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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日报》2月15日刊发了一条消息，称刚刚履新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新军，前一天到该市几个区调研政法综治和信访稳定工作。
王新军在履新前的职务，是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该县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4年的两次造访引起全国关注，作为该县的“一把手”，王新军也备受关注。他在该县2014年5月9日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被批”的新闻，流传甚广。
去年6月30日，中组部对在全国遴选的102位优秀县委书记进行表彰，王新军名列其中，并作为5位代表之一上台发言。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自去年6月30日受过表彰后，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这102位县委书记中，已有58位获得提拔，占比超过56%，且新晋岗位大多权力较实，留下了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曾有过县委书记经历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县委书记这一职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对其重要性有过多次阐述，还提出了“四有”的具体要求。分析认为，习近平如此关心这一群体的背后，既有对“郡县治，天下安”的期待，也有对郡县治理中存在问题的担忧。
王新军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看起来精气神十足。他喜欢穿白蓝相间的衬衫，顶着大部分变白的头发，给人的印象是清爽而诚恳。
在2016年1月9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还没有传出他调任开封市政法委书记的消息。他对兰考的发展踌躇满志，并且思路清晰。
来兰考之前，王新军已在开封工作了8年，其中有7年零9个月担任该市禹王台区区委书记（2005年之前叫南关区），并在此期间成为副厅级干部。这一段县区“一把手”的经历，为他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打下了基础。
在担任禹王台区委书记之前，王新军是安阳市文峰区区长，再往前是林州市委副书记。这符合中国县级官员升迁的“大众”路径：“一把手”多由“二把手”升迁而来，而“二把手”从“三把手”提拔的比例也很高。县委副书记主管的党建和县长主管的经济，是管全面的县委书记的两项核心工作。
在被表彰的102位县委书记中，沿袭此升迁路径的比例很高。也有人从县委副书记直升县委书记，还有人从市局委办空降，还有其他的升迁路径。相比较而言，县委书记更多地来自于县长的升迁，而县长的来源则相对广泛。这体现出相对于县长，组织部门对县委书记的任命更为谨慎。
受表彰的102位县委书记，大多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突出：合肥包河区原区委书记胡启生，将一个该市财力最小的城区，发展成“安徽第一城区”“全国双百强城区”;湖南中方县原县委书记张霞，带领该县发展工业上的“一区两园”，工业年均增长15%左右，连续多年被评为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广东新丰县原县委书记陈俊林，大力发展生态林及林下经济，该县2014年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市第一。
中国社科院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实践》显示，从2008年起，中国县域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2010年全国县域GDP总和占比为49.8%，并且仍呈增长态势。
兰考的情况有些特殊。“其他的地方可以‘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兰考这儿，不管咋试验，万变不离其宗，要照着焦裕禄的样子去做。”王新军说。
焦裕禄的样子是什么？就是要经常往基层跑，“如果基层干部经常见不到你，这就不像焦裕禄。”“老百姓总拿焦裕禄这个标杆对照现在的领导，不管是张书记、李书记还是王书记，关键是看你像不像焦书记。”
胡启生的难题，则是包河区在由郊区向城区转化的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违法用地普遍，很多人习惯“先上车后买票”。他第一次代表包河区在合肥市的发言，竟然是做违法用地的检讨。
而陈俊林面临的难题，则是新丰县违规盗采稀土猖獗，以至于被国土资源部挂牌督办。大量违规盗采，让这个全国稀土矿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县，却长期名列广东省扶贫开发重点县。
在2014年5月9日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王新军提出了著名的“兰考之问”：“为什么守着焦裕禄这笔财富，50年了（兰考）经济仍比较落后，10万人没脱贫？为什么兰考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那么多，社会矛盾大事小事不断？”
他自己思考的结果，是“精神变物质没有做好”。而要做好这件事，还是要回到发展工业上。习近平在兰考考察时，也鼓励兰考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但在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上王新军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兰考需要的是两类产业，一类是高端产业，解决的是富财政的问题;另一类是农产品加工业，解决的是富民的问题。
