地把他抚养成人。他只读了4年私塾，就到广东新会一家小手工作坊去当学徒了。因经常受人欺侮，便暗自学武习艺，企图报复，并从小养成了爱打抱不平的侠义性格。
1880年，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的冀望，随同乡亲到香港，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船票是52块龙洋，是母亲东凑西借来的。经过1个多月的漂泊，他踏上了旧金山码头，但刚一上岸就被美国流氓抛了一身马粪。
到了旧金山，先要解决生计问题。不久，他在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做帮厨。12岁的小童工每天工作不下16小时，而每月的工资仅有12美元。
1883年，司徒美堂阅读了《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纪略》等书，基于义愤，他加入了“洪门致公堂”。“洪门”是明末的一个抗清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革命分子逃亡海外，美国华侨的洪门组织开始发展起来，称为“洪门致公堂”。他加入洪门后，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无赖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吃了饭不仅不给钱，还摔碟打碗，甚至动手打人。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又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加之从小习武，十数人莫能近身。20岁时，血气方刚的他曾因把一流氓打伤致死，结果被捉去坐牢，差点判了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相救，在被囚禁了10个月后获释出狱。
司徒美堂出狱后，就失了业。为了谋生，他给洋人管家、看孩子、当男保姆。1894年春，他来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夫，随军舰四处漂泊，到过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广开了眼界，也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1889年春，该军舰要到菲律宾去和西班牙军队作战，舰长扬言：“凯旋归来，所有人都会加薪晋级。”司徒美堂对此不感兴趣，便和一些中国海员退了职，回到波士顿当小贩，走街串巷贩肉卖菜。
建帮会，“安良堂”里当“大佬”
早在1894年冬，司徒美堂就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若要为华侨做点事还得在致公堂的系统内另立“山头”。于是，他便与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人一起商量，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少年气盛、敢作敢为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拥司徒美堂为“大佬”。从此，他担任安良堂总理达44年之久，直到1938年，他70岁时才退休。在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的努力，安良堂由小到大，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安良大厦遍布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2万多人，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到美洲进行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美堂发动当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他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司徒美堂自告奋勇，充当保镖兼厨师。这期间，他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
1905年，司徒美堂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并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又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等31个城市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急需革命经费15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又是司徒美堂向致公堂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3地的4座致公堂大厦典押出去，这才及时筹足了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是由司徒美堂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的。
抗日寇，慷慨侠义助八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又组织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几次收到他从美洲直接汇来的捐款。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聘为华侨参政员，自美国返回祖国，途经香港时，正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他的声望，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他拒绝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脱。
1942年，司徒美堂出席八路军办事处的欢迎会，先是发表了一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继而又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祸侨、害侨的罪行。
1945年初，司徒美堂和其他致公堂领导人看到抗战即将胜利，有必要组建一个“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归国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同年3月12日，在纽约召开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致公堂改称“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推举为全美总部主席，但这个致公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还只是一个社团性的群众组织。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久离祖国的老华侨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八年抗战也为祖国出了钱、出了力，这次回来，一定会得到祖国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接待，于是他们回国前夕，分别致电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未予答复。洪门代表回国后，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忙于准备内战，四大豪门则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失所望。
6月21日，司徒美堂去见蒋介石，蒋对他只是寒暄应付一下，冷漠得很。23日，司徒美堂又到南京梅园新村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不但热情接待，后又两次亲赴司徒寓所晤谈，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去参观，一冷一热，迥然不同，给司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徒美堂在上海期间，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以沉痛的语气说：“数月居沪，亲睹国内实际情况，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均为官僚资本所垄断。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在此之前，记者们见他手执大手杖，不解地问道：“先生为何要带这么大的一根手杖回国？”司徒美堂严肃地说：“专门打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听者无不咋舌，肃然起敬。 返祖国，上书向毛主席致敬
1946年11月，国民党“伪国大”开锣前夕，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华北重镇张家口，蒋介石踌躇满志，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只在“伪国大”中给了五洲洪门代表一个席位和特别费3000美元。司徒美堂表示不接受。蒋介石又指使人对他进行威胁，来人说“蒋为人翻脸无情，你难道不知道？他一不高兴，你老人家可就要吃亏了。”司徒美堂勃然大怒，针锋相对地答道：“我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