时任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的胡启生（前左二）作为“河长”对合肥市十五里河污染治理情况调研。
这两个“富”，也是很多县委书记努力的方向。上文提到的几位县（区）委书记，都在主政期间大幅提高了本地的GDP和财政收入，而他们所选择的产业，大都能兼顾民众的收入。
中方县原县委书记张霞，被人称为“葡萄书记”，因为她通过举办葡萄节，让本地葡萄的美誉度大幅提升，价格也因此提高了很多，这不仅惠及当地财政，也惠及当地民众。而陈俊林所发展的林下经济，惠及了5万多从业人员，2014年的产值超过3亿元。
兰考有两个支柱产业与农民有关，一是木业加工，二是农产品加工。该县引进了一家年屠宰5000万只鸭子的企业，在农村建设了1000个鸭棚，交给1000户农户经营，统一供苗，统一供应饲料，统一防疫，统一收购，每个鸭棚每年的利润至少5万元。王新军说，自己就是想找这样的企业，“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工业，把强县和富民结合了起来。”
除了发展富民产业，受表彰县委书记另一个特点是喜欢下基层。
习近平2014年3月在兰考调研时，曾问王新军：“兰考县所有的村子，你走了多少个？”王回答说走了一半多。习近平说：“这样还不行，你要走遍兰考所有的村。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囿于各种利益关系，直接的下级有时候不能传递准确的信息，而隔级的考察则更容易了解实际情况。
从此时到2015年上半年，王新军把兰考县451个行政村走了一遍。这一过程，有时候有点像跟乡镇干部的“斗心眼”：乡镇干部希望去一些发展较好的村，而要了解真问题就要去一些贫困的村;乡镇干部通常希望将一切都事先安排妥当，而要了解实际情况，就要去拜访那些没有事先安排的农户。
这样的调研会产生两个效果，一是能了解实际情况，决策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力;二是让乡镇干部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糊弄他。
王新军下乡的体会是，下基层必须要走到群众中间。“你放下架子和他们聊聊、听听，听他们发一发牢骚，他们心里会很踏实。如果干部能说到百姓心坎里，解决他们最需要解决的点，他们就会感觉这干部好。”
陈俊林则喜欢骑自行车到基层调研。调研时，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把和民众拉家常时听到的诉求和建议记录下来，然后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他说：“骑车和坐车看到的风景不一样。”
张霞则发明了“夜访农家”，在她担任县委书记不到3个月时推出，如今已成为一项制度，规定了夜访的时间、形式，并建立了夜访的例会制度、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还搭建了夜访平台，以解决在夜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胡启生与基层的亲密接触，以蓝藻泛滥的夏天最为典型。在这个季节，巢湖边打捞蓝藻的渔民，会经常看到皮肤黝黑的他头戴草帽，卷着裤腿，行走在巢湖岸边，巡查蓝藻打捞与治理。
习近平总共到过兰考3次，他后两次来时，王新军都是该县县委书记。他感觉到，习近平有从抓县域治理解决中共长期执政的考虑，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层面，二是政治层面。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需要有经济的发展。那是不是经济发展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就必然改善了？不见得，甚至有可能发展了关系还越来越疏远了。这样党的执政地位就不稳。所以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转变作风。”而转变作风的目的，是要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解决了老百姓认可的问题，就解决了永远执政的问题。”
有分析认为，在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而党群关系仍然有待改善的背景下，“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正在发生变化，要求主政者不仅要抓住老鼠，还要能密切联系群众。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县域政权的作用。王新军说，县这一级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微缩景观，“除了没有外交，其他啥都有，国防还有武装部和国防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做事的平台，相对独立。从历史上看，不管怎么改朝换代，县一级都相对稳定。”
“更主要的是，农民都在县里。没有农村富，就没有中国富，没有农村稳就没有中国稳。所以发展要靠县里，稳定也要靠县里。”王新军说，如果中央一声令下，全国2800多个县都齐刷刷地跟着走了，则天崩地裂都不怕，“县域正常运转着，中间层次都乱不了啥。”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说，我国有二千八百多个县市区旗，如果每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都能坚持党的宗旨，都能密切联系群众，都能带领群众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落实好，则不论什么风浪来了，我们都可以稳坐钓鱼船。
对102位县委书记的表彰，正是发生在上述背景下。分析认为，表彰之意，是为县委书记树立标杆，从而改善县治。
这些接受了表彰的县委书记，此后很多都进入了职场升迁的“快车道”。2015年7月2日，胡启生调任巢湖市委书记，官至副厅级。这是被表彰县委书记中的第一位被提拔者，此后，对这一群体提拔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截至发稿前，这102位县委书记中，已有58人获得提拔，提拔的比例超过56%。
还有人经过了两次提拔。比如胡启生，先是在2015年7月份被提拔为巢湖市委书记，两个月后又被提拔为合肥市委常委。之前，他在包河区区长和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已经做了8年。还有湖南桂阳县原县委书记廖桂生，先是在2015年10月被提拔为湘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16年1月又兼任该市的统战部长。
提拔后的岗位，绝大多数都是实职，其中被提拔为上一级市委常委的有22人，被提拔为上一级副市长的有14人，其他的职位还包括市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以及省厅副厅长，或者到级别更高的县级市担任一把手。只有1人被提拔为市人大副主任，2人被提拔为市政协副主席。
几位正厅级县委书记的升迁也引人关注，包括被提拔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原西城区委书记王宁，被任命为昆明市委书记的原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和被提拔为天津市副市长的原宁河县委书记李树起。这3位官员都是“60后”，新的任命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或有望进入省部级干部行列。
其中的“70后”县委书记的动向也引人关注。在102人中，共有14位“70后”，如今已有6位被提拔，占比43%，他们中有4位被提拔为上一级市委常委，另两位则成为市政府副市长。年龄的优势，加上优秀县委书记的履历，让他们今后的仕途颇受期待。
从提拔的时间看，去年的9、10月份和今年的1月份，是提拔的3个高潮，提拔的人数分别为9、16和12人，三者加起来，占被提拔人数的60%多。而今年2月份被调整职位的，只有王新军1人。
从地域上看，福建、安徽、北京、广东、云南、陕西、内蒙古、吉林等8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受表彰的县委书记都得到了提拔。提拔比例较高的省份还包括河南、山东、湖南几省。而甘肃、青海和宁夏3地，则还未见被表彰县委书记受到提拔的公开报道。
这些县委书记的未来走向尚未可知。但20年前被表彰县委书记的路径，或可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镜鉴。1995年6月，中组部表彰了100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1月，其中的2人晋升到正省级，14人晋升到副省级，此外还有至少42人晋升到正厅级。其中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杜家毫、毛万春、李玉妹、于迅等。
而与此同时，还有7人锒铛入狱，其中也有人耳熟能详，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李达球、黑龙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原厅长林秀山以及泰州原市委书记朱爱群等。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说，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要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王新军在履新前的职务，是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该县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4年的两次造访引起全国关注，作为该县的“一把手”，王新军也备受关注。他在该县2014年5月9日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被批”的新闻，流传甚广。
去年6月30日，中组部对在全国遴选的102位优秀县委书记进行表彰，王新军名列其中，并作为5位代表之一上台发言。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自去年6月30日受过表彰后，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这102位县委书记中，已有58位获得提拔，占比超过56%，且新晋岗位大多权力较实，留下了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曾有过县委书记经历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县委书记这一职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对其重要性有过多次阐述，还提出了“四有”的具体要求。分析认为，习近平如此关心这一群体的背后，既有对“郡县治，天下安”的期待，也有对郡县治理中存在问题的担忧。
县委书记的难题
王新军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看起来精气神十足。他喜欢穿白蓝相间的衬衫，顶着大部分变白的头发，给人的印象是清爽而诚恳。
在2016年1月9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还没有传出他调任开封市政法委书记的消息。他对兰考的发展踌躇满志，并且思路清晰。
来兰考之前，王新军已在开封工作了8年，其中有7年零9个月担任该市禹王台区区委书记（2005年之前叫南关区），并在此期间成为副厅级干部。这一段县区“一把手”的经历，为他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打下了基础。
在担任禹王台区委书记之前，王新军是安阳市文峰区区长，再往前是林州市委副书记。这符合中国县级官员升迁的“大众”路径：“一把手”多由“二把手”升迁而来，而“二把手”从“三把手”提拔的比例也很高。县委副书记主管的党建和县长主管的经济，是管全面的县委书记的两项核心工作。
在被表彰的102位县委书记中，沿袭此升迁路径的比例很高。也有人从县委副书记直升县委书记，还有人从市局委办空降，还有其他的升迁路径。相比较而言，县委书记更多地来自于县长的升迁，而县长的来源则相对广泛。这体现出相对于县长，组织部门对县委书记的任命更为谨慎。