司徒美堂拒当“伪国大”代表后，洪门代表全部离沪返美，司徒美堂自己也于1947年7月乘船去了香港。至此，他对蒋介石的幻想已完全破灭。
1948年5月，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香港的民革、民盟、民进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通电拥护。这个号召对司徒美堂也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8月12日，他在香港建国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回美国前的“临别赠言”，指出回国后的耳闻目见，使自己实在不能缄默无言。过去华侨出钱、出血、出头颅，完全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昌盛。今后，谁能解救租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
1948年10月，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先生设宴为司徒美堂饯行，席上交谈甚欢。司徒美堂，即席写了《上书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有“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之语。随后，香港的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等人也先后设宴欢送司徒老人。他又起草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表示他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并嘱咐陈其尤在他到达美国之日即在报上发表此声明。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举为美洲华侨代表。在他即将返国之时，逃到美国的孔祥熙还假惺惺地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但他仍不为所动，转天便乘机离开了美国。
1949年9月初，81岁高龄的司徒美堂终于回到了北京。9月21目，他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10月1日，首都50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司徒美堂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0月中旬，素有“功成身退”思想的司徒美堂忽然对身边的秘书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叫我做官，我没做。现在大会已经开完，我也要回香港、美国去了。”他还请廖承志向周恩来总理转达此意。周总理马上叫人竭力挽留，说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国家的战争创伤很重，要大家同心协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司徒老被说服了，留了下来。此后，他一直住在北京北池子83号，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一、二届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不顾年迈足跛，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还亲自到广东侨乡视察土地改革运动，他还经常向国外华侨发表讲话，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抗美援朝，宣传党的政策。
1955年5月8日，89岁的司徒老人突然因脑溢血在北京辞世。刚从印度尼西亚回京的周总理，闻讯即赶到他家中作最后的告别。5月9日，司徒美堂的灵柩被移至中山公园中山堂，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周总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随后，先生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入殓时，先生穿戴的是中山装和干部帽、布鞋，殉葬品有黄兴夫人赠给他的特制大手杖，私人印章和玉器。何香凝女士为之亲撰了800多字的墓志，勒石于墓旁，保存至今。
张宁据《文史春秋》麦群忠/文
闯“金山”，漂洋过海赴美洲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出生在广东开平县堤洲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他4岁时，父亲就去世，守寡的母亲艰难地把他抚养成人。他只读了4年私塾，就到广东新会一家小手工作坊去当学徒了。因经常受人欺侮，便暗自学武习艺，企图报复，并从小养成了爱打抱不平的侠义性格。
1880年，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的冀望，随同乡亲到香港，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船票是52块龙洋，是母亲东凑西借来的。经过1个多月的漂泊，他踏上了旧金山码头，但刚一上岸就被美国流氓抛了一身马粪。
到了旧金山，先要解决生计问题。不久，他在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做帮厨。12岁的小童工每天工作不下16小时，而每月的工资仅有12美元。
1883年，司徒美堂阅读了《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纪略》等书，基于义愤，他加入了“洪门致公堂”。“洪门”是明末的一个抗清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革命分子逃亡海外，美国华侨的洪门组织开始发展起来，称为“洪门致公堂”。他加入洪门后，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无赖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吃了饭不仅不给钱，还摔碟打碗，甚至动手打人。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又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加之从小习武，十数人莫能近身。20岁时，血气方刚的他曾因把一流氓打伤致死，结果被捉去坐牢，差点判了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相救，在被囚禁了10个月后获释出狱。
司徒美堂出狱后，就失了业。为了谋生，他给洋人管家、看孩子、当男保姆。1894年春，他来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夫，随军舰四处漂泊，到过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广开了眼界，也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1889年春，该军舰要到菲律宾去和西班牙军队作战，舰长扬言：“凯旋归来，所有人都会加薪晋级。”司徒美堂对此不感兴趣，便和一些中国海员退了职，回到波士顿当小贩，走街串巷贩肉卖菜。
建帮会，“安良堂”里当“大佬”
早在1894年冬，司徒美堂就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若要为华侨做点事还得在致公堂的系统内另立“山头”。于是，他便与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人一起商量，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少年气盛、敢作敢为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拥司徒美堂为“大佬”。从此，他担任安良堂总理达44年之久，直到1938年，他70岁时才退休。在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的努力，安良堂由小到大，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安良大厦遍布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2万多人，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到美洲进行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美堂发动当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他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司徒美堂自告奋勇，充当保镖兼厨师。这期间，他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