受表彰的102位县委书记，大多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突出：合肥包河区原区委书记胡启生，将一个该市财力最小的城区，发展成“安徽第一城区”“全国双百强城区”;湖南中方县原县委书记张霞，带领该县发展工业上的“一区两园”，工业年均增长15%左右，连续多年被评为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广东新丰县原县委书记陈俊林，大力发展生态林及林下经济，该县2014年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市第一。
中国社科院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实践》显示，从2008年起，中国县域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2010年全国县域GDP总和占比为49.8%，并且仍呈增长态势。
兰考的情况有些特殊。“其他的地方可以‘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兰考这儿，不管咋试验，万变不离其宗，要照着焦裕禄的样子去做。”王新军说。
焦裕禄的样子是什么？就是要经常往基层跑，“如果基层干部经常见不到你，这就不像焦裕禄。”“老百姓总拿焦裕禄这个标杆对照现在的领导，不管是张书记、李书记还是王书记，关键是看你像不像焦书记。”
胡启生的难题，则是包河区在由郊区向城区转化的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违法用地普遍，很多人习惯“先上车后买票”。他第一次代表包河区在合肥市的发言，竟然是做违法用地的检讨。
而陈俊林面临的难题，则是新丰县违规盗采稀土猖獗，以至于被国土资源部挂牌督办。大量违规盗采，让这个全国稀土矿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县，却长期名列广东省扶贫开发重点县。
在2014年5月9日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王新军提出了著名的“兰考之问”：“为什么守着焦裕禄这笔财富，50年了（兰考）经济仍比较落后，10万人没脱贫？为什么兰考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那么多，社会矛盾大事小事不断？”
他自己思考的结果，是“精神变物质没有做好”。而要做好这件事，还是要回到发展工业上。习近平在兰考考察时，也鼓励兰考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但在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上王新军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兰考需要的是两类产业，一类是高端产业，解决的是富财政的问题;另一类是农产品加工业，解决的是富民的问题。
这两个“富”，也是很多县委书记努力的方向。上文提到的几位县（区）委书记，都在主政期间大幅提高了本地的GDP和财政收入，而他们所选择的产业，大都能兼顾民众的收入。
中方县原县委书记张霞，被人称为“葡萄书记”，因为她通过举办葡萄节，让本地葡萄的美誉度大幅提升，价格也因此提高了很多，这不仅惠及当地财政，也惠及当地民众。而陈俊林所发展的林下经济，惠及了5万多从业人员，2014年的产值超过3亿元。
兰考有两个支柱产业与农民有关，一是木业加工，二是农产品加工。该县引进了一家年屠宰5000万只鸭子的企业，在农村建设了1000个鸭棚，交给1000户农户经营，统一供苗，统一供应饲料，统一防疫，统一收购，每个鸭棚每年的利润至少5万元。王新军说，自己就是想找这样的企业，“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工业，把强县和富民结合了起来。”
“解决了老百姓认可的问题，就解决了永远执政的问题”
除了发展富民产业，受表彰县委书记另一个特点是喜欢下基层。
习近平2014年3月在兰考调研时，曾问王新军：“兰考县所有的村子，你走了多少个？”王回答说走了一半多。习近平说：“这样还不行，你要走遍兰考所有的村。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囿于各种利益关系，直接的下级有时候不能传递准确的信息，而隔级的考察则更容易了解实际情况。
从此时到2015年上半年，王新军把兰考县451个行政村走了一遍。这一过程，有时候有点像跟乡镇干部的“斗心眼”：乡镇干部希望去一些发展较好的村，而要了解真问题就要去一些贫困的村;乡镇干部通常希望将一切都事先安排妥当，而要了解实际情况，就要去拜访那些没有事先安排的农户。
这样的调研会产生两个效果，一是能了解实际情况，决策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力;二是让乡镇干部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糊弄他。
王新军下乡的体会是，下基层必须要走到群众中间。“你放下架子和他们聊聊、听听，听他们发一发牢骚，他们心里会很踏实。如果干部能说到百姓心坎里，解决他们最需要解决的点，他们就会感觉这干部好。”
陈俊林则喜欢骑自行车到基层调研。调研时，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把和民众拉家常时听到的诉求和建议记录下来，然后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他说：“骑车和坐车看到的风景不一样。”
张霞则发明了“夜访农家”，在她担任县委书记不到3个月时推出，如今已成为一项制度，规定了夜访的时间、形式，并建立了夜访的例会制度、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还搭建了夜访平台，以解决在夜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胡启生与基层的亲密接触，以蓝藻泛滥的夏天最为典型。在这个季节，巢湖边打捞蓝藻的渔民，会经常看到皮肤黝黑的他头戴草帽，卷着裤腿，行走在巢湖岸边，巡查蓝藻打捞与治理。
习近平总共到过兰考3次，他后两次来时，王新军都是该县县委书记。他感觉到，习近平有从抓县域治理解决中共长期执政的考虑，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层面，二是政治层面。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需要有经济的发展。那是不是经济发展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就必然改善了？不见得，甚至有可能发展了关系还越来越疏远了。这样党的执政地位就不稳。所以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转变作风。”而转变作风的目的，是要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解决了老百姓认可的问题，就解决了永远执政的问题。”
有分析认为，在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而党群关系仍然有待改善的背景下，“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正在发生变化，要求主政者不仅要抓住老鼠，还要能密切联系群众。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县域政权的作用。王新军说，县这一级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微缩景观，“除了没有外交，其他啥都有，国防还有武装部和国防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做事的平台，相对独立。从历史上看，不管怎么改朝换代，县一级都相对稳定。”
“更主要的是，农民都在县里。没有农村富，就没有中国富，没有农村稳就没有中国稳。所以发展要靠县里，稳定也要靠县里。”王新军说，如果中央一声令下，全国2800多个县都齐刷刷地跟着走了，则天崩地裂都不怕，“县域正常运转着，中间层次都乱不了啥。”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说，我国有二千八百多个县市区旗，如果每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都能坚持党的宗旨，都能密切联系群众，都能带领群众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落实好，则不论什么风浪来了，我们都可以稳坐钓鱼船。
近六成获得提拔
对102位县委书记的表彰，正是发生在上述背景下。分析认为，表彰之意，是为县委书记树立标杆，从而改善县治。
这些接受了表彰的县委书记，此后很多都进入了职场升迁的“快车道”。2015年7月2日，胡启生调任巢湖市委书记，官至副厅级。这是被表彰县委书记中的第一位被提拔者，此后，对这一群体提拔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截至发稿前，这102位县委书记中，已有58人获得提拔，提拔的比例超过56%。
还有人经过了两次提拔。比如胡启生，先是在2015年7月份被提拔为巢湖市委书记，两个月后又被提拔为合肥市委常委。之前，他在包河区区长和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已经做了8年。还有湖南桂阳县原县委书记廖桂生，先是在2015年10月被提拔为湘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16年1月又兼任该市的统战部长。
提拔后的岗位，绝大多数都是实职，其中被提拔为上一级市委常委的有22人，被提拔为上一级副市长的有14人，其他的职位还包括市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以及省厅副厅长，或者到级别更高的县级市担任一把手。只有1人被提拔为市人大副主任，2人被提拔为市政协副主席。
几位正厅级县委书记的升迁也引人关注，包括被提拔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原西城区委书记王宁，被任命为昆明市委书记的原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和被提拔为天津市副市长的原宁河县委书记李树起。这3位官员都是“60后”，新的任命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或有望进入省部级干部行列。
其中的“70后”县委书记的动向也引人关注。在102人中，共有14位“70后”，如今已有6位被提拔，占比43%，他们中有4位被提拔为上一级市委常委，另两位则成为市政府副市长。年龄的优势，加上优秀县委书记的履历，让他们今后的仕途颇受期待。
从提拔的时间看，去年的9、10月份和今年的1月份，是提拔的3个高潮，提拔的人数分别为9、16和12人，三者加起来，占被提拔人数的60%多。而今年2月份被调整职位的，只有王新军1人。
从地域上看，福建、安徽、北京、广东、云南、陕西、内蒙古、吉林等8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受表彰的县委书记都得到了提拔。提拔比例较高的省份还包括河南、山东、湖南几省。而甘肃、青海和宁夏3地，则还未见被表彰县委书记受到提拔的公开报道。
这些县委书记的未来走向尚未可知。但20年前被表彰县委书记的路径，或可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镜鉴。1995年6月，中组部表彰了100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1月，其中的2人晋升到正省级，14人晋升到副省级，此外还有至少42人晋升到正厅级。其中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杜家毫、毛万春、李玉妹、于迅等。
而与此同时，还有7人锒铛入狱，其中也有人耳熟能详，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李达球、黑龙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原厅长林秀山以及泰州原市委书记朱爱群等。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说，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要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