1905年，司徒美堂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并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又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等31个城市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急需革命经费15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又是司徒美堂向致公堂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3地的4座致公堂大厦典押出去，这才及时筹足了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是由司徒美堂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的。
抗日寇，慷慨侠义助八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又组织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几次收到他从美洲直接汇来的捐款。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聘为华侨参政员，自美国返回祖国，途经香港时，正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他的声望，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他拒绝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脱。
1942年，司徒美堂出席八路军办事处的欢迎会，先是发表了一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继而又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祸侨、害侨的罪行。
1945年初，司徒美堂和其他致公堂领导人看到抗战即将胜利，有必要组建一个“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归国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同年3月12日，在纽约召开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致公堂改称“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推举为全美总部主席，但这个致公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还只是一个社团性的群众组织。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久离祖国的老华侨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八年抗战也为祖国出了钱、出了力，这次回来，一定会得到祖国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接待，于是他们回国前夕，分别致电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未予答复。洪门代表回国后，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忙于准备内战，四大豪门则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失所望。
6月21日，司徒美堂去见蒋介石，蒋对他只是寒暄应付一下，冷漠得很。23日，司徒美堂又到南京梅园新村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不但热情接待，后又两次亲赴司徒寓所晤谈，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去参观，一冷一热，迥然不同，给司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徒美堂在上海期间，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以沉痛的语气说：“数月居沪，亲睹国内实际情况，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均为官僚资本所垄断。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在此之前，记者们见他手执大手杖，不解地问道：“先生为何要带这么大的一根手杖回国？”司徒美堂严肃地说：“专门打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听者无不咋舌，肃然起敬。 返祖国，上书向毛主席致敬
1946年11月，国民党“伪国大”开锣前夕，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华北重镇张家口，蒋介石踌躇满志，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只在“伪国大”中给了五洲洪门代表一个席位和特别费3000美元。司徒美堂表示不接受。蒋介石又指使人对他进行威胁，来人说“蒋为人翻脸无情，你难道不知道？他一不高兴，你老人家可就要吃亏了。”司徒美堂勃然大怒，针锋相对地答道：“我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
司徒美堂拒当“伪国大”代表后，洪门代表全部离沪返美，司徒美堂自己也于1947年7月乘船去了香港。至此，他对蒋介石的幻想已完全破灭。
1948年5月，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香港的民革、民盟、民进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通电拥护。这个号召对司徒美堂也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8月12日，他在香港建国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回美国前的“临别赠言”，指出回国后的耳闻目见，使自己实在不能缄默无言。过去华侨出钱、出血、出头颅，完全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昌盛。今后，谁能解救租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
1948年10月，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先生设宴为司徒美堂饯行，席上交谈甚欢。司徒美堂，即席写了《上书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有“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之语。随后，香港的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等人也先后设宴欢送司徒老人。他又起草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表示他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并嘱咐陈其尤在他到达美国之日即在报上发表此声明。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举为美洲华侨代表。在他即将返国之时，逃到美国的孔祥熙还假惺惺地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但他仍不为所动，转天便乘机离开了美国。
1949年9月初，81岁高龄的司徒美堂终于回到了北京。9月21目，他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10月1日，首都50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司徒美堂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0月中旬，素有“功成身退”思想的司徒美堂忽然对身边的秘书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叫我做官，我没做。现在大会已经开完，我也要回香港、美国去了。”他还请廖承志向周恩来总理转达此意。周总理马上叫人竭力挽留，说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国家的战争创伤很重，要大家同心协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司徒老被说服了，留了下来。此后，他一直住在北京北池子83号，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一、二届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不顾年迈足跛，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还亲自到广东侨乡视察土地改革运动，他还经常向国外华侨发表讲话，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抗美援朝，宣传党的政策。
1955年5月8日，89岁的司徒老人突然因脑溢血在北京辞世。刚从印度尼西亚回京的周总理，闻讯即赶到他家中作最后的告别。5月9日，司徒美堂的灵柩被移至中山公园中山堂，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周总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随后，先生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入殓时，先生穿戴的是中山装和干部帽、布鞋，殉葬品有黄兴夫人赠给他的特制大手杖，私人印章和玉器。何香凝女士为之亲撰了800多字的墓志，勒石于墓旁，保存至今。
张宁据《文史春秋》麦群